王巍:世界历史就是一部金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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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CBD一间高档写字楼办公室里的这个中年男子,是一家投资公司的老板。他衣着讲究,但又朴素平常,毫不引人注意。
  然而,走出这间高级写字楼,王巍却越来越不低调——奔走于各地演讲和讲学,他的中国金融博物馆每年有上万人造访,他参与开办的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读书会吸引着北京最多的听众。
  他是改革开放后中国资本市场的第一批践行者。他是中国证券交易市场最早的策划人和推动者之一,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会长,被业界称为“中国并购之父”。他有自己的投资公司,并且几乎在所有重要的中国金融机构工作过,和当年“五道口”出身的要人们都很熟。
  中国在疾行,经济在跃进,金融从业者那颗躁动的心也在不断膨胀。
  就在同行们开足马力追逐虚拟世界中的财富时,王巍,这个金融界的资深操盘手,却突然掉转方向,把目光从股票曲线图上移开,投入到金融史的研究和传播工作中。2009年6月9日,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金融博物馆。
  很多同行对他的行为感到吃惊。因为在一个发育不充分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王巍掌握的社会资源是令人羡慕的,于是有人不以为然地说,这不过是这个精力充沛、热爱挑战的“金融浪子”的又一个“fun”而已。
  举火把的人
  2008年夏天,在全球次贷危机的阴影下,金融界的许多人开始从金融史中去寻找祸端。媒体报道,造访纽约华尔街上的美国金融博物馆的访客,是以往年份的数倍。
  是年11月,王巍和天津市副市长崔津渡一起去美国纽约会见索罗斯,讨论次贷危机的问题。不巧,索罗斯因急事不得不“放了王巍的鸽子”。作为弥补,索罗斯推荐王巍和崔津渡在原定午饭的时间去参观美国金融博物馆。孰料,就是这次不在日程之内的参观活动,成就了王巍此后人生的重要转向。
  美国金融的历史很短,没有什么像样的古董。但是,美国金融博物馆通过讲述一个个生动的故事,让观众迅速了解了金融历史和次贷危机的来龙去脉。
  中国人习惯的博物馆多是集中介绍古董和收藏品。从纽约去华盛顿的路上,王巍和崔津渡一直在热烈地讨论着,他们认为中国也应当有这样一个以教育功能而非收藏功能为中心的新式博物馆。于是两人当场敲定,回去也办一家金融博物馆,崔津渡负责找地儿,王巍负责找人。
  回国后,崔津渡很快落实了馆址——天津市解放北路29号,1932年建成的“法国俱乐部”旧址。
  解放北路是一条拥有100多年历史的金融街。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成为中国重要的商业中心。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天津之后,天津的商业和金融中心转移到英、法租界。英租界的维多利亚道、法租界的中街(今解放北路),吸引了英商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华俄道胜银行等外资银行。1915年以后,这条街上又出现了盐业银行、金城银行等华资银行,形成了华北地区的金融中心,被人们称为“中国的华尔街”。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农业银行等国有银行纷纷在这里落脚。
  崔津渡的地方找到了,可王巍的人却没有那么好找。后来王巍分析,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中国文化里“士农工商”排序中“商”一直被认为是地位最低,最不被重视的一个部分。中国历史更强调帝王将相的政治史,商业史很少被整理,金融史料更是缺乏,民国时期几乎没有这方面的研究积累;二是1949年以后一度意识形态统领学术研究, 加上中国金融业始终置于财政管理之下,时而取消时而恢复,没有连续历史周期,更没有真正的金融史专家产生;第三就是近30年来,人们更重视市场开拓和财富积累,金融史专业没有市场前景,多数被取消。金融专业的教授学子个个精通金融方法,但金融历史却无人问津。
  “所以,当下的金融史观是一个空白区域,阴谋论和文学戏说就大行其道了。”王巍说。
  王巍只能亲自上阵,急用先学,他一边钻研金融史著作,一边四处走访博物馆。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件事让他“特受刺激”。
  王巍一行人到一家著名博物馆“取经”。对方负责人端详了他递过去的名片后,“非常热情”,王巍说,“他们以为我是来捐款的。”当得知王巍也想办个博物馆、是来“取经”的时候,这位负责人脸色马上变了,当即甩出一句话:“不要以为你们商人有几个钱就可以搞博物馆,这叫文化。”王巍一直忘不了那人轻蔑的眼神,至今还耿耿于怀,“啥叫文化?难道非得身上揣本新华字典才叫有文化吗?”
  这以后王巍更加努力地钻研金融史和博物馆知识。但除了他自己,几乎没有人相信他能在短时间内搞出一个博物馆来。“我特别喜欢台湾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的一句话:尽我所能,爱我所做。”王巍说,他铁了心要把金融博物馆办起来。
  钻研进去之后,王巍说他这个历史学的大外行,居然找出了很多历史研究的空白点。他举例说,从1860年《北京条约》开天津为商埠,天津成为商业大本营,到1895年甲午战败、商业中心为上海所取代前,天津实现了30多年的高增长。这30多年中,天津到底发生了什么,实施了怎样的金融政策,居然没人研究过。
  带着这些疑问,王巍来到天津市档案馆。开始的时候,档案馆管理人员还不让查,辗转求人、最后动用了高层关系,才允许进入。但当他戴着白手套、翻开那段尘封的历史时,100多年前天津的金融风云把他完全震撼了。“一切都是值得的。”他说。不过此行让他感到非常诧异的是,天津市档案馆的登记本上显示,1982年以来只有七拨儿人翻阅过这些档案。“历史不能有黑洞,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不过王巍说,金融史研究只是他近年的一个兴趣,研究远不深入,但他希望自己能成为这个领域中举火把的那个人。
  偶然中的必然
  王巍从小就迷恋历史,成人之后兴趣不仅不减,反而更加痴迷,而且多年来他一直有一个雄心——写一部金融史。但有一件事,对他触动很大。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美国留学期间,王巍巧遇几位来自台湾图书馆界的老先生。自以为对中国历史很了解的他和老先生们侃大山,谈得振振有词,用他自己的话说“感觉相当充实”。几位老先生听罢面面相觑,其中一位忍不住说了一句:“兄弟,我觉得你只懂一部土匪史。”王巍顿时觉得像被猛击了一拳,用“振聋发聩”四个字形容自己的感受。   “当时我自以为很精英,其实相当‘脑残’。” 王巍从此安静下来,重新研读历史,重新认识世界。
  王巍确实“很精英”。他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当时中国还没有“金融”这个概念,他选择了东北财经大学会计专业。大学毕业,他被分配到老家辽宁某地的建设银行工作。一年后考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院,来到精英云集的北京“五道口”,也因此结识了后来金融界的很多要人。从“五道口”毕业,王巍直接进入中国银行工作, 1987年赴美求学。
  当时,美国主要有两家自发组成的中国经济研讨组织,一家是中国留美商学会,主要是中国留学生参加;另一家是中国资本市场促进会,由华尔街一批年轻律师和银行家构成。这两个组织聚集了一批后来回国创业的金融界精英。王巍是这两家机构的常客,和他经常结伴参加的,还有当时也在美国留学的高西庆和王波明。高西庆、王波明和王巍后来成为中国证券交易市场最早的策划人和推动者,并且是1988年3月《中国证券市场白皮书》的三位执笔人。
  事情其实很偶然。当时王波明和高西庆准备回国,王巍提议他们要打虎上山“带点东西回去”。于是大家商量决定,由王巍执笔,写一篇5个章节的政策建议,讨论中国证券市场的问题。当时他们还特别注意政策建议的表述方式,要用中国人听得懂的方式说话,用中国人习惯的方式写文章。
  可是王巍刚写完第一章总论,另外两人就启程回国了,并通过渠道把总论交给了张劲夫和谷牧。张劲夫曾任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而谷牧曾担任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都是大内行。白皮书中的建议很快受到高层重视。此后王波明、高西庆以及国内一批学者受命成立了“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而王巍起草的那章总论成了“联办”后来发布的“金融白皮书”的雏形。
  高西庆他们在国内成立“联办”的时候,王巍还在国外做过一些“配合”工作。当时他在纽约的中文报纸上化名写了几篇文章,表扬“白皮书”对于中国证券市场的破题作用。“国外报纸一登,国内的大报也跟着报道,其实表扬文章都是我写的”,王巍说。
  1992年,王巍带着美国福特姆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 。与5年前相比,此时的中国发生了巨变: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试营业;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南巡深圳,对中国股市的试验给予首肯。中国证券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回国后,王巍直接去了“联办”,和老朋友们一起做事。他把西方学来的金融方法用在国内,4个月就做了一个7000万美元的基金,并在香港上市。这时,中国开始组建国泰、华夏、南方三大全国性证券公司。那时王巍算是国内少有的富有经验的财经人才,被中国人民银行派往南方,参与南方证券的筹建。
  在南方证券,王巍极力建议组建企业兼并部。当“企业兼并”这4个字出现在名片上时,王巍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儿,他觉得看到兼并就让他想起了“东汉末年豪强兼并”,于是他把“企业兼并部”改为更加中性的“企业并购部”,取兼并和收购之意。但在当时,这个词并不为人所接受,甚至有媒体点名批评王巍此举是“食洋不化”。但是王巍执著地把并购的概念说了20年,“并购”一词才成了今天的一个金融专有名词。
  很快王巍就发现了中国和西方在金融操作中的不同。王巍说,几乎每做一个单子,背后都有非市场化的力量在相互博弈——政府关系、公关,乃至江湖势力。南方证券做出眉目后,王巍过得愈发不愉快,通常是上面给他一大笔钱做业务,但投给谁都定好了,完全跟他没关系。
  1996年,上海股市从500多点冲到1250点,深圳股市从900多点一直冲到4200点,中国股市迎来了第一波“大牛”,此时,已是南方证券执行副总裁的王巍决定离开。1997年他创办了自己的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这时,王巍结识了中欧商学院院长刘吉。刘吉是一个充满国家情结的人,在他的影响下,王巍开始谈论国家大事,并成为最早呼吁关注国家经济安全的学者。“那时中国还没有入关,谈论国家经济安全与现在的概念不同,”据王巍回忆,“我看到全球一次大的并购动辄上千亿,特别是美国在线收购时代华纳,耗资1840亿美元,相当于土耳其、菲律宾等国一年的经济总量,我意识到一次大并购就不仅是经济行为了,而且涉及地缘政治,很可能会波及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王巍将这些想法与刘吉交流,刘吉大为赞赏。2000年,刘吉安排他给国家领导人讲课。王巍做了大量准备,最终虽未成行,但刘吉看了材料后,对他说:你既然看到了问题,不去研究不出去讲,就是对不起国家。
  刘吉的话极大地触动了他。于是,王巍开始创立并购协会,主持编辑商业杂志,成为了中欧商学院和长江商学院的客座教授,参与创立亚布力论坛,还出版了几本金融并购方面的著作。
  镇馆之“宝”
  中国金融博物馆虽是民营,却带着“中国”字头。前者体现了王巍的理想,后者反映了王巍的能量。
  王巍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西方的金融学子,回国后又正好赶上中国资本市场的形成期。国内外金融界大佬们,要么是他的老师、前辈,要么是他的哥们、“发小儿”。王巍把这些人脉资源,一股脑地全部投到博物馆的事业中。
  王巍专门向时任美国金融博物馆馆长Alan Lee Kjelleren拜师学艺,Kjelleren则手把手地给了他具体的指导,双方还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担任博物馆的首席经济学家,还为博物馆的口袋书作序。央行前副行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对一些展品所代表的重大事件和历史背景提出了很多具体的建议。纪录片《华尔街》的总导演李成才毛遂自荐义务担任博物馆的媒体总监 。
  为搜集展品,王巍更是“不择手段”。
  博物馆需要一张津巴布韦通货膨胀时面值最大的货币,王巍找到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主任金琦,居然从津巴布韦中央银行调过来一整套。
  建馆之初,光大银行董事长唐双宁把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一版,以及亚当?斯密炒股票的收据捐给了中国金融博物馆。据王巍描述,亚当?斯密炒股票的收据一直挂在唐双宁的办公室里,王巍看到后从墙上摘了就走,把唐双宁心疼得要命,但唐双宁知道这件宝贝要陈列在博物馆中,欣然应允。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高西庆给王巍捐了15件东西,其中一件是高西庆珍藏多年的组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批示文件。
  有要人相助,并不意味着就能一帆风顺。王巍的人脉关系都集中在金融领域,一到博物馆系统,他就无计可施了。
  在筹备博物馆的过程中,最让他头疼的是博物馆的资质审批。王巍总是被有关部门不断地追问:你们有多少件一级文物、多少件二级文物、多少件三级文物?
  一般博物馆的藏品鉴定按照考古标准,王巍说,“钱币鉴定尚且可能,第一套人民币值多少钱,轮船招商局的第一张股票值多少钱,大体能够估出来,但其他金融文物要用考古标准鉴定就会非常可笑。”
  审批过程中,双方就藏品的文物等级反复较劲。 有一次,对方问:“那你告诉我,你们到底有什么镇馆之宝?”王巍也急了,一拍桌子说道:“我就是镇馆之宝。”满场肃然。
  有人说,王巍的性格就是博物馆的性格,不无道理。作为一家民营博物馆,王巍处处强调自己的价值观——我们不是板着脸、正襟危坐,我们强调好玩;我们不替公众做价值判断,我们只摆事实,不讲道理,‘剥削压迫’这样的词一概不用;别的博物馆都下午5点关门,我们一直开馆到晚上10点,让老百姓下班了有个可以逛的地方。
  博物馆的很多展览是王巍自己设计的,解说词也由他亲自撰写。他设计了一个民间演绎的货币史展厅,将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与当时流通的货币结合起来展示。你可以了解当年孔夫子周游列国时使用的不同货币,桃园三结义时的货币,唐伯虎点秋香的铜钱等等。
  清明上河图有17处使用货币的地方,王巍把它们一一放大出来,并配上现代语言的解说词——“政府拆迁之前的田园风光”、“算命大仙的场子,现在多是EMBA的课堂”、“王员外家特供的‘茅台’”……“800多年的历史一下子就穿越了”,王巍说。
  一晃两年过去了。中国金融博物馆累计参观人数达4万多人次。4万多人次是什么概念?王巍说,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中国钱币博物馆,6年来的参观人数不过2万人次。“我们只有10个员工,而且我们在天津,不是北京啊。”
  2011年10月,王巍的第二家博物馆“中国基金博物馆”在苏州开业,用生动的历史故事,讲述最抽象的经济学话题。中国金融博物馆的名声越来越大,中国金融博物馆麾下的金融书院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两周一次的活动每次都爆棚。
  所谓金融书院,就是王巍以中国金融博物馆名义牵头的读书会。场地是老朋友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提供的,主讲人也多是凭任志强和王巍面子请来的高端人士,从经济学界的陈志武、吴晓灵、许小年,到历史学界的袁伟时、朱学勤、雷颐,再到企业家柳传志、俞敏洪、张树新,精英云集。听众面向社会,不限制身份级别,只要对书院感兴趣,均可免费报名参加。有人戏称:台上谈笑有鸿儒,台下往来皆白丁。
  藏品串起来的历史
  “‘文革’中,中国还有股份制信用社在分红,而且一天都没有停止过”,王巍突然探过身子问道:“你能相信吗?!”
  天津的金融博物馆收藏了一批让王巍颇为自豪的宝贝。他所说的“文革”中仍有信用社在分红的证据,是博物馆收藏的一张股票。据他说,这张股票曾让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全国政协常委胡德平在内的很多参观者目瞪口呆。这是江苏省太湖县供销合作社在1963年发行的股票,其背面记载着从1963年到1982年的分红记录。股票分红贯穿整个“文革”时期,说明在割除一切资本主义尾巴的特殊年代,中国基层还保持着纯朴的民间信用。“这简直就是国宝。”王巍感叹道,“江苏人啊,不愧是大宋朝的后代。”
  中国金融博物馆二层摆着一架1860年代的法国老钢琴。这是一位老先生谢绝了多家拍卖公司,跟王巍接触了好几次后捐赠过来的。老先生世代以修钢琴为生,1920年代他家就是天津非常有名的修钢琴的工匠,1950年代还为著名音乐家马思聪修过钢琴。
  钢琴和金融博物馆有什么关系呢?
  1920年代,老先生家的记录本上,登记有4000多架钢琴。钢琴的主人有教授、医生、警察、幼儿园老师……4000架钢琴说明什么呢?王巍解释道,按照当时的人口比例,北洋时期,天津的钢琴人均拥有量超过了今天。而这,仅仅是老先生一家的登记。
  按照传统说法,北洋时期就是八个字: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可天津居然有这么多架钢琴 。“北洋时期的天津,简直就是一片歌舞升平,”王巍说,“这才是历史,真正的历史。”
  在陈志武的建议下,王巍从美国拍卖回来两台19世纪的胜家牌缝纫机,一台放在他北京的办公室里,一台摆在天津的金融博物馆中。
  王巍解释说,缝纫机是最早的消费信贷产品。19世纪中期,缝纫机价格昂贵,一般家庭主妇望尘莫及。1856年,美国胜家公司的市场部负责人克拉克发明了分期付款的方式,一下子解放了妇女劳动力,需求也被拉动起来。
  消费信贷是人类消费的巨大革命,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态度。1919年,通用汽车公司是第一家为中产阶级家庭提供购买汽车分期付款的公司。到了1960年代,消费信贷扩展到各个行业,美国人用这种方式买冰箱、电视、汽车,甚至房子。
  1980年代,所罗门兄弟公司将抵押贷款票据进行流通,创造了次贷产品。后来次贷产品越来越多,风险管理跟不上,就出现了2008年的次贷危机。
  所以王巍认为,要了解次贷危机就要了解消费信贷。当消费需求远远超出支付能力时,社会就出现危机。美国给没有收入的、没有工作能力的人贷款买房子,等着房子价格上涨,一涨就还款,反之就破产,结果2008年后出现了次贷危机。
  “次贷危机是因为给钱给多了,消费能力与现实的偿债能力相差太大造成的。不是什么华尔街洗劫普通老百姓,更不是什么帝国主义洗劫中国人民。”王巍说,“历史和今天是有联系的,不了解历史,就会误导今天。”
  在王巍看来,历史上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可以从金融的角度加以阐释。
  以“甲午战争”为例,100多年来对于战争胜败的结局有无数的学术讨论。王巍认为这些讨论大而化之,忽视了细节的追溯,反而使得我们无从循序渐进地改善。
  王巍考察了当时两国的综合国力,发现中国远远超过日本。但日本发行了1.16亿日元的政府公债,其中民间公募9000多万,国库存款2500多万。相比之下,大清政府首次发行公债是在1894年,而且数额有限。
  不仅如此,日本人还向德国发行债券,购买新船新炮。德国人一看,日本人要是输了他们就捞不回本,于是大力支持日本。“美国内战也是棉花和钢铁的战争。这些战争背后都有金融的力量。”王巍说。在王巍看来,“世界历史不过就是一部金融史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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