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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彬在一篇文章中提及近代中国学术思潮的三种取向：“以中国为中心，以西方为方法”（中体西用）、“以西方为中心，以西方为方法”（全盘西化）、“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中国道路）。某种意义上，这个过程也暗合了他个人峰回路转、渐入化境的治学进阶。从30年前的1984年执教于高校新闻院系以来，中西并重、史论结合，这位已逾天命之年的“七七级”大学生，不仅在学术上焚膏继晷、苦心孤诣，而且在探索之路上日益明确地追寻中国气派的学术担承。
“80年代为正（见山是山，见水是水）、90年代为反（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清华十年为合（重又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李彬如此评价自己的学术人生，可谓有反思超越而并不孤立割裂，有持之以恒而并不故步自封。他知道“不亲历，有些东西化不成自己的”，所以在他娓娓道来的文风中流淌的既是忧深思远的学术洞见，更是他几十载博观约取的心路凝萃。他认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想象力、创造力、生命力，归根结底有赖于对中国历史实践与思想理论的系统观照与深切把握，并奠基于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而在他自己的学术人生从西土回归中土、从借鉴走向开创的正反合三部曲之间，又何尝不是完成了一段从“自发”迈向“自觉”，从“彷徨”抵达“自信”的跋涉路途……
教书育人，亦师亦友
今年春季学期某个周一的上午，在李彬的学院办公室，我与几位清华博士生一道同他进行了一番学术访谈，这也是他为博士生开设《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课程的时间。李彬不愿多谈个人的阅历，说自己一介书生，无非读书、教学、写书而已。但从他的《清潭杂俎——新闻与社会的交响》一书可知，他心中神往岳麓书院的“惟楚有材，于斯为盛”，钦佩左宗棠的“身无半亩，心忧天下”。在我们两个小时的交谈中，除了师友、学生、学问，他谈得较多的个人经历就是“知青”。
“回忆起来，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还是在农村的那段经历。我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上山下乡的，就在豫南的淮河边上，加上县乡中学待过的一两年，总共三四年的样子。说起来也不长，但后来梦中最常浮现的就是那段时光，对我的影响现在好像越来越大，如本期专栏文章《立足中国土》（注：李彬于2013年4月起在《新闻爱好者》主持专栏《新闻与文化书谭》）所表达的。人文社会科学说到底离不开对社会人生的认识、了解和把握，即所谓知人论世，没有感同身受的经历，没有家国天下的情怀，学问也就难免苍白贫血，少气无力——气是气象，力是力度。”
李彬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届大学生，1982年大学毕业后，在新疆公安厅政治部工作了两年，1984年调入新组建的郑州大学新闻系任教，如今已经整整30年了。提起30年的教研经历，他觉得郑大一半，清华一半。“在郑州大学期间更多的还是在积累，读书、思索、练笔，当然还有备课、教书。”李彬回忆道，“第一次开课是在1986年春季学期，课程是外国新闻事业史，而听课的学生中就有现任《新闻爱好者》主编的郭玲玲，比她低一届的王君超现在已是我的同事，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我那时候就很热爱教学，喜欢学生，‘好为人师’，将一点读书心得与学生分享，而学生对我也比较认可。按照当年的授课要求，上课前首先得写出讲义，少则十多万字，多则二三十万字，为此给我一个学期的时间备课，这在现在看来不可思议，因为现在的年轻老师刚一工作就同时开几门课，还没有足够的备课时间。外国新闻事业史的课程讲义我是用钢笔一字一字写出来的，而且三易其稿，而这部讲义就是20年后付梓的《全球新闻传播史》。”
“1995年，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师从方汉奇先生攻读中国新闻史的博士学位。这个转向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等于让我从外国转入中国，从理论转入历史，成为我人生与学问的一次重大转机。没有这个转机，也就不会有我今天的学术自觉，所以现在想来觉得非常庆幸。1998年博士毕业后，我调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任系主任。2001年又有幸调入清华大学，5月18日来人事处报道，办完一应手续后，工作人员将校徽与工作证交到我手上，那一刻终生难忘。想起小时候玩无线电，装收音机，自学清华大学自动化控制专业编写的《集成电路》一书，还曾幻想将来就上这所大学，尽管那时根本不知道清华是什么地方。而如今，自己真的成为这里的一员，怎觉得人生如梦，而且美梦成真了。”
30年来，世事沧桑，白云苍狗，而李彬正如他自己在一部书稿的后记里所写的：“不变的是书生本色，坚守的是人间正道。”作为他自谦的一介书生与中才之人，李彬不愿多谈个人的阅历，而更乐意谈师长、谈学生、谈学问。谈到各路学子，他总是压抑不住欣悦之情，“清华的学生确实不一般，很不容易对付，他们给你摆下一盘盘高难度的思想棋局，要想赢过他们，让他们心服口服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为此，清华十余年，我读了上千种书吧，许多也是重温，包括《资本论》《共产党宣言》《鲁迅全集》《资治通鉴》《史记》等经典，同时开了十来门新课，还吭哧吭哧写了几本小书，可以说都是在回应各路学生的问题，也算是教学相长”。李彬聊起了一段令他记忆犹深的教学经历，“当年9班（99级）有位学生。我是他们的班主任，也给他们上中国新闻史，课程上完后，期末按照常规出卷子、考试，这个学生正经的试卷没怎么答，而洋洋洒洒地写下了几千字的一封信，说我们背这些报刊名称、记这些新闻事件有什么用？字里行间不无激愤和尖锐，这对我刺激很大，也激发了我重新探索和思考新闻史的授课思路与体例，从而有了今天的这门国家精品课”。
在新中国百花齐放各领风骚的新闻传播学者中，李彬的著述无疑是别具一格的，其中最受读者喜爱的便是他的文字从无佶屈聱牙的生涩之感，反而每每予人含英咀华的酣畅愉悦，其文深入浅出，其势举重若轻，往往将学问轻松点化于诗意之间。而这种读起来犹如耳畔叮咛抑或促膝谈心的对话感，恰恰得益于他的著述多源于直面学子的传道授业。30年教坛上下答疑释惑，诲人不倦，竟聚沙成塔，蔚为大观。不过对此他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认为相较于人类精神文明的历史长河，自己没有什么能够“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东西，如果说有什么值得一提的话，那就是一直青睐并力图追寻一种有思想的学问和有学问的思想。 “三史”“三论”，更上层楼
谈及30年来的教学科研，李彬用“三史”“三论”概括了自己呕心沥血的治学所得。“三史”是指他的《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全球新闻传播史》《中国新闻社会史》，“三论”是《传播学引论》《传播符号论》《新中国新闻论》（即出）。
李彬说道：“1993年，我出版了处女作《传播学引论》，这得归功于郑州大学新闻系老主任项德生教授，因为他很早就意识到了传播研究的学术意义，鼓励我开设这门课，才有了一点研究及成果。引论的初稿有40万字，也是用笔一字一句写出来的，出版的时候压缩了一半，基本上都是自己理解和消化的东西，而自己不甚理解、也未消化的东西就删去了。十年后出了增补版，再过十年即2013年，又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第三版。《全球新闻传播史》虽然出版于2005年，2007年还荣膺国家精品教材，但基本框架、主要内容与核心思路还是源于20世纪80年代开设的外国新闻事业史课程讲稿，初稿约有二三十万字。每一轮讲下来，我都又重写一遍，出版之前还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修改和增删。从80年代的著述看，我的学术兴趣主要在传播理论，由此兼及西方新闻传播业，这种为人作嫁的理论移植或经验照搬，后来无法满足自己的探索兴趣，于是90年代初，我的思想触角开始从经验学派延伸到了更具历史人文气象的批判学派，《传播符号论》一书就是这种思路的余波。”
“90年代末的博士论文《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是自己学术人生的一个翻转。因为在方汉奇先生门下受业后，思想与学术发生了根本性转向，一方面自西徂东转向中国，开始关注安身立命的这方土地；另一方面聚焦社会历史，思考文化政治。不过，当时还处于一种自为状态，后来才达到某种自觉状态。”李彬说道。“如果说博士阶段还只是初步理解静态层面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那么动态层面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在清华大学才豁然洞明的。《中国新闻社会史》和《新中国新闻论》两本书，就是以上认识的阶段性成果。前者是基于在清华大学开设的中国新闻传播史课程，更是一部授课内容的记录整理稿，先后出了三个版本，反反复复修改了不下十几二十遍。”李彬补充道。
数易其稿，一版再版，一方面可见李彬的著述在读者与学子心中的口碑，另一方面也足见其千锤百炼、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他承认，自己的文稿一般都得经过十来遍打磨才敢出手，有时二三十遍修改也不足为奇。他觉得自己这方面有点像贝多芬，莫扎特谱曲是一挥而就，而贝多芬则是改来改去，世人听贝多芬好似行云流水、一泻汪洋，殊不知他孜孜矻矻像个苦行僧。他继续说道：“尽管‘三史’‘三论’是在不同情况下，由于种种因缘际会而自然形成的序列，但其中又存在一以贯之的共通之处：它们均属新闻传播的史论领域。如果说变化，主要是这些年日益关注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新闻传播。作为中国学者，你的想象力、创造力、生命力，最终还得体现在对中国问题和中国实践的把握与认识上。清华大学有‘行胜于言’以及‘不唯上、不唯书、不唯洋，只唯实’等传统，这些也带给了自己境界的洞开与认识的飞跃。”
作为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起步于80年代的学者，他感受到的是不同于前一代学者和后一代学者的时代机遇。“在没有前一代学者遭遇的政治运动和后一代学者面临的学术压力之下，我们这一代人更需要学术的纯粹和学术的定力。像方汉奇先生、丁淦林先生这一代学者，一方面做学问有大家气象，一方面他们的人格魅力、他们的人生境界更值得我们这代人去认真地学习、继承和发扬。”
吾爱吾师，心念旧恩
提到老师，李彬难掩真情。“我走上新闻学之路，有三位老师对我的影响最大。一位是我在郑州大学读书时的老师彭正普，一位是我在暨南大学进修时的导师梁洪浩，再一位就是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博时的导师方汉奇。尽管新闻学的这条路自己并不是一开始就很明确、很坚定，其中各种各样的磕磕碰碰、曲曲折折在所难免，但是回想起来，正是这三位老师对我的专业成长起到了关键作用。”
“彭正普老师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文化大革命’前被分配到洛阳的一所中学教书，1976年郑州大学开办新闻专业方向，调来了一批师资，彭老师就是其中一位。他是新闻科班出身，对我们这些当时有志于或无志于新闻专业的学生影响很大。比如，他经常利用节假日带我们去郊区拍照片、学摄影，我的一张照片还获得学校首届摄影大赛的一等奖。再如，彭老师特别喜欢和学生交流，我上学时还是毛孩子，懵懵懂懂，在班里算是小字辈，时不时被他邀请去家里做客。那时住房很紧张，彭老师的书房很小，他坐在椅子上，我坐在床边，师生俩几乎膝盖挨着膝盖，他开玩笑说，‘这就叫促膝谈心’，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李彬笑道，“更重要的是，当时新闻学学术研究开始活跃起来，复旦大学新闻系编过一个内部刊物，叫做《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彭老师因为是复旦大学毕业的，有条件搞到这些资料，就很慷慨地借给我们看。如今有很多书刊看不过来，而那时候是没什么东西可看，能参考的资料非常少。也许因为这些缘故，我最早对外国新闻事业产生了兴趣，后来成为外国新闻事业史的主讲老师。”
“1984年，我作为郑州大学新闻系的青年教师被派往广州暨南大学新闻系进修，负责指导我的就是梁洪浩先生。梁先生今年九十高龄，春节前还给我寄来一封信和一张照片，字体依然刚健有力，其中附有一首诗，第一句是：‘少年流亡路，一生两从戎。’”李彬介绍道，“梁老师曾经两次携笔从戎，一次是抗战时期，给中国远征军的美国顾问当翻译；一次是抗美援朝时期，作为新华社记者奔赴前线。这让我想起清华学子、也曾是远征军将士的赖钟声在给友人信里的一番话：‘此生最大的慰藉，便是国难当头，日寇猖獗之时，我能够挺身而出，愿以血肉之躯，报效国家。’‘文化大革命’期间，梁先生参与翻译的名作《光荣与梦想》，在新闻界和读书界提起来都是脍炙人口的。”李彬说：“在暨南大学进修一年，梁老师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专业方面的系统训练和严格要求。他当时专门为我制订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进修计划，有一二十页之多，其中还包括百余种参考书目。他对我说，‘我是按照中国社科院新闻系研究生的标准来要求你的’。我自来读书最集中的有那么几段时间，其中一段就是这一年。”除了专业方面的影响外，李彬还谈到，“老一代知识分子那种强烈的爱国意识、家国情怀，对我的影响可能是更重要、更潜移默化的。这种鲜明的精神烙印不可避免地会对你产生辐射，所以我后来的研究也好，著述也好，关注的问题也好，都自然受到了这方面的影响。” “第三位老师就是方汉奇先生，我在其他地方和文字里多次谈过。方先生和人大的校风、学风，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实事求是’，关注真问题，研究真学问。此外还有一点对我也是潜移默化，那就是朴实自然的文风。你看看方先生的文字，很干净、很朴实，既明白如话，又耐人寻味，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毕业已十多年了，方先生依然关注我的学业，不时给以提点，就像日前发表在《新闻爱好者》上的拙文《边疆，边疆！》，方先生看到后不仅高度称许，而且还提出很好的修改意见，如文中尚可提及茅盾的《白杨礼赞》和蒙古族报人萨空了的名作《从香港到新疆》等。”除了三位授业恩师，让李彬感念的还有郑州大学原新闻系颇具政治眼光的项德生主任和暨南大学对他关照有加的原主任吴文虎。“出身人民大学新闻系的项老师是那种大气、朴实的气象，而出身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吴老师则是那种灵动、机敏的风格。他们颇能代表新闻学的京派与海派。我在专业上的成长，正是受惠于这样一批师长前辈的教诲与提携。”
如果说彭正普带给李彬的是专业视野的开拓与启蒙，梁洪浩带给李彬的是家国情怀与严谨的治学态度，方汉奇带给李彬的是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与清通朴实的学术风格，那么李彬从三位恩师身上所汲取的营养也恰恰印证了他在学术人生之路的不同时期所完成的自我突破与拾阶而上。他曾说过，“每一代有每一代的使命，每一代也有每一代的作为，而每一代人的学问人生都跟他的成长、经历和背景息息相关。”这话中或许既包含了他对恩师们学术性情与治学风范习得养成的敬意和理解，也包含了他对自己学术成长路途中曾经对他扶携点化过的人事时空透彻的接纳与感恩。
学问化境，两个“统一”
当我让他用一句话来概括30年的治学所得时，李彬提到了马克思的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解释世界的化境在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改变世界的精髓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在方先生门下读书时，我逐渐体味出一个道理：学问不在于引经据典、学富五车，也不在于构建浑然一体的自洽理论，而在于历史与逻辑的高度统一。历史是指人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古往今来实际存在或发生的现象，均可归入历史；逻辑则是指林林总总的理论体系、思想认识、观点主张等。换言之，历史是事物或社会的演变过程，而逻辑是对这一过程的思想再现、理性把握和价值判断。单纯讲述历史与单纯阐述理论已属不易，而将两者高度统一起来则更难。”
确如李彬所言，恩格斯有段名言：“历史从哪里开始，思维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进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且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一句话，历史是特殊的经验，逻辑是普遍的抽象，有历史而无逻辑是鸡零狗碎，有逻辑而无历史则是凌空蹈虚。李彬继续说道：“追求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乃是天下学问的共性，有抱负、有建树的学者无不孜孜于逻辑层面的事理与历史层面的事实相互吻合，区别仅仅在于吻合的程度。”
经年累月的沉淀与思考，让李彬后来又有了更进一步的领悟。“2001年调入清华，我的学术生涯渐入佳境。这十年既是收获渐丰的十年，又是眼界洞开的十年。我逐渐认识到，除了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这一静态层面的意义，学问还有另一方面的价值，就是动态层面的功能。如果说静态层面的意义在于解释世界的话，那么动态层面的功能则在于能动地改变世界，也就是说，好的学问还必须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而谈到这里，李彬几度凝思，追忆起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已故的首任院长范敬宜。
“为什么我对老院长心有戚戚，惺惺相惜？就是因为他的那种情怀、那种情结。我们可谓忘年之交，相见恨晚……”李彬语调缓慢，若有所思。“当年农村基层的那段经历使我对社会人生，对中国的国情、民情有一种感同身受。这种感情几十年一直延续，潜意识也好，无意识也好，成为治学研究的一个底色。而范院长写过一首诗，里面有一句我很欣赏：‘念白云深处千万家，情难抑’，他心心念念的也是千家万户的普通百姓、寻常人家。正如清华大礼堂旁边闻一多塑像上镌刻的那句名言——‘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李彬停顿一下继续说道，“从2001年我邀请他为清华第一个新闻本科班做开学讲座，到2002年他正式出任院长，再到2010年溘然长逝，我觉得上天留给他的时间太短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相信有朝一日文化自觉与学术自觉成为新闻传播的普遍共识，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新闻传播成为独树一帜、独领风骚的鲜明事实，我们会对他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有更多真切的领会与认同。”
李彬对范敬宜院长的情感不仅源于院长放眼天下的闳放情怀与冲淡平和的处世心境，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为清华新闻学院留下的精神遗产：如果有来生，还是做记者；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放眼960万平方公里，而不是天安门周边巴掌大的地盘；多吃文化的五谷杂粮，少服精神的维生素……李彬说：“半生荣辱，历尽磨难，可他从不将个人得失挂在嘴边，而总以先祖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自我砥砺。”
“实事求是”，是谓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言行一致”，是谓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时至今日，两个“统一”成为李彬治学处世念兹在兹的向往之境，并将其化作了一种更深远的支撑与期许：“学问不是敲门砖，用它来图个名、谋个利什么的，而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我一直记得清华新闻9班的一位学生在毕业典礼上说过的三句话：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职业荣誉感。我想，这也是身为学者的我们应该心无旁骛去信守的。”
“十个关系”，正本清源
除了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这些普遍意义上的领悟之外，李彬对新闻传播学的学术使命以及当下的研究前沿和学术环境还有着自己清醒的认识。“这个问题可以归结于两个关键词——文化政治与文化自觉。”他强调道。 “什么是文化政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社会学家黄平有个很生动的说法：新中国前三十年解决了挨打问题，后三十年解决了挨饿问题，未来三十年则应致力于解决挨骂问题。而挨骂问题涉及的正是文化政治以及相应的文化领导权问题。简言之，文化政治是关乎人心的东西，是安身立命的根基。举例来说，眼下网络、微博、新媒体什么的貌似火爆异常，但也乱象丛生，上上下下普遍认为这是高科技、新技术问题，其实这只是问题的表象，纷纷扰扰的表象下面乃是文化政治与文化领导权问题。这一点看看美国就清楚了。新媒体、高科技本来最早缘起于美国，而且目前最发达的也是美国，可美国怎么没有这些一惊一乍的事情呢？归根结底就在于美国有强大的文化政治作支撑，有高度认同的核心价值观，所谓众志成城。”李彬讲到，“如果说文化政治是现代国家的现实形态以及正当性根基，那么文化自觉就是谋求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政治共同体的精神状态。这是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的思想概念，他指出，文化自觉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具有的自知之明，对自身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保持清醒的定位与认同，从而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
谈及这一点，李彬对当下学术界的现状不无忧虑。“中国经过了近现代一百多年艰苦卓绝的奋斗，风风雨雨、曲曲折折走到现在，可以对自己有一个比较自觉的、清醒的理解和认识了。包括我们安身立命的价值体系、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自己的发展模式等等，这里面包含了许多的话语体系。要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没有一套自觉的意识，没有相应的文化体系作为支撑，怎么可能呢？近代以来，我们先以中国为问题，以西方为方法，也就是所谓中体西用；后来又以西方为中心，以西方为方法，也就是胡适一路的全盘西化和当下的普世价值；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以及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的觉醒，如今我们应当并且也可以立足自己的历史实践走自己的路，包括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模式与经验等，也就是所谓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
李彬举例说道：“19世纪上半叶，美国立国还不到半个世纪，美国文化之父、思想家爱默生就以一篇里程碑式的《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揭橥了美国文化的‘独立宣言’，表示不再影随欧洲，照搬照抄，由此拉开了文化自觉以及民族文化复兴的序幕。相比之下，当代中国貌似学术的普世情怀其实更多映射着一种自我殖民的文化心态。读书人本来应该最是一批先知先觉者，就像数千年来那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先贤。”有鉴于此，李彬屡屡提到当代中国的“两次思想解放”：一次是真理标准大讨论，从而回归实事求是的传统；一次是新世纪以来日渐涌动的文化自觉以及相应的学术自觉，用费孝通的话说，“自觉的目的在于自主”。毋庸讳言，无论自觉还是自主，新闻传播研究还任重道远，有些状况与趋势甚至南辕北辙。当年王明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话语逻辑是，马列主义如此如此，所以中国革命就该如此如此；而如今时兴的话语逻辑是，西方或美国如此如此，所以中国实践以及新闻传播就该如此如此。今年，赵月枝在接受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社会学刊》访谈中论及的一些问题同李彬不谋而合，更是值得深思，令人警醒：“最可怕的是传播研究中‘去政治化’的政治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的‘集体政治无意识’，即把西方反共意识形态内化为自己的意识形态，把美国冷战时期的传播学当作‘客观’的社会科学，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有关市场和国家的一系列假设及其政治目标——建立资产阶级宪政理想国和与之匹配、但被隐去了其（资产）阶级性质的、事实上也只是个‘历史范畴’的‘公共领域’——当作规范性研究前提。”（《传播与社会学刊》2014年总第28期）
正因如此，李彬开始了“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的尝试，致力于探究中国社会与新闻传播问题，尤其关注新中国的新闻业与新闻学。在他看来，新中国不仅成为不可忽略、无所不在的历史存在，而且由于承袭五千年文明史、一两百年近现代史而实际上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国现实。为此，他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包括为《新闻爱好者》开的专栏“新闻与文化书谭”，2014年又在《山西大学学报》发表了8万言的《试谈新中国新闻业的十个关系》，对60年来的新闻业做了一次正本清源的辨析与解读，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一部书稿《新中国新闻论》。“我现在正在打磨《新中国新闻论》，想从总体格局与宏阔背景上厘清一些结构性命题，破解单一化或教条化的认识框架，特别是非黑即白、非左即右的思想桎梏。由此透视新中国纵横交错的新闻脉络及其层峦叠嶂的社会动因，希望能够更加全面、系统、深刻地揭示新闻业60年来的风雨历程，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新闻业与新闻学提供一点思考与思路。”李彬介绍到，在这部新著中，他以“正编十论：理论与实践的十个关系”和“副编十论：历史与现实的十个话题”为框架，并在“正编”中对“变革与延续”“新闻与社会”“现代与传统”“中国与世界”“政治与业务”“新闻与宣传”“内宣与外宣”“中央与地方”“内地与边疆”“史实与史观”这十对既宏富又微妙的重大问题分别进行阐发，以期厘清新闻传播事业与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之间相互勾连的复杂图景。
“这可以说是我在清华的一个思想结晶，也是30年来教学、研究、著述中不断求索的核心问题。而这些问题既源于现实世界与新闻实践的激发，也来自各路学子与学者的砥砺。当然，历史实践还在深入，历史反思也在延续，我对新中国新闻业‘十个关系’的探究，也只能说是‘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的一次尝试。”对此，李彬显得慎重，字斟句酌。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朱苏力将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高校读书，80年代初进入学界的这批人称为“80学人”。在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三联书店2009）一书写的序言中，他对此做了这样的描述：“在过去的30年间，这批人在人文社科的各个学科领域内，不仅是其中最生动的力量，起到了推动学科发展的主要角色，而且许多人已成为各自学科的中坚——甚至已达15年之久。因此，这批人无论如何都应当对过去30年人文社科的发展承担主要责任。这批学人在下一个10-15年间仍可能继续在中国人文社科学界占据支配地位，由于人文社科学术人才和影响力发生的相对滞后以及中国人迷信的‘姜还是老的辣’，不论这批人还有无学术潜力，或有，又能有多大的实际表现，其影响力都还可能继续上升，并通过他们的学生对中国未来更长期的人文社科学术的研究产生影响。”
不用说，20世纪50年代末出生，70年代末求学，80年代从教的李彬也是“80学人”中的一员。而他在过去30年间为中国新闻传播学所做的努力，也暗合了朱苏力对“这批人”的群体判断，包括其光荣与梦想、局限与缺憾。如果说30年前的李彬还是站在新闻传播领域左顾右盼，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那么今天他已是登高望远，站立中国社会巨流变迁的潮头，俯瞰新闻传播的潮起潮落，希图洞悉其与天下大势有机勾连的知名学者了。
在学问之境中，有时毫厘之差，已然宵壤千里。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杰出新闻学者口述实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0CXW001）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国家行政学院博士后）
编校：董方晓
【李彬简介】
李彬，1959年生，新疆乌鲁木齐市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兼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副会长、天津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河南大学黄河学者等。1978年春考入郑州大学中文系（新闻方向），1984年以来执教于高校新闻院系。1998年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获博士学位。同年调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系主任。2001年执教清华大学，曾任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主要著述有《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全球新闻传播史》《中国新闻社会史》《传播学引论》《传播符号论》《新中国新闻论》（即出）《关键概念：文化与传播研究辞典》（译著）等。
“80年代为正（见山是山，见水是水）、90年代为反（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清华十年为合（重又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李彬如此评价自己的学术人生，可谓有反思超越而并不孤立割裂，有持之以恒而并不故步自封。他知道“不亲历，有些东西化不成自己的”，所以在他娓娓道来的文风中流淌的既是忧深思远的学术洞见，更是他几十载博观约取的心路凝萃。他认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想象力、创造力、生命力，归根结底有赖于对中国历史实践与思想理论的系统观照与深切把握，并奠基于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而在他自己的学术人生从西土回归中土、从借鉴走向开创的正反合三部曲之间，又何尝不是完成了一段从“自发”迈向“自觉”，从“彷徨”抵达“自信”的跋涉路途……
教书育人，亦师亦友
今年春季学期某个周一的上午，在李彬的学院办公室，我与几位清华博士生一道同他进行了一番学术访谈，这也是他为博士生开设《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课程的时间。李彬不愿多谈个人的阅历，说自己一介书生，无非读书、教学、写书而已。但从他的《清潭杂俎——新闻与社会的交响》一书可知，他心中神往岳麓书院的“惟楚有材，于斯为盛”，钦佩左宗棠的“身无半亩，心忧天下”。在我们两个小时的交谈中，除了师友、学生、学问，他谈得较多的个人经历就是“知青”。
“回忆起来，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还是在农村的那段经历。我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上山下乡的，就在豫南的淮河边上，加上县乡中学待过的一两年，总共三四年的样子。说起来也不长，但后来梦中最常浮现的就是那段时光，对我的影响现在好像越来越大，如本期专栏文章《立足中国土》（注：李彬于2013年4月起在《新闻爱好者》主持专栏《新闻与文化书谭》）所表达的。人文社会科学说到底离不开对社会人生的认识、了解和把握，即所谓知人论世，没有感同身受的经历，没有家国天下的情怀，学问也就难免苍白贫血，少气无力——气是气象，力是力度。”
李彬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届大学生，1982年大学毕业后，在新疆公安厅政治部工作了两年，1984年调入新组建的郑州大学新闻系任教，如今已经整整30年了。提起30年的教研经历，他觉得郑大一半，清华一半。“在郑州大学期间更多的还是在积累，读书、思索、练笔，当然还有备课、教书。”李彬回忆道，“第一次开课是在1986年春季学期，课程是外国新闻事业史，而听课的学生中就有现任《新闻爱好者》主编的郭玲玲，比她低一届的王君超现在已是我的同事，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我那时候就很热爱教学，喜欢学生，‘好为人师’，将一点读书心得与学生分享，而学生对我也比较认可。按照当年的授课要求，上课前首先得写出讲义，少则十多万字，多则二三十万字，为此给我一个学期的时间备课，这在现在看来不可思议，因为现在的年轻老师刚一工作就同时开几门课，还没有足够的备课时间。外国新闻事业史的课程讲义我是用钢笔一字一字写出来的，而且三易其稿，而这部讲义就是20年后付梓的《全球新闻传播史》。”
“1995年，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师从方汉奇先生攻读中国新闻史的博士学位。这个转向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等于让我从外国转入中国，从理论转入历史，成为我人生与学问的一次重大转机。没有这个转机，也就不会有我今天的学术自觉，所以现在想来觉得非常庆幸。1998年博士毕业后，我调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任系主任。2001年又有幸调入清华大学，5月18日来人事处报道，办完一应手续后，工作人员将校徽与工作证交到我手上，那一刻终生难忘。想起小时候玩无线电，装收音机，自学清华大学自动化控制专业编写的《集成电路》一书，还曾幻想将来就上这所大学，尽管那时根本不知道清华是什么地方。而如今，自己真的成为这里的一员，怎觉得人生如梦，而且美梦成真了。”
30年来，世事沧桑，白云苍狗，而李彬正如他自己在一部书稿的后记里所写的：“不变的是书生本色，坚守的是人间正道。”作为他自谦的一介书生与中才之人，李彬不愿多谈个人的阅历，而更乐意谈师长、谈学生、谈学问。谈到各路学子，他总是压抑不住欣悦之情，“清华的学生确实不一般，很不容易对付，他们给你摆下一盘盘高难度的思想棋局，要想赢过他们，让他们心服口服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为此，清华十余年，我读了上千种书吧，许多也是重温，包括《资本论》《共产党宣言》《鲁迅全集》《资治通鉴》《史记》等经典，同时开了十来门新课，还吭哧吭哧写了几本小书，可以说都是在回应各路学生的问题，也算是教学相长”。李彬聊起了一段令他记忆犹深的教学经历，“当年9班（99级）有位学生。我是他们的班主任，也给他们上中国新闻史，课程上完后，期末按照常规出卷子、考试，这个学生正经的试卷没怎么答，而洋洋洒洒地写下了几千字的一封信，说我们背这些报刊名称、记这些新闻事件有什么用？字里行间不无激愤和尖锐，这对我刺激很大，也激发了我重新探索和思考新闻史的授课思路与体例，从而有了今天的这门国家精品课”。
在新中国百花齐放各领风骚的新闻传播学者中，李彬的著述无疑是别具一格的，其中最受读者喜爱的便是他的文字从无佶屈聱牙的生涩之感，反而每每予人含英咀华的酣畅愉悦，其文深入浅出，其势举重若轻，往往将学问轻松点化于诗意之间。而这种读起来犹如耳畔叮咛抑或促膝谈心的对话感，恰恰得益于他的著述多源于直面学子的传道授业。30年教坛上下答疑释惑，诲人不倦，竟聚沙成塔，蔚为大观。不过对此他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认为相较于人类精神文明的历史长河，自己没有什么能够“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东西，如果说有什么值得一提的话，那就是一直青睐并力图追寻一种有思想的学问和有学问的思想。 “三史”“三论”，更上层楼
谈及30年来的教学科研，李彬用“三史”“三论”概括了自己呕心沥血的治学所得。“三史”是指他的《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全球新闻传播史》《中国新闻社会史》，“三论”是《传播学引论》《传播符号论》《新中国新闻论》（即出）。
李彬说道：“1993年，我出版了处女作《传播学引论》，这得归功于郑州大学新闻系老主任项德生教授，因为他很早就意识到了传播研究的学术意义，鼓励我开设这门课，才有了一点研究及成果。引论的初稿有40万字，也是用笔一字一句写出来的，出版的时候压缩了一半，基本上都是自己理解和消化的东西，而自己不甚理解、也未消化的东西就删去了。十年后出了增补版，再过十年即2013年，又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第三版。《全球新闻传播史》虽然出版于2005年，2007年还荣膺国家精品教材，但基本框架、主要内容与核心思路还是源于20世纪80年代开设的外国新闻事业史课程讲稿，初稿约有二三十万字。每一轮讲下来，我都又重写一遍，出版之前还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修改和增删。从80年代的著述看，我的学术兴趣主要在传播理论，由此兼及西方新闻传播业，这种为人作嫁的理论移植或经验照搬，后来无法满足自己的探索兴趣，于是90年代初，我的思想触角开始从经验学派延伸到了更具历史人文气象的批判学派，《传播符号论》一书就是这种思路的余波。”
“90年代末的博士论文《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是自己学术人生的一个翻转。因为在方汉奇先生门下受业后，思想与学术发生了根本性转向，一方面自西徂东转向中国，开始关注安身立命的这方土地；另一方面聚焦社会历史，思考文化政治。不过，当时还处于一种自为状态，后来才达到某种自觉状态。”李彬说道。“如果说博士阶段还只是初步理解静态层面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那么动态层面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在清华大学才豁然洞明的。《中国新闻社会史》和《新中国新闻论》两本书，就是以上认识的阶段性成果。前者是基于在清华大学开设的中国新闻传播史课程，更是一部授课内容的记录整理稿，先后出了三个版本，反反复复修改了不下十几二十遍。”李彬补充道。
数易其稿，一版再版，一方面可见李彬的著述在读者与学子心中的口碑，另一方面也足见其千锤百炼、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他承认，自己的文稿一般都得经过十来遍打磨才敢出手，有时二三十遍修改也不足为奇。他觉得自己这方面有点像贝多芬，莫扎特谱曲是一挥而就，而贝多芬则是改来改去，世人听贝多芬好似行云流水、一泻汪洋，殊不知他孜孜矻矻像个苦行僧。他继续说道：“尽管‘三史’‘三论’是在不同情况下，由于种种因缘际会而自然形成的序列，但其中又存在一以贯之的共通之处：它们均属新闻传播的史论领域。如果说变化，主要是这些年日益关注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新闻传播。作为中国学者，你的想象力、创造力、生命力，最终还得体现在对中国问题和中国实践的把握与认识上。清华大学有‘行胜于言’以及‘不唯上、不唯书、不唯洋，只唯实’等传统，这些也带给了自己境界的洞开与认识的飞跃。”
作为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起步于80年代的学者，他感受到的是不同于前一代学者和后一代学者的时代机遇。“在没有前一代学者遭遇的政治运动和后一代学者面临的学术压力之下，我们这一代人更需要学术的纯粹和学术的定力。像方汉奇先生、丁淦林先生这一代学者，一方面做学问有大家气象，一方面他们的人格魅力、他们的人生境界更值得我们这代人去认真地学习、继承和发扬。”
吾爱吾师，心念旧恩
提到老师，李彬难掩真情。“我走上新闻学之路，有三位老师对我的影响最大。一位是我在郑州大学读书时的老师彭正普，一位是我在暨南大学进修时的导师梁洪浩，再一位就是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博时的导师方汉奇。尽管新闻学的这条路自己并不是一开始就很明确、很坚定，其中各种各样的磕磕碰碰、曲曲折折在所难免，但是回想起来，正是这三位老师对我的专业成长起到了关键作用。”
“彭正普老师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文化大革命’前被分配到洛阳的一所中学教书，1976年郑州大学开办新闻专业方向，调来了一批师资，彭老师就是其中一位。他是新闻科班出身，对我们这些当时有志于或无志于新闻专业的学生影响很大。比如，他经常利用节假日带我们去郊区拍照片、学摄影，我的一张照片还获得学校首届摄影大赛的一等奖。再如，彭老师特别喜欢和学生交流，我上学时还是毛孩子，懵懵懂懂，在班里算是小字辈，时不时被他邀请去家里做客。那时住房很紧张，彭老师的书房很小，他坐在椅子上，我坐在床边，师生俩几乎膝盖挨着膝盖，他开玩笑说，‘这就叫促膝谈心’，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李彬笑道，“更重要的是，当时新闻学学术研究开始活跃起来，复旦大学新闻系编过一个内部刊物，叫做《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彭老师因为是复旦大学毕业的，有条件搞到这些资料，就很慷慨地借给我们看。如今有很多书刊看不过来，而那时候是没什么东西可看，能参考的资料非常少。也许因为这些缘故，我最早对外国新闻事业产生了兴趣，后来成为外国新闻事业史的主讲老师。”
“1984年，我作为郑州大学新闻系的青年教师被派往广州暨南大学新闻系进修，负责指导我的就是梁洪浩先生。梁先生今年九十高龄，春节前还给我寄来一封信和一张照片，字体依然刚健有力，其中附有一首诗，第一句是：‘少年流亡路，一生两从戎。’”李彬介绍道，“梁老师曾经两次携笔从戎，一次是抗战时期，给中国远征军的美国顾问当翻译；一次是抗美援朝时期，作为新华社记者奔赴前线。这让我想起清华学子、也曾是远征军将士的赖钟声在给友人信里的一番话：‘此生最大的慰藉，便是国难当头，日寇猖獗之时，我能够挺身而出，愿以血肉之躯，报效国家。’‘文化大革命’期间，梁先生参与翻译的名作《光荣与梦想》，在新闻界和读书界提起来都是脍炙人口的。”李彬说：“在暨南大学进修一年，梁老师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专业方面的系统训练和严格要求。他当时专门为我制订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进修计划，有一二十页之多，其中还包括百余种参考书目。他对我说，‘我是按照中国社科院新闻系研究生的标准来要求你的’。我自来读书最集中的有那么几段时间，其中一段就是这一年。”除了专业方面的影响外，李彬还谈到，“老一代知识分子那种强烈的爱国意识、家国情怀，对我的影响可能是更重要、更潜移默化的。这种鲜明的精神烙印不可避免地会对你产生辐射，所以我后来的研究也好，著述也好，关注的问题也好，都自然受到了这方面的影响。” “第三位老师就是方汉奇先生，我在其他地方和文字里多次谈过。方先生和人大的校风、学风，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实事求是’，关注真问题，研究真学问。此外还有一点对我也是潜移默化，那就是朴实自然的文风。你看看方先生的文字，很干净、很朴实，既明白如话，又耐人寻味，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毕业已十多年了，方先生依然关注我的学业，不时给以提点，就像日前发表在《新闻爱好者》上的拙文《边疆，边疆！》，方先生看到后不仅高度称许，而且还提出很好的修改意见，如文中尚可提及茅盾的《白杨礼赞》和蒙古族报人萨空了的名作《从香港到新疆》等。”除了三位授业恩师，让李彬感念的还有郑州大学原新闻系颇具政治眼光的项德生主任和暨南大学对他关照有加的原主任吴文虎。“出身人民大学新闻系的项老师是那种大气、朴实的气象，而出身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吴老师则是那种灵动、机敏的风格。他们颇能代表新闻学的京派与海派。我在专业上的成长，正是受惠于这样一批师长前辈的教诲与提携。”
如果说彭正普带给李彬的是专业视野的开拓与启蒙，梁洪浩带给李彬的是家国情怀与严谨的治学态度，方汉奇带给李彬的是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与清通朴实的学术风格，那么李彬从三位恩师身上所汲取的营养也恰恰印证了他在学术人生之路的不同时期所完成的自我突破与拾阶而上。他曾说过，“每一代有每一代的使命，每一代也有每一代的作为，而每一代人的学问人生都跟他的成长、经历和背景息息相关。”这话中或许既包含了他对恩师们学术性情与治学风范习得养成的敬意和理解，也包含了他对自己学术成长路途中曾经对他扶携点化过的人事时空透彻的接纳与感恩。
学问化境，两个“统一”
当我让他用一句话来概括30年的治学所得时，李彬提到了马克思的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解释世界的化境在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改变世界的精髓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在方先生门下读书时，我逐渐体味出一个道理：学问不在于引经据典、学富五车，也不在于构建浑然一体的自洽理论，而在于历史与逻辑的高度统一。历史是指人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古往今来实际存在或发生的现象，均可归入历史；逻辑则是指林林总总的理论体系、思想认识、观点主张等。换言之，历史是事物或社会的演变过程，而逻辑是对这一过程的思想再现、理性把握和价值判断。单纯讲述历史与单纯阐述理论已属不易，而将两者高度统一起来则更难。”
确如李彬所言，恩格斯有段名言：“历史从哪里开始，思维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进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且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一句话，历史是特殊的经验，逻辑是普遍的抽象，有历史而无逻辑是鸡零狗碎，有逻辑而无历史则是凌空蹈虚。李彬继续说道：“追求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乃是天下学问的共性，有抱负、有建树的学者无不孜孜于逻辑层面的事理与历史层面的事实相互吻合，区别仅仅在于吻合的程度。”
经年累月的沉淀与思考，让李彬后来又有了更进一步的领悟。“2001年调入清华，我的学术生涯渐入佳境。这十年既是收获渐丰的十年，又是眼界洞开的十年。我逐渐认识到，除了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这一静态层面的意义，学问还有另一方面的价值，就是动态层面的功能。如果说静态层面的意义在于解释世界的话，那么动态层面的功能则在于能动地改变世界，也就是说，好的学问还必须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而谈到这里，李彬几度凝思，追忆起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已故的首任院长范敬宜。
“为什么我对老院长心有戚戚，惺惺相惜？就是因为他的那种情怀、那种情结。我们可谓忘年之交，相见恨晚……”李彬语调缓慢，若有所思。“当年农村基层的那段经历使我对社会人生，对中国的国情、民情有一种感同身受。这种感情几十年一直延续，潜意识也好，无意识也好，成为治学研究的一个底色。而范院长写过一首诗，里面有一句我很欣赏：‘念白云深处千万家，情难抑’，他心心念念的也是千家万户的普通百姓、寻常人家。正如清华大礼堂旁边闻一多塑像上镌刻的那句名言——‘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李彬停顿一下继续说道，“从2001年我邀请他为清华第一个新闻本科班做开学讲座，到2002年他正式出任院长，再到2010年溘然长逝，我觉得上天留给他的时间太短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相信有朝一日文化自觉与学术自觉成为新闻传播的普遍共识，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新闻传播成为独树一帜、独领风骚的鲜明事实，我们会对他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有更多真切的领会与认同。”
李彬对范敬宜院长的情感不仅源于院长放眼天下的闳放情怀与冲淡平和的处世心境，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为清华新闻学院留下的精神遗产：如果有来生，还是做记者；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放眼960万平方公里，而不是天安门周边巴掌大的地盘；多吃文化的五谷杂粮，少服精神的维生素……李彬说：“半生荣辱，历尽磨难，可他从不将个人得失挂在嘴边，而总以先祖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自我砥砺。”
“实事求是”，是谓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言行一致”，是谓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时至今日，两个“统一”成为李彬治学处世念兹在兹的向往之境，并将其化作了一种更深远的支撑与期许：“学问不是敲门砖，用它来图个名、谋个利什么的，而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我一直记得清华新闻9班的一位学生在毕业典礼上说过的三句话：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职业荣誉感。我想，这也是身为学者的我们应该心无旁骛去信守的。”
“十个关系”，正本清源
除了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这些普遍意义上的领悟之外，李彬对新闻传播学的学术使命以及当下的研究前沿和学术环境还有着自己清醒的认识。“这个问题可以归结于两个关键词——文化政治与文化自觉。”他强调道。 “什么是文化政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社会学家黄平有个很生动的说法：新中国前三十年解决了挨打问题，后三十年解决了挨饿问题，未来三十年则应致力于解决挨骂问题。而挨骂问题涉及的正是文化政治以及相应的文化领导权问题。简言之，文化政治是关乎人心的东西，是安身立命的根基。举例来说，眼下网络、微博、新媒体什么的貌似火爆异常，但也乱象丛生，上上下下普遍认为这是高科技、新技术问题，其实这只是问题的表象，纷纷扰扰的表象下面乃是文化政治与文化领导权问题。这一点看看美国就清楚了。新媒体、高科技本来最早缘起于美国，而且目前最发达的也是美国，可美国怎么没有这些一惊一乍的事情呢？归根结底就在于美国有强大的文化政治作支撑，有高度认同的核心价值观，所谓众志成城。”李彬讲到，“如果说文化政治是现代国家的现实形态以及正当性根基，那么文化自觉就是谋求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政治共同体的精神状态。这是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的思想概念，他指出，文化自觉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具有的自知之明，对自身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保持清醒的定位与认同，从而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
谈及这一点，李彬对当下学术界的现状不无忧虑。“中国经过了近现代一百多年艰苦卓绝的奋斗，风风雨雨、曲曲折折走到现在，可以对自己有一个比较自觉的、清醒的理解和认识了。包括我们安身立命的价值体系、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自己的发展模式等等，这里面包含了许多的话语体系。要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没有一套自觉的意识，没有相应的文化体系作为支撑，怎么可能呢？近代以来，我们先以中国为问题，以西方为方法，也就是所谓中体西用；后来又以西方为中心，以西方为方法，也就是胡适一路的全盘西化和当下的普世价值；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以及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的觉醒，如今我们应当并且也可以立足自己的历史实践走自己的路，包括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模式与经验等，也就是所谓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
李彬举例说道：“19世纪上半叶，美国立国还不到半个世纪，美国文化之父、思想家爱默生就以一篇里程碑式的《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揭橥了美国文化的‘独立宣言’，表示不再影随欧洲，照搬照抄，由此拉开了文化自觉以及民族文化复兴的序幕。相比之下，当代中国貌似学术的普世情怀其实更多映射着一种自我殖民的文化心态。读书人本来应该最是一批先知先觉者，就像数千年来那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先贤。”有鉴于此，李彬屡屡提到当代中国的“两次思想解放”：一次是真理标准大讨论，从而回归实事求是的传统；一次是新世纪以来日渐涌动的文化自觉以及相应的学术自觉，用费孝通的话说，“自觉的目的在于自主”。毋庸讳言，无论自觉还是自主，新闻传播研究还任重道远，有些状况与趋势甚至南辕北辙。当年王明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话语逻辑是，马列主义如此如此，所以中国革命就该如此如此；而如今时兴的话语逻辑是，西方或美国如此如此，所以中国实践以及新闻传播就该如此如此。今年，赵月枝在接受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社会学刊》访谈中论及的一些问题同李彬不谋而合，更是值得深思，令人警醒：“最可怕的是传播研究中‘去政治化’的政治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的‘集体政治无意识’，即把西方反共意识形态内化为自己的意识形态，把美国冷战时期的传播学当作‘客观’的社会科学，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有关市场和国家的一系列假设及其政治目标——建立资产阶级宪政理想国和与之匹配、但被隐去了其（资产）阶级性质的、事实上也只是个‘历史范畴’的‘公共领域’——当作规范性研究前提。”（《传播与社会学刊》2014年总第28期）
正因如此，李彬开始了“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的尝试，致力于探究中国社会与新闻传播问题，尤其关注新中国的新闻业与新闻学。在他看来，新中国不仅成为不可忽略、无所不在的历史存在，而且由于承袭五千年文明史、一两百年近现代史而实际上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国现实。为此，他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包括为《新闻爱好者》开的专栏“新闻与文化书谭”，2014年又在《山西大学学报》发表了8万言的《试谈新中国新闻业的十个关系》，对60年来的新闻业做了一次正本清源的辨析与解读，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一部书稿《新中国新闻论》。“我现在正在打磨《新中国新闻论》，想从总体格局与宏阔背景上厘清一些结构性命题，破解单一化或教条化的认识框架，特别是非黑即白、非左即右的思想桎梏。由此透视新中国纵横交错的新闻脉络及其层峦叠嶂的社会动因，希望能够更加全面、系统、深刻地揭示新闻业60年来的风雨历程，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新闻业与新闻学提供一点思考与思路。”李彬介绍到，在这部新著中，他以“正编十论：理论与实践的十个关系”和“副编十论：历史与现实的十个话题”为框架，并在“正编”中对“变革与延续”“新闻与社会”“现代与传统”“中国与世界”“政治与业务”“新闻与宣传”“内宣与外宣”“中央与地方”“内地与边疆”“史实与史观”这十对既宏富又微妙的重大问题分别进行阐发，以期厘清新闻传播事业与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之间相互勾连的复杂图景。
“这可以说是我在清华的一个思想结晶，也是30年来教学、研究、著述中不断求索的核心问题。而这些问题既源于现实世界与新闻实践的激发，也来自各路学子与学者的砥砺。当然，历史实践还在深入，历史反思也在延续，我对新中国新闻业‘十个关系’的探究，也只能说是‘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的一次尝试。”对此，李彬显得慎重，字斟句酌。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朱苏力将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高校读书，80年代初进入学界的这批人称为“80学人”。在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三联书店2009）一书写的序言中，他对此做了这样的描述：“在过去的30年间，这批人在人文社科的各个学科领域内，不仅是其中最生动的力量，起到了推动学科发展的主要角色，而且许多人已成为各自学科的中坚——甚至已达15年之久。因此，这批人无论如何都应当对过去30年人文社科的发展承担主要责任。这批学人在下一个10-15年间仍可能继续在中国人文社科学界占据支配地位，由于人文社科学术人才和影响力发生的相对滞后以及中国人迷信的‘姜还是老的辣’，不论这批人还有无学术潜力，或有，又能有多大的实际表现，其影响力都还可能继续上升，并通过他们的学生对中国未来更长期的人文社科学术的研究产生影响。”
不用说，20世纪50年代末出生，70年代末求学，80年代从教的李彬也是“80学人”中的一员。而他在过去30年间为中国新闻传播学所做的努力，也暗合了朱苏力对“这批人”的群体判断，包括其光荣与梦想、局限与缺憾。如果说30年前的李彬还是站在新闻传播领域左顾右盼，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那么今天他已是登高望远，站立中国社会巨流变迁的潮头，俯瞰新闻传播的潮起潮落，希图洞悉其与天下大势有机勾连的知名学者了。
在学问之境中，有时毫厘之差，已然宵壤千里。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杰出新闻学者口述实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0CXW001）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国家行政学院博士后）
编校：董方晓
【李彬简介】
李彬，1959年生，新疆乌鲁木齐市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兼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副会长、天津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河南大学黄河学者等。1978年春考入郑州大学中文系（新闻方向），1984年以来执教于高校新闻院系。1998年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获博士学位。同年调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系主任。2001年执教清华大学，曾任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主要著述有《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全球新闻传播史》《中国新闻社会史》《传播学引论》《传播符号论》《新中国新闻论》（即出）《关键概念：文化与传播研究辞典》（译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