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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网络社会的崛起使得全球媒介更加紧密地融合，而浸润于中国社会语境下的网络生态环境亦呈现出了不同的现实境况。本文基于中国传播学会2014年年会暨“新世纪的中国传播学”学术研讨会，尝试以多维度的视角对学者们有关中国传播生态境况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还原式的梳理。并在网络海量信息的精确把控和受众行为的科学分析基础上，对调整与机遇并存的网络化社会予以未来展望。
【关键词】网络化社会；中国语境；发展趋势；会议综述
学者曼威·卡斯特曾说“中国是个网络社会，因为她处于全球性的相互依赖之中，同时，中国又建立在自己独特的文化认同之上。互联网与移动传播网路在中国是新型社会关系和组织形态形成的基础设施”[1]。由其构成的当下中国社会，不仅塑造了中国独有的社会文化，亦带给人们对于当下中国社会现状与未来发展的更多思考。中国传播学会2014年年会暨“新世纪的中国传播学”学术研讨会于4月19日在江西师范大学召开。会议由中国传播学会主办，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承办，来自中国大陆及港澳台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共同参加了此次年会。围绕“新媒体与社会治理”的主题，主讲嘉宾和与会人员就新媒体社会在中国目前的发展现状、困境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等问题作了不同角度的深入探析。在8个组的小组讨论中，学者们分别就“乡村社会政治传播”“新媒体治理与管理”“新媒体与社会稳定”“新媒体时代的社会心理与社会认同”“新闻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等议题展开了讨论，其论文和发言内容丰富，研究方法多样，显示出多学科的理论交叠与研究思路的创新性独特性。笔者试图以多维度还原学者所论，对此次传播学年会研讨的相关内容进行综述。
一、现实语境下中国传播生态的境况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网络新生力量急速发展的同时正改变着当下中国社会格局，亦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现实社会的媒介文化。传统媒体急需转型，而新媒体在迅速膨胀之时亦需停下脚步检省自身，学者们就当下中国媒介生态环境问题各自展开了主题鲜明的发言。从学科发展的角度，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刘卫东教授赋予了传播学以“第二哲学”特征，并由此认为在当下专业学科界限模糊，传播学问题的研究需要从问题研究转向秩序建构的研究，以平台的方式连接社会、国家和民众。在梳理中国传播学发展现状之后，清华大学熊澄宇教授尖锐地指出网络时代传播方式已然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分众传播、交互传播、沉浸传播的发展过程推动了传播学理论的思考与创新，而作为传播学人则需要在此过程中积极探索、顺势而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邵培仁教授向我们展示了不断发展、变迁中的传媒角色，在总结了媒体角色矛盾与冲突的基础上，指出“中国传媒角色既是给定的，又是可以设计、养成和建构的。它必须根据党和政府的要求、社会的期待，结合时代特征和特殊语境，不断审视和评估传统角色、设计和建构新型角色，从而与社会、与时代互动互助、共进共演”。这些对于学科发展本身的思考既启发了在场的学者，亦使得新闻传播学科各要素的发展脉络更加清晰。
对于新旧媒体当下的发展现状，北京大学视听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陆地教授生动地将传统媒体比喻为夏日阳光下的一块冰，在平台价值、行政级别价值、网络价值、卫星覆盖价值和国有事业单位价值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削弱；而以信息共享为特征的新媒体却正以如日中天之势迅速发展。为此，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孙玮教授坦言：“互联网等新技术变革支撑的传播实践，正在改变当前人类社会的基本逻辑，各种领域的社会关系进入一个持续的重塑过程，这致使传播实践渐渐地以各种方式从社会边缘走向核心。”技术变革之下传播方式发生改变，而其传播内容也同样经历着变革。“每一种形式的运输都不只是简单的搬运，而且涉及发讯者、收讯者和讯息的变换和转换。任何媒介的使用或人的延伸都改变着人际依存模式。”[2]正如上海大学影视学院许正林教授所指出的，科技的发展使民众不止是信息的消费者，相反，在一些突发性事件中普通民众可以把自己的所见、所想以最简短、快捷的方式传递给他人，网络民意由此走进现实，呈现出对现实的干预能力。然而，在网络成为个人民主意见表达平台的同时，也充当了民众发泄不满的有效渠道，在热点事件中大量的网络舆情背后所隐藏的消极影响更值得我们关注。
由此可见，完全依附于传统媒体报道的时代已然褪色，新媒体以其强烈的替代性依存理念影响着当下社会。借学者波斯特的“信息方式”概念，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黄旦教授提出“当下的网络化社会，实乃是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而不是以往媒介功能的扩大”。他以独特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网络化社会镜像，而重新理解新媒介，理解网络社会，才能引领我们看到不同媒介交错下的新社会关系。上海大学郑涵教授、赵为学博士以欧美传媒产业制度转型危机为切入点，指出“在当代全球化、文化传媒化、传媒数字化的时代语境中，传媒产业无疑是最重要、规模最大、覆盖面极广的文化产业”，唯有保持多元权利的有序博弈，不断提高社会传媒参与的竞争性传媒版权集团和传媒公共服务体系的互动，才能保证传媒产业的欣欣向荣。
二、虚拟网络空间发展下具体问题的凸显
网络的低门槛、低成本以及相对自由等特征赋予了每一位公民传播的权利。然而，新媒体的传播内容不仅给公众塑造了一个新的公共意识空间，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改变着公众的认知。以网络新闻报道个案为例，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耿益群副教授以大学女教师为研究对象，揭示网络媒体以男性视角污名化、歪曲化报道大学女教师形象，并造成社会普遍对该群体认知的偏颇，由此提出若要彻底改变现状，不仅需要女性教师在公共领域发声、参与公共事务，更需要媒体从业者自身改变刻板印象，作出客观公正的报道。
在网络内容的信息生产问题上，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任慧就媒介的内容生产与治理机制问题做了深入的描述，指出新媒体传播生态突变对内容的创作、收集、存储和传输产生了革命性影响，从根本上扭转了传统媒介时代的内容生产与服务模式。面对信息源不确定、社会性媒介自内容失衡、内容产权置空、内容价值链断裂以及内容转移风险等隐患，其提出的以内容加工为主、内容创造为辅的“立体网络化的非线性生产模式”引起了在场嘉宾的热议，并就信息的治理问题掀起了新一轮的小高潮。结合自身学科领域，任慧博士进一步提出了以知识治理理念为引导，建构新媒体内容治理机制等相关应对措施。 在网络信息内容生产时，除了网络媒体专业人士自身媒介素养问题获得众多学者的关注之外，还有以新闻事实的目击者、参与者、知情者为主体的新闻源主体人群也引起了参会人员的注意，其过度的活跃不仅容易影响新闻生产的流程和内容，而且会直接影响公众对信息的需求。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青年教师方艳就此问题进行了集中的探讨，她认为正确对待新闻源主体对新闻事业的发展极其重要，既需要积极汲取活跃的新闻源主体传播资源，同时，亦需要正确定位活跃的新闻源主体的社会角色。事实上，活跃的新闻源主体更类似于当下的网络舆论领袖，他们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影响，甚至改变着部分网民的认知，他们既是普通民众的“发声人”，更是民众意向的“引导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能扮演着网络事件的“挑衅者”，而这恰恰需要网络制度或规则的及时出台予以约束。
媒介制度“是关于传媒领域的博弈规则，它用来规范传媒资源的配置，限制传媒领域中组织与组织、组织与个人及个人之间的相互交往关系”[3]。网络社会言论的自由发表必然会引起学界对自由信息发布规范的探讨。山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张冠文教授着眼于互联网自由交往与制度规范之间的博弈，就互联网与既有媒介制度的冲突展开探讨，他认为只有建立多种要素协同发挥作用的媒介管理制度体系，才能遏制互联网的乱象丛生。现实语境下网络文化的机动变革需要作动态细致的考量，要达到线上与线下文化的融合统一，更是需要将其放入与现实社会的联动思考中来深度考量。
三、延展与联动：线上文化投射线下引发的现实影响
“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交织，往往使得网民混淆“真实”与“虚幻”，而“新媒体技术本身的传播特性和载体、功能设计，影响并加剧了时空紧张感的形成，同时也对现代社会的整体环境变迁起着重要的作用”[4]，亦致使线上的网络文化与网民线下的社会文化常常是相互勾连、互相影响，却又随着网络信息的接触度和认同度的升高而逐渐成为建构人们当下认知的主要来源之一。在分组讨论上，澳门大学传播系助理教授林玉凤就传统媒体与网络论坛之间是否具有议程设置的相互影响问题展开探讨。在运用内容分析法进行深度剖析后，她指出网络议题呈现多元化趋势，网民对“官商勾结”“忽视民意”“公民抗争”等与公众利益息息相关的议题的关注比传统媒体更为持久。两者相较之下，虽然传统媒体具有更强烈的议程设置影响，但很显然，在报道取向的影响作用方面，网络论坛起着更大的影响。可见，网络媒体正日渐成为民众心中重要的信息来源与信息发布平台，亦由此延伸改变着现实社会的人际关系网络。
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者张诗蒂、韩拥兵在对众多微博用户的解读中，发现其逐渐形成一些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并以图表的形式向我们展示了用户在新型虚拟社区中关系网络的形成，指出，借助个人的关注对象，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链条在客观上已经建立起来，而通过这些无形的链条，事实上就形成了无数外在的关系网络。这种“链式”的建构特点正使得网络社区中群体之间的“强关系”得到巩固，个性化、小众化群体亦由此逐渐生成。
在提及社会网络“强关系”“弱关系”理论时，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吴予敏教授深刻地指出，“移动互联网拓展了人际间的强关系和弱关系，并使得二者的转化成为可能，这为新的社会流动和变革带来了希望。同时，结构洞中介位置的发现再次证明了传播链条中的权力作用，内在于新兴的传播网络中的权力正在和传统的权力结构发生深刻的冲突”。当下网络传播的发展改变了线上线下人际关系的强弱，以虚拟性和匿名性为主导的传统的网络传播中人与人之间是零散的、独立的，无须隐藏和负责任地发表个人意见；而在以熟人圈为主导的微传播时代，以网络社区为代表的新型传播模式强化了人际关系和群际情绪，亦正如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陈瑞华所指出的，社区媒介与公众情绪联动在事实意义建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提升公众情绪的同时催生了集体认同感，成为促成公众“微政治心理”的重要源头之一。
学者们还将眼光投向了近年来逐渐升温的突发性群体性事件。极具中国本土化特点的群体性事件集合了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不平衡下民众相对剥夺感、政治弱势以及不信任感等复杂情绪和心理，而互联网的出现正好满足了部分网民发泄、煽动情绪的欲望，亦造成了突发事件的放大与恶化。重庆大学新闻学院董天策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网络群体性事件形成的一波又一波的舆论浪潮，极大地影响着诸多现实问题的走向与解决。在一片对群体性事件的批判和质疑声中，董教授另辟蹊径地强调：“从网络民主视阈出发来审视网络集群行为，将会发现绝大多数的网络集群行为都是极富建设性的网络公共表达，在推进信息公开、实施舆论监督等方面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此外，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李春雷教授和曾娅洁在针对昆明PX事件中青年记忆与认同的建构问题时也提出，民众防御环境风险、抵抗政府，甚至逆向理解媒体、上街游行等一系列行为的发生也正是其风险意识向公民意识转变的过程，是网络民主的表现。
最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谢静教授重新审视了互联网的发展，认为“社会本身也是网络化的”，并由此深入地指出网络化社会中人们不仅要传递信息达成共享，更要构建意义传承文化。依学者所言，笔者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网络社会被赋予了新的价值意义，其不再仅仅是信息爆炸时代内容传递的工具，更是一种人类文化的传承中介。网络内容的创新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意义建构，在拓展了传播的内涵和外延的基础上，影响着人类的行为，建构着社会集体的当下认知，亦传承着社会文化。
四、调整与机遇：网络化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
早在2001年，学者童星就已明确表示：“网络社会是一个新的、现实的社会存在方式。”[5]在这样一个全新的社会环境中，互联网逐渐成为媒介与社会的中心，媒体和受众产生的各种信息生成了内容丰富的大数据，亦成为当下利用其掌握受众行为的重要依据所在。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廖圣清教授在强调了大数据、公共传播构筑的中国传播研究面临的新环境、新内容的同时，指出“受众自身形成的大数据，成为社会计算的重要资源，成为传播研究中定量研究、准确把握受众及其社会行为、传播效果的重要依据。而这种新型研究数据、资料，对中国传播研究而言，调整与机遇并存”。 显然，在众多学者的讨论中这个问题也得到了不同维度的回应。《现代传播》编辑部主任张国涛博士在以生动的案例向学者们展示4K云电视到来的同时，以“媒体行业的丛林法则”概念深刻地指出传统电视要想重新回归过去媒体中心的地位，就必须在建立云电视的基础上以用户使用为中心。还有不少学者立足当下受众心理与信息传播方式的角度，认为对受众心理的充分研究和掌握将有利于对受众行为的分析，而其发布、接收、传递信息的行为也将对信息传播效果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由此可见，对网络海量信息的精确把控和受众行为的科学分析，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充实网络文化，填补网络环境中高质量信息的空缺，更能在大量可用信息中与用户高位嫁接，重新凝聚碎片化认知，实现网络社会的华丽转型。
可见，当前网络化社会处于转型期与发展期并存的攻坚时期，既面临着网络内容非原创、同质化竞争和版权保护等问题，也享受着新的传播方式带来的信息便捷与知识扩充。此次传播年会形成的浓厚的学术交流氛围，为国内外知名学者和青年学子提供了学术对话平台：将当下网络社会置于整个社会大环境中考量，以社会的网络化发展为最终研究取向，透过现实语境下新旧媒体力量的博弈，在展望网络化社会下未来的发展前景的同时，指出了可能存在的隐忧。正如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范文德教授所言，当代网络传播渠道的出现与发展彻底改变了原有的新闻传播格局，同时也使得社会舆论的发展与走向变得更加复杂。
而“不管将来媒介格局如何变化，国家办的主流媒体占据主流地位的状态恐怕不会有大的变化。无论是从国家长治久安，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来讲，都需要主流媒体引导整个社会舆论”[6]。因此，在相当长的未来的网络化社会中主流媒体占据着一定的话语权。当然，网络媒体在达到内容原创与满足用户需求的同时，更需要努力提高自身网络文化、构建当下社会文化。
参考文献：
[1]学术对谈：中国、传播与网路社会[J].传播与社会学刊，2006（1）.
[2]麦克卢汉.理解媒介[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27.
[3]喻国明，苏林森.中国媒介规制的发展、问题与未来方向[J].现代传播，2010（1）.
[4]陈力丹，毛堪文.时空紧张感：新媒体影响生活的另一种后果[J].新闻记者，2014（1）.
[5]童星，罗军.网络社会：一种新的、现实的社会存在方式[J].社会学研究，2001（9）.
[6]高长力，胡智锋.需求与引领：传媒生态与监管服务之变——2014年《现代传播》年度对话，2014（1）.
（李春雷为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士；曾娅洁为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研究生）
编校：郑 艳
【关键词】网络化社会；中国语境；发展趋势；会议综述
学者曼威·卡斯特曾说“中国是个网络社会，因为她处于全球性的相互依赖之中，同时，中国又建立在自己独特的文化认同之上。互联网与移动传播网路在中国是新型社会关系和组织形态形成的基础设施”[1]。由其构成的当下中国社会，不仅塑造了中国独有的社会文化，亦带给人们对于当下中国社会现状与未来发展的更多思考。中国传播学会2014年年会暨“新世纪的中国传播学”学术研讨会于4月19日在江西师范大学召开。会议由中国传播学会主办，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承办，来自中国大陆及港澳台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共同参加了此次年会。围绕“新媒体与社会治理”的主题，主讲嘉宾和与会人员就新媒体社会在中国目前的发展现状、困境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等问题作了不同角度的深入探析。在8个组的小组讨论中，学者们分别就“乡村社会政治传播”“新媒体治理与管理”“新媒体与社会稳定”“新媒体时代的社会心理与社会认同”“新闻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等议题展开了讨论，其论文和发言内容丰富，研究方法多样，显示出多学科的理论交叠与研究思路的创新性独特性。笔者试图以多维度还原学者所论，对此次传播学年会研讨的相关内容进行综述。
一、现实语境下中国传播生态的境况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网络新生力量急速发展的同时正改变着当下中国社会格局，亦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现实社会的媒介文化。传统媒体急需转型，而新媒体在迅速膨胀之时亦需停下脚步检省自身，学者们就当下中国媒介生态环境问题各自展开了主题鲜明的发言。从学科发展的角度，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刘卫东教授赋予了传播学以“第二哲学”特征，并由此认为在当下专业学科界限模糊，传播学问题的研究需要从问题研究转向秩序建构的研究，以平台的方式连接社会、国家和民众。在梳理中国传播学发展现状之后，清华大学熊澄宇教授尖锐地指出网络时代传播方式已然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分众传播、交互传播、沉浸传播的发展过程推动了传播学理论的思考与创新，而作为传播学人则需要在此过程中积极探索、顺势而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邵培仁教授向我们展示了不断发展、变迁中的传媒角色，在总结了媒体角色矛盾与冲突的基础上，指出“中国传媒角色既是给定的，又是可以设计、养成和建构的。它必须根据党和政府的要求、社会的期待，结合时代特征和特殊语境，不断审视和评估传统角色、设计和建构新型角色，从而与社会、与时代互动互助、共进共演”。这些对于学科发展本身的思考既启发了在场的学者，亦使得新闻传播学科各要素的发展脉络更加清晰。
对于新旧媒体当下的发展现状，北京大学视听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陆地教授生动地将传统媒体比喻为夏日阳光下的一块冰，在平台价值、行政级别价值、网络价值、卫星覆盖价值和国有事业单位价值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削弱；而以信息共享为特征的新媒体却正以如日中天之势迅速发展。为此，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孙玮教授坦言：“互联网等新技术变革支撑的传播实践，正在改变当前人类社会的基本逻辑，各种领域的社会关系进入一个持续的重塑过程，这致使传播实践渐渐地以各种方式从社会边缘走向核心。”技术变革之下传播方式发生改变，而其传播内容也同样经历着变革。“每一种形式的运输都不只是简单的搬运，而且涉及发讯者、收讯者和讯息的变换和转换。任何媒介的使用或人的延伸都改变着人际依存模式。”[2]正如上海大学影视学院许正林教授所指出的，科技的发展使民众不止是信息的消费者，相反，在一些突发性事件中普通民众可以把自己的所见、所想以最简短、快捷的方式传递给他人，网络民意由此走进现实，呈现出对现实的干预能力。然而，在网络成为个人民主意见表达平台的同时，也充当了民众发泄不满的有效渠道，在热点事件中大量的网络舆情背后所隐藏的消极影响更值得我们关注。
由此可见，完全依附于传统媒体报道的时代已然褪色，新媒体以其强烈的替代性依存理念影响着当下社会。借学者波斯特的“信息方式”概念，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黄旦教授提出“当下的网络化社会，实乃是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而不是以往媒介功能的扩大”。他以独特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网络化社会镜像，而重新理解新媒介，理解网络社会，才能引领我们看到不同媒介交错下的新社会关系。上海大学郑涵教授、赵为学博士以欧美传媒产业制度转型危机为切入点，指出“在当代全球化、文化传媒化、传媒数字化的时代语境中，传媒产业无疑是最重要、规模最大、覆盖面极广的文化产业”，唯有保持多元权利的有序博弈，不断提高社会传媒参与的竞争性传媒版权集团和传媒公共服务体系的互动，才能保证传媒产业的欣欣向荣。
二、虚拟网络空间发展下具体问题的凸显
网络的低门槛、低成本以及相对自由等特征赋予了每一位公民传播的权利。然而，新媒体的传播内容不仅给公众塑造了一个新的公共意识空间，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改变着公众的认知。以网络新闻报道个案为例，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耿益群副教授以大学女教师为研究对象，揭示网络媒体以男性视角污名化、歪曲化报道大学女教师形象，并造成社会普遍对该群体认知的偏颇，由此提出若要彻底改变现状，不仅需要女性教师在公共领域发声、参与公共事务，更需要媒体从业者自身改变刻板印象，作出客观公正的报道。
在网络内容的信息生产问题上，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任慧就媒介的内容生产与治理机制问题做了深入的描述，指出新媒体传播生态突变对内容的创作、收集、存储和传输产生了革命性影响，从根本上扭转了传统媒介时代的内容生产与服务模式。面对信息源不确定、社会性媒介自内容失衡、内容产权置空、内容价值链断裂以及内容转移风险等隐患，其提出的以内容加工为主、内容创造为辅的“立体网络化的非线性生产模式”引起了在场嘉宾的热议，并就信息的治理问题掀起了新一轮的小高潮。结合自身学科领域，任慧博士进一步提出了以知识治理理念为引导，建构新媒体内容治理机制等相关应对措施。 在网络信息内容生产时，除了网络媒体专业人士自身媒介素养问题获得众多学者的关注之外，还有以新闻事实的目击者、参与者、知情者为主体的新闻源主体人群也引起了参会人员的注意，其过度的活跃不仅容易影响新闻生产的流程和内容，而且会直接影响公众对信息的需求。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青年教师方艳就此问题进行了集中的探讨，她认为正确对待新闻源主体对新闻事业的发展极其重要，既需要积极汲取活跃的新闻源主体传播资源，同时，亦需要正确定位活跃的新闻源主体的社会角色。事实上，活跃的新闻源主体更类似于当下的网络舆论领袖，他们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影响，甚至改变着部分网民的认知，他们既是普通民众的“发声人”，更是民众意向的“引导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能扮演着网络事件的“挑衅者”，而这恰恰需要网络制度或规则的及时出台予以约束。
媒介制度“是关于传媒领域的博弈规则，它用来规范传媒资源的配置，限制传媒领域中组织与组织、组织与个人及个人之间的相互交往关系”[3]。网络社会言论的自由发表必然会引起学界对自由信息发布规范的探讨。山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张冠文教授着眼于互联网自由交往与制度规范之间的博弈，就互联网与既有媒介制度的冲突展开探讨，他认为只有建立多种要素协同发挥作用的媒介管理制度体系，才能遏制互联网的乱象丛生。现实语境下网络文化的机动变革需要作动态细致的考量，要达到线上与线下文化的融合统一，更是需要将其放入与现实社会的联动思考中来深度考量。
三、延展与联动：线上文化投射线下引发的现实影响
“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交织，往往使得网民混淆“真实”与“虚幻”，而“新媒体技术本身的传播特性和载体、功能设计，影响并加剧了时空紧张感的形成，同时也对现代社会的整体环境变迁起着重要的作用”[4]，亦致使线上的网络文化与网民线下的社会文化常常是相互勾连、互相影响，却又随着网络信息的接触度和认同度的升高而逐渐成为建构人们当下认知的主要来源之一。在分组讨论上，澳门大学传播系助理教授林玉凤就传统媒体与网络论坛之间是否具有议程设置的相互影响问题展开探讨。在运用内容分析法进行深度剖析后，她指出网络议题呈现多元化趋势，网民对“官商勾结”“忽视民意”“公民抗争”等与公众利益息息相关的议题的关注比传统媒体更为持久。两者相较之下，虽然传统媒体具有更强烈的议程设置影响，但很显然，在报道取向的影响作用方面，网络论坛起着更大的影响。可见，网络媒体正日渐成为民众心中重要的信息来源与信息发布平台，亦由此延伸改变着现实社会的人际关系网络。
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者张诗蒂、韩拥兵在对众多微博用户的解读中，发现其逐渐形成一些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并以图表的形式向我们展示了用户在新型虚拟社区中关系网络的形成，指出，借助个人的关注对象，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链条在客观上已经建立起来，而通过这些无形的链条，事实上就形成了无数外在的关系网络。这种“链式”的建构特点正使得网络社区中群体之间的“强关系”得到巩固，个性化、小众化群体亦由此逐渐生成。
在提及社会网络“强关系”“弱关系”理论时，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吴予敏教授深刻地指出，“移动互联网拓展了人际间的强关系和弱关系，并使得二者的转化成为可能，这为新的社会流动和变革带来了希望。同时，结构洞中介位置的发现再次证明了传播链条中的权力作用，内在于新兴的传播网络中的权力正在和传统的权力结构发生深刻的冲突”。当下网络传播的发展改变了线上线下人际关系的强弱，以虚拟性和匿名性为主导的传统的网络传播中人与人之间是零散的、独立的，无须隐藏和负责任地发表个人意见；而在以熟人圈为主导的微传播时代，以网络社区为代表的新型传播模式强化了人际关系和群际情绪，亦正如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陈瑞华所指出的，社区媒介与公众情绪联动在事实意义建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提升公众情绪的同时催生了集体认同感，成为促成公众“微政治心理”的重要源头之一。
学者们还将眼光投向了近年来逐渐升温的突发性群体性事件。极具中国本土化特点的群体性事件集合了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不平衡下民众相对剥夺感、政治弱势以及不信任感等复杂情绪和心理，而互联网的出现正好满足了部分网民发泄、煽动情绪的欲望，亦造成了突发事件的放大与恶化。重庆大学新闻学院董天策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网络群体性事件形成的一波又一波的舆论浪潮，极大地影响着诸多现实问题的走向与解决。在一片对群体性事件的批判和质疑声中，董教授另辟蹊径地强调：“从网络民主视阈出发来审视网络集群行为，将会发现绝大多数的网络集群行为都是极富建设性的网络公共表达，在推进信息公开、实施舆论监督等方面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此外，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李春雷教授和曾娅洁在针对昆明PX事件中青年记忆与认同的建构问题时也提出，民众防御环境风险、抵抗政府，甚至逆向理解媒体、上街游行等一系列行为的发生也正是其风险意识向公民意识转变的过程，是网络民主的表现。
最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谢静教授重新审视了互联网的发展，认为“社会本身也是网络化的”，并由此深入地指出网络化社会中人们不仅要传递信息达成共享，更要构建意义传承文化。依学者所言，笔者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网络社会被赋予了新的价值意义，其不再仅仅是信息爆炸时代内容传递的工具，更是一种人类文化的传承中介。网络内容的创新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意义建构，在拓展了传播的内涵和外延的基础上，影响着人类的行为，建构着社会集体的当下认知，亦传承着社会文化。
四、调整与机遇：网络化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
早在2001年，学者童星就已明确表示：“网络社会是一个新的、现实的社会存在方式。”[5]在这样一个全新的社会环境中，互联网逐渐成为媒介与社会的中心，媒体和受众产生的各种信息生成了内容丰富的大数据，亦成为当下利用其掌握受众行为的重要依据所在。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廖圣清教授在强调了大数据、公共传播构筑的中国传播研究面临的新环境、新内容的同时，指出“受众自身形成的大数据，成为社会计算的重要资源，成为传播研究中定量研究、准确把握受众及其社会行为、传播效果的重要依据。而这种新型研究数据、资料，对中国传播研究而言，调整与机遇并存”。 显然，在众多学者的讨论中这个问题也得到了不同维度的回应。《现代传播》编辑部主任张国涛博士在以生动的案例向学者们展示4K云电视到来的同时，以“媒体行业的丛林法则”概念深刻地指出传统电视要想重新回归过去媒体中心的地位，就必须在建立云电视的基础上以用户使用为中心。还有不少学者立足当下受众心理与信息传播方式的角度，认为对受众心理的充分研究和掌握将有利于对受众行为的分析，而其发布、接收、传递信息的行为也将对信息传播效果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由此可见，对网络海量信息的精确把控和受众行为的科学分析，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充实网络文化，填补网络环境中高质量信息的空缺，更能在大量可用信息中与用户高位嫁接，重新凝聚碎片化认知，实现网络社会的华丽转型。
可见，当前网络化社会处于转型期与发展期并存的攻坚时期，既面临着网络内容非原创、同质化竞争和版权保护等问题，也享受着新的传播方式带来的信息便捷与知识扩充。此次传播年会形成的浓厚的学术交流氛围，为国内外知名学者和青年学子提供了学术对话平台：将当下网络社会置于整个社会大环境中考量，以社会的网络化发展为最终研究取向，透过现实语境下新旧媒体力量的博弈，在展望网络化社会下未来的发展前景的同时，指出了可能存在的隐忧。正如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范文德教授所言，当代网络传播渠道的出现与发展彻底改变了原有的新闻传播格局，同时也使得社会舆论的发展与走向变得更加复杂。
而“不管将来媒介格局如何变化，国家办的主流媒体占据主流地位的状态恐怕不会有大的变化。无论是从国家长治久安，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来讲，都需要主流媒体引导整个社会舆论”[6]。因此，在相当长的未来的网络化社会中主流媒体占据着一定的话语权。当然，网络媒体在达到内容原创与满足用户需求的同时，更需要努力提高自身网络文化、构建当下社会文化。
参考文献：
[1]学术对谈：中国、传播与网路社会[J].传播与社会学刊，2006（1）.
[2]麦克卢汉.理解媒介[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27.
[3]喻国明，苏林森.中国媒介规制的发展、问题与未来方向[J].现代传播，2010（1）.
[4]陈力丹，毛堪文.时空紧张感：新媒体影响生活的另一种后果[J].新闻记者，2014（1）.
[5]童星，罗军.网络社会：一种新的、现实的社会存在方式[J].社会学研究，2001（9）.
[6]高长力，胡智锋.需求与引领：传媒生态与监管服务之变——2014年《现代传播》年度对话，2014（1）.
（李春雷为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士；曾娅洁为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研究生）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