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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章（1878年—1966年）四川省榮县人。早年是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拥护者和宣传者，后来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和辛亥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到1937年，由党派往前苏联和法国等地工作，参加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等。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与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一起被誉为中国共产党著名的“延安五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老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兼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教育工会主席等职。在吴老六十寿诞之际，毛泽东称他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中共中央致贺词称赞他为“中国革命最先进最觉悟的老战士”。邓小平则在1987年题词评价吴老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
辛亥首义救国心
1878年12月30日，吴玉章出生在四川荣县，家族书香传世，号称“三荣望族”。尽管双亲早逝，但家人对他多有呵护，祖母亦是严加管教，吴玉章也坚持上进。他爱读史书，读到南宋亡国偏安一隅，不禁为国运伤怀；读到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他心中民族气节的种子迅速萌发，立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少年时，吴玉章辗转求学于成都尊经学院、自贡旭川学院、泸州经纬学堂等，但清朝末年腐败的学政，最终使他弃学回家。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他痛心疾首，后来，吴玉章从新书报中读到了康梁变法维新的言论，深感中国将由此得救，兴奋不已，决心做一个变法维新的志士。戊戌变法失败后，吴玉章透过现实苦闷地领悟到：在中国改良是行不通的，必须寻找新路。1903年3月，吴玉章变卖田产，辞别妻儿，离开故乡，东渡日本，希望一边求学一边寻求救国之路。船过三峡时，他以诗述怀：“不辞艰险出夔门，救国图强一片心。莫谓东方皆落后，亚洲崛起有黄人。”
在日本求学期间，吴玉章接触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孙中山的主张深以为然，他加入了同盟会，修订了救国图存的方向。遗憾的是，他和同盟会的同仁为推翻清朝所做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1910年6月，吴玉章回国参与筹备广州起义，担负起赴日购运军火的任务，虽然在起义当天未及赶回广州，但黄花岗烈士碑记中仍称他为“当日不死同志”。
1911年，清王朝大厦将倾之际，社会各阶层矛盾聚积，四川的保路运动点燃了摧毁旧世界的导火线。此时，吴玉章受同盟会安排回到荣县，与龙鸣剑共同领导革命，擎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四面大旗，宣告荣县独立，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县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权，引起海内震动。荣县首义后，相邻的井研、仁寿、威远等县相继宣告独立，15天后，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的烈火席卷全国，中国社会由此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回忆这段历史，吴玉章激动地说：“我奔走革命最荣幸快活之事，无过于此。”
辛亥革命胜利后，南京临时政府曾派人送给吴玉章一张疆理局局长的委任状，被吴玉章谢绝并说：“我们革命党不是为了做官。”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终以失败告终。在救国之路上再次陷入迷茫的吴玉章，不得不踏上了远赴法国的轮船。为了寻找革命真理，他进入巴黎法科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同时积极关注国内的革命形势发展。再次回到祖国时，他仍在不断地寻找革命的曙光。
留作青年好范畴
1917年隆冬，“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五四运动”的爆发，为吴玉章拨开眼前迷雾，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他深刻地意识到，要革命，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必须依靠工人和群众，必须建立列宁式的政党来领导革命。在得知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的时候，吴玉章极为兴奋。1925年，47岁的吴玉章如愿以偿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北伐战争，吴玉章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成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每每忆及那一段曲折路程，他都会感慨万千：“我的前半生是在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摸索前进的。我从少年时代起就为国家的忧患而痛苦，而焦虑，而奔走，企图在豺狼遍地的荒野中找到一条光明大道。但是我找了将近三十年，经过失败，胜利，再失败，直到‘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以后，我才找到了真理，踏上一条光明的大道。”
他用自己的一生，开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光辉历程。抗日战争中，出于对他革命威望的重视，蒋介石想借机拉拢吴玉章为国民党效力，但吴玉章斩钉截铁地说：“我深知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对于这一点我决不动摇，决不会二三其德！”蒋介石哑口无言，只得悻悻而退。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在任何时候都不曾动摇。
“春蚕到死丝方尽，人至期颐亦不休。一息尚存须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畴！”82岁的吴玉章以此诗自励。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高度概括，也足以使人铭记他为党为人民无悔而伟大的奉献。
一辈子只做好事
吴玉章既是一位革命家，又是一位教育家。他始终认为教育应当作为立国之本，早年就曾撰写《劝游学书》以动员国内更多的人去日本留学，还参加和组织了留法预备学校的工作，他说：“我们希望在这个动乱的环境中培养出一些人才”，于是选了两千多名学生留学法国，周恩来、邓小平等有为青年都在其中，他们也和吴玉章一样，在欧洲大陆上寻找到了真理和希望。
抗日烽火中，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决定成立陕北公学，专门培养抗战人才，吴玉章深以为然并积极为其奔走筹备，对如何办好陕北公学提了许多好意见，而他自己则前往欧洲，在《救国时报》的文化阵地上进行抗日战争的国际宣传，领导了国际上关于抗日的舆论战争。
回到延安后，吴玉章更是亲力亲为办教育，同时不断推行文字改革。他担任过延安宪政促进会会长、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会长、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会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新文字干部学校校长，并为《新文字报》撰写发刊词、领导开展了新文字运动。 朱德总司令1942年写的《游南泥灣》一诗，诗中有“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等句，当时同游的正是德高望重的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从此便有了“延安五老”一说。吴玉章在“延安五老”中年龄排第二，他始终是忙碌的，连六十寿辰都是在国民参政会上过的，完全没有像样的庆祝。后来，经过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提议，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吴玉章同志六十寿辰庆祝会”，毛泽东在祝寿会上即兴发表讲话时说：“人总是要老的，……可贵的是他一辈子总是做好事，不做坏事，做有益于人类的事，不做害人的事。如果开头做点好事，后来又做坏事，这就叫做没有坚持性。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短短几句话，将吴玉章的精神品质勾勒得恰如其分。
1948年，为了迎接全国解放和建立新中国，华北大学应运诞生了。年已七旬的吴玉章当之无愧地成为华北大学的校长。他在华北大学倾注了大量心血，更对毕业生寄予厚望。每当毕业生离开学校，吴玉章都会叮嘱他们，要“积极参加解放战争，把革命进行到底”“实行社会革命，进行土地改革，组织农民发展生产；参加城市工作，把工商业发达起来”。短短一年多的时间，近两万建国英才带着吴玉章的嘱托，投入到解放战争的各条战线，更为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好了充分的人才准备。
心怀人民办教育
新中国百废待兴。吴玉章谢绝了政务院拟委任的重要行政领导职务，毅然决心投身教育事业，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因此，党中央在决定成立新中国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时，德高望重的吴玉章被任命为首任校长。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仍亲自奔波筹措校舍、准备招生开学。1950年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以下简称人大）正式开学，揭开了由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办社会主义新型正规大学的新篇章。
建校初期，吴玉章结合了建国初期的社会实际，经过深思熟虑，决定面向工农开门办学，采用本科、研究生班、专修科、短训班、预科、工农速成中学和函授院等多种形式。他一贯主张办学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办学的指导方针，要求学生“都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以便完成“培养新中国的各种建设干部的任务”。
吴玉章十分关心工农学员，为了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尽快投身国家建设，他带领教师队伍专门设计教学方案，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郝建秀就是工农速成中学的一名学员，忆起老校长，她深情地说，“他给了我殷切的关怀、教导和帮助。因为我原来的文化基础太差，学习中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他把我邀请到他那简朴而有许多藏书的家中，专门给我做重点辅导。他多次亲切地鼓励我说：‘你的困难一定不少，尽管提出来，我们会帮助你解决的。不要着急，以后逐渐走上轨道就好了，我相信你一定能学好。还要注意身体，参加体育锻炼，将来有了文化科学知识，又有了健康的身体，就能为国家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不论是家学渊源的影响，还是多年革命实践的领悟，吴玉章都认为从严治校是办好一所学校之本。为了培养严谨的学风，他要求每一个系部、每一个专业的每一位教师在教学实践之前必须列出详细的教学计划，还常常告诫年轻教师：“教师上课要准时到课堂，这正如学校要求学生准时上课一样，如果都可以随便迟到或不上课，这个学校就办不好了。”为了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吴玉章经常组织试讲，还经常亲自讲课和组织师生座谈，在学校培养起教学相长的良好风气。
在吴玉章担任校长的17年中，人大为国家培养了各类建设人才近五万人。他所创立的适合中国建设与发展需要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使得人大迅速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教育领域的一面旗帜。吴玉章出色地完成了党赋予他的使命，也为人大奠定了宏伟的基业。
人大校园，教学楼一隅，竹林掩映中有一组铜像，那是吴玉章老校长和青年学生在一起，驻足他们之间，依稀还能听到老校长的谆谆嘱托：“青年人首先要树雄心，立大志，其次就要决心为国家、人民做一个有用的人才；为此就要选择一个奋斗的目标来努力学习和实践。”他把一生献给了革命，献给了教育事业，献给了青年，真正做到了“一辈子做好事”。
参考文献：
[1]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2]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丛书编委会.中国人民大学纪事（1937—2007）（上下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丛书编委会.在神州大地上崛起 中国人民大学回忆录（1950—2000）（上下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宣传部）
[责任编辑：于 洋]
辛亥首义救国心
1878年12月30日，吴玉章出生在四川荣县，家族书香传世，号称“三荣望族”。尽管双亲早逝，但家人对他多有呵护，祖母亦是严加管教，吴玉章也坚持上进。他爱读史书，读到南宋亡国偏安一隅，不禁为国运伤怀；读到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他心中民族气节的种子迅速萌发，立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少年时，吴玉章辗转求学于成都尊经学院、自贡旭川学院、泸州经纬学堂等，但清朝末年腐败的学政，最终使他弃学回家。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他痛心疾首，后来，吴玉章从新书报中读到了康梁变法维新的言论，深感中国将由此得救，兴奋不已，决心做一个变法维新的志士。戊戌变法失败后，吴玉章透过现实苦闷地领悟到：在中国改良是行不通的，必须寻找新路。1903年3月，吴玉章变卖田产，辞别妻儿，离开故乡，东渡日本，希望一边求学一边寻求救国之路。船过三峡时，他以诗述怀：“不辞艰险出夔门，救国图强一片心。莫谓东方皆落后，亚洲崛起有黄人。”
在日本求学期间，吴玉章接触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孙中山的主张深以为然，他加入了同盟会，修订了救国图存的方向。遗憾的是，他和同盟会的同仁为推翻清朝所做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1910年6月，吴玉章回国参与筹备广州起义，担负起赴日购运军火的任务，虽然在起义当天未及赶回广州，但黄花岗烈士碑记中仍称他为“当日不死同志”。
1911年，清王朝大厦将倾之际，社会各阶层矛盾聚积，四川的保路运动点燃了摧毁旧世界的导火线。此时，吴玉章受同盟会安排回到荣县，与龙鸣剑共同领导革命，擎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四面大旗，宣告荣县独立，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县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权，引起海内震动。荣县首义后，相邻的井研、仁寿、威远等县相继宣告独立，15天后，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的烈火席卷全国，中国社会由此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回忆这段历史，吴玉章激动地说：“我奔走革命最荣幸快活之事，无过于此。”
辛亥革命胜利后，南京临时政府曾派人送给吴玉章一张疆理局局长的委任状，被吴玉章谢绝并说：“我们革命党不是为了做官。”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终以失败告终。在救国之路上再次陷入迷茫的吴玉章，不得不踏上了远赴法国的轮船。为了寻找革命真理，他进入巴黎法科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同时积极关注国内的革命形势发展。再次回到祖国时，他仍在不断地寻找革命的曙光。
留作青年好范畴
1917年隆冬，“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五四运动”的爆发，为吴玉章拨开眼前迷雾，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他深刻地意识到，要革命，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必须依靠工人和群众，必须建立列宁式的政党来领导革命。在得知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的时候，吴玉章极为兴奋。1925年，47岁的吴玉章如愿以偿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北伐战争，吴玉章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成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每每忆及那一段曲折路程，他都会感慨万千：“我的前半生是在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摸索前进的。我从少年时代起就为国家的忧患而痛苦，而焦虑，而奔走，企图在豺狼遍地的荒野中找到一条光明大道。但是我找了将近三十年，经过失败，胜利，再失败，直到‘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以后，我才找到了真理，踏上一条光明的大道。”
他用自己的一生，开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光辉历程。抗日战争中，出于对他革命威望的重视，蒋介石想借机拉拢吴玉章为国民党效力，但吴玉章斩钉截铁地说：“我深知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对于这一点我决不动摇，决不会二三其德！”蒋介石哑口无言，只得悻悻而退。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在任何时候都不曾动摇。
“春蚕到死丝方尽，人至期颐亦不休。一息尚存须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畴！”82岁的吴玉章以此诗自励。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高度概括，也足以使人铭记他为党为人民无悔而伟大的奉献。
一辈子只做好事
吴玉章既是一位革命家，又是一位教育家。他始终认为教育应当作为立国之本，早年就曾撰写《劝游学书》以动员国内更多的人去日本留学，还参加和组织了留法预备学校的工作，他说：“我们希望在这个动乱的环境中培养出一些人才”，于是选了两千多名学生留学法国，周恩来、邓小平等有为青年都在其中，他们也和吴玉章一样，在欧洲大陆上寻找到了真理和希望。
抗日烽火中，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决定成立陕北公学，专门培养抗战人才，吴玉章深以为然并积极为其奔走筹备，对如何办好陕北公学提了许多好意见，而他自己则前往欧洲，在《救国时报》的文化阵地上进行抗日战争的国际宣传，领导了国际上关于抗日的舆论战争。
回到延安后，吴玉章更是亲力亲为办教育，同时不断推行文字改革。他担任过延安宪政促进会会长、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会长、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会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新文字干部学校校长，并为《新文字报》撰写发刊词、领导开展了新文字运动。 朱德总司令1942年写的《游南泥灣》一诗，诗中有“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等句，当时同游的正是德高望重的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从此便有了“延安五老”一说。吴玉章在“延安五老”中年龄排第二，他始终是忙碌的，连六十寿辰都是在国民参政会上过的，完全没有像样的庆祝。后来，经过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提议，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吴玉章同志六十寿辰庆祝会”，毛泽东在祝寿会上即兴发表讲话时说：“人总是要老的，……可贵的是他一辈子总是做好事，不做坏事，做有益于人类的事，不做害人的事。如果开头做点好事，后来又做坏事，这就叫做没有坚持性。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短短几句话，将吴玉章的精神品质勾勒得恰如其分。
1948年，为了迎接全国解放和建立新中国，华北大学应运诞生了。年已七旬的吴玉章当之无愧地成为华北大学的校长。他在华北大学倾注了大量心血，更对毕业生寄予厚望。每当毕业生离开学校，吴玉章都会叮嘱他们，要“积极参加解放战争，把革命进行到底”“实行社会革命，进行土地改革，组织农民发展生产；参加城市工作，把工商业发达起来”。短短一年多的时间，近两万建国英才带着吴玉章的嘱托，投入到解放战争的各条战线，更为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好了充分的人才准备。
心怀人民办教育
新中国百废待兴。吴玉章谢绝了政务院拟委任的重要行政领导职务，毅然决心投身教育事业，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因此，党中央在决定成立新中国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时，德高望重的吴玉章被任命为首任校长。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仍亲自奔波筹措校舍、准备招生开学。1950年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以下简称人大）正式开学，揭开了由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办社会主义新型正规大学的新篇章。
建校初期，吴玉章结合了建国初期的社会实际，经过深思熟虑，决定面向工农开门办学，采用本科、研究生班、专修科、短训班、预科、工农速成中学和函授院等多种形式。他一贯主张办学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办学的指导方针，要求学生“都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以便完成“培养新中国的各种建设干部的任务”。
吴玉章十分关心工农学员，为了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尽快投身国家建设，他带领教师队伍专门设计教学方案，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郝建秀就是工农速成中学的一名学员，忆起老校长，她深情地说，“他给了我殷切的关怀、教导和帮助。因为我原来的文化基础太差，学习中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他把我邀请到他那简朴而有许多藏书的家中，专门给我做重点辅导。他多次亲切地鼓励我说：‘你的困难一定不少，尽管提出来，我们会帮助你解决的。不要着急，以后逐渐走上轨道就好了，我相信你一定能学好。还要注意身体，参加体育锻炼，将来有了文化科学知识，又有了健康的身体，就能为国家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不论是家学渊源的影响，还是多年革命实践的领悟，吴玉章都认为从严治校是办好一所学校之本。为了培养严谨的学风，他要求每一个系部、每一个专业的每一位教师在教学实践之前必须列出详细的教学计划，还常常告诫年轻教师：“教师上课要准时到课堂，这正如学校要求学生准时上课一样，如果都可以随便迟到或不上课，这个学校就办不好了。”为了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吴玉章经常组织试讲，还经常亲自讲课和组织师生座谈，在学校培养起教学相长的良好风气。
在吴玉章担任校长的17年中，人大为国家培养了各类建设人才近五万人。他所创立的适合中国建设与发展需要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使得人大迅速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教育领域的一面旗帜。吴玉章出色地完成了党赋予他的使命，也为人大奠定了宏伟的基业。
人大校园，教学楼一隅，竹林掩映中有一组铜像，那是吴玉章老校长和青年学生在一起，驻足他们之间，依稀还能听到老校长的谆谆嘱托：“青年人首先要树雄心，立大志，其次就要决心为国家、人民做一个有用的人才；为此就要选择一个奋斗的目标来努力学习和实践。”他把一生献给了革命，献给了教育事业，献给了青年，真正做到了“一辈子做好事”。
参考文献：
[1]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2]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丛书编委会.中国人民大学纪事（1937—2007）（上下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丛书编委会.在神州大地上崛起 中国人民大学回忆录（1950—2000）（上下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宣传部）
[责任编辑：于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