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熙（1920-1992），江苏省苏州市人，古文字学家，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1939年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学习，第二年转入中文系学习。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长期从事现代汉语语法和古文字教学与研究工作，为祖国的语言学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关心中小学语文教育，发表过许多重要观点，尤其对作文批改有较深入的研究，出版两部作文指导的普及性读物《作文指导》和《作文批改》。
　　《作文指导》一书1951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主题、结构、表现、词汇、句子、标点六章。
　　纵观全书，“结构”一章无疑是最有价值的部分，论及选择材料、组织材料、开头和结尾、段落四个问题，充满真知灼见。如选择材料，作者认为，主题要通过材料来表现，选择的材料必须围绕主题、服从主题，同时，所选材料要典型，有代表意义，能表现或证明主题。再如组织材料，作者提出两个原则：一是要有重点，要衡量轻重主次，不能喧宾夺主，轻重倒置；二是要有秩序，要把性质相同、关系密切的材料组织在一起，然后按照类别，安排次序，哪些先写，哪些后写，都要有周密的计划。这些在今天仍然是中小学作文教学的“常识”。
　　“表现”一章也时时显示作者的独特之见。作者认为，写作水平要高，一方面靠技巧，更要靠生活经验和思想水平。这里的生活经验，可理解为对生活的观察与体验。事实正是如此，哪怕再有想象力的作家，要是写自己不熟悉的生活，其作品读起来总让人觉得隔了一层。有了生活、经验，尤其是有了思想上的认识，加上一定的技巧和高超的语言表现力，写出来的作品或者文章就往往生动感人，读来让人觉得亲切。这是初学写作者不能不知晓的道理。长期以来，中小学生普遍对作文感到苦恼，其原因之一就是对自己周围的生活不善于观察与体验，加上青少年普遍对事物的认识不深入、不全面，缺少写作技巧，这使得写作更加困难。因此，作者主张写作要建立在生活经验和基础之上，以解决作文“无米之炊”的问题。
　　还是在“表现”一章，作者又说，写得具体才能做到形象生动，但具体不是烦琐，因此，要注意详略结合。“无关紧要的细节可以一笔带过，或是干脆略去不写，但是重要的地方却应该具体地详尽地描写。”此观点是对中小学作文教学尤其是记叙文写作的又一重大贡献。
　　在形象的刻画上，作者反对陈词滥调，堆砌辞藻，“不要怕你的文章不‘美’，语言不‘文’，要知道美丽的辞藻往往只是没有灵魂的僵尸”。这一写作思想，在作者后来的《关于中学作文教学》一文中得到同样的呼应：“文字上要提倡平实朴素，反对‘转’文，反对堆砌辞藻。”笔者虽然并不同意作者“美丽的辞藻往往只是没有灵魂的僵尸”的极端说法，因为初学写作者模仿名家笔下的优美词句是正常的，而模仿往往是学习写作的起步，但总体而言，对初学写作的青少年而言，确实应鼓励他们“我手写我口”，怎么说就怎么写，力求文字表达朴素本色。长期以来，受考试指挥棒的影响，学生流行天马行空的想象性作文，语言表达莫名其妙。今天重温作者提倡作文中的文字要平实朴素的观点，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从清末到新中国建立之初，作文指导方面的著作出版了很多，但像《作文指导》这样不厌其烦地讲词汇、句子、标点符号的作文指导书并不多见。其实，词、句、标点正是作文的基础。这就好比一栋大楼，是由沙石、砖头、水泥、木头等建筑材料建成的，没有这些材料，便不会有大楼。因此，词、句、标点之于作文的关系，恰似建筑材料之于大楼的关系，其重要性不言自明。重视词语、句子和标点等作文基本“建筑材料”，是作为语言学家的朱德熙先生这部作文指导书的特色。若让文学家或理论家来写这部书，是无法深入这样细部的。
　　在这部书中，作者力避抽象说理，每讲一个道理，必定举出大量的写作事例予以说明或者证明。所举案例，既有正面的（包括鲁迅、丁玲、赵树理等名家的作品片段），更多的是反面的（学生的习作）。因而，这样的作文指导，既突出了“该怎么写”，又让学习者知道“不该这么写”。这可谓该作文指导书的一大特色，也是许多同类作文指导书普遍欠缺的。
　　另外，本书各章末尾均设有练习。这也可算本书区别于其他作文指导书的又一特色。
　　然而，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本书存在一些令人遗憾的地方，表现出特定时代的局限性。
　　如第一章“主题”，作者强调主题的重要性，“主题是文章的灵魂，没有主题，文章就失去了生命”，这是没错的，然而“决定文章价值的先决条件，就是看它的主题是否正确”的观点，这就值得商榷了，因为主题往往很难用正确与否去衡量，应看是否具有独创性。因此，作者接下来的论述，表现出新旧政权交替时期的思想局限性，甚至可以说留下“左”的痕迹。比如，作者认为，“文章是发挥个人的思想感情的工具”的观点是错误的，文章中不能有“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因而，作者教育写作者，必须学会运用科学的思想方法来观察、分析事件，不要把部分当全体，不要只看到矛盾的一面，还要看到统一的一面，要有发展的观点，要分清现象与本质，等等，这些没错，但都是大道理，对实际的作文指导起不到什么作用。因此，正如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中对这本小册子的自我评价：“主题”一章写得最不满意。毋庸置疑，作者受特定政治的影响，不是从写作实际而是从抽象观念出发来写这一章的。
　　本书更值得商榷的问题是：作文指导如此多地讲词性、词义、双音词、长句、短句、包孕句、复合句、被动句、倒装句、虚词等语法、词汇、句法、标点符号等知识，是否合适？这些是中小学生作文训练中最需要的写作知识吗？如第四章的一道练习题：“指出下列词的词性。如果是动词，指出它是及物动词还是不及物动词。”这不像是作文指导，更像是语法练习。这种语法知识对作文的指导作用十分有限，因为汉语写作强调语感，写作者可以不知道那些语法修辞、单句复句、实词虚词、语言顺序等语言知识，但完全可能写出一手漂亮的文章；相反，懂得语言知识的人却可能缺少语感，写不出好文章来。因此，用语文新课改的眼光审视本书，语言知识讲得过多过细，且多为陈述性知识，现在这方面的知识已除旧布新。
　　作者在本书的“序”里说，文法问题只是学生作文的其中一个问题，因此，从主题选择、材料取舍、表现手法、结构安排、词句标点等，都应该考虑到，不能偏重某个方面，而且即使是谈文法，也要避免过于烦琐和专门的术语。这一认识是正确的。作者后来在他的《从作文和说话的关系谈到学习语法》一文中又说：“语法只管句子的构造，主题思想、篇章结构、修辞炼字等等问题，写作的时候都必须考虑到，但这些都不在语法研究的范围内。”这一认识是清醒的。可惜，在这本书中，作者恰恰过多地将文法纳入了作文指导的视野中。
　　不过，这正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存在的普遍性问题：陈述性的写作知识过多，缺少可供师生操作的程序性知识。因此，学生读了这样的作文指导书之后，可能仍然不知道该如何写作。这就像当年新华社的同志听了作者关于写作的报告后说，他们还是不知道怎么写文章。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写作教学普遍隶属于语言学专业，往往由语言学教师承担写作教学与研究任务，就像本书所表现的，打上了鲜明的语言学烙印，写作指导显出了烦琐化。对学生急需的写作指导，如写作的一般能力包括哪些，如何分步骤训练，各体文章写作该如何训练，本书未能给予。作者曾经说：“从文体方面说，我觉得应该着重让学生练习记叙文、说明文和简单的议论文。”但本书令人遗憾地未能给学生提供这三类基本实用文体的训练指导。
　　这是语言学家写就的作文指导书。无论是它的优点还是缺点，都通过这一点表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