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秋雨愁煞人”，留下这句广为传诵的遗言，“鉴湖女侠”秋瑾慷慨就义。指引和帮助秋瑾走上革命道路的，是其结拜姐妹吴芝瑛。
　　吴芝瑛出身官宦之家，自幼聪慧，早年便以诗、文、书法闻名安徽桐城，随入朝为官的丈夫廉泉移居北京后，书法、文才曾受到慈禧赞赏。维新运动启蒙了她忧国忧民的意识，面对《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的横征暴敛，她上书清廷，倡导“国民捐”，主张“产多则多捐，产少则少捐，无产则不捐”。她还向“男尊女卑”的封建陋习挑战，当街书写卖字，所得全部捐出。
　　1903年，秋瑾抵京，结识了近邻吴芝瑛，两人一见如故。在吴芝瑛的万柳堂，除了谈论诗文，她们还举办进步妇女谈话会，纵论国事，时人称赞“文采昭曜盛极一时，珊瑚玉树齐辉并美”。“芝兰气味心心印，金石襟怀默默谐”，意气相投的两人交换了兰谱，结为金兰。

　　正是在吴芝瑛家，秋瑾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对封建婚姻不满的她决定赴日留学。丈夫王廷钧极力反对，并切断了她的经济来源。吴芝瑛深感王廷钧只是纨绔子弟，支持秋瑾与之脱离：“貌合神离，有距离难成眷属;同床异梦，无缘分何必夫妻！”她变卖首饰鼎力资助，秋瑾终于冲破封建家庭束缚，东渡日本。
　　目睹清政府日益腐败，吴芝瑛力劝丈夫“勿屈事清廷”。不久，廉泉辞官，他们回到上海，在曹家渡隐居。
　　1906年，秋瑾回国，在上海筹办《中国女报》，宣扬男女平权。吴芝瑛不遗余力地支持，她不仅慷慨解囊，还设宴遍请沪上名媛，发动大家集资。
　　岂料，壮志未酬，却传来秋瑾在绍兴就义的噩耗。吴芝瑛悲痛欲绝，不顾病体，连续写下《秋女士传》《记秋女士遗事》等多篇文章，歌颂秋瑾的侠骨丹心。在《祭秋瑾女士文》中，她痛斥浙江巡抚为“禽兽之类”，爱国报纸纷纷登载，指责清政府倒行逆施。
　　秋瑾遇害后，族人恐遭株连无人收尸，吴芝瑛联合另一位結拜姐妹徐自华在西湖买地、建墓。吴芝瑛又含着悲痛亲笔撰写碑文，完成了秋瑾“埋骨西泠”的遗愿。她在家中供奉起秋瑾身穿和服手持宝剑的遗像，“万柳堂”改名“悲秋阁”。她公开表示，愿以身家生命保护秋氏家族。
　　义葬秋瑾让清政府大为震怒，以“乱党”“忤逆”之名抓捕吴芝瑛。正在上海德国医院养病的吴芝瑛不顾劝阻，毅然出院，她致书两江总督：“因葬秋获谴，心本无他，死亦何憾？是非纵有公论，处理则在朝廷，芝瑛不敢逃罪。”她“愿一身当之”，只求“勿再牵涉学界一人，勿将秋氏遗骸暴露于野”。
　　一时舆论哗然，进步人士纷纷上书，指出朝廷并无“不许掩葬罪骸者”的律令，吴芝瑛的外国友人麦美德也在英国《泰晤士报》发文声援。迫于中外舆论的压力，清廷无奈收回成命。
　　步秋瑾后尘，吴芝瑛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辛亥革命胜利后，上海组建民军，她“仗义疏财，斥资以助军饷”。上街宣传演讲时，她撰写的《从军乐》六章，气势磅礴，传诵一时。她还积极参加女界代表请愿活动，为实现女子参政上书孙中山。对新生的民主共和，吴芝瑛充满无限期望。
　　不料，革命果实被衰世凯窃取。吴芝瑛不顾小女已许配袁家，写下著名的《上袁氏万言书》，愤然笔伐：“公朝去，而吾民早安;公夕去，而吾民晚息;公不去，而吾民永无宁日！”其凛然大义，令人敬佩。
　　吴芝瑛一生义举无数，房产田地悉数变卖。晚年的她家境窘迫，在贫病交加中离世。“一纸书使阿瞒褫魄，千古恨为秋瑾招魂”，万柳堂不再，唯有西泠桥畔，千年金石永证同盟。
　　吴芝瑛（1867年-1933年），安徽桐城人，民主革命家、妇女运动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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