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宋一朝，多出才女，最著名的当数李清照，其次是朱淑真，再次便是今日不太知名但当时颇有影响的几位才女，比如王安石的妻子、妹妹和几个女儿。
　　先看一首七言绝句：西风不入小窗纱，秋气应怜我忆家。极目江山千里恨，依前和泪看黄花。
　　这是王安石大女儿的诗作，写于出嫁后，表达了对娘家的思念之情。诗意浅白，意境虽不甚高远，但平仄工巧，韵律舒缓，是非常规整成熟的七言律绝。尤其是“极目江山千里恨”，相当大气，格局一下子上去了。
　　还有一些没能完整流传下来的诗词片段，分别出自王安石的妻子、妹妹和侄女之手。“待得明年重把酒，携手哪知无雨又无风。”这是王安石妻子的词;“草草杯盏供君笑，昏昏灯火话平生。”这是王安石妹妹的诗;“不缘燕子穿帘幙，春去春来哪得知？”这是王安石侄女的诗。与王安石同时代的魏泰曾在《临汉隐居诗话》写道：“近世妇人多能书，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荆公家最众。”意思是说宋朝多出才女，王安石家尤其多。
　　但是，才和德是两回事儿，文采了得，品德未必一定高尚。王安石的妻子吴氏出身仕宦之家，祖父吴敏、父吴芮、叔父吴蒙皆为进士。耳濡目染之下，她自幼聪颖，文采绮丽，宋人笔记多处记载“荆公妻吴夫人最能文”。但在德上，吴氏实在有负名门闺秀的声望。
　　据宋人笔记《萍州可谈》记载，王安石罢相之后，曾被贬到江宁任知府。后来，他自请退休，一家人需搬出知府衙门，回自家私宅。衙门里有一张藤床，系公家所有，吴氏甚为喜欢，让下人搬回了家。王安石是清官，从不吞占公物，劝妻子把床还回去，吴氏不听。后来，知府衙门的差役赶到家里索取，百般求情，吴氏还是不理。王安石无计可施，只能穿着鞋子躺在那张床上——吴氏有洁癖，见床已被弄脏，便嫌弃了，这才还给了公家。
　　除了贪小便宜，吴氏还护短，甚至视国法于不顾。宋人笔记《东轩笔录》记载，吴氏的弟弟吴生到南京（时称金陵）游玩，住在某寺行香厅。那行香厅又宽敞又雅洁，南京官府经常借用此厅举行仪式。有一天，皇帝生日，南京官员要在行香厅集合，为皇帝祝寿，好言好语请求吴生先搬到别屋，等仪式完毕再搬回。吴生嫌麻烦，不搬。不但不搬，还破口大骂，因此犯下了辱骂官长的罪。
　　大部分官员碍于吴生是王安石的小舅子，不跟他一般见识。但也有人忍不下这口气，等仪式一结束，就对他签发了逮捕令。吴生吓坏了，一溜烟儿躲进王安石府里。几个官员去拜见王安石，诉说吴生辱骂官长的经过，王安石听后很生气，准许他们进屋抓人。吴氏却拦着不让进，并大声呵斥这些官员：“相公罢政，门下之人解体者十七八，然亦无敢捕吾亲属于庭者，汝等乃敢尔耶？”我们家老王虽说不是宰相了，老部下们也大都退休了，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再大的官儿也不敢到我们府上放肆，你们竟敢捉拿我家属，莫非是吃了熊心豹子胆？这劈头盖脸一顿骂，使得南京官员不敢还口，只得作罢。
　　有其母必有其女，吴氏的泼辣、蛮横也被女儿继承。查《宋史·蔡卞传》：“蔡卞妻王夫人，荆公女，颇知书，能诗词。蔡每有国事，先谋之床笫，然后宣之庙堂，时执政相语曰：吾辈每日奉行者，皆其咳唾之余也。”说是蔡京的弟弟蔡卞娶了王安石的二女儿，这二姑娘知书却不达礼，既写诗填词，又搞裙带关系。蔡卞当副相时，每有重大决策和重大任命，都要先回家跟老婆商量，老婆怎么说，他就怎么办，老婆说让用谁，他就升谁的官。

　　据南宋文献《容斋三笔》记载，王安石的二女儿让蔡卞提拔一个人——王安石连襟的外孙，蔡卞赶紧跑去找哥哥蔡京，一番说辞，最终让那人做了大官。
　　王安石的大女儿王堇，乳名伯姬，嫁给了王安石同年好友的儿子吴安持。两人生下一子，取名吴侔。这孩子眉清目秀，聪明伶俐，备受外公王安石的喜爱。王安石曾为其赋诗一首，就是著名的《贈外孙》：南山新长凤凰雏，眉目分明画不如。年小从他爱梨栗，长成须读五车书。意思是说小外孙就像南山上新生的小凤凰一样，眉目清秀得比画上的还好看。在他小时候，想干什么就让他干什么，但是年纪大些时就必须读很多书。

　　吴侔兄弟造反事件成了王安石家族命运的转折点：此前，王安石家族蒸蒸日上，他的儿子、侄子、侄孙相继进入官场，并受到重用;此后，王家子孙不得不揖别政坛，甚至文坛，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名人出自这个家族。

　　不幸的是，这样一个被寄予厚望的外孙，最终竟误入歧途。
　　吴侔有一个堂兄叫吴储，宋哲宗时期出任某地知州。吴储迷信相术，道士张怀素给他看相，夸其相貌“贵不可言”，有朝一日能在关中平原称王称霸。张怀素此人号称“落魄野人”，喜欢说大话，自称“道术非常神通广大，即使是飞禽走兽，也可以呼喝差遣”。他往来于京师，以“左术”游说于仕宦之门，与蔡京、蔡卞等人皆有交往。吴储听了他的一番话，既兴奋又紧张，将之告诉吴侔。吴侔年轻，不知深浅，竟劝吴储造反。
　　就这样，兄弟二人开始密谋划策，招兵买马。公元1107年，正在他们预谋起事之际，被人告发，张怀素、吴储、吴侔当即被逮捕，随后被关进天牢，凌迟处死。造反事件发生时，王安石早已去世，但王安石的女婿吴安持和女儿王堇还健在。身为造反者的亲生父母，他们也受到牵连：吴安持知情不举，被判死缓，剥夺一切官职和称号，后减为徒刑，发配到长沙（时称潭州）;王堇对儿子失于管教，从轻发落，被软禁起来。
　　问题在于，吴侔为什么要造反？一是因为迷信，竟然相信相士的信口雌黄;二是因为狂妄，竟然认为他们堂兄弟二人有能耐掀翻大宋王朝。这狂妄的个性，跟他的生活环境有很大关系——外祖父王安石当过宰相，祖父吴充当过副相。他从小到大锦衣玉食，受人追捧，怎会知道天高地厚呢？除此之外，他还缺乏理性的家庭教育。说到家教，其母亲王堇自然难辞其咎。 　　王堇有才，以她的聪颖和见识，绝对不会蠢到去撺掇儿子造反。但是再追溯到她的生活环境和家庭教育，也就不难理解了。王堇的母亲，也就是王安石的妻子，贪婪、护短、泼辣，能指着鼻子将知府级别的官员骂得狗血淋头，事后不承担任何责任。她的女儿们看在眼里，依样学样，自然也就把任性和张狂传给了下一代。
　　吴侔兄弟造反事件涉及的案犯多是王氏至亲，加上变法失败后政敌的报复，王安石家族再也没有立足的底气了。这件事由此成了王安石家族命运的转折点：此前，王安石家族蒸蒸日上，他的儿子、侄子、侄孙相继进入官场，并受到重用;此后，王家子孙不得不揖别政坛，甚至不得不揖别文坛——从北宋末年到南宋灭亡，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名人出身于这个家族。
　　平心而论，王安石本人在道德上堪称完人。他不贪财、不好色，不倚仗权势欺人，也不喜欢下属溜须拍马。若有人反对他的变法主张，他力图用道理和实效来说服对方，实在说服不了，也绝不会打击和陷害反对者。但是他的家风实在成问题，不然怎会有一个贪婪、护短和暴戾的妻子，之后还有一个不断向丈夫吹枕边风、搞裙带关系的女儿（蔡卞之妻）。
　　但这仅仅是家风有问题吗？恐怕不是，真正的病根儿在整个官场的风气上。
　　北宋文献《东轩笔录》载有一段故事，说是王安石执掌相权时，“每生日，朝士献诗颂，僧道献功德疏以为寿，舆皂走卒皆笼雀鸽，就宅放之，谓之放生。”每年过生日，百官纷纷献诗，僧道纷纷祝寿，连商贩都提着鸟笼子到门前放生。有一个京官名叫巩申，渴望得到王安石的提拔，“以大笼贮雀，诣客次，搢笏开笼，且祝曰：愿相公一百二十岁。”用大笼子装上許多麻雀，来到王安石的寿宴上，一边给王安石祝寿，一边打开笼子放生。
　　王安石变法，反对者多，拥护者少，那为什么文武百官、小商小贩和出家人都来给他祝寿呢？说到底是因为他手中的权位。谁手中有权，就向谁拍马屁，这是历朝历代都有的惯例，也是权力缺乏制衡之时的必然现象。王安石的妻女和后世子孙在这种环境下生活，很难不走上嚣张的道路，曾经光芒万丈的王氏家族也由此败落。
　　王安石（1021年-1086年）
　　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人。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1042年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参政知事等职。曾两度拜相，主持变法。著书立说，文采斐然，名列“唐宋八大家”。1086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