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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的电影中有他标志性的、挥之不散的独特气味，混杂着上世纪县城中的尘土与当代中国翻转的欲望。他把自己投射在电影中，有着对故旧的怀恋和对当下的慨叹。
那是北京一个普通小区的一套单元房，光线有些暗淡，空间也不算宽敞，如果没有一堆散乱堆放的胶片，和挤在一处的一座座奖杯，没人会把这里与导演工作室联系在一起。
贾樟柯坐在一堆杂书中间，显得有点疲惫，他点起一根雪茄提神。他抽着雪茄，聊起自己的电影和生活，言谈中夹杂大量文学色彩颇浓重的词汇。他看起来更像一个旧时代的读书人，手指细白，带着点墨水的痕迹，有点弱不禁风又书生气十足，但一颗心里却全是酷烈的想象。
两年前，贾樟柯去美国华盛顿的朋友家探访。那一家人在孩子上小学期间移民美国，母亲原来是大学教师，英文很好，但父亲的外语却不好，为了让孩子尽快融入美国社会，父母就积极鼓励孩子讲英文，逐渐发展到基本丢弃了母语。后来父母二人因故离婚，父子二人之间的交流只能依靠谷歌翻译。
“看到那个场面，我真的是五味杂陈。”贾樟柯说。
“你知道语言所牵扯的乡情是不一样的，能想象到吗？那个孩子，在前些年，他六七岁的时候，还在汾阳尘土飞扬的街道上，父母拉着他在跑，而几年之后，他摇身一变，就成了不会说中文的少年。”他顿了顿，又说，“牵扯了乡情之后，那种震撼更让人心酸。”
关乎乡情，不只渗透在电影里。在如今太原城某个隐匿的角落里，躲藏着一家小小的面馆，它的老板是贾樟柯，那里是贾樟柯与旧时朋友与同学聚会的“秘密基地”。他不时回到山西，在面馆里和旧友们进行“纯爷们儿”式的聚会，吹牛，八卦，聊国际政治和国家领导人。按照妻子赵涛的讲述，贾樟柯和他的朋友之间的话题，永远是关于过去的鸡毛蒜皮，“比如上学时候，老师骂了谁，谁和谁又打了一架，基本都是聊了大半辈子的事，每年又再接着聊好几遍。”
如今的贾樟柯似乎有意把生活劈成两半，一半是电影，意味着工作和事业;而另一半则属于家乡与故友。最近几年，他养成了一个喜欢回乡参加红白喜事的习惯，用贾樟柯自己的话形容“这让我感觉自己还在真实地活着。”
在早年完成关于汾阳的“故乡三部曲”之后，贾樟柯用了很多时光，在他的电影版图中勾画出了一块大大的疆域，山西、重庆、上海、湖南、广东，甚至阿拉木图和澳大利亚，都在他的影像中先后被跨越呈现。
贾樟柯身上一直具有着“书生气与江湖气”相互混杂的气息。关于贾樟柯身上的书生气，来源于他的父亲，一个在中学担任语文教师的老人，谦和儒雅，“他有智慧，但绝不卖弄。”朋友回忆。父亲在世时甚少评价贾樟柯的电影，只在看完《站台》后，淡淡说了一句：你要是在五八年，肯定是个右派。
而贾樟柯身上的江湖气则或多或少是因为撞上了大时代的缘故。与父亲那代人压抑隐忍的个性不同，1970年代生人的贾樟柯不仅见证了大革命风暴的遗迹，还一步步见证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1990年代的经商热潮。旧世界已经分崩离析，新世界的规矩却仿佛尚未建立，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唱着“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一边在气味复杂的录像厅看港片，一边在课余时间做买卖赚钱，心里怀揣着懵懂又壮怀激烈的梦想，大把大把地挥霍青春。
关于贾樟柯的电影，国际主流电影评论界曾有这样一句流传颇广的评价：在中国，有贾樟柯这样一个叙述者，能够让我们理解这个国家在发生些什么。
看上去，这仿佛是一句针对西方观众的广告语;而传回国内，它又拥有了一个更为醒目的译笔：在贾樟柯的电影里，读懂中国。
虽然贾樟柯并不承认自己有“讲述中国”的义务与责任，但他也承认自己对各种突发新闻事件的关注，以及在作品中流露出“与现代社会快速的互动性”。
但事实上，贾樟柯的“中国叙事”显然并非停留在对于当代中国的解读之上，剔除掉那些与现实保持极高敏感度的故事与事件，人们甚至可以在贾樟柯的影像中，隐隐看出一个幽深浮动着的、对于旧时代中国传统的想象。
在他那座位于北京市区西北方、夹杂在一片居民楼中、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工作室里，戛纳金马车奖和一些大大小小的奖杯被随意放置在一个款式陈旧的玻璃金属搁架上。一进门最显眼的位置，则摆放了一座关公塑像，香炉里却并没有青烟缭绕。而在客厅隔壁的书房里，则堆放着大批杂书，贾樟柯经常在那里抽雪茄，读他收集的清末民初的山西地方县志。
贾樟柯喜欢的中国电影是《马路天使》与《小城之春》，《马路天使》是因为里面流露出的活泼而灵动的市井表达，而《小城之春》则是因为“喜欢里面的人物，在他们身上看得到旧时中国人的‘礼’”。
在大部分人的印象中，贾樟柯是个工作狂，他紧紧抓住任何一次闪烁的灵感和直觉，以强烈的意志和严格的控制来完成每一部电影。除了和山西老同学的定期聚会，他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活动。
与《红楼梦》相比，贾樟柯更喜欢的中国古典小说是《水浒传》，但并不是因为少年时代暴力往事的残留，而是因为一个林冲夜奔的故事，在茫茫暗夜大雪纷飞中奔逃的末路英雄的身影，始终在贾樟柯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关于他的电影《山河故人》的结局，当时贾樟柯突然觉得，那个时刻，需要有一个青春时代的回响继续传回来，于是《珍重》的歌声响起，“一方面是孤老的忧伤，一方面，即使在那样的环境里，人也应该还具有着不灭的生命力，而把这两点融合在一起，应该是五味杂陈的。”
而他每次一想到这一幕，就会感觉到一点“愉悦的忧伤”。
“这算是一种生命的救赎吗？”
“我的电影里永远不会有救赎。” 贾樟柯以他少有的肯定语气强调。
他依旧是那个在大雪纷飞的茫茫暗夜中夜奔的人。
（编辑：彭宇）
那是北京一个普通小区的一套单元房，光线有些暗淡，空间也不算宽敞，如果没有一堆散乱堆放的胶片，和挤在一处的一座座奖杯，没人会把这里与导演工作室联系在一起。
贾樟柯坐在一堆杂书中间，显得有点疲惫，他点起一根雪茄提神。他抽着雪茄，聊起自己的电影和生活，言谈中夹杂大量文学色彩颇浓重的词汇。他看起来更像一个旧时代的读书人，手指细白，带着点墨水的痕迹，有点弱不禁风又书生气十足，但一颗心里却全是酷烈的想象。
两年前，贾樟柯去美国华盛顿的朋友家探访。那一家人在孩子上小学期间移民美国，母亲原来是大学教师，英文很好，但父亲的外语却不好，为了让孩子尽快融入美国社会，父母就积极鼓励孩子讲英文，逐渐发展到基本丢弃了母语。后来父母二人因故离婚，父子二人之间的交流只能依靠谷歌翻译。
“看到那个场面，我真的是五味杂陈。”贾樟柯说。
“你知道语言所牵扯的乡情是不一样的，能想象到吗？那个孩子，在前些年，他六七岁的时候，还在汾阳尘土飞扬的街道上，父母拉着他在跑，而几年之后，他摇身一变，就成了不会说中文的少年。”他顿了顿，又说，“牵扯了乡情之后，那种震撼更让人心酸。”
关乎乡情，不只渗透在电影里。在如今太原城某个隐匿的角落里，躲藏着一家小小的面馆，它的老板是贾樟柯，那里是贾樟柯与旧时朋友与同学聚会的“秘密基地”。他不时回到山西，在面馆里和旧友们进行“纯爷们儿”式的聚会，吹牛，八卦，聊国际政治和国家领导人。按照妻子赵涛的讲述，贾樟柯和他的朋友之间的话题，永远是关于过去的鸡毛蒜皮，“比如上学时候，老师骂了谁，谁和谁又打了一架，基本都是聊了大半辈子的事，每年又再接着聊好几遍。”
如今的贾樟柯似乎有意把生活劈成两半，一半是电影，意味着工作和事业;而另一半则属于家乡与故友。最近几年，他养成了一个喜欢回乡参加红白喜事的习惯，用贾樟柯自己的话形容“这让我感觉自己还在真实地活着。”
在早年完成关于汾阳的“故乡三部曲”之后，贾樟柯用了很多时光，在他的电影版图中勾画出了一块大大的疆域，山西、重庆、上海、湖南、广东，甚至阿拉木图和澳大利亚，都在他的影像中先后被跨越呈现。
贾樟柯身上一直具有着“书生气与江湖气”相互混杂的气息。关于贾樟柯身上的书生气，来源于他的父亲，一个在中学担任语文教师的老人，谦和儒雅，“他有智慧，但绝不卖弄。”朋友回忆。父亲在世时甚少评价贾樟柯的电影，只在看完《站台》后，淡淡说了一句：你要是在五八年，肯定是个右派。
而贾樟柯身上的江湖气则或多或少是因为撞上了大时代的缘故。与父亲那代人压抑隐忍的个性不同，1970年代生人的贾樟柯不仅见证了大革命风暴的遗迹，还一步步见证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1990年代的经商热潮。旧世界已经分崩离析，新世界的规矩却仿佛尚未建立，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唱着“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一边在气味复杂的录像厅看港片，一边在课余时间做买卖赚钱，心里怀揣着懵懂又壮怀激烈的梦想，大把大把地挥霍青春。
关于贾樟柯的电影，国际主流电影评论界曾有这样一句流传颇广的评价：在中国，有贾樟柯这样一个叙述者，能够让我们理解这个国家在发生些什么。
看上去，这仿佛是一句针对西方观众的广告语;而传回国内，它又拥有了一个更为醒目的译笔：在贾樟柯的电影里，读懂中国。
虽然贾樟柯并不承认自己有“讲述中国”的义务与责任，但他也承认自己对各种突发新闻事件的关注，以及在作品中流露出“与现代社会快速的互动性”。
但事实上，贾樟柯的“中国叙事”显然并非停留在对于当代中国的解读之上，剔除掉那些与现实保持极高敏感度的故事与事件，人们甚至可以在贾樟柯的影像中，隐隐看出一个幽深浮动着的、对于旧时代中国传统的想象。
在他那座位于北京市区西北方、夹杂在一片居民楼中、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工作室里，戛纳金马车奖和一些大大小小的奖杯被随意放置在一个款式陈旧的玻璃金属搁架上。一进门最显眼的位置，则摆放了一座关公塑像，香炉里却并没有青烟缭绕。而在客厅隔壁的书房里，则堆放着大批杂书，贾樟柯经常在那里抽雪茄，读他收集的清末民初的山西地方县志。
贾樟柯喜欢的中国电影是《马路天使》与《小城之春》，《马路天使》是因为里面流露出的活泼而灵动的市井表达，而《小城之春》则是因为“喜欢里面的人物，在他们身上看得到旧时中国人的‘礼’”。
在大部分人的印象中，贾樟柯是个工作狂，他紧紧抓住任何一次闪烁的灵感和直觉，以强烈的意志和严格的控制来完成每一部电影。除了和山西老同学的定期聚会，他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活动。
与《红楼梦》相比，贾樟柯更喜欢的中国古典小说是《水浒传》，但并不是因为少年时代暴力往事的残留，而是因为一个林冲夜奔的故事，在茫茫暗夜大雪纷飞中奔逃的末路英雄的身影，始终在贾樟柯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关于他的电影《山河故人》的结局，当时贾樟柯突然觉得，那个时刻，需要有一个青春时代的回响继续传回来，于是《珍重》的歌声响起，“一方面是孤老的忧伤，一方面，即使在那样的环境里，人也应该还具有着不灭的生命力，而把这两点融合在一起，应该是五味杂陈的。”
而他每次一想到这一幕，就会感觉到一点“愉悦的忧伤”。
“这算是一种生命的救赎吗？”
“我的电影里永远不会有救赎。” 贾樟柯以他少有的肯定语气强调。
他依旧是那个在大雪纷飞的茫茫暗夜中夜奔的人。
（编辑：彭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