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这里所说的“小考”,并不是什么“考古”和“考证”，而是想简单地“考评”一下中日韩三国棋院的功能、使命和职责，发出一点独立的声音，希望能被一些人听见。如果能有所反馈，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不过，这已经是奢望了，写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此，只是试图发现问题，最多也就是孔见一点解决问题的方案罢了。
满意，是一种非常愉快的感觉。不过目前，大家对于三国棋院的一些做法并不是非常愉快，多少都有那么一点意见。
这种情绪最近两年似乎就没有一直中断过。先是１９９９年的第一届春兰杯后，韩国棋院的重量级人物曹薰铉公开表示了他的“叛逆宣言”，他说如果韩国棋院再不改变一些做法，那么他以后将不代表韩国棋院参加世界大赛。此言既出，震撼力是非常的，谁也没有想到一直勤力和很有威望的曹九段居然发出这种声音。老曹不满意的地方在于，韩国棋院一直提高征收他们的棋士公积金，他们在世界大赛辛苦赚的钱不少都进入了棋院的荷包，而世界大赛上又总是他们几个在打拼，在为国家争光、在为韩国棋院挣银子。老曹，那个心理不平衡啊！
人得意风光的时候总是有那么一点狂，曹薰铉称雄首届春兰杯后发出的“叛逆宣言”有这种因素在里，但韩国棋院一些做法早已引起很多棋士尤其是顶尖级棋手的不满更是事实。据说，李昌镐等高手也对韩国棋院过高的征收奖金比例有所不满，只是他们没有将这种不满公开化罢了。
一向口碑不错的中国棋院在去年的上半年也难逃质疑的声音。这主要就是缘于两起事件，一是马晓春风波，二是芮乃伟事件。马晓春在第二届春兰杯决赛失手后拒绝领奖，引起渲然大波，中国棋院在一方面表示强烈批评马晓春之余，另一方面以没有处罚前例可循为由，拒绝处罚马晓春。这一举动引起了舆论和棋迷的强烈不满，一时间报纸、网络等多种媒体“轰炸”中国棋院，批评中国棋院心慈手软，偏袒马晓春，没有法制化传统，没有一套严明的规章制度。
另一起就是芮乃伟风波，由于芮在韩国的大红大紫，勾起了相当数量的棋迷对芮坎坷经历和不平遭遇的巨大同情，同情的一个很大反映就在于，很多棋迷强烈质疑当年棋院的一些做法和规章制度，并对很多权利资源被滥用表示很大的“愤慨”。
就像韩国的曹薰铉一样，日本老前辈藤泽秀行的倒戈也着实让人震惊。藤泽去年宣布和日本棋院脱离关系，大声指责日本棋院做事官僚、利欲熏心的丑事，日本棋院马上予以反击，宣称将藤泽除名，并取消他的九段称号。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日本棋院同样公布了一件让人惊诧的决定，他们对“醉酒伤人”的小林觉予以一年禁赛的重罚，引起了中日韩三国棋迷甚至棋院官方的“公愤”。
夹杂在这些其间的还有韩国棋院的总裁难产、权利斗争走向显形化等曲曲折折的过程。可以说，最近两年的棋坛，随着成长和发展的一步步迈进，棋界的更多层面和领域的东西进入公众的视野，身为管理层的棋院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舆论，他们的一些是非也被街谈巷议，成为媒体的谈资。也许，这是一种焦点的错位，但是的确反映了职业围棋在一步步走向成熟，因为棋界从整体来说，是一个系统工程，全部都动起来，都被关注，是一种很为自然的状况。
韩国的曹薰铉还是依然代表韩国棋院参加各种世界大赛，去年还喜获富士通的世界冠军，日本藤泽秀行的倒戈行动得到了很多棋迷的理解和同情，但不是任何人都站在他这一边，坂田荣男在“金盆洗手”的那一天，还指责藤泽意气用事，别有用心。中国的芮乃伟事件早已成为往事，过去的事情，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是那么容易说得清楚和解释得完满的。
所以据此，得出两个结论:一，大肆指责棋院官方也许是没有道理的，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难以拥有让人信服的资格，一些事情是今天见山，明天就见水，一些人亮出了仁，另一些则显示了智。不好说。二，无风不起浪，篱笆扎紧了，不会有任何东西进入。2000年至今，是三国棋院的多事之秋，不管怎么说，它们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危机。
需要正视的问题
最先说明的是一个起点问题。中日韩的三国棋院现在并无大的问题，也没有大的危机，一切都还说得过去，但是我们身处的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千年，蓦然回首，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处在一个信息的社会，一个管理的社会。
我们是得过且过，自己自足还是要以高标准来要求自己，使自己适应时代的步伐呢？何去何从，明明白白我们的心。以这种眼光来打量，三国棋院，确确实实需要正视一些问题。
缺乏一颗高瞻远瞩的心。正像小侠之前多次说的那样，三国棋院到现在还没有成立一个统一性的、权威性的国际围棋组织，是最大的遗憾。日本棋院1924年成立，韩国棋院1995年成立，中国围棋协会1962年成立，三国围棋的发展无不是名正言顺，借这三个组织的成立才得到长足的进步和提高。如果现在再适时地推出一个统一组织，对三国棋界进行必要的梳理和世界性比赛的整合，使围棋朝全球化、产业化的方向发展，都有着莫大的好处。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说得够多，所以不想在此赘述。
从下面的一个事情，看出新时代的三国棋院的确需要应变的能力，这就是段位赛的改革问题。曾几何时，这个段位赛，在三国棋界内，都是一把很好的衡量水准的尺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而现在呢，说它是鸡肋都有些客气了，简直成了无足轻重的一个比赛。在三国棋界内，段位高低与水准高低都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倒挂，不能说不是咄咄怪事。竞技规律决定了这一现象的部分合理性，不过段位赛日益凸显出的弊端是最合理的解释。
去年，在中国段位赛期间，小侠写了一篇<段位赛利弊谈>，指出一些不合理的现象，但是被协会的一位老同志严厉呵斥，小侠被骂了个狗血喷头。但是小侠坚信，段位赛发展到现在，已经呈现出很大的弊端。现在在三国，这一问题暴露得毕现无疑，中韩两国的段位赛，随意放弃比赛的人数不是少数，在日本，日本棋院理事长利光松男发誓要使2001年成为“日本棋院改革之年”，利光理事长说要对延续多年的“大手合”(升段赛)制进行改革。事情似乎到了不容质疑的地步。
请问，这说明了什么？从具体的技术层面讲，段位制的改革已经成了三国刻不容缓的一个课题。
小侠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现象，就是日韩的棋院似乎都遇到了危机，他们强烈呼唤改革。日本的问题是，连续几年棋院的财政都遭遇了危机，日本棋界是一个特别重视高段位的地方，对高段棋手的津贴很多，还有他们的升段对局费，都花费高昂。但是，段位赛的弊端，和这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也难怪日本棋院要对他们的“大手合”实施改革。
韩国也遇到了类似的窘境，要说比赛，韩国的头衔战可以说是中日韩中最多的，林林总总，一共二十几个，棋院从中收取的管理费和赞助费应该说是不菲，但是随着韩国棋手的不断增多和行政人员的增长，韩国棋院的财政状况堪忧。
再问一遍：这说明了什么?
也许问题的关键是改革段位制，譬如说日本棋界提出只有荣膺七大头衔的得主才有可能得到九段的称号，其他高段棋手的认定也都应该有个战绩方面的权威资格认证，其他以此类推。但是，也许问题最关键的要点不在于这个，而是三国棋院自身的能力如何，他们的自身造血能力如何。
说句大白话，其实，中国棋院和韩国棋院操作一些比赛的模式基本上是照抄日本棋院的模式。日本棋院是1924年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棋界已经摸索出了一套棋界、新闻界、实业界互动合作的模式，实践证明是非常成功的，日本至今的三大赛在三国棋界还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这套机制，使棋手获得了相对丰厚的收入，使日本棋界获得了安身立命之地。这个道理，其实是双方的。
小侠想在此苛刻地发问：日本棋院的这套模式(或者也说是三国棋院的基本模式)还能在新时代生存下去吗?如果不能自我造血，这样的日子还能存在多久?三国的棋院为什么不能开拓一条产业化的道路呢，这也是时代的要求啊。譬如说，从比赛赞助商收取的赞助费、电视台收取的转播费、一些大比赛的冠名权等等，也许都是三国棋院正在开发或者没有开发的领域。
换一句话，如果三国棋院都能够像一个企业那样管理和发展，也许就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三国棋院的理想模式
著名的社会学家哈耶克说过：“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它的制度的基本原理是鼓励一切个体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生活。”
从一定的程度上说，三国的棋院各自也是一个“小社会”。从人性的角度上，三国棋院真的这样做，那就善莫大焉了。但是，具体的如何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小侠想在这里提一个细节，就是住宿的问题。以前国少队甚至年龄大一点的棋手，都是住在中国棋院的宿舍里。基本上一直都是这样，但是后来就慢慢发生了变化。以现在的情况看来，周鹤洋、罗洗河等都搬出了中国棋院的宿舍，自己租房子住。也许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一切的个体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生活。”
从权重的关系讲，这个例子是无足轻重的。但想从中说明的道理只有一个，就是三国棋院的管理模式应该趋向潮流和现代。
写到这里，不由想起了一个话题，应该是和棋院的改革息息相关的。这也是前两年社会上的热点讨论话题，就是一个“小政府，大社会”，就是说政府应该精简机构，从而更好地、更有效率地为社会服务。小侠想，三国棋院的主旨也不过于此，树立起以棋手为主体的思想，然后为他们更周到地、更公正地、更细致地进行服务。
不是说不想管理，像中国马晓春的事件，中国棋院应该行使起自己的职责来，该罚就要罚，该办就要办。但是同时，也应该尊重职业棋手的个性，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行业，棋手的职业不是朝九晚五的行当，有他们一定的特殊性。再譬如说日本的“小林觉事件”，无论如何来说，日本棋院的这次处罚都不是适当的，无论小林觉这次是不是酒后故意打伤柳时薰，一定的处罚是应该的，但不应该处罚这么重，因为现场毕竟发生在私人空间。
有人提出这样一个说法，说三国棋院的角色既是“裁判”的角色，也是“保姆”的角色，小侠觉得，在现阶段，这样的定位未有不可。也许最正确的一个说法是，以棋手为上帝，但是不要让他成为撒旦。
诚哉斯言!(齐小侠)
不过，这已经是奢望了，写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此，只是试图发现问题，最多也就是孔见一点解决问题的方案罢了。
满意，是一种非常愉快的感觉。不过目前，大家对于三国棋院的一些做法并不是非常愉快，多少都有那么一点意见。
这种情绪最近两年似乎就没有一直中断过。先是１９９９年的第一届春兰杯后，韩国棋院的重量级人物曹薰铉公开表示了他的“叛逆宣言”，他说如果韩国棋院再不改变一些做法，那么他以后将不代表韩国棋院参加世界大赛。此言既出，震撼力是非常的，谁也没有想到一直勤力和很有威望的曹九段居然发出这种声音。老曹不满意的地方在于，韩国棋院一直提高征收他们的棋士公积金，他们在世界大赛辛苦赚的钱不少都进入了棋院的荷包，而世界大赛上又总是他们几个在打拼，在为国家争光、在为韩国棋院挣银子。老曹，那个心理不平衡啊！
人得意风光的时候总是有那么一点狂，曹薰铉称雄首届春兰杯后发出的“叛逆宣言”有这种因素在里，但韩国棋院一些做法早已引起很多棋士尤其是顶尖级棋手的不满更是事实。据说，李昌镐等高手也对韩国棋院过高的征收奖金比例有所不满，只是他们没有将这种不满公开化罢了。
一向口碑不错的中国棋院在去年的上半年也难逃质疑的声音。这主要就是缘于两起事件，一是马晓春风波，二是芮乃伟事件。马晓春在第二届春兰杯决赛失手后拒绝领奖，引起渲然大波，中国棋院在一方面表示强烈批评马晓春之余，另一方面以没有处罚前例可循为由，拒绝处罚马晓春。这一举动引起了舆论和棋迷的强烈不满，一时间报纸、网络等多种媒体“轰炸”中国棋院，批评中国棋院心慈手软，偏袒马晓春，没有法制化传统，没有一套严明的规章制度。
另一起就是芮乃伟风波，由于芮在韩国的大红大紫，勾起了相当数量的棋迷对芮坎坷经历和不平遭遇的巨大同情，同情的一个很大反映就在于，很多棋迷强烈质疑当年棋院的一些做法和规章制度，并对很多权利资源被滥用表示很大的“愤慨”。
就像韩国的曹薰铉一样，日本老前辈藤泽秀行的倒戈也着实让人震惊。藤泽去年宣布和日本棋院脱离关系，大声指责日本棋院做事官僚、利欲熏心的丑事，日本棋院马上予以反击，宣称将藤泽除名，并取消他的九段称号。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日本棋院同样公布了一件让人惊诧的决定，他们对“醉酒伤人”的小林觉予以一年禁赛的重罚，引起了中日韩三国棋迷甚至棋院官方的“公愤”。
夹杂在这些其间的还有韩国棋院的总裁难产、权利斗争走向显形化等曲曲折折的过程。可以说，最近两年的棋坛，随着成长和发展的一步步迈进，棋界的更多层面和领域的东西进入公众的视野，身为管理层的棋院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舆论，他们的一些是非也被街谈巷议，成为媒体的谈资。也许，这是一种焦点的错位，但是的确反映了职业围棋在一步步走向成熟，因为棋界从整体来说，是一个系统工程，全部都动起来，都被关注，是一种很为自然的状况。
韩国的曹薰铉还是依然代表韩国棋院参加各种世界大赛，去年还喜获富士通的世界冠军，日本藤泽秀行的倒戈行动得到了很多棋迷的理解和同情，但不是任何人都站在他这一边，坂田荣男在“金盆洗手”的那一天，还指责藤泽意气用事，别有用心。中国的芮乃伟事件早已成为往事，过去的事情，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是那么容易说得清楚和解释得完满的。
所以据此，得出两个结论:一，大肆指责棋院官方也许是没有道理的，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难以拥有让人信服的资格，一些事情是今天见山，明天就见水，一些人亮出了仁，另一些则显示了智。不好说。二，无风不起浪，篱笆扎紧了，不会有任何东西进入。2000年至今，是三国棋院的多事之秋，不管怎么说，它们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危机。
需要正视的问题
最先说明的是一个起点问题。中日韩的三国棋院现在并无大的问题，也没有大的危机，一切都还说得过去，但是我们身处的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千年，蓦然回首，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处在一个信息的社会，一个管理的社会。
我们是得过且过，自己自足还是要以高标准来要求自己，使自己适应时代的步伐呢？何去何从，明明白白我们的心。以这种眼光来打量，三国棋院，确确实实需要正视一些问题。
缺乏一颗高瞻远瞩的心。正像小侠之前多次说的那样，三国棋院到现在还没有成立一个统一性的、权威性的国际围棋组织，是最大的遗憾。日本棋院1924年成立，韩国棋院1995年成立，中国围棋协会1962年成立，三国围棋的发展无不是名正言顺，借这三个组织的成立才得到长足的进步和提高。如果现在再适时地推出一个统一组织，对三国棋界进行必要的梳理和世界性比赛的整合，使围棋朝全球化、产业化的方向发展，都有着莫大的好处。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说得够多，所以不想在此赘述。
从下面的一个事情，看出新时代的三国棋院的确需要应变的能力，这就是段位赛的改革问题。曾几何时，这个段位赛，在三国棋界内，都是一把很好的衡量水准的尺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而现在呢，说它是鸡肋都有些客气了，简直成了无足轻重的一个比赛。在三国棋界内，段位高低与水准高低都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倒挂，不能说不是咄咄怪事。竞技规律决定了这一现象的部分合理性，不过段位赛日益凸显出的弊端是最合理的解释。
去年，在中国段位赛期间，小侠写了一篇<段位赛利弊谈>，指出一些不合理的现象，但是被协会的一位老同志严厉呵斥，小侠被骂了个狗血喷头。但是小侠坚信，段位赛发展到现在，已经呈现出很大的弊端。现在在三国，这一问题暴露得毕现无疑，中韩两国的段位赛，随意放弃比赛的人数不是少数，在日本，日本棋院理事长利光松男发誓要使2001年成为“日本棋院改革之年”，利光理事长说要对延续多年的“大手合”(升段赛)制进行改革。事情似乎到了不容质疑的地步。
请问，这说明了什么？从具体的技术层面讲，段位制的改革已经成了三国刻不容缓的一个课题。
小侠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现象，就是日韩的棋院似乎都遇到了危机，他们强烈呼唤改革。日本的问题是，连续几年棋院的财政都遭遇了危机，日本棋界是一个特别重视高段位的地方，对高段棋手的津贴很多，还有他们的升段对局费，都花费高昂。但是，段位赛的弊端，和这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也难怪日本棋院要对他们的“大手合”实施改革。
韩国也遇到了类似的窘境，要说比赛，韩国的头衔战可以说是中日韩中最多的，林林总总，一共二十几个，棋院从中收取的管理费和赞助费应该说是不菲，但是随着韩国棋手的不断增多和行政人员的增长，韩国棋院的财政状况堪忧。
再问一遍：这说明了什么?
也许问题的关键是改革段位制，譬如说日本棋界提出只有荣膺七大头衔的得主才有可能得到九段的称号，其他高段棋手的认定也都应该有个战绩方面的权威资格认证，其他以此类推。但是，也许问题最关键的要点不在于这个，而是三国棋院自身的能力如何，他们的自身造血能力如何。
说句大白话，其实，中国棋院和韩国棋院操作一些比赛的模式基本上是照抄日本棋院的模式。日本棋院是1924年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棋界已经摸索出了一套棋界、新闻界、实业界互动合作的模式，实践证明是非常成功的，日本至今的三大赛在三国棋界还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这套机制，使棋手获得了相对丰厚的收入，使日本棋界获得了安身立命之地。这个道理，其实是双方的。
小侠想在此苛刻地发问：日本棋院的这套模式(或者也说是三国棋院的基本模式)还能在新时代生存下去吗?如果不能自我造血，这样的日子还能存在多久?三国的棋院为什么不能开拓一条产业化的道路呢，这也是时代的要求啊。譬如说，从比赛赞助商收取的赞助费、电视台收取的转播费、一些大比赛的冠名权等等，也许都是三国棋院正在开发或者没有开发的领域。
换一句话，如果三国棋院都能够像一个企业那样管理和发展，也许就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三国棋院的理想模式
著名的社会学家哈耶克说过：“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它的制度的基本原理是鼓励一切个体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生活。”
从一定的程度上说，三国的棋院各自也是一个“小社会”。从人性的角度上，三国棋院真的这样做，那就善莫大焉了。但是，具体的如何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小侠想在这里提一个细节，就是住宿的问题。以前国少队甚至年龄大一点的棋手，都是住在中国棋院的宿舍里。基本上一直都是这样，但是后来就慢慢发生了变化。以现在的情况看来，周鹤洋、罗洗河等都搬出了中国棋院的宿舍，自己租房子住。也许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一切的个体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生活。”
从权重的关系讲，这个例子是无足轻重的。但想从中说明的道理只有一个，就是三国棋院的管理模式应该趋向潮流和现代。
写到这里，不由想起了一个话题，应该是和棋院的改革息息相关的。这也是前两年社会上的热点讨论话题，就是一个“小政府，大社会”，就是说政府应该精简机构，从而更好地、更有效率地为社会服务。小侠想，三国棋院的主旨也不过于此，树立起以棋手为主体的思想，然后为他们更周到地、更公正地、更细致地进行服务。
不是说不想管理，像中国马晓春的事件，中国棋院应该行使起自己的职责来，该罚就要罚，该办就要办。但是同时，也应该尊重职业棋手的个性，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行业，棋手的职业不是朝九晚五的行当，有他们一定的特殊性。再譬如说日本的“小林觉事件”，无论如何来说，日本棋院的这次处罚都不是适当的，无论小林觉这次是不是酒后故意打伤柳时薰，一定的处罚是应该的，但不应该处罚这么重，因为现场毕竟发生在私人空间。
有人提出这样一个说法，说三国棋院的角色既是“裁判”的角色，也是“保姆”的角色，小侠觉得，在现阶段，这样的定位未有不可。也许最正确的一个说法是，以棋手为上帝，但是不要让他成为撒旦。
诚哉斯言!(齐小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