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语言艺术的开端在民间文学，民间文本以惊人的想象力和令人着迷的表现力，为书面文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当代藏族作家阿来着力发掘藏族民间文学的深厚内涵，其代表作《尘埃落定》在文本上呈现出多体裁混合的互文现象，为藏族民间文本的再生提供了巨大的场域，也增加了少数民族独特的文体风格建构。
关键词：民族文学 民间文学 《尘埃落定》 文体互文
体裁互文性指在一个语篇中的不同文体、语域和体裁的混合交融。民间文本以口传文学的文字记录形式引入少数民族作家文本，体现了体裁互文性的特点。民间文本中的神话、传说、史诗、故事等散文类文本又被称作叙事性文学，混合交融的叙事文类在藏族作家作品中的运用成为普遍现象。《尘埃落定》是藏族作家阿来的代表作，这部小说不论在文本情节运用还是人物形象塑造都与藏族民间口传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小说中的多处情节与藏族起源神话、土司起源神话吻合，为整部作品铺设了浓郁而鲜明的藏族文化起源性语境；格萨尔王、聂赤赞普两位英雄传说与动植物传说交织在一起，体现藏族传统的人文心理结构；小说中的“傻子”形象与藏族机智人物阿古顿巴拥有极其相似的精神气质，令人印象深刻。
一、《尘埃落定》与民间神话互文
藏族传统文学的起源性语境是《尘埃落定》的经验世界，在民间神话中无论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虽为想象和虚构下的描述对象，但其仍然保留了客观存在世界的众多对应，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关系、财富地位等都是经验世界里的基本存在形态。阿来借用了藏族传统“世界起源神话”穿插在小说文本的开始，创造了一个想象的真实世界。文中这样描述：“在关于我们世界起源的神话中，有个不知在哪里居住的神人说声：‘哈！’立即就有了虚空。神人又对虚空说声：‘哈！’就有了水、火和尘埃。再说声那个神奇的‘哈’，风就吹动着世界在虚空中旋转起来。”“傻子”少爷这段对世界的认识，引用了藏族世界起源神话中的“五源说”，神人创造世界，由空、水、火、尘埃、风五种物质组成。阿来用起源神话与现实世界互文，营造了一个异质性多元空间。这个空间是和现实物理空间、地域空间、感觉空间、想象空间重叠在一起的。嘉绒部族的日常生活营造了现实的物理空间，小说中“傻子”少爷将这个建构的空间隐喻为“尘埃”，罂粟花战争、抢夺土地、边境贸易等活动都在这一空间完成。人物在空间中的活动受权力制约，自由度有所不同，“傻子”这样特别的存在，游离于现实与虚幻之间，时而清醒时而愚笨，对于时间的模糊认知，让感觉空间和想象空间有了合理的存在形式，傻子的记忆与时间的绵延吻合，过去作为人生不可隐匿的部分，需要在消解中转化为自身的能量，对现在和未来产生指导作用。世界的运转会按照不可逆的自然规律，平衡地赋予万物生命历程。
有了世界，人类的起源以及人类文明也由此开始。阿来通过“大鹏鸟卵生神话”的互文，交代了麦琪土司身份尊贵的历史渊源。据记载：“远古之世，天下有人民而无土司，天上降一虹，落于奥尔卵隆仁地方，虹内出一星，直射于嘉绒，其地有一仙女，名喀木茹米，感星光而孕，后生三卵，飞至琼部山上，各生一子。长子为花卵所生，年长东行为绰斯甲王，其余二卵，一白一黄，各出一子，留琼部为上、下土司。绰斯甲王出三子：长曰绰斯甲，为绰斯甲土司；次曰旺甲，为沃日土司；三曰葛许甲，为革什咱土司。”在这则神话中，土司是宇宙物质相互作用的产物，由仙女感星光而孕，一出生便带有神性，因而他们拥有支配普通民众的权力，让所有的压迫、不平等、人口买卖寻得了荒诞的合理性。再者，神话的细节当中还隐藏了土司与土司之间的关系，同源于大鹏鸟巨卵，人群的构成是骨头或者根子，相同的骨头才能结合，土司从根上就是亲戚，却亦敌亦友，为了土地和百姓发动战争，为了繁衍生息结为姻亲。小说文本当中，拉雪巴土司首次出场，以“傻子”舅舅自称，后来因粮食问题有求于傻子少爷，再也不说他是侄儿了，而是说他们是亲戚，麦琪家是拉雪巴家的伯父。姻亲关系的复杂，使得辈分的考量以权力意志分化，血缘关系的亲疏由权力的获得者决定。
自有人类文明开始，物质资源的争夺也随之而来，藏族“种子来历神话”与小说中汪波土司派人来偷种子的情节形成互文关系。故事说：“天神的女儿同情烈火余生的青年，在从天宫返回人间时，偷偷在嘴里含了一粒青稞和一粒小麦，在耳环上吊了两颗胡豆，在鼻孔里藏了一粒豌豆，在指甲里放了一粒荞子，从而把天上的种子带到了人间。”在神话中神女从天上偷种子到人间，为百姓带来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受民众爱戴，汪波土司派人来偷罂粟种子，藏在耳朵里带回领地，得到了谴责和惩罚。阿来用“种子”来象征邪恶与正义的对立，农作物种子的获得意味着生命得以延续，是富足和安宁的象征，哺育了高原大地上一代又一代人民，而罂粟种子则是黑暗与邪恶的象征，不仅腐蚀人们的心灵，而且加速了土司之间的斗争。由此可看到藏族人民主观性情感——善恶观的体现，善恶观作为一种价值标准，民间对善恶所做的价值选择是以追求现实利益为动机的，同样的“偷种”行为，有不同的结局，在动机上罂粟种子只是为了满足土司之间对疆域扩张和对财富的积累，属于利己行为，而且还破坏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农业生产结构，“偷种”事件背后的效果必然是会引起道德的谴责。
二、《尘埃落定》与民间史诗、传说互文
藏族部落传说与银须老人托梦互文，为文本构建了一个汉藏融合的文化地理空间。根据有关史书记载，西藏吐蕃军攻打松州以后逐渐进入四土（今马尔康）地区和岷江上游及南坪等地区。由于没有得到藏王松赞干布的旨令，不敢返回拉萨地區，所以他们在此安居乐业，进行耕牧。由于他们多是从西藏阿里地区而来，所以自称为“阿瓦”（意为开发此地的阿里人）。久而久之，“阿瓦”一词变成了这一地区的名称。由于“阿瓦”的“瓦”字，康巴、拉萨一带读音为“巴”，所以当用汉字记名时用了“阿坝”。汉藏融合的文化地理因素，生发了故事产生的场合——村落，形成了这一地区的民间共同体的自我意识，人们自在的日常生活就是传说、史诗流传、变异的基础。在村落中主流意识形态和民间意识形态逐渐形成万物有灵和宗教信仰的两种叙事模式，尤其表现在藏族传统英雄叙事中，在历史与现实中形成互为印证的表达，呈现出民间英雄传奇与英雄神话的双重叙事。 小说中的银须老人虽然被短暂提及，但代表着神力授予人的荣耀，和藏族史诗中神界下至人间的格萨尔王、第一代藏王聂赤赞普等是一样的，都是藏族人民维护的民族文化英雄。《尘埃落定》中提到：“两个小厮迎上来，一左一右，在我身边蹲下，我就坐在两人肩头上，慢慢回我们宿营的地方。人们都从帐篷里跑出来，传说雪域大地第一个王，从天上降下来时，就是这样让人直接用肩抬到王位上去的。好大一片人在我面前跪了下来。”小说中提到的传说就是聂赤赞普的传说，据记载吐蕃祖先聂赤赞普，顺着天梯降至人间，须弥山向他微倾山体，四周树木向心弯折，泉水突突迸涌，巨石纷纷滚动，都在向他行礼，十二大邦的牧民，确信他从天而降，于是便以颈脖子作轿舆，热热闹闹地将他抬回部落大帐。聂赤赞普下界时“以肩为舆”受人尊敬的样子，用在了“傻子”少爷身上，显示了边境人民对他的喜爱和尊敬。只是当下的“傻子”抛去了神性因素，展现出世俗的一面，两者互文背后是阿来对传统英雄主义的解构，我们不再凸显个人的力量，拯救和带领人民生活，而是强调人民自己创造历史，这也是《尘埃落定》中，麦琪土司、汪波土司、茸贡土司、哥哥旦真贡布、家奴索朗泽郎等人物社会悲剧的原因。他们体格健壮、高大威猛、气宇轩昂，勇敢克服种种困难，具有百折不挠的精神气质；但同时也是被传统观念异化的“怪物”，盲目追求个人的力量，性情单纯，行事直接，对权力、金钱的追逐增加了人物的悲剧性，对亲情和爱情的漠视使他们沦为权力的牺牲品。
三、《尘埃落定》与藏族机智人物故事互文
《尘埃落定》对藏族机智人物的借用，主要表现在群体意识上的互文。而对“傻子”思想意志的颇多关注，可以观察到藏族群体意识中“智与愚”的辩证观。根敦群培提到：“群体意识有时候往往表现为真理，你在那个特定环境中如果不合群体，你的意识和言行即便是正确的也会被认定为错误的。”集体的认同至关重要，在藏族民间文化中，有对“急智”的推崇，即在生活进程中被突然的变故激发、召唤出来的潜在的爆发，有别于人们对事物分析、判断的普遍能力。这种“急智”的渊源来自藏族民间流传广泛的智者阿古顿巴，在《还有吩咐吗？》一文中，地主讥笑阿古顿巴犁地不知道犁了多少步，阿古顿巴灵机一动，反问地主骑着马来，知道马走了多少步吗？堵得地主无话可答。这种智慧打破了人们正常的思维方式，要求在未及预料的矛盾面前毫不迟疑地做出反应。《尘埃落定》中“傻子”少爷继承了这种思维逻辑，常常在关键时刻冒出闪光的话语，父亲和哥哥会有“你到底是不是傻子”的疑惑，母亲也会对“傻子”抱有不傻的期待。“傻子”思想上智与愚的巧妙结合，在矛盾冲突中体现出藏族人民对思维逻辑的重视和推崇，追求超功能、超实用、超伦理的审美享受。
“傻子”的智慧还表现在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是他能在纷繁复杂的局势中，看清自身定位的重要原因。就像他说：“自己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显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叫小瞧他的人大吃一惊。可是当他害怕了，要把他当聪明人来对待的时候，行为就立即变成了一个傻子。”可以看出，“傻子”的傻和阿古顿巴的憨厚一样，带有“伪装性”，阿古顿巴用这种伪装作为自己的手段去对抗剥削和压迫，“傻子”用伪装让自己置身历史的洪流而不至迷失——善良、勇敢、丰富的斗争经验才是他们智慧的体现。这样的定型人物，虽只具有艺术上的真实性，但被给予了良好的期待，巧妙地为众人言语、行事，具备承担风险的勇气。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社会角色出现在不平等境遇的任何境况，名目繁多的酥油差役压得百姓喘不过气、吃穿用度无法保障的长工、骗百姓捡到的松耳石占为己有的宗本等等。人们需要这样机智的“傻子”，因为他们可以看到所有地位、所有境遇的反面和虚伪，并运用愚傻的外表行使揭露的特权。“智”与“愚”是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并非二元对立的单一旨归。日常生活中，民众普遍的价值判断，容易从经验和历史惯性出发，判断一个人言行的智与愚；在思想艺术上，智可以是巧智、急智，可以是运用的各种手段，愚也是智的一种伪装样态，体现大智若愚、大道至简的古朴道理。
阿古顿巴是装傻充愣、迷糊统治阶级的优秀普通群众代表，他常常以诙谐、幽默作为手段，捉弄头人、奸商、喇嘛、宗本等欺压百姓的人。例如在《宗本下马》一文中，阿古顿巴采用装傻卖呆的方法，装出愚笨的样子，用不识数、不会听话来整治宗本，骗得宗本下马，令人发笑。这种喜剧效果是在智与愚的辩证统一中实现的，超出常人的思维模式与行为习惯，成为民众推崇的喜剧智慧。《尘埃落定》中的“傻子”也是一个引人发笑的喜剧人物，他的傻相和他对事物的独特反应常常让人忍俊不禁，表象是个涎水直流、分不清自己在哪的傻子，内在却是一个拥有超人智慧的先知，表象与内在的对立具有不协调性，所以在大家都认定他是傻子的时候，他的行为和言语才有了符合逻辑的氛围，傻言傻语自然喜剧色彩倍增。
对自由的向往与对世界的好奇，使人类始终走在摆脱束缚的道路上，感性的宣泄与表达是人类的基本诉求。藏族民间智慧的集大成者——机智人物群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博弈，犹如“傻子”在反观传统封建统治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对垒。他们都有颠覆世俗秩序的企图，最为明显的就是对社会伦理的颠覆。民间底层记忆中对封建统治的抵制深入人心，人们寄希望于民间英雄的出现，带离人们脱离苦海。机智人物和“傻子”都被人民赋予了这样的期待，具备挺身而出的精神和承担风险的勇气，出现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通过阿来《尘埃落定》文本中对藏族民间神话、传说、史诗、故事等文类的运用，可以看到不同体裁与作家文本互文产生的文本狂欢化效果，为我们理解和阐释文本提供了更为广博的空间，文本中情节、事件的发展与藏族文化混合，增加了主题的厚重感和时代感，人物性格与形象也趋于多面立体的刻画，为读者呈现出具有民族区域特色的文本体裁。
参考文献：
[1] 范胜福.批评语言学中的互文性描述方法[J].载科技信息，2009（6）：50.
[2] 阿来.尘埃落定[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16，190-191，117.
[3] 曾穷石.“大鹏鸟卵生”神话：嘉绒藏族的历史记忆[J].学术探索，2004（1）.
[4] 佟錦华，耿予方.藏族民间文学[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
[5] 达尔基.阿坝风情录[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1.
[6] 马烈.阿来及其《尘埃落定》与藏族口传文学[D].中南民族大学，2008.
[7] 根敦群培.中观精要[M].白玛旺杰译.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9.
[8] 远帆.喜剧中的智慧[J].文艺研究，1983（5）.
作 者： 范佳，北方民族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编 辑： 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关键词：民族文学 民间文学 《尘埃落定》 文体互文
体裁互文性指在一个语篇中的不同文体、语域和体裁的混合交融。民间文本以口传文学的文字记录形式引入少数民族作家文本，体现了体裁互文性的特点。民间文本中的神话、传说、史诗、故事等散文类文本又被称作叙事性文学，混合交融的叙事文类在藏族作家作品中的运用成为普遍现象。《尘埃落定》是藏族作家阿来的代表作，这部小说不论在文本情节运用还是人物形象塑造都与藏族民间口传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小说中的多处情节与藏族起源神话、土司起源神话吻合，为整部作品铺设了浓郁而鲜明的藏族文化起源性语境；格萨尔王、聂赤赞普两位英雄传说与动植物传说交织在一起，体现藏族传统的人文心理结构；小说中的“傻子”形象与藏族机智人物阿古顿巴拥有极其相似的精神气质，令人印象深刻。
一、《尘埃落定》与民间神话互文
藏族传统文学的起源性语境是《尘埃落定》的经验世界，在民间神话中无论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虽为想象和虚构下的描述对象，但其仍然保留了客观存在世界的众多对应，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关系、财富地位等都是经验世界里的基本存在形态。阿来借用了藏族传统“世界起源神话”穿插在小说文本的开始，创造了一个想象的真实世界。文中这样描述：“在关于我们世界起源的神话中，有个不知在哪里居住的神人说声：‘哈！’立即就有了虚空。神人又对虚空说声：‘哈！’就有了水、火和尘埃。再说声那个神奇的‘哈’，风就吹动着世界在虚空中旋转起来。”“傻子”少爷这段对世界的认识，引用了藏族世界起源神话中的“五源说”，神人创造世界，由空、水、火、尘埃、风五种物质组成。阿来用起源神话与现实世界互文，营造了一个异质性多元空间。这个空间是和现实物理空间、地域空间、感觉空间、想象空间重叠在一起的。嘉绒部族的日常生活营造了现实的物理空间，小说中“傻子”少爷将这个建构的空间隐喻为“尘埃”，罂粟花战争、抢夺土地、边境贸易等活动都在这一空间完成。人物在空间中的活动受权力制约，自由度有所不同，“傻子”这样特别的存在，游离于现实与虚幻之间，时而清醒时而愚笨，对于时间的模糊认知，让感觉空间和想象空间有了合理的存在形式，傻子的记忆与时间的绵延吻合，过去作为人生不可隐匿的部分，需要在消解中转化为自身的能量，对现在和未来产生指导作用。世界的运转会按照不可逆的自然规律，平衡地赋予万物生命历程。
有了世界，人类的起源以及人类文明也由此开始。阿来通过“大鹏鸟卵生神话”的互文，交代了麦琪土司身份尊贵的历史渊源。据记载：“远古之世，天下有人民而无土司，天上降一虹，落于奥尔卵隆仁地方，虹内出一星，直射于嘉绒，其地有一仙女，名喀木茹米，感星光而孕，后生三卵，飞至琼部山上，各生一子。长子为花卵所生，年长东行为绰斯甲王，其余二卵，一白一黄，各出一子，留琼部为上、下土司。绰斯甲王出三子：长曰绰斯甲，为绰斯甲土司；次曰旺甲，为沃日土司；三曰葛许甲，为革什咱土司。”在这则神话中，土司是宇宙物质相互作用的产物，由仙女感星光而孕，一出生便带有神性，因而他们拥有支配普通民众的权力，让所有的压迫、不平等、人口买卖寻得了荒诞的合理性。再者，神话的细节当中还隐藏了土司与土司之间的关系，同源于大鹏鸟巨卵，人群的构成是骨头或者根子，相同的骨头才能结合，土司从根上就是亲戚，却亦敌亦友，为了土地和百姓发动战争，为了繁衍生息结为姻亲。小说文本当中，拉雪巴土司首次出场，以“傻子”舅舅自称，后来因粮食问题有求于傻子少爷，再也不说他是侄儿了，而是说他们是亲戚，麦琪家是拉雪巴家的伯父。姻亲关系的复杂，使得辈分的考量以权力意志分化，血缘关系的亲疏由权力的获得者决定。
自有人类文明开始，物质资源的争夺也随之而来，藏族“种子来历神话”与小说中汪波土司派人来偷种子的情节形成互文关系。故事说：“天神的女儿同情烈火余生的青年，在从天宫返回人间时，偷偷在嘴里含了一粒青稞和一粒小麦，在耳环上吊了两颗胡豆，在鼻孔里藏了一粒豌豆，在指甲里放了一粒荞子，从而把天上的种子带到了人间。”在神话中神女从天上偷种子到人间，为百姓带来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受民众爱戴，汪波土司派人来偷罂粟种子，藏在耳朵里带回领地，得到了谴责和惩罚。阿来用“种子”来象征邪恶与正义的对立，农作物种子的获得意味着生命得以延续，是富足和安宁的象征，哺育了高原大地上一代又一代人民，而罂粟种子则是黑暗与邪恶的象征，不仅腐蚀人们的心灵，而且加速了土司之间的斗争。由此可看到藏族人民主观性情感——善恶观的体现，善恶观作为一种价值标准，民间对善恶所做的价值选择是以追求现实利益为动机的，同样的“偷种”行为，有不同的结局，在动机上罂粟种子只是为了满足土司之间对疆域扩张和对财富的积累，属于利己行为，而且还破坏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农业生产结构，“偷种”事件背后的效果必然是会引起道德的谴责。
二、《尘埃落定》与民间史诗、传说互文
藏族部落传说与银须老人托梦互文，为文本构建了一个汉藏融合的文化地理空间。根据有关史书记载，西藏吐蕃军攻打松州以后逐渐进入四土（今马尔康）地区和岷江上游及南坪等地区。由于没有得到藏王松赞干布的旨令，不敢返回拉萨地區，所以他们在此安居乐业，进行耕牧。由于他们多是从西藏阿里地区而来，所以自称为“阿瓦”（意为开发此地的阿里人）。久而久之，“阿瓦”一词变成了这一地区的名称。由于“阿瓦”的“瓦”字，康巴、拉萨一带读音为“巴”，所以当用汉字记名时用了“阿坝”。汉藏融合的文化地理因素，生发了故事产生的场合——村落，形成了这一地区的民间共同体的自我意识，人们自在的日常生活就是传说、史诗流传、变异的基础。在村落中主流意识形态和民间意识形态逐渐形成万物有灵和宗教信仰的两种叙事模式，尤其表现在藏族传统英雄叙事中，在历史与现实中形成互为印证的表达，呈现出民间英雄传奇与英雄神话的双重叙事。 小说中的银须老人虽然被短暂提及，但代表着神力授予人的荣耀，和藏族史诗中神界下至人间的格萨尔王、第一代藏王聂赤赞普等是一样的，都是藏族人民维护的民族文化英雄。《尘埃落定》中提到：“两个小厮迎上来，一左一右，在我身边蹲下，我就坐在两人肩头上，慢慢回我们宿营的地方。人们都从帐篷里跑出来，传说雪域大地第一个王，从天上降下来时，就是这样让人直接用肩抬到王位上去的。好大一片人在我面前跪了下来。”小说中提到的传说就是聂赤赞普的传说，据记载吐蕃祖先聂赤赞普，顺着天梯降至人间，须弥山向他微倾山体，四周树木向心弯折，泉水突突迸涌，巨石纷纷滚动，都在向他行礼，十二大邦的牧民，确信他从天而降，于是便以颈脖子作轿舆，热热闹闹地将他抬回部落大帐。聂赤赞普下界时“以肩为舆”受人尊敬的样子，用在了“傻子”少爷身上，显示了边境人民对他的喜爱和尊敬。只是当下的“傻子”抛去了神性因素，展现出世俗的一面，两者互文背后是阿来对传统英雄主义的解构，我们不再凸显个人的力量，拯救和带领人民生活，而是强调人民自己创造历史，这也是《尘埃落定》中，麦琪土司、汪波土司、茸贡土司、哥哥旦真贡布、家奴索朗泽郎等人物社会悲剧的原因。他们体格健壮、高大威猛、气宇轩昂，勇敢克服种种困难，具有百折不挠的精神气质；但同时也是被传统观念异化的“怪物”，盲目追求个人的力量，性情单纯，行事直接，对权力、金钱的追逐增加了人物的悲剧性，对亲情和爱情的漠视使他们沦为权力的牺牲品。
三、《尘埃落定》与藏族机智人物故事互文
《尘埃落定》对藏族机智人物的借用，主要表现在群体意识上的互文。而对“傻子”思想意志的颇多关注，可以观察到藏族群体意识中“智与愚”的辩证观。根敦群培提到：“群体意识有时候往往表现为真理，你在那个特定环境中如果不合群体，你的意识和言行即便是正确的也会被认定为错误的。”集体的认同至关重要，在藏族民间文化中，有对“急智”的推崇，即在生活进程中被突然的变故激发、召唤出来的潜在的爆发，有别于人们对事物分析、判断的普遍能力。这种“急智”的渊源来自藏族民间流传广泛的智者阿古顿巴，在《还有吩咐吗？》一文中，地主讥笑阿古顿巴犁地不知道犁了多少步，阿古顿巴灵机一动，反问地主骑着马来，知道马走了多少步吗？堵得地主无话可答。这种智慧打破了人们正常的思维方式，要求在未及预料的矛盾面前毫不迟疑地做出反应。《尘埃落定》中“傻子”少爷继承了这种思维逻辑，常常在关键时刻冒出闪光的话语，父亲和哥哥会有“你到底是不是傻子”的疑惑，母亲也会对“傻子”抱有不傻的期待。“傻子”思想上智与愚的巧妙结合，在矛盾冲突中体现出藏族人民对思维逻辑的重视和推崇，追求超功能、超实用、超伦理的审美享受。
“傻子”的智慧还表现在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是他能在纷繁复杂的局势中，看清自身定位的重要原因。就像他说：“自己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显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叫小瞧他的人大吃一惊。可是当他害怕了，要把他当聪明人来对待的时候，行为就立即变成了一个傻子。”可以看出，“傻子”的傻和阿古顿巴的憨厚一样，带有“伪装性”，阿古顿巴用这种伪装作为自己的手段去对抗剥削和压迫，“傻子”用伪装让自己置身历史的洪流而不至迷失——善良、勇敢、丰富的斗争经验才是他们智慧的体现。这样的定型人物，虽只具有艺术上的真实性，但被给予了良好的期待，巧妙地为众人言语、行事，具备承担风险的勇气。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社会角色出现在不平等境遇的任何境况，名目繁多的酥油差役压得百姓喘不过气、吃穿用度无法保障的长工、骗百姓捡到的松耳石占为己有的宗本等等。人们需要这样机智的“傻子”，因为他们可以看到所有地位、所有境遇的反面和虚伪，并运用愚傻的外表行使揭露的特权。“智”与“愚”是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并非二元对立的单一旨归。日常生活中，民众普遍的价值判断，容易从经验和历史惯性出发，判断一个人言行的智与愚；在思想艺术上，智可以是巧智、急智，可以是运用的各种手段，愚也是智的一种伪装样态，体现大智若愚、大道至简的古朴道理。
阿古顿巴是装傻充愣、迷糊统治阶级的优秀普通群众代表，他常常以诙谐、幽默作为手段，捉弄头人、奸商、喇嘛、宗本等欺压百姓的人。例如在《宗本下马》一文中，阿古顿巴采用装傻卖呆的方法，装出愚笨的样子，用不识数、不会听话来整治宗本，骗得宗本下马，令人发笑。这种喜剧效果是在智与愚的辩证统一中实现的，超出常人的思维模式与行为习惯，成为民众推崇的喜剧智慧。《尘埃落定》中的“傻子”也是一个引人发笑的喜剧人物，他的傻相和他对事物的独特反应常常让人忍俊不禁，表象是个涎水直流、分不清自己在哪的傻子，内在却是一个拥有超人智慧的先知，表象与内在的对立具有不协调性，所以在大家都认定他是傻子的时候，他的行为和言语才有了符合逻辑的氛围，傻言傻语自然喜剧色彩倍增。
对自由的向往与对世界的好奇，使人类始终走在摆脱束缚的道路上，感性的宣泄与表达是人类的基本诉求。藏族民间智慧的集大成者——机智人物群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博弈，犹如“傻子”在反观传统封建统治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对垒。他们都有颠覆世俗秩序的企图，最为明显的就是对社会伦理的颠覆。民间底层记忆中对封建统治的抵制深入人心，人们寄希望于民间英雄的出现，带离人们脱离苦海。机智人物和“傻子”都被人民赋予了这样的期待，具备挺身而出的精神和承担风险的勇气，出现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通过阿来《尘埃落定》文本中对藏族民间神话、传说、史诗、故事等文类的运用，可以看到不同体裁与作家文本互文产生的文本狂欢化效果，为我们理解和阐释文本提供了更为广博的空间，文本中情节、事件的发展与藏族文化混合，增加了主题的厚重感和时代感，人物性格与形象也趋于多面立体的刻画，为读者呈现出具有民族区域特色的文本体裁。
参考文献：
[1] 范胜福.批评语言学中的互文性描述方法[J].载科技信息，2009（6）：50.
[2] 阿来.尘埃落定[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16，190-191，117.
[3] 曾穷石.“大鹏鸟卵生”神话：嘉绒藏族的历史记忆[J].学术探索，2004（1）.
[4] 佟錦华，耿予方.藏族民间文学[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
[5] 达尔基.阿坝风情录[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1.
[6] 马烈.阿来及其《尘埃落定》与藏族口传文学[D].中南民族大学，2008.
[7] 根敦群培.中观精要[M].白玛旺杰译.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9.
[8] 远帆.喜剧中的智慧[J].文艺研究，1983（5）.
作 者： 范佳，北方民族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编 辑： 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