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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腾一周多的“平安银行ABS”事件，最终以6月23日平安银行1号小额消费贷款资产支持证券（下称“平安1号”）正式登陆上交所落幕。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下称“中债登”）、上交所乃至证监会、银监会皆大欢喜。
跨越了银行间和交易所市场，“平安1号”此前好像无视央行唯一认可的转托管方式，由中债登直连上交所，绕过了银行间市场。
公开的故事版本，是6月16日平安银行副行长张金顺还沉浸在抢下交易所ABS（Asset-Backed Security，资产支持证券）首单试点的欣喜中，突然接到央行金融市场司司长纪志宏的电话，暂缓发行。
很快，舆论开始热传监管角力。
而在未公开版本里，央行迟迟未回应的原因，是央行某高层领导率队赴台湾考察，6月14日才启程返京。返京两日之后的周一，“平安1号”被暂停。
不过，央行随即通过发言人否认“叫停”一说，只是要求有关登记托管工作应按主管部门之前业已商定的模式进行，以保护投资者利益，而且认为目前债券市场监管以及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的跨部门协调机制运转良好。
这仅仅是中国金融监管机构数十年角力战中的一个片段，以往诸多小碎步的前进，便是经不断“磨合”而成。
互联互通的步伐
事件已毋庸赘述。关键在于，6月19日央行不但因中债登的“不合作”临时取消了下午的相关座谈会，23日的结果也让一向占据中国金融系统制高点的央行似乎有点面子上过不去。
据可靠消息说，事件引起了国务院的重视，遂以银行间和交易所两个市场互联互通为方向，拍板定调。
事实上，早在数年前，互联互通就是诸多“红头文件”的焦点，中债登也曾为此拿出过类似方案，并引发过央行内部的激烈讨论。
据参与人士回忆，方案优点在于，中债登对接交易所前台，银行机构就无须再在中证登开户，可直接在交易所结算外汇。“方案几乎都快通过了”，但一次央行行长办公会上抛出了“再研究研究”的决定。
这一“研究”就过了5年。期间各方相安无事，前台相隔后台相通，有过一阵子“特别和谐”的时光。但问题终究盖不住。
2010年10月，央行、证监会和银监会联合发文，将上市商业银行的交易所债市平台，从证监会着力打造的固定收益类证券综合电子平台，转为集中竞价交易系统。12月，深发展、交行和招行等首批回归交易所债市。但后来，事情并未如证监会和银监会所愿，交易所债市因监管分割，存量与流动性迄今堪忧。
2011年，证监会透露出“争取年底前16家上市银行全部进入交易所债市”的想法，欲再次尝试打通两个市场，但低效率的转托管和高差异的两种定价，最终泡汤。
2012年，一行三会成立公司信用类债券部际协调机制，推动统一准入条件、信息披露标准、资信评级要求等“五个统一”，但这一机制仅仅实现了信息共享。
2013年10月，中信银行获批银监会首批理财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却引发了银监会和央行对于理财产品是否定为债券的讨论。央行金融市场司不止一次地向银监会发函质疑。随后，央行以严格的额度管控限制了交易规模。
同样，2014年5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再提“深化债券市场互联互通”，但在其他两家监管机构达成统一后，对交易所ABS首单试点，央行仍不甘“失位”。
中国债市多龙治水，早已有之。过去所谓互联互通的每一步，都几乎走在“央妈”的鼓点上，唯独这次步子迈得大了点。
小贷“没妈”
另一个监管协调的故事，有关2008年前后界定小贷公司、村镇银行监管权。
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可探索建立更加贴近农民和农村需要、由自然人或企业发起的小额信贷组织”。随后，时任央行副行长的吴晓灵牵头启动了“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在陕西、山西、四川、内蒙古、贵州5个省区成立了7家小额贷款公司。
原本挺成功的试点经验，央行推广时却发现缺乏监管权，于是请示国务院予以支持。然而，2008年银监会突然上报了一份关于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机构监管条例的待审文件，明确绕过了央行会签环节。但是，由于村镇银行开立存款准备金账户和国内结算行号等方面必须途经央行，否则无法取得开户许可证、无法开户提现和同业结算，因而不得不寻求合作。
最终，两家机构共同发布《关于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有关政策的通知》，由央行解决开户等问题。
很多知情人士说，那次的气氛不尽友好。
很快，银监会又牵头出台《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以表监管决心，但没想到的是，“孩子要来了却没人管”。
事实上，正是上面纠结谁来管的时候，小贷公司蓬勃发展起来了，2014年一季度达到8127家、贷款余额8444亿元的规模。但其身份定义却始终让监管机构纠结不已——上述《指导意见》规定其为工商类企业而非金融机构，因而多年来小贷公司的准入、监管和风险处置等职责并未归属两家机构中任何一家，而是落到了地方金融办。
随之而来的，是各地出台的“小贷新规”将融资比例和渠道等竞相扩充，诸多省市尤其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小贷公司成为“穿马甲”的民间借贷，在经济增速减缓时期雪上加霜。
终于，2014年5月，银监会会同央行起草了《小额贷款公司管理办法》，给出全国统一的监管制度规则，让小贷公司不再是“没妈的孩儿”。但有趣的是，该文件中的“孩儿妈”，仍旧被定为“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专门部门”。
分家与协调
事实上，从2003年银监会独立于央行开始，监管协调问题便一直存在。
早在本世纪初，关于成立银监会的报告和建议就不断递送至国务院，构建中国金融监管三驾马车的蓝图隐现。
在此之前，央行职能曾有过两次变革，一是1983年工商银行从央行分离，打破了央行集诸多职能为一身的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二是1992年证监会成立和1998年保监会成立，将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的监管职能剥离央行。
一位2003年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的老领导回忆，当时的国务院开会研讨是否成立银监会，他是汇报人。在最后一次决策会议上，他将反馈意见分为三种，一为合并银证保，设立中国金融业监管委员会；二为保持现有状态；三为银证保分业监管，银监会从央行独立。最终，第三种意见被决策层采纳。
当时普遍认为金融无小事，谨慎为好。而在场的诸多官员，大多还抱着“日后哪天不需要了再合并”的想法。
自此，央行原有的银行一司、二司、非银司、合作司和银行管理司在重新整合后，与原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的部分职责一同划入了银监会，央行50多年来集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于一身的大一统时代宣告结束。
次年，银监会颁布了《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提交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制定了《股份制商业银行风险评级体系》，并推动了国有银行公司治理改革，其首任主席刘明康更是称自己为“工作在一线的救火队员”。很快，银监会“个性”凸显，但随之而来的却是被外界诟病为地盘之争的拉锯战。
2013年以来，关于几家监管机构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各自为战时有报道，坊间也屡屡传出央行酝酿存保制度15年之久的阻滞真相——不想只做“付款箱”的央行，因为想握住金融机构的早期救助权，而动了别人的奶酪。
2013年8月，国务院批准央行牵头，几家机构共同成立金融监管部际联席会议，试图就混业问题进行及时沟通和有效协调，但执行效果却差强人意——仅仅限于沟通议事而非决策，真正触及利益时，仍是各回各家。
实际上，类似的协调机制早已不胜枚举。央行就有个段子，称一位行领导交接工作时，竟列出了一份30多项的名单，全是自己担任职位的协调机制组织，其中有好几年不开一次会的，也有总共就开过一次会的。
但在有的分析人士看来，机构暗战固然有碍效率，但在中央层面却不一定毫无裨益，至少能避免一团和气导致的中庸和无为。毕竟，活水养鱼才能既清澈又肥美，部门间越是“争斗揭短”，真理才能愈辩愈明，高层才能全面和客观地了解真实情况，以把握全局方向。
跨越了银行间和交易所市场，“平安1号”此前好像无视央行唯一认可的转托管方式，由中债登直连上交所，绕过了银行间市场。
公开的故事版本，是6月16日平安银行副行长张金顺还沉浸在抢下交易所ABS（Asset-Backed Security，资产支持证券）首单试点的欣喜中，突然接到央行金融市场司司长纪志宏的电话，暂缓发行。
很快，舆论开始热传监管角力。
而在未公开版本里，央行迟迟未回应的原因，是央行某高层领导率队赴台湾考察，6月14日才启程返京。返京两日之后的周一，“平安1号”被暂停。
不过，央行随即通过发言人否认“叫停”一说，只是要求有关登记托管工作应按主管部门之前业已商定的模式进行，以保护投资者利益，而且认为目前债券市场监管以及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的跨部门协调机制运转良好。
这仅仅是中国金融监管机构数十年角力战中的一个片段，以往诸多小碎步的前进，便是经不断“磨合”而成。
互联互通的步伐
事件已毋庸赘述。关键在于，6月19日央行不但因中债登的“不合作”临时取消了下午的相关座谈会，23日的结果也让一向占据中国金融系统制高点的央行似乎有点面子上过不去。
据可靠消息说，事件引起了国务院的重视，遂以银行间和交易所两个市场互联互通为方向，拍板定调。
事实上，早在数年前，互联互通就是诸多“红头文件”的焦点，中债登也曾为此拿出过类似方案，并引发过央行内部的激烈讨论。
据参与人士回忆，方案优点在于，中债登对接交易所前台，银行机构就无须再在中证登开户，可直接在交易所结算外汇。“方案几乎都快通过了”，但一次央行行长办公会上抛出了“再研究研究”的决定。
这一“研究”就过了5年。期间各方相安无事，前台相隔后台相通，有过一阵子“特别和谐”的时光。但问题终究盖不住。
2010年10月，央行、证监会和银监会联合发文，将上市商业银行的交易所债市平台，从证监会着力打造的固定收益类证券综合电子平台，转为集中竞价交易系统。12月，深发展、交行和招行等首批回归交易所债市。但后来，事情并未如证监会和银监会所愿，交易所债市因监管分割，存量与流动性迄今堪忧。
2011年，证监会透露出“争取年底前16家上市银行全部进入交易所债市”的想法，欲再次尝试打通两个市场，但低效率的转托管和高差异的两种定价，最终泡汤。
2012年，一行三会成立公司信用类债券部际协调机制，推动统一准入条件、信息披露标准、资信评级要求等“五个统一”，但这一机制仅仅实现了信息共享。
2013年10月，中信银行获批银监会首批理财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却引发了银监会和央行对于理财产品是否定为债券的讨论。央行金融市场司不止一次地向银监会发函质疑。随后，央行以严格的额度管控限制了交易规模。
同样，2014年5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再提“深化债券市场互联互通”，但在其他两家监管机构达成统一后，对交易所ABS首单试点，央行仍不甘“失位”。
中国债市多龙治水，早已有之。过去所谓互联互通的每一步，都几乎走在“央妈”的鼓点上，唯独这次步子迈得大了点。
小贷“没妈”
另一个监管协调的故事，有关2008年前后界定小贷公司、村镇银行监管权。
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可探索建立更加贴近农民和农村需要、由自然人或企业发起的小额信贷组织”。随后，时任央行副行长的吴晓灵牵头启动了“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在陕西、山西、四川、内蒙古、贵州5个省区成立了7家小额贷款公司。
原本挺成功的试点经验，央行推广时却发现缺乏监管权，于是请示国务院予以支持。然而，2008年银监会突然上报了一份关于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机构监管条例的待审文件，明确绕过了央行会签环节。但是，由于村镇银行开立存款准备金账户和国内结算行号等方面必须途经央行，否则无法取得开户许可证、无法开户提现和同业结算，因而不得不寻求合作。
最终，两家机构共同发布《关于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有关政策的通知》，由央行解决开户等问题。
很多知情人士说，那次的气氛不尽友好。
很快，银监会又牵头出台《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以表监管决心，但没想到的是，“孩子要来了却没人管”。
事实上，正是上面纠结谁来管的时候，小贷公司蓬勃发展起来了，2014年一季度达到8127家、贷款余额8444亿元的规模。但其身份定义却始终让监管机构纠结不已——上述《指导意见》规定其为工商类企业而非金融机构，因而多年来小贷公司的准入、监管和风险处置等职责并未归属两家机构中任何一家，而是落到了地方金融办。
随之而来的，是各地出台的“小贷新规”将融资比例和渠道等竞相扩充，诸多省市尤其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小贷公司成为“穿马甲”的民间借贷，在经济增速减缓时期雪上加霜。
终于，2014年5月，银监会会同央行起草了《小额贷款公司管理办法》，给出全国统一的监管制度规则，让小贷公司不再是“没妈的孩儿”。但有趣的是，该文件中的“孩儿妈”，仍旧被定为“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专门部门”。
分家与协调
事实上，从2003年银监会独立于央行开始，监管协调问题便一直存在。
早在本世纪初，关于成立银监会的报告和建议就不断递送至国务院，构建中国金融监管三驾马车的蓝图隐现。
在此之前，央行职能曾有过两次变革，一是1983年工商银行从央行分离，打破了央行集诸多职能为一身的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二是1992年证监会成立和1998年保监会成立，将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的监管职能剥离央行。
一位2003年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的老领导回忆，当时的国务院开会研讨是否成立银监会，他是汇报人。在最后一次决策会议上，他将反馈意见分为三种，一为合并银证保，设立中国金融业监管委员会；二为保持现有状态；三为银证保分业监管，银监会从央行独立。最终，第三种意见被决策层采纳。
当时普遍认为金融无小事，谨慎为好。而在场的诸多官员，大多还抱着“日后哪天不需要了再合并”的想法。
自此，央行原有的银行一司、二司、非银司、合作司和银行管理司在重新整合后，与原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的部分职责一同划入了银监会，央行50多年来集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于一身的大一统时代宣告结束。
次年，银监会颁布了《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提交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制定了《股份制商业银行风险评级体系》，并推动了国有银行公司治理改革，其首任主席刘明康更是称自己为“工作在一线的救火队员”。很快，银监会“个性”凸显，但随之而来的却是被外界诟病为地盘之争的拉锯战。
2013年以来，关于几家监管机构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各自为战时有报道，坊间也屡屡传出央行酝酿存保制度15年之久的阻滞真相——不想只做“付款箱”的央行，因为想握住金融机构的早期救助权，而动了别人的奶酪。
2013年8月，国务院批准央行牵头，几家机构共同成立金融监管部际联席会议，试图就混业问题进行及时沟通和有效协调，但执行效果却差强人意——仅仅限于沟通议事而非决策，真正触及利益时，仍是各回各家。
实际上，类似的协调机制早已不胜枚举。央行就有个段子，称一位行领导交接工作时，竟列出了一份30多项的名单，全是自己担任职位的协调机制组织，其中有好几年不开一次会的，也有总共就开过一次会的。
但在有的分析人士看来，机构暗战固然有碍效率，但在中央层面却不一定毫无裨益，至少能避免一团和气导致的中庸和无为。毕竟，活水养鱼才能既清澈又肥美，部门间越是“争斗揭短”，真理才能愈辩愈明，高层才能全面和客观地了解真实情况，以把握全局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