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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石油的未来》（5月）
工业的快速发展让中国对石油的需求日益增加，尽管当前中国的能源结构仍是以煤炭为主，但石油在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1990年以前，中国的石油供给还能保证自给自足，当前中国的石油消费量超出国内产出量的一倍多，并成为了石油净进口国。长期以来，中国主要的原油生产和供给由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大集团掌控。
从资源分布上看，中国本土的石油储存方式多种多样，截至2013年，已探明常规石油储量为256亿桶，页岩油的储量为320亿桶，占到全球可开采资源的10%。未来页岩油的开采势必带来一系列的环境问题甚至对地质构造产生影响。
从国际合作上看，中国的石油企业一直在谋求“走出去”，积极投资海外石油项目，并与国外能源公司进行合作，希望获得先进的开采和炼化技术。截至2012年，中国对海外石油的总投资已超过400亿美元，三大石油集团的国际经济活动将对全球能源市场和环境安全产生重大影响。
尽管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速放缓，但每年对石油的消费量仍以5%的速度递增。为了满足需求，不排除中国仍将使用高污染、低效率的炼油方式。虽然现在还无法确定石油需求的增大将对气候变化和环境质量产生怎样的影响，但中国领导层越来越认识到环境管理的重要性。从长期发展看，中国需采取谨慎的措施，不仅仅是控制石油产出，而应对已投资的石油项目进行筛选，淘汰落后产能，扩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范围，并在海外项目上公平合作，避免因石油开采引发政治争端。
低生产率拖累拉美经济
布鲁金斯学会《拉美何时能恢复高速增长？》（5月9日）
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2009～2010年，拉美国家年均增长率从危机发生前的4.7%下降到2.4%；然而在危机结束后的2011～2013年，年均增长率仍然停留在3.5%。在宏观经济稳定的大环境下，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生产率大幅提高密切相关。导致生产率低下的原因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人力资本水平低。相较于发达国家，拉美国家用于提升劳动者能力的投资不足且劳动合同聘用期较短，企业缺乏充裕的时间和资金对员工进行在职培训；
第二，非正规就业充斥劳动力市场。平均来看，拉美地区半数以上的劳动人口从事的是非正式工作，许多技能低下的劳动者创办微型企业，成为个体经营者，难以形成规模经济；
第三，投资率和储蓄率低。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拉美国家的储蓄率较低。由于高额的经常项目赤字不可能长期持续，低储蓄率意味着低投资率。
拉美国家若想恢复较高的经济增速，面临的挑战是双重的：在宏观层面，各国应更加关注自身财政状况，并做好准备应对全球货币政策正常化；在微观层面，各国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提高生产率，并提高人力资本素质。
州政府应减少对企业补贴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美国上演削减补贴之战》（5月12日）
每年美国州政府都花费数百亿美元以吸引或保留商业投资，若将这些补贴用于加强公共服务上，如进行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将有利于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但在当前竞争状态下，各地政府无法将补贴转化为公共服务的支出。
近期核算显示，对公司的补贴很少有效益大于成本的，尤其是对流动性强的行业，补贴无法发挥长期效用。尽管各地政府不愿进行补贴战争，但各种遏制补贴的努力都无济于事。
要想减少补贴，避免资源浪费，需采取一系列措施：第一，提高补贴规则的透明度，扭转畸形竞争；第二，联邦政府应要求各地政府公布补贴数据，接受公众监督；第三，各州政府应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核算出补贴临界值；第四，州政府应进行区域合作，避免竞争局势升级；第五，联邦政府应对WTO的规则重新审视，避免国外企业利用现有条例获得不正当补贴。
“去工业化”影响印度制造业发展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印度需扭转去工业化的势头》（5月15日）
印度是否能成为制造业大国？三方面的发展让这个问题日益明显。第一，印度每月有100万年轻人进入就业市场；第二，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印度当作替代中国的投资目标；第三，新的印度政府将古吉拉特邦当作制造业发展成功的典范。
制造业决定着社会资源的分配：基于各部门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活力的不同，社会资源将从生产力水平较低的部门流向生产力水平较高的部门，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运行更有效率。毋庸置疑，印度希望能成为下一个中国，但与此相反的是，在过去十多年里，“去工业化”在印度蔓延，即使是制造业最发达的古吉拉特邦，制造业占GDP比例也只有20%。
尽管在全球范围内，“去工业化”正在进行，而印度的部分城邦在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的情况下，已经开始出现“去工业化”的现象。
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最好时光已经过去，印度要想成为制造业大国，就必须扭转现有发展模式，用政策铺路，以高生产率的制造业吸引国内外投资。
中印金融开放程度比较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比较中国和印度的金融开放程度：对资本自由化的影响》（5月13日）
近年来，中国和印度都在推进资本账户自由化进程，中印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将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然而，资本市场的开放也意味着这两个国家将要面对更大的金融风险，并需要积极调整国内金融市场以适应来自国际的挑战。
衡量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主要是检验境内和离岸外汇交易价格差距的大小，在“一价定律”的条件下分别就过去10年中，两国的境内、离岸外汇交易的长期利率差、短期利率差，同国际证券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进行对比，结果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国经济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但平均而言，印度的经济比中国更加开放。自金融危机后，中国才加快了资本账户开放的进程。 导致印度比中国金融市场更加开放的最主要原因是，印度需要弥补经常性账户的赤字，且印度在国际银行业市场涉足较广。
最近几年，中国通过建立人民币银行账户，允许进行人民币离岸交易等措施打通资本监管，加快资本账户的自由化进程，这也导致针对人民币的套利活动日益猖獗，国内私人资本净流出的风险也逐步加大。中国政府需着眼于长期，不仅仅关注当前货币市场收益率的差异及汇率的波动，同时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测，保证前进方向的正确。
“微刺激”力度在逐步加强
汪涛 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政府在逐步加强“微刺激”政策的力度。
最近几周央行已悄然放松了流动性环境，银行间市场利率保持低位就是最好的印证。央行或将继续微调货币政策，并避免采用具有强烈政策信号的措施（如降准）。但如果出现资金大量外流的情况或者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从而给央行施加更大的压力，那么央行则可能不得不对政策进行调整。
另外，决策层也可能微调汇率政策。自今年2月中旬人民币小幅贬值以来，中国经济前景和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已有套息头寸平仓，都使人民币的贬值压力逐渐增大。由于经济增长低迷，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可能并非坏事。另外，受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的影响，国内通胀水平较低。因此，预计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将在目前6.25左右的水平徘徊，并在2015年继续小幅贬值至6.35。
房地产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下行风险，今后几个月决策层可能不得不考虑放松目前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如果销售面积和新开工面积进一步下滑，可能会有更多的地方政府放松目前的限购政策，中央政府也可能将会开始考虑降低目前较高的房贷首付要求。（5月14日）
发展私募应成国家战略
曹远征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应该大力发展私募市场，并且要上升到国家战略，以应对目前中国经济，特别是民营企业的高债务风险。
目前M2对GDP的比例高达200%，企业在高杠杆下的债务风险非常高，必须重视增加资本。企业只有获得资本金、负债下降，才能够解决流动性困难、高杠杆高负债的风险。而资本金的补充，不能一味从银行借款，必须建立资本补充机制，从而降低杠杆率，降低风险。无论是新三板、四板、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包括柜台交易，都是在打开补充资本金的渠道，通过增加渠道来提高补充资本，使投资发生在资本侧，而不是债务侧。而注册制等相关制度的推行，则是为投资创立更为便利的环境，从而推动更多的投资者愿意投资股本。
在产业升级的经济环境下，国家在大力推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支持并购重组，而投资银行在大型基础设施，如混合融资领域，具有很多机会，而这些领域，更多考验的都是投资银行的技术水平。从今年来看，通道业务、顾问（重组）业务，仍然是发展重点。（5月15日）
城镇化对就业拉动有限
高善文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尽管经济增速有所下滑，但城镇新增就业的绝对数量并不低，工资增长也维持在较高水平。当前就业压力主要存在于结构层面，而非总量层面。事实上，财政扩张性政策很可能主要惠及职高、技校和中专毕业生，以及其他25-45岁低端劳动力人群，但这一市场并不存在明显的就业压力。45岁以上低端劳动力人群以及大学生群体就业相对困难，这可能是就业市场面临的主要结构性问题。财政扩张性政策在就业市场上的效果是存有疑问的。政策刺激可能使得低端年轻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变得更加紧张，而对就业困难群体的贡献也许有限。
此外，劳动力供应层面，适龄劳动人口的负增长、低端年轻劳动力的短缺，对城镇化进程以及中长期经济增长产生的深远影响值得认真分析。未来若干年，即便城镇部门新增就业机会维持不变，中国的城镇就业人口比重或年轻人群的城镇化率，也会因适龄劳动人口的负增长而显著上升。这意味着，当前的城镇化率尽管不高，但它并不代表中国的城镇化空间像数据显示的那样广阔。（5月15日）
房地产市场出现转折点
李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近年来，经济增速每发生变化，政府几乎就立刻出手干预，这造成微观主体强烈的政策依赖。这种状况应通过改革，创造条件让企业发挥主导作用，同时又让市场感受到政府有所作为。归根结底，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房地产市场出现转折点。城镇化战略的转型，基本终止了传统的住房市场发展动力，所谓10年到20年的刚性需求是否存在，需要认真研究；今年6月，由国土部牵头的房地产登记制度将在全国实施，这对全国的房地产市场将产生水落石出的影响；房地产市场是高度区域化的市场，各城市之间的市场态势早已开始分化。
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对经济和金融的影响依然可控，即便楼市价格急剧下滑，大部分住宅的价格仍高于房贷的结欠余额。因此，中国不会出现抵押品赎回权丧失的大潮。中国大部分的住宅都是在超过五年前购买的，而房价在过去五年中翻了一番。由于抵押贷款的首付比率很高，从20%到40%不等，实际上还会更高，银行由此获得了较大的止损保障。（5月16日）
市场化不是万能神药
徐高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目前碰到的种种问题都需要靠市场化的深化来化解，但需要的是市场化改革，而非市场化盲动。
投资过剩、消费不足的经济结构需要调整，关键在于建立起市场化的调节机制，这种机制就是居民部门通过资本市场对企业投资行为的约束。但建立该机制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居民拥有企业的所有权。而在中国，企业部门总资产的一半由国企所拥有。这种局面下，资本市场很难起到调节消费和投资的作用。因此，过去几年虽然施行了不少调结构的政策，经济结构却并未明显改善，经济状况反而进一步恶化。
不少人认为，过去长期实行利率管制是中国金融资源向低效国企倾斜的主要原因，只要放开利率管制，就可以提升资金的利用效率。但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可以通过利率来实现资金的有效配置，关键在于资金需求方对利率变化很敏感。正因如此，货币当局才可以通过调整利率来影响融资总规模，进而调控货币总量。但中国尚不具备此条件。中国金融市场中有许多利率不敏感的资金需求主体，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就是一例。由于这一关键前提条件的缺失，利率市场化非但没有解决资金配置效率偏低的问题，反而成了金融体系的乱源。（5月16日）
美国金融抑制政策影响负面
胡一帆 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美国金融监管强化的过程远未结束，随着美联储对于银行业监管的加强、针对银行业次贷产品以及操纵汇率或伦敦同业拆借利率的巨额罚款，这一进程在近期得到进一步强化。基于美联储严格及定性的方法，大多数银行无法推出雄心勃勃的分红计划，这将降低它们的投资吸引力并最终推高其融资成本。
美联储已扩大了对货币市场的控制力，更频繁地使用逆回购工具，这降低了银行在货币市场中的市场份额。尽管QE逐渐退出，但是美国利率依然处于低位，这使得美国银行业净利差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
金融抑制导致去杠杆化进程，并通过公共债务的过度累积对私人投资形成挤出效应。它导致风险向监管宽松的领域（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非银消费者信贷等）或监管宽松的国家进行转移。美联储在货币市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并不排除货币市场再次冻结的可能性，并造成了货币市场价格扭曲。它也将导致大型银行集团势力的增强（因此形成风险聚集）从而对社区银行造成伤害。（5月16日）
工业的快速发展让中国对石油的需求日益增加，尽管当前中国的能源结构仍是以煤炭为主，但石油在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1990年以前，中国的石油供给还能保证自给自足，当前中国的石油消费量超出国内产出量的一倍多，并成为了石油净进口国。长期以来，中国主要的原油生产和供给由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大集团掌控。
从资源分布上看，中国本土的石油储存方式多种多样，截至2013年，已探明常规石油储量为256亿桶，页岩油的储量为320亿桶，占到全球可开采资源的10%。未来页岩油的开采势必带来一系列的环境问题甚至对地质构造产生影响。
从国际合作上看，中国的石油企业一直在谋求“走出去”，积极投资海外石油项目，并与国外能源公司进行合作，希望获得先进的开采和炼化技术。截至2012年，中国对海外石油的总投资已超过400亿美元，三大石油集团的国际经济活动将对全球能源市场和环境安全产生重大影响。
尽管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速放缓，但每年对石油的消费量仍以5%的速度递增。为了满足需求，不排除中国仍将使用高污染、低效率的炼油方式。虽然现在还无法确定石油需求的增大将对气候变化和环境质量产生怎样的影响，但中国领导层越来越认识到环境管理的重要性。从长期发展看，中国需采取谨慎的措施，不仅仅是控制石油产出，而应对已投资的石油项目进行筛选，淘汰落后产能，扩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范围，并在海外项目上公平合作，避免因石油开采引发政治争端。
低生产率拖累拉美经济
布鲁金斯学会《拉美何时能恢复高速增长？》（5月9日）
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2009～2010年，拉美国家年均增长率从危机发生前的4.7%下降到2.4%；然而在危机结束后的2011～2013年，年均增长率仍然停留在3.5%。在宏观经济稳定的大环境下，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生产率大幅提高密切相关。导致生产率低下的原因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人力资本水平低。相较于发达国家，拉美国家用于提升劳动者能力的投资不足且劳动合同聘用期较短，企业缺乏充裕的时间和资金对员工进行在职培训；
第二，非正规就业充斥劳动力市场。平均来看，拉美地区半数以上的劳动人口从事的是非正式工作，许多技能低下的劳动者创办微型企业，成为个体经营者，难以形成规模经济；
第三，投资率和储蓄率低。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拉美国家的储蓄率较低。由于高额的经常项目赤字不可能长期持续，低储蓄率意味着低投资率。
拉美国家若想恢复较高的经济增速，面临的挑战是双重的：在宏观层面，各国应更加关注自身财政状况，并做好准备应对全球货币政策正常化；在微观层面，各国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提高生产率，并提高人力资本素质。
州政府应减少对企业补贴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美国上演削减补贴之战》（5月12日）
每年美国州政府都花费数百亿美元以吸引或保留商业投资，若将这些补贴用于加强公共服务上，如进行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将有利于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但在当前竞争状态下，各地政府无法将补贴转化为公共服务的支出。
近期核算显示，对公司的补贴很少有效益大于成本的，尤其是对流动性强的行业，补贴无法发挥长期效用。尽管各地政府不愿进行补贴战争，但各种遏制补贴的努力都无济于事。
要想减少补贴，避免资源浪费，需采取一系列措施：第一，提高补贴规则的透明度，扭转畸形竞争；第二，联邦政府应要求各地政府公布补贴数据，接受公众监督；第三，各州政府应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核算出补贴临界值；第四，州政府应进行区域合作，避免竞争局势升级；第五，联邦政府应对WTO的规则重新审视，避免国外企业利用现有条例获得不正当补贴。
“去工业化”影响印度制造业发展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印度需扭转去工业化的势头》（5月15日）
印度是否能成为制造业大国？三方面的发展让这个问题日益明显。第一，印度每月有100万年轻人进入就业市场；第二，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印度当作替代中国的投资目标；第三，新的印度政府将古吉拉特邦当作制造业发展成功的典范。
制造业决定着社会资源的分配：基于各部门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活力的不同，社会资源将从生产力水平较低的部门流向生产力水平较高的部门，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运行更有效率。毋庸置疑，印度希望能成为下一个中国，但与此相反的是，在过去十多年里，“去工业化”在印度蔓延，即使是制造业最发达的古吉拉特邦，制造业占GDP比例也只有20%。
尽管在全球范围内，“去工业化”正在进行，而印度的部分城邦在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的情况下，已经开始出现“去工业化”的现象。
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最好时光已经过去，印度要想成为制造业大国，就必须扭转现有发展模式，用政策铺路，以高生产率的制造业吸引国内外投资。
中印金融开放程度比较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比较中国和印度的金融开放程度：对资本自由化的影响》（5月13日）
近年来，中国和印度都在推进资本账户自由化进程，中印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将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然而，资本市场的开放也意味着这两个国家将要面对更大的金融风险，并需要积极调整国内金融市场以适应来自国际的挑战。
衡量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主要是检验境内和离岸外汇交易价格差距的大小，在“一价定律”的条件下分别就过去10年中，两国的境内、离岸外汇交易的长期利率差、短期利率差，同国际证券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进行对比，结果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国经济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但平均而言，印度的经济比中国更加开放。自金融危机后，中国才加快了资本账户开放的进程。 导致印度比中国金融市场更加开放的最主要原因是，印度需要弥补经常性账户的赤字，且印度在国际银行业市场涉足较广。
最近几年，中国通过建立人民币银行账户，允许进行人民币离岸交易等措施打通资本监管，加快资本账户的自由化进程，这也导致针对人民币的套利活动日益猖獗，国内私人资本净流出的风险也逐步加大。中国政府需着眼于长期，不仅仅关注当前货币市场收益率的差异及汇率的波动，同时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测，保证前进方向的正确。
“微刺激”力度在逐步加强
汪涛 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政府在逐步加强“微刺激”政策的力度。
最近几周央行已悄然放松了流动性环境，银行间市场利率保持低位就是最好的印证。央行或将继续微调货币政策，并避免采用具有强烈政策信号的措施（如降准）。但如果出现资金大量外流的情况或者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从而给央行施加更大的压力，那么央行则可能不得不对政策进行调整。
另外，决策层也可能微调汇率政策。自今年2月中旬人民币小幅贬值以来，中国经济前景和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已有套息头寸平仓，都使人民币的贬值压力逐渐增大。由于经济增长低迷，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可能并非坏事。另外，受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的影响，国内通胀水平较低。因此，预计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将在目前6.25左右的水平徘徊，并在2015年继续小幅贬值至6.35。
房地产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下行风险，今后几个月决策层可能不得不考虑放松目前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如果销售面积和新开工面积进一步下滑，可能会有更多的地方政府放松目前的限购政策，中央政府也可能将会开始考虑降低目前较高的房贷首付要求。（5月14日）
发展私募应成国家战略
曹远征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应该大力发展私募市场，并且要上升到国家战略，以应对目前中国经济，特别是民营企业的高债务风险。
目前M2对GDP的比例高达200%，企业在高杠杆下的债务风险非常高，必须重视增加资本。企业只有获得资本金、负债下降，才能够解决流动性困难、高杠杆高负债的风险。而资本金的补充，不能一味从银行借款，必须建立资本补充机制，从而降低杠杆率，降低风险。无论是新三板、四板、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包括柜台交易，都是在打开补充资本金的渠道，通过增加渠道来提高补充资本，使投资发生在资本侧，而不是债务侧。而注册制等相关制度的推行，则是为投资创立更为便利的环境，从而推动更多的投资者愿意投资股本。
在产业升级的经济环境下，国家在大力推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支持并购重组，而投资银行在大型基础设施，如混合融资领域，具有很多机会，而这些领域，更多考验的都是投资银行的技术水平。从今年来看，通道业务、顾问（重组）业务，仍然是发展重点。（5月15日）
城镇化对就业拉动有限
高善文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尽管经济增速有所下滑，但城镇新增就业的绝对数量并不低，工资增长也维持在较高水平。当前就业压力主要存在于结构层面，而非总量层面。事实上，财政扩张性政策很可能主要惠及职高、技校和中专毕业生，以及其他25-45岁低端劳动力人群，但这一市场并不存在明显的就业压力。45岁以上低端劳动力人群以及大学生群体就业相对困难，这可能是就业市场面临的主要结构性问题。财政扩张性政策在就业市场上的效果是存有疑问的。政策刺激可能使得低端年轻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变得更加紧张，而对就业困难群体的贡献也许有限。
此外，劳动力供应层面，适龄劳动人口的负增长、低端年轻劳动力的短缺，对城镇化进程以及中长期经济增长产生的深远影响值得认真分析。未来若干年，即便城镇部门新增就业机会维持不变，中国的城镇就业人口比重或年轻人群的城镇化率，也会因适龄劳动人口的负增长而显著上升。这意味着，当前的城镇化率尽管不高，但它并不代表中国的城镇化空间像数据显示的那样广阔。（5月15日）
房地产市场出现转折点
李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近年来，经济增速每发生变化，政府几乎就立刻出手干预，这造成微观主体强烈的政策依赖。这种状况应通过改革，创造条件让企业发挥主导作用，同时又让市场感受到政府有所作为。归根结底，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房地产市场出现转折点。城镇化战略的转型，基本终止了传统的住房市场发展动力，所谓10年到20年的刚性需求是否存在，需要认真研究；今年6月，由国土部牵头的房地产登记制度将在全国实施，这对全国的房地产市场将产生水落石出的影响；房地产市场是高度区域化的市场，各城市之间的市场态势早已开始分化。
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对经济和金融的影响依然可控，即便楼市价格急剧下滑，大部分住宅的价格仍高于房贷的结欠余额。因此，中国不会出现抵押品赎回权丧失的大潮。中国大部分的住宅都是在超过五年前购买的，而房价在过去五年中翻了一番。由于抵押贷款的首付比率很高，从20%到40%不等，实际上还会更高，银行由此获得了较大的止损保障。（5月16日）
市场化不是万能神药
徐高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目前碰到的种种问题都需要靠市场化的深化来化解，但需要的是市场化改革，而非市场化盲动。
投资过剩、消费不足的经济结构需要调整，关键在于建立起市场化的调节机制，这种机制就是居民部门通过资本市场对企业投资行为的约束。但建立该机制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居民拥有企业的所有权。而在中国，企业部门总资产的一半由国企所拥有。这种局面下，资本市场很难起到调节消费和投资的作用。因此，过去几年虽然施行了不少调结构的政策，经济结构却并未明显改善，经济状况反而进一步恶化。
不少人认为，过去长期实行利率管制是中国金融资源向低效国企倾斜的主要原因，只要放开利率管制，就可以提升资金的利用效率。但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可以通过利率来实现资金的有效配置，关键在于资金需求方对利率变化很敏感。正因如此，货币当局才可以通过调整利率来影响融资总规模，进而调控货币总量。但中国尚不具备此条件。中国金融市场中有许多利率不敏感的资金需求主体，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就是一例。由于这一关键前提条件的缺失，利率市场化非但没有解决资金配置效率偏低的问题，反而成了金融体系的乱源。（5月16日）
美国金融抑制政策影响负面
胡一帆 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美国金融监管强化的过程远未结束，随着美联储对于银行业监管的加强、针对银行业次贷产品以及操纵汇率或伦敦同业拆借利率的巨额罚款，这一进程在近期得到进一步强化。基于美联储严格及定性的方法，大多数银行无法推出雄心勃勃的分红计划，这将降低它们的投资吸引力并最终推高其融资成本。
美联储已扩大了对货币市场的控制力，更频繁地使用逆回购工具，这降低了银行在货币市场中的市场份额。尽管QE逐渐退出，但是美国利率依然处于低位，这使得美国银行业净利差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
金融抑制导致去杠杆化进程，并通过公共债务的过度累积对私人投资形成挤出效应。它导致风险向监管宽松的领域（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非银消费者信贷等）或监管宽松的国家进行转移。美联储在货币市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并不排除货币市场再次冻结的可能性，并造成了货币市场价格扭曲。它也将导致大型银行集团势力的增强（因此形成风险聚集）从而对社区银行造成伤害。（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