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大雄 浙江大学独立学者，长期从事高性能氟塑料改性研究和技术服务。自1972年底起，一直以新的视角潜心研究经典政治经济理论。2003年发表“客观经济论”，指出经济活动一定是针对人类客观实际需求的活动，提出价值和剩余价值新的定义，很好地解答了当时日趋热烈的劳动价值论争议。2004年发表“股市与汇率”思想，明确指出人民币升值必然性和升值必须渐进，实践证明，他的这一思路同人民币的升值线路相一致。2005年，发表“生产与企业”，针对当时热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指出人类生产力不能无限发挥，要注意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与“科学发展观”不谋而合。2006年发表“贫富原因与赋税原理”，指出市场活动中定价落差是产生贫富的客观原因。2007年发表“公民社会与改革”，指出基本医疗、教育、住房、就业资源不能靠市场自发调节，而应作为公共产品来配置。事实证明，这一理念被政府大力推进至今。2008年发表“医改思辨三则”，提出比较完整的医改思路。2011年发表“中国房价问题”，比较完整地分析了房价调控关键节点。2012年4月发表“中国改革思考”，提出市场活动五项基本内容等事关社会前进的多项重要思考。
　　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国正在从行政赋税向民生赋税转型过渡，一些税种税额需要调整增减，这必然涉及各社会群体现有利益的调整。因此，尽可能事先令人信服地向社会各界详尽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特别最近十年来，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已大大缩小，甚至在有些方面已开始超越发达国家。但是，我们仍需清楚地看到，我国国内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机制性矛盾也越来越明显。为了有效化解这些矛盾，我们只有进一步完善社会运行机制，特别是经济运行机制，才能进一步实现跨越式发展，才能进一步增强国家实力。
　　如何完善经济运行机制，本人拟就企业改革和赋税改革提出以下一些设想，以图抛砖引玉，促进我国经济更好发展。
　　一、我国应实行企业公民化管理
　　众所周知，企业是现代社会生产力的载体，也是劳动者通过劳动获得支付能力维持生存的经济单位。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民，形成和保持一定的生产力，对于其生存和发展都极其重要。获得先进的生产能力，就有可能以较低的代价获得更多的资源，获得更好的生存质量、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多的发展余地。所以，如何形成、保持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首先应该关心的大事。而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企业在保持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方面是主体力量，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直接关系社会的兴衰。
　　企业的公民化概念，与个体公民的含义是一致的。公民是指具有一国国籍，并根据该国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人类行为的规范是人格，因此无论是一个人的企业还是许多人合作的企业，都是人格化表现的经济组织。因此，从企业注册诞生那一天起，它就天然具有了“国籍”这一属性。应当像界定公民权利和义务一样，详细界定企业的权利和义务。企业的公民化，不仅仅指获利企业有义务回馈社会，同样应赋予企业在经济活动中享有相应权利，而且这些权利应贯穿企业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同时要完善针对企业的一系列服务机构和社会管理活动。
　　对于初创企业、处于困境中的企业和不正常运行的企业，应当建立常态有效的服务、援助和管理机构，帮助其尽快获得生机；对于那些经过科学评估不具备再生能力的企业，或将其有价值的资产并购、重组、转让，或让其正常消亡；同时，应建立常态机制及时发现企业对社会经济有重大促进作用的创新活动，并给予有力支持；而对于稳定运行的企业，要推行规范的科学化管理。
　　正常运行的企业，不管是民营还是国有，事实上都是公众组织。企业资产是集体资产，企业职工有权参与重要决策。
　　在现代市场机制下自发运行的社会中，价格导向也会对社会生产力产生影响，失衡的价格导向会导致严重的利益转移。这种利益转移如果危害到劳动者的正当权利，就会产生破坏社会生产力的严重后果。因此，适当、适时地主动调整价格要素，保持一定的价格均衡，是市场化运行的社会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而且应对重要商品和服务建立完善的价格分析管理机制。
　　现代企业改革的真正目标应是确立和完善法人代表形式的人格化地位和作用，决不是推行产权的私有化。
　　企业产权的界定，实质是对一些既得利益和权利的确认。企业产权的所有形态事实上都是一种相对的形态，会根据社会当时的实际情况产生各种不同的存在和发展形式；对整个社会来说，企业产权确认的价值导向应当有利于生产力和生产水平的提高，应当有利于社会公正和社会和谐发展。产权的绝对个人化和绝对公有化都是非常有害的做法。
　　当下而言，对社会真正有意义的是，应当形成及时让企业的实际经营权落实到真正有管理能力和经营能力的企业家手中，真正形成有利于优秀企业家成长和充分发挥才能的文化环境。
　　本文提到的民营化的定义是：生存不靠行政权力关系，由民间人士或团体管理运行，经营权不一定与产权有关。民营化运行企业是确立和完善企业人格化地位的有效形式。但是民营化并不等于私有化，民营的对立面不是国有或公有制，而是没有活力的、官僚主义的官营企业形式。民营化是随着公民管理知识的普及和提高，由公民或公民组织接替行政机关，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原来由行政机关管理的企业的社会进步趋势。民营化的本质是民间人士运营管理。
　　有充分比较和竞争的民营化往往是克服僵化官僚主义和腐败的有效手段。现代企业都是在社会公共活动环境中运行，民营企业也可以发展出完善的公有制形式。但是缺乏公民化管理的民营企业和组织同样会发生腐败、僵化和官僚主义，损害公众利益，出现病态。官僚化运行的民企、国企本质上都会变成为少数人服务的私有制形式。
　　此外，企业的产权除某些特殊行业外应尽可能证券化。企业产权证券化有利于对企业做经常性的正确评估，有利于企业有效利用金融工具，有利于产权流动，也有利于失去上进心的企业家体面退出经营管理层面。
　　证券市场的本质是为处于剩余价值状态的产权资产和货币资产实现有效对接，中国证券市场已经走过了模仿的道路，今后的出路在于针对不同产权、不同证券品种，构建不同的规范市场。处于发展中的社会，企业和证券市场的赢利空间巨大，从中获利的个人和团体应如实纳税，从而获得收入的正当合法性。 　　我们应该认识到，企业改革的目标是构建灵活的、生机勃勃的社会生产力体系。因此，只要充分尊重劳动、尊重创新，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对企业发展有利，企业产权的持有也可以有多种形式，创造尽可能让最杰出的企业家来领导运营企业的局面。
　　二、赋税改革应注重赋税科学理论的阐述
　　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国正在从行政赋税向民生赋税转型过渡，一些税种税额需要调整增减，这必然涉及各社会群体现有利益的调整。因此，尽可能事先令人信服地向社会各界详尽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如何合理地去做，将会对诸如资源税、房产税、个人所得税、各种企业税、各种资产流转税等对社会健康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赋税改革完善和快速推进发挥决定性作用。
　　在现代社会，调节财富资源合理配置的主要工具是赋税机制。同时，赋税机制与金融政策一样，也是有效地调控经济合理稳健运行的有力工具。税制应当公平合理，税种应当目标明确，税法应当便利经济。税收的来源应当主要来自公民正常收入和超额收入，尽量避免损害基本和重要的生产部门。税收的用途除了建设重要公共项目、维持社会稳定与安全之外，实施普遍的公共基本教育和公共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及补充养老基金，也将纳入正常的赋税体系。现有的赋税理论对此尚未进行很好说明。
　　房产税在法理上应理解为地方城市资源税，而不是财产税。城市的建设、发展、完善需大量投入，城市的维护、运行也需大量成本。占有、使用城市最基本单元房屋的公民，有义务用赋税的形式适当承担成本。大量占用城市优质资源的居民更应用累进的赋税承担成本。
　　个人所得税是每个有正常收入公民应尽的义务，是公民与政府互动的纽带，是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是构建公民社会真正有实质意义的起点；除接受救济的人群之外，人人应有纳税意识，轻易获得超额收入的人们更应通过纳税来体现正当性，通过回馈社会来获得尊重。个人所得税是调节贫富差距最简单、明确、正当、有效的方法，应加大力度完善。
　　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税法不完善，个人所得税中很大一部分未能征收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也与征管方式不完善、征管文化不够严肃有关。税收的征管是一门艺术，目前征管队伍的素质还有待提高。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如果赋税可以不严肃对待，那么商业诚信环境也难以建立。一个完善的税收征管系统还需和大量的社会会计、审计、税务代理机构联动，比较刚性的举报与奖罚并举才能形成。
　　最后，收入分配问题应从市场运行中支付能力合理配置角度来破解。
　　市场活动的基本内容是：平等开放参与培育和管理健康的市场主体、以价值比较配置资源、以价格导向激励或抑制社会生产力、合理规范市场行为的边界。仔细观察市场运行就会发现，市场活动有两条主线：一条是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另一条是支付能力的合理配置。这些配置都有其客观运行规律，破解和把握这些规律，就能使我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远远超越西方发达国家。
　　责编/庞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