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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穗者》里采访的画家庞斯说，每一个物品都有自己的用法，每一个物品都是一句诗。这才是拾遗的意义，所有遗者，无不是遗珠。不过，瓦尔达的感人之处不只在审美和哲学，她始终带领我们回到最基本的生存层面去审视，这个世界到底哪里病了？并且妙处在于，她不去过度褒贬拾荒者们，对那些朴素地根据自己需要获取剩余作物的人如是，对仅仅审美化使用“遗物”的艺术家如是。
瓦尔达的《拾穗者》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从米勒的《拾穗者》出发，以艾杜安的《香柏杜安的拾穗者》结束，中间却赋予“拾荒”无数溢出的意义，甚至可以让我们重新想一想自己不断流逝的生命当中，可以拾回什么、不丢弃什么？
Les glaneurs et la glaneuse——电影的法文原名意味深长，这也是拉丁语才可能的语言游戏，直译为《拾荒者们与女拾荒者》，前者是阳性名词（但复数可以指男女全体），后者是阴性名词——在电影里，是瓦尔达自比。
但电影一开头就说：“拾穗在以前是只有女性去做的”，的确，两幅《拾穗者》以及中间出现的布荷东《拾穗者的归来》里面都只有女性。如果颠覆历史对性别分工的偏见去看，这也可以是一種赋权，因为女性比男性更细腻、更懂得甄别大地上对我们生活有益之物，所以她们天然拥有拾穗的权力。同时，她们还比男性更懂得感恩——
弯腰捡拾的动作，是向大地致谢鞠躬。
那么对于失去农地的我们城市当代的精神贫民，我们可以捡拾什么？致谢什么？我们的贫乏恰恰因为我们没有了致谢的对象，我们的生活是一种苟且偷生，对我们的环境与包围我们的时间暗怀怨恨。于是瓦尔达说，来，让我们看看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那些“法外之徒”是怎样干的。
于是她寻找了各个层面的“拾荒者”，有依循传统和十四世纪的法律去农田与庄园捡拾农作物残余的，也有收集城市消费过剩物品营造自己居所和艺术品的，还有信奉内心法则的素食主义者——他的生物学专业让他在城市里免费获得营养，同时他也免费给出精神营养与那些刚刚来到法国的难民们。
但在这个过程中，瓦尔达自己不断出现，一如她其他的“纪录片”，她从不回避作者自我意识的介入，她的存在也是她记录的一部分。比如说她的第一个介入镜头，是她饱经沧桑的一只手。
她的手与捡拾密切相关，我们知道瓦尔达在成为导演之前是一个摄影师，这只手调焦和按下快门，捡拾影像。后来它捡拾了无数悲欢的情节、世间的变幻。最后，在这个镜头里，我们看到它自己也捡拾了皱纹——这个女人，在捡拾时光。她不像男导演塔可夫斯基那样雕刻时光——这是一种男人的奢望，时光是自在物，女人更懂得接受它和它为伴。
下一次我们看到瓦尔达的手，是它在围成圈圈，像儿童玩的游戏一样，“吃掉”高速路上她所见到的一辆辆汽车。这些汽车是从米芝莲厨师去勃良地美酒区的路上就开始大量出现的，首先它提醒了我们洞察消费社会的真相——卡车运转不停，但我们知道它为何运转吗？它转运的东西有多少和我们真实的需求相关？于是瓦尔达潜意识要“吃掉”它们，她做的，和其他拾荒者对消费社会硬规则的反抗，道理一样。
不过瓦尔达一笔荡开，她说我们看到实的时候也要看到空。手指圈出一个空，拾荒者是反对空所以才不断收集吗？
“它是洞穴是避难所，从空虚的角度说，”一个拾荒成瘾的人，他说自己正在接近空虚“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趋向于低”。这句话的玄机，是拾荒的真谛，拾穗者趋向低不是一种纯粹的功利行为，“有的拾荒者单纯是喜欢拾荒，”瓦尔达说，“喜欢”很重要，它使我们得以重建我们与世界的关系。
也许张爱玲那句著名的话，能帮我们理解这个“低”——“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把自己降低是一种爱，从尘埃里的捡拾，是一种似乎种花的行为。
另一个朴素的拾荒者说：拾荒是打捞东西。表面看来，拾荒还是对现在时尚的断舍离的一种反对，不断不舍不离，还要增加自己的负荷。瓦尔达用自己的电影做了一个漂亮的示范：她连镜头盖被摄入的画面也不丢弃，也剪辑进来，形成画面与画面的意识流之间一个跳跃的桥梁。正如她采访的画家庞斯说的：每一个物品都有自己的用法，每一个物品都是一句诗。的确，这才是拾遗的意义，所有遗者，无不是遗珠。
不过，瓦尔达的感人之处不只在审美和哲学，她的新浪潮左翼思想根深蒂固，始终带领我们回到最基本的生存层面去审视，这个世界到底哪里病了？
实际上上帝给我们这个世界是足够我们和所有生命共享的，我们需要的只不过是重新分配——墨西哥查巴达游击队的童话诗人马柯士，跟巴黎的拾荒者们所见略同，毫无疑问，瓦尔达也站他们这一边。这样的人全世界都有，他们是救赎者。如果瓦尔达还活着，我会邀请她来香港，介绍她认识我的一个朋友庞一鸣，他曾经发起一年不光顾大财团的运动——实际上等于一年不作迎合资本主义的消费活动。
如果消费是一种政治，不消费就是一种非暴力的抗争手段。在电影里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法国的农村资产持有者像果园主、农场主等，对这种不消费行为也持开放态度。2000年前夕的法国似乎还是一个勉强维持古风的均衡世界，让凯撒的归凯撒，树上的果子众多，我们不必像传说中倾倒牛奶以维持价格的经济危机持有人那样暴殄天物。
甚至不必像瓦尔达那样搬出街上的律师，告诉我们节俭的权力。瓦尔达的妙处在于，她不去过度褒贬拾荒者们，对那些朴素地根据自己需要获取剩余作物的人如是，对仅仅审美化使用“遗物”的艺术家如是，对那个似乎苦修圣徒一样的生物学硕士也没有过多的渲染。她只是拍下一个意味深长的镜头：他在夜校里教给难民们的法语词汇，是“成功”、“有用的虫子”，也许他和她只是想我们与难民们一起反思这些固有价值。
除了在混沌中开始反思的我们，这部电影里，收获最多的拾荒者，还是瓦尔达。她拾得最有诗意的，是一个没有时针的时钟，瓦尔达在后面流过，就像她的生命;之前她拾得的心型马铃薯，在这时恰当地重现，它们在电影里永不腐烂，与时钟、瓦尔达一起停留，在我们这些往影像中拾荒的人的体内，开始跳动起来。
瓦尔达的《拾穗者》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从米勒的《拾穗者》出发，以艾杜安的《香柏杜安的拾穗者》结束，中间却赋予“拾荒”无数溢出的意义，甚至可以让我们重新想一想自己不断流逝的生命当中，可以拾回什么、不丢弃什么？
Les glaneurs et la glaneuse——电影的法文原名意味深长，这也是拉丁语才可能的语言游戏，直译为《拾荒者们与女拾荒者》，前者是阳性名词（但复数可以指男女全体），后者是阴性名词——在电影里，是瓦尔达自比。
但电影一开头就说：“拾穗在以前是只有女性去做的”，的确，两幅《拾穗者》以及中间出现的布荷东《拾穗者的归来》里面都只有女性。如果颠覆历史对性别分工的偏见去看，这也可以是一種赋权，因为女性比男性更细腻、更懂得甄别大地上对我们生活有益之物，所以她们天然拥有拾穗的权力。同时，她们还比男性更懂得感恩——
弯腰捡拾的动作，是向大地致谢鞠躬。
那么对于失去农地的我们城市当代的精神贫民，我们可以捡拾什么？致谢什么？我们的贫乏恰恰因为我们没有了致谢的对象，我们的生活是一种苟且偷生，对我们的环境与包围我们的时间暗怀怨恨。于是瓦尔达说，来，让我们看看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那些“法外之徒”是怎样干的。
于是她寻找了各个层面的“拾荒者”，有依循传统和十四世纪的法律去农田与庄园捡拾农作物残余的，也有收集城市消费过剩物品营造自己居所和艺术品的，还有信奉内心法则的素食主义者——他的生物学专业让他在城市里免费获得营养，同时他也免费给出精神营养与那些刚刚来到法国的难民们。
但在这个过程中，瓦尔达自己不断出现，一如她其他的“纪录片”，她从不回避作者自我意识的介入，她的存在也是她记录的一部分。比如说她的第一个介入镜头，是她饱经沧桑的一只手。
她的手与捡拾密切相关，我们知道瓦尔达在成为导演之前是一个摄影师，这只手调焦和按下快门，捡拾影像。后来它捡拾了无数悲欢的情节、世间的变幻。最后，在这个镜头里，我们看到它自己也捡拾了皱纹——这个女人，在捡拾时光。她不像男导演塔可夫斯基那样雕刻时光——这是一种男人的奢望，时光是自在物，女人更懂得接受它和它为伴。
下一次我们看到瓦尔达的手，是它在围成圈圈，像儿童玩的游戏一样，“吃掉”高速路上她所见到的一辆辆汽车。这些汽车是从米芝莲厨师去勃良地美酒区的路上就开始大量出现的，首先它提醒了我们洞察消费社会的真相——卡车运转不停，但我们知道它为何运转吗？它转运的东西有多少和我们真实的需求相关？于是瓦尔达潜意识要“吃掉”它们，她做的，和其他拾荒者对消费社会硬规则的反抗，道理一样。
不过瓦尔达一笔荡开，她说我们看到实的时候也要看到空。手指圈出一个空，拾荒者是反对空所以才不断收集吗？
“它是洞穴是避难所，从空虚的角度说，”一个拾荒成瘾的人，他说自己正在接近空虚“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趋向于低”。这句话的玄机，是拾荒的真谛，拾穗者趋向低不是一种纯粹的功利行为，“有的拾荒者单纯是喜欢拾荒，”瓦尔达说，“喜欢”很重要，它使我们得以重建我们与世界的关系。
也许张爱玲那句著名的话，能帮我们理解这个“低”——“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把自己降低是一种爱，从尘埃里的捡拾，是一种似乎种花的行为。
另一个朴素的拾荒者说：拾荒是打捞东西。表面看来，拾荒还是对现在时尚的断舍离的一种反对，不断不舍不离，还要增加自己的负荷。瓦尔达用自己的电影做了一个漂亮的示范：她连镜头盖被摄入的画面也不丢弃，也剪辑进来，形成画面与画面的意识流之间一个跳跃的桥梁。正如她采访的画家庞斯说的：每一个物品都有自己的用法，每一个物品都是一句诗。的确，这才是拾遗的意义，所有遗者，无不是遗珠。
不过，瓦尔达的感人之处不只在审美和哲学，她的新浪潮左翼思想根深蒂固，始终带领我们回到最基本的生存层面去审视，这个世界到底哪里病了？
实际上上帝给我们这个世界是足够我们和所有生命共享的，我们需要的只不过是重新分配——墨西哥查巴达游击队的童话诗人马柯士，跟巴黎的拾荒者们所见略同，毫无疑问，瓦尔达也站他们这一边。这样的人全世界都有，他们是救赎者。如果瓦尔达还活着，我会邀请她来香港，介绍她认识我的一个朋友庞一鸣，他曾经发起一年不光顾大财团的运动——实际上等于一年不作迎合资本主义的消费活动。
如果消费是一种政治，不消费就是一种非暴力的抗争手段。在电影里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法国的农村资产持有者像果园主、农场主等，对这种不消费行为也持开放态度。2000年前夕的法国似乎还是一个勉强维持古风的均衡世界，让凯撒的归凯撒，树上的果子众多，我们不必像传说中倾倒牛奶以维持价格的经济危机持有人那样暴殄天物。
甚至不必像瓦尔达那样搬出街上的律师，告诉我们节俭的权力。瓦尔达的妙处在于，她不去过度褒贬拾荒者们，对那些朴素地根据自己需要获取剩余作物的人如是，对仅仅审美化使用“遗物”的艺术家如是，对那个似乎苦修圣徒一样的生物学硕士也没有过多的渲染。她只是拍下一个意味深长的镜头：他在夜校里教给难民们的法语词汇，是“成功”、“有用的虫子”，也许他和她只是想我们与难民们一起反思这些固有价值。
除了在混沌中开始反思的我们，这部电影里，收获最多的拾荒者，还是瓦尔达。她拾得最有诗意的，是一个没有时针的时钟，瓦尔达在后面流过，就像她的生命;之前她拾得的心型马铃薯，在这时恰当地重现，它们在电影里永不腐烂，与时钟、瓦尔达一起停留，在我们这些往影像中拾荒的人的体内，开始跳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