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几番辗转约访，记者终于在一个周日这个特定的时间、私家书房这个特定的场所，独家专访到200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金怡濂院士。采访中途几次被电话打断，但丝毫不影响我们的谈兴。金怡濂在记者心目中真真切切的是一位朴实、慈祥的长者，没让人感到一位资深科学家的架子与所带来的敬畏，有的只是亲切、随和、友善，有的是温文尔雅与博学多才。当然，走近他，我们仿佛也在探究一座高峰、一座丰碑。 花钱买不来高技术 2003年2月28日，又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江泽民同志亲手将奖金高达500万元的第三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颁发给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高性能计算机专家金怡濂。鲜花、掌声迎接，摄像机、照相机聚焦，人民大会堂主席台前的金怡濂万众瞩目。此前，他的名字虽在公众的视野里透着陌生，但在巨型机研制领域却早巳无人不晓，因为我们每天看的天气预报都少不了它的贡献，然而鲜有人知它“生父”的名字。获此殊荣，不仅是对金怡濂本人半个世纪以来贡献与成绩的极大肯定，更是对整个巨型机战线的最高褒奖。抚今追昔，感慨良多。 “我在清华念书时，学校工学院只有6个系，而学与电有关的只有我们电机系——因此，说我是改行也可以说算是改行，说不是改行也说得上。计算机，我以前的确是没有接触过，但毕竟与电有关，我们那个年代搞计算机的大多是从这专业发展出来的”。
　　当记者打断他的话旁白，“那么，你们这些人看来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第一代计算机人”。没想到，金怡濂断然而言，“我们也不敢这么说，因为我们前面还有很多老先生也是从这方面转过来的。”
　　自前苏联回国后，金怡濂即真正开始了他为之奋斗的计算机事业。发展中国的巨型机，使之在世界巨型机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是金怡濂一生魂牵梦萦的追求。半个世纪以来，作为技术开发的主要负责人，金怡濂先后提出多种类型、各个时期居国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型、巨型计算机系统的设计思想和技术方案，并组织科技人员攻关予以实现，取得了一系列创造性、突破性成果，为中国高性能计算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做出了卓越贡献。
　　1999年秋，无论是国家领导人，抑或是普通老百姓，谁不盼望建国50周年大庆盛会这天的北京艳艳丽日、朗朗晴空?可是，“十一”前一天的下午，首都大雨倾盆，并一夜未停。亿万人都在关注天气预报，甚至有许多人在心中祈祷：“老天爷呀，‘十一’露个笑脸吧!”天公意愿谁先知?只有依靠“神威”。“神威”的计算判断干系重大，金怡濂心里装着一杆秤。当时，“神威”的判断结论是：雨将在国庆早晨5时停，3个小时过后将云开雾散，中国乃至世界都会看到准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况空前的国庆大阅兵……
　　不愧“神威”之威，国庆这天，天公也像能领会人意似的与“神威”的判断合拍，太阳终于穿过厚厚的云层露出了笑脸。现实与他们的预报完全吻合，巨大的压力顷刻化作满腔欣慰。此刻，作为“神威”的总设计师和国庆观礼代表的金怡濂，一颗高度紧张的心总算放松了，置身在天安门广场欢乐的海洋之中……
　　国家气象中心利用“神威”计算机精确完成极为复杂的中尺度数值天气预报，在国庆50周年和澳门回归等重大活动的气象保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金怡濂倾毕生精力为国家研制巨型计算机，并不仅仅是为了气象预报。他介绍，超级计算机通常是指当时性能最高、运算速度最快的一类计算机，是气象气候、石油物探、生命科学、航空航天、药物筛选和基础科学等领域不可缺少的高端计算工具，正如小平同志所说：“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不能没有巨型机。”
　　我们确实不能没有巨型机。有一件事让金怡濂刻骨铭心。我国有关部门花大钱从国外进口了一台巨型计算机，同时还要花钱从对方雇来两个“监工”，以确保我方不能接触到机器的核心技术，机器也只能用于合同上规定的用途，甚至连开机、关机也得由“监工”来做。“外国专家有一个小房子，中国人是不准进的”。这一切极大地挫伤了金怡濂的民族自尊心。如此受制于人，何谈我国的科学发展?深感自己没能为国分忧。所以，关键的部位，我们要下决心自己开发。国运昌则科技兴，科技兴则国力强。金怡濂常常用这件事告诫他的助手们：真正的高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中国一定要加速发展巨型机，否则，祖国建设会因此受到严重影响。
　　现在，“神威”巨型计算机先后为20多个单位完成了100多个课题的高性能运算，取得一系列令人振奋的结果。与同班同学朱镕基有过交往
　　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奖励同江泽民同志合影时，江泽民间金怡濂：“你跟朱镕基同学呀?!”金怡濂点头回答：“朱镕基是我们班上的。”记者相信，当金怡濂在人民大会堂接受最高科技奖奖励时，主席台上的作为老同学的朱镕基同志肯定有着一番特有的感受，曾称金怡濂是位“干大事的人”这一说被他言中。
　　“不错，我同朱镕基是同班同学，不过他在电力组，我在电气组，在一块读书的时候有交往，但不是特别多。他在学校当过学生会主席，很有能力的，有才华，演讲有感染力。那时，我们班上有100多人，我都认识。”据了解，朱镕基初进清华时，集中精力学习功课，博览群书，功课上应付裕如，是班上的“业务尖子”之一，当过“课代表”，协助老师推动同学们学好功课，在同学中有威信，为人正直，待人诚挚。金怡濂在清华大学所在的班可谓人才济济，出了四个院士与一个共和国总理。
　　1947年，金怡濂中学毕业。当时，除燕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招生外，其他院校均独立招生。“我报考了清华、北洋、燕京、工商四所商校，结果全都录取了我，最终我首选了清华大学电机系。”
　　跨进清华园，别有一番景象：水木清华，荷塘月色，潺潺溪水，如茵绿草，依依杨柳，花香鸟语。“在这里，朱自清、华罗庚、梁思成等名震中外的大师在校园内不时可见，他们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看到他们，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大师的熏陶，浓厚的学术气氛，自由的民主氛围，宁静的自然环境，为金怡濂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学习条件。
　　“我对清华教育印象最深的是对基础课的重视。那时，闵乃大、钱伟长、孟昭英等颇有造诣和声望的大教授教我们，学校重视基础课的程度可见一斑。当时是选课制，学生上课也比较自由，有时我们除上本班课以外，还去听其他的课。”金怡濂说，有些教授上课时只带两支粉笔，却可以流畅地讲上几个小时，他听得如痴如迷。“我只是专心听讲，不注重记笔记，听他们的课很过瘾，受益很大。闵乃大教授讲的课理论很深，当他推导了一黑板数学公式后，一定反复问大家‘抓住了概念没有’，这对我启发很大。不论问题多么复杂，推导的公式多长，一定要抓住基本概念，只有理解问题的实质，才能对问题有一个本质的认识。”尽管所用的课本并不很深奥，但金怡濂学得比较“透”。“在学校里必须要打好基础，特别是信息技术，发展非常之快，技术千变万化，这些技术全要从学校学到是不可能的。我在清华大学的时候就没有学过计算机，也不知道计算机是个什么内容。怎么办?主要靠学校给你的基础知识，给你的工作能力，去自己学习，自己判断，自己还要培养思维能力和想像能力。”这番话，不知对今天的学子有无内心触动?!“1948年底清华园解放，1949年10月，我们极其兴奋地参加了开国大典，聆听了毛主席那震撼世界的庄严宣告。我们学校的老师、学生基本上都去了，大家很高兴，尽管是下午才举行，但我们早晨就动身了。在典礼后，我们还参与了游行。”
　　全校师生来到天安门广场，在人山人海中静候开国大典那庄严而激动人心的时刻。当听到毛泽东主席高呼“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金怡濂不禁激动得热泪盈眶，热血澎湃。那是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这让他立下“把自己所有的才智无私奉献给年轻的共和国”的宏愿。
　　一语惊人定乾坤
　　1958年年中自前苏联留学回国后，金怡濂参加了我国第一台大型电子计算机——104机的研制。随后，还主持了多种类型的电子计算机的研制。牛个多世纪来，金怡濂一直没有离开过计算。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巨型机研制进入快车道。国务院决定研制“神威”高性能计算机。消息传来，科研人员激动不已。但对研制一台什么样的机器意见不一：此时我国10亿次巨型机已经问世，下一步肯定要向百亿次冲击了。以至于他们在排队买菜时都在争论：200亿?500亿?
　　这年深秋，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召开“神威”机研制方案论证会，金怡濂作为高级专家参加了这次会议。主持会议的领导同志提出：是否可以跨越百亿次的高度，直接研制1千亿次巨型机。这个指标太超乎想像了，以至大多数人在短时间里难以做出任何反应。的确，跨出这一步风险实在太大，会场一时鸦雀无声。专家们意见不一，“重量级”的专家金怡濂语出惊人：我们完全有能力造一台千亿次巨型机!而且必须跨越，否则就被世界越甩越远。
　　这场争论的结果是，研制千亿次机的意见被采纳，一锤定音的金怡濂本人在花甲已过之年被任命为“神威”机研制的总设计师。这是一个带有冒险性的决定，但也是“神威”机跨人世界先进行列的关键性决定，金怡濂勇敢地接受了执掌研制千亿次巨型机的帅旗。
　　金怡濂常常亲自上阵把关。“神威”起动初期，因为没有检查焊点可靠性的设备，金怡濂就和有关人员一道，一手拿放大镜，一手握电筒，用肉眼一个个检查成千上万个焊点。印制电路板被称为巨型机研制中的“极限”工艺，为了达到自己提出的“零缺陷”要求，他就泡在噪音震耳、化学气味刺鼻的车间里，跟踪观察全过程，和工作人员一起用砂)纸磨模具，用卡尺量尺寸，加班到深夜两、三点。大家都说：“他不像一个大院士，更像一个老工人。”金怡濂带领团队历时几年，呕心沥血、刻苦攻关，终于取得丰厚的回报：“神威”出机时，鉴定委员会的专家评定：该机研制起点高，运算速度快，存储容量大；系统设计思想先进，创新性很强，总体技术和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几代中国人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年轻”的“夕阳”追求无止境
　　金怡濂的经历简直就是一部中国巨型计算机事业的发展史。在我国计算机界功勋卓著，他的名字与许许多多的“中国第一”联系在一起：中国第一台大型计算机、中国第一台并行计算机、中国第一台巨型计算机……他的青春年华、他的心血才智、他的生活和生命的精华，也都尽融之中，如影随形，难舍难分。“计算机技术发展很快，计算机运行速度的提高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把元器件的频率速度提上去；再一条路就是采用一些并行的措施，采用多机系统。其实，并行在生活也很多。”金怡濂向我们打着比方说，火车站卖票时人很多，卖票来不及，我们便可多开几个窗口。“‘并行’这个概念很广泛。我们在摘多机并行，道理很简单，一台做不了，两台；两台做不了，十台、或上百台，甚至上万台。就像人做工作一样，一个人做不了的，分两人做，十人做，甚至二十人做。道理很简单，但是要做好这件事情有很多难点，跟人做工作一样，比方一百个人做工作就不能是一百人独立地做，这一百个人还得要相互沟通。因此，我们要将许多计算机用一个高速的网络联系起来，让它们能相互‘沟通’，信息能够传递。”作为巨型机这么一个庞大的系统，要协调好真的还是很不容易，金怡濂于其中付出了多少辛酸与泪水，只有他自己知晓。
　　谈起他的业余爱好，他说过去打打篮球，现在就没精力再玩球了，至于看书一般很少看小说，看的多是专业书。
　　“我没有什么业余爱好，最大乐趣就是琢磨计算机。解决一个问题后的快乐，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
　　在金怡濂的眼里，研制最先进的计算机，这事可是大得了不得。对大型计算机研究的每一点向前推进都能如数家珍，他的同事们说，那些机器就是被他百般呵护的孩子啊。
　　当我们问起他的人生座右铭时，金怡濂直言不讳：“我可没什么座右铭呀，你们写稿时编一个吧。”听后，我们不禁开怀大笑。之后，他语重心长；“反正，谁交给我一个什么事，我总是尽力办好，办得最好。一般我办事比较认真，比较努力，尽量办得最好。要编一个什么词，我也没什么词。”很实在，很朴素，有什么“名人名言”比这更感人肺腑。
　　告别时，金怡濂夫妇俩一直送我们下楼梯。但我们怎么也走不出这位科学家的谦和、诚恳的心灵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