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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老邦最风光的时刻了。附近五六个村庄的乡亲来了不少，坐满了近40桌酒席。他的二弟刘振东杀了一头猪，找来厨师和帮手，在村头支起灶台，端出满盆的肉菜。所有人都是冲老邦来的，提起他，大家都说“好人”。
可惜，老邦看不到了。尽管他的葬礼如此盛大，在运河边上的这个小村庄实属罕见。老邦无儿无女，2月11日，村民和两个侄子护送着他的骨灰，在村头入土。
71岁的他什么也没给世间留下，除了一间砖房，一条木船，两座泥巴桥和村民们道不尽的回忆。
去世前，老邦每天都在安徽阜南县赵集镇和王店孜乡交界处的河沿摆渡。远远地看见有人朝河边走来了，他常常连一句话都不问，便撑着竹篙，把船摇过去。他摆渡了49年，从未向过河者要过一分钱。用乡亲们的说法，“十里八村的，哪个没坐过老邦的船？”
在赵集镇或王店孜乡，拉住任何一位路人，问老邦摆渡的河沿，都能获知准确的方位。人们知道，在河沿叫几声“老邦”，他就会从河沿边的房子里走出来，划船送人们过河。这个名号太响亮，以至于他的大名刘振邦，已经被慢慢遗忘。
今年正月十一，老邦觉得头晕、口苦，便上三弟家借了自行车，骑到王店镇的卫生院输液。十多里路，他要花一个多小时，因为“村村通”公路两旁散落着不少人家，看见老邦，人们总要大声招呼，他便下车闲聊几句。
那天回村时，他还顺道看了场戏。“看的是包公”，乡亲们回忆说，“感觉他精神好多了”。第二天，老邦又骑着自行车去卫生院，穿的仍是他冬天唯一的行头——破洞的毡帽，陈旧的中山装裹着棉袄。
这一去，便没有回来。卫生院的郭副院长说，老邦死于突发性心肌梗塞，头一歪，人就不行了。据照顾他的护士回忆，老邦没有什么遗言，最后的话是“晕，有点儿晕”。
其实，去年入冬后，老邦已经觉得身体不适。而河水也像他的生命一样日渐干涸。水浅了，老邦的木船浮不起来了，可他仍然惦记着要过河的人，就自己操起铁锨，挖出泥土，掺入玉米秆，又从附近的窑厂讨来一块水泥板。
春节过去，河沿多了两座泥巴桥。老邦讨来的水泥板，搭在来往最多的那座桥上。
泥巴桥太简陋了，踩上去软绵绵的，仿佛站久了就会沉入水中。可它却是交通要道，不足一米宽的桥面上，印满了摩托车、自行车的胎痕，大大小小的鞋印和羊蹄子踏出的小坑。新的痕迹很快覆盖掉旧的，如今再也找不到老邦的脚印。
不过，当冬天的枯水期结束，运河的水就会飞涨起来，到时，泥巴桥便会被冲毁。“老邦走了，不会有人摆渡了。”村里人说，“再想过河，就得绕五六公里”。
其实，老邦没想走。不久前，曾坐过船的一位后生还来探望过他。看着左眼完全失明、满脸老人斑、脊梁佝偻着的老邦，小伙子差点儿掉泪。老邦却笑呵呵地，牙齿呼呼漏风地安慰他，“怕啥，我还能再摆几年。”
没想到，一铲子一铲子修起来的泥巴桥，成了老邦留给乡亲们最后的遗产。
为了摆渡，老邦把家都搬到了河沿。他用政府给五保户的5000元补贴在河堤上盖起了一间小砖房。木门上的锁只是个摆设，轻轻一搬，整个门板就能被卸下来。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桌上的煤油灯能闪现光亮。破旧的木床上，铺着几层旧被褥，摸上去潮湿冰冷，而衣物都放在枕头边的化肥袋里。唯一的电器是床下的一个旧收音机，摁开关，不亮。摇几下，里面的零件哗啦啦作响。
老邦一辈子没结婚，年轻的时候太穷，头上还长过疮，没有姑娘愿意跟他。等年纪大了，就更不敢想了，慢慢习惯了一个人。他在河堤上捕了几只野鹌鹑，养在床边的笼子里，叽叽喳喳能解闷。他还养了5只鸡，1公4母。来看过他好几次的《颍州晚报》记者李家林说，老邦觉得自己没老伴儿，养的鸡一定要有个伴儿。外出的时候，老邦就把鸡赶到一个封闭的笼子里，“怕吃别人地里的庄稼”。
如今，老邦走了，乡亲们便放走了鹌鹑和鸡，只剩下一地散落的谷糠。而屋旁菜地里，枯萎的丝瓜藤绕着白杨树，树梢上荡着早已风干的丝瓜。轻轻一捏，皮就碎了。只有几棵蒜苗还透着点儿青翠，等着回不来的主人采摘。
老邦摆渡的那条河，在当地被称为运河。它曾是淮河的主要支流之一。20世纪60年代，一场大水将河上的大桥冲毁。生产队找来一条小船，让青壮年轮流为老百姓免费摆渡，给工分。后来，工分不再给了，年轻人就散了，只有老邦留了下来。
到了20世纪70年代，生产队造的船腐坏了，老邦砍来几棵树，请木匠打了一条新船。他亲手用桐油刷了一遍又一遍。船下水那天，他站在船上，感觉自己像个大人物。那晚，他没下船，在他看来，河沿就是他的新房，小船就是他的新娘。
每年夏天，老邦都用积攒下来的钱买一桶桐油，认真地把船身刷一遍，像对待多年的伴侣。如今，那条3米多长，1米多宽的木船也老了，搁浅在岸边。村民们说，没有老邦的料理，很快，它就会腐烂透水。
说起老邦，河沿的村民会争先恐后地向记者讲他的故事。某个寒冷的冬夜，赵集镇这边的孕妇要生产，得赶去王店镇找医生。孕妇的丈夫跌跌撞撞往河沿跑，边跑边喊“老邦，我老婆难产啊！”老邦一翻身就爬了起来，赤裸着上身撑起船，出现在漫天的大雪中。
他还捞起过一个酒醉落水的小伙子，背着人走了二里地，直到有人认出小伙子的身份，他又把人背到家。小学生晚上放学过了河不敢穿越乱坟岗，他就打着手电，送他们一程。村民回忆，他脾气好，从没和人红过脸。
冬天最冷的时候，河上结冰了。“老邦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站在船上，拿着铁锨打冰。”村民刘贵锋说，河冰敲开了，船才能载人过河。这汉子说着说着就哽住了。
20岁之前，老邦还出过一趟远门，到了淮南。后来当了义务的艄公，老邦就再也没离开过河沿。去的最远的地方就是隔壁的王店孜乡，每次都是快去快回。他心里焦急：“万一有人过河咋办？”村民们说，不管多晚，只要叫一声，他就会摇着船从小屋边出现。
在农村，老光棍是被人看不起的。可是，谁也不会看不起老邦。乡亲们尊敬他，不少后辈还尊称他“大老邦”。在他屋里的木桌上，放着好些没来得及抽的烟，品牌来自全国各地——那是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送给他的。他自己只抽两块钱一包的“渡江”或“红三环”，偶尔还尝尝过河人递过来的香烟。
谁家有个红白喜事，老邦都是座上客。村民说：“没有人让他出钱，就是让他坐席。”可他从不空手去，还老是帮人干活儿。
弟媳给他织了毛裤，村里的年轻人还帮他打了口井——在那之前，老邦吃的用的一直都是河里的水，直到这几年，河水“弄脏了，一股味儿，连鱼也少了”。
经过河沿，很多年轻人会停下来跟老邦聊会儿天，“爱听他讲过去的事儿”。这片隐藏在曲折土路和低洼林地中的水域从前可是繁华地带，商队从河南的商城、固始经过这里，到达阜南、阜阳城等地，牲畜嘶鸣，挑夫如织。但那到底是哪一年的光景，老人说不清了。只记得一年又一年过去，村里通了公路，路两边盖起了楼房，这片河沿渐渐冷清下来。不过，老邦却更加坚定地守在这里，在他看来，除了乡亲们赶集、办事，孩子上学，能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来，“一定是需要过河的人”。
记者问起家里人的意见，老邦的二弟犹豫了一下，随即转过头，望着河堤上那座孤零零的小屋慢慢说道：“他做的是好事，谁会反对他呢？”对这件好事，村民们说老邦早就有过话：“到死也不会离开河沿。”
小屋里的灶台上，还放着老邦没吃完的半碗面条。地上有别人送的几箱没拆封的牛奶和营养品。老邦生前常念叨，很开心有人从老远赶来看他。
老邦不知道的是，他的离去，远远比他的生前热闹。赵集镇的张书记说，老邦的事一定要办好，要让老邦安息，才能让群众安心。而卫生院给了老邦亲友1.5万元，用于料理他的后事。出殡那天，来送他最后一程的各村村民黑压压地站满了河沿。
“老邦！老邦！”一位村民冲着小屋喊了几声，随即喃喃自语道：“以后，再也没人应了。”
（摘自《中国青年报》）
可惜，老邦看不到了。尽管他的葬礼如此盛大，在运河边上的这个小村庄实属罕见。老邦无儿无女，2月11日，村民和两个侄子护送着他的骨灰，在村头入土。
71岁的他什么也没给世间留下，除了一间砖房，一条木船，两座泥巴桥和村民们道不尽的回忆。
去世前，老邦每天都在安徽阜南县赵集镇和王店孜乡交界处的河沿摆渡。远远地看见有人朝河边走来了，他常常连一句话都不问，便撑着竹篙，把船摇过去。他摆渡了49年，从未向过河者要过一分钱。用乡亲们的说法，“十里八村的，哪个没坐过老邦的船？”
在赵集镇或王店孜乡，拉住任何一位路人，问老邦摆渡的河沿，都能获知准确的方位。人们知道，在河沿叫几声“老邦”，他就会从河沿边的房子里走出来，划船送人们过河。这个名号太响亮，以至于他的大名刘振邦，已经被慢慢遗忘。
今年正月十一，老邦觉得头晕、口苦，便上三弟家借了自行车，骑到王店镇的卫生院输液。十多里路，他要花一个多小时，因为“村村通”公路两旁散落着不少人家，看见老邦，人们总要大声招呼，他便下车闲聊几句。
那天回村时，他还顺道看了场戏。“看的是包公”，乡亲们回忆说，“感觉他精神好多了”。第二天，老邦又骑着自行车去卫生院，穿的仍是他冬天唯一的行头——破洞的毡帽，陈旧的中山装裹着棉袄。
这一去，便没有回来。卫生院的郭副院长说，老邦死于突发性心肌梗塞，头一歪，人就不行了。据照顾他的护士回忆，老邦没有什么遗言，最后的话是“晕，有点儿晕”。
其实，去年入冬后，老邦已经觉得身体不适。而河水也像他的生命一样日渐干涸。水浅了，老邦的木船浮不起来了，可他仍然惦记着要过河的人，就自己操起铁锨，挖出泥土，掺入玉米秆，又从附近的窑厂讨来一块水泥板。
春节过去，河沿多了两座泥巴桥。老邦讨来的水泥板，搭在来往最多的那座桥上。
泥巴桥太简陋了，踩上去软绵绵的，仿佛站久了就会沉入水中。可它却是交通要道，不足一米宽的桥面上，印满了摩托车、自行车的胎痕，大大小小的鞋印和羊蹄子踏出的小坑。新的痕迹很快覆盖掉旧的，如今再也找不到老邦的脚印。
不过，当冬天的枯水期结束，运河的水就会飞涨起来，到时，泥巴桥便会被冲毁。“老邦走了，不会有人摆渡了。”村里人说，“再想过河，就得绕五六公里”。
其实，老邦没想走。不久前，曾坐过船的一位后生还来探望过他。看着左眼完全失明、满脸老人斑、脊梁佝偻着的老邦，小伙子差点儿掉泪。老邦却笑呵呵地，牙齿呼呼漏风地安慰他，“怕啥，我还能再摆几年。”
没想到，一铲子一铲子修起来的泥巴桥，成了老邦留给乡亲们最后的遗产。
为了摆渡，老邦把家都搬到了河沿。他用政府给五保户的5000元补贴在河堤上盖起了一间小砖房。木门上的锁只是个摆设，轻轻一搬，整个门板就能被卸下来。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桌上的煤油灯能闪现光亮。破旧的木床上，铺着几层旧被褥，摸上去潮湿冰冷，而衣物都放在枕头边的化肥袋里。唯一的电器是床下的一个旧收音机，摁开关，不亮。摇几下，里面的零件哗啦啦作响。
老邦一辈子没结婚，年轻的时候太穷，头上还长过疮，没有姑娘愿意跟他。等年纪大了，就更不敢想了，慢慢习惯了一个人。他在河堤上捕了几只野鹌鹑，养在床边的笼子里，叽叽喳喳能解闷。他还养了5只鸡，1公4母。来看过他好几次的《颍州晚报》记者李家林说，老邦觉得自己没老伴儿，养的鸡一定要有个伴儿。外出的时候，老邦就把鸡赶到一个封闭的笼子里，“怕吃别人地里的庄稼”。
如今，老邦走了，乡亲们便放走了鹌鹑和鸡，只剩下一地散落的谷糠。而屋旁菜地里，枯萎的丝瓜藤绕着白杨树，树梢上荡着早已风干的丝瓜。轻轻一捏，皮就碎了。只有几棵蒜苗还透着点儿青翠，等着回不来的主人采摘。
老邦摆渡的那条河，在当地被称为运河。它曾是淮河的主要支流之一。20世纪60年代，一场大水将河上的大桥冲毁。生产队找来一条小船，让青壮年轮流为老百姓免费摆渡，给工分。后来，工分不再给了，年轻人就散了，只有老邦留了下来。
到了20世纪70年代，生产队造的船腐坏了，老邦砍来几棵树，请木匠打了一条新船。他亲手用桐油刷了一遍又一遍。船下水那天，他站在船上，感觉自己像个大人物。那晚，他没下船，在他看来，河沿就是他的新房，小船就是他的新娘。
每年夏天，老邦都用积攒下来的钱买一桶桐油，认真地把船身刷一遍，像对待多年的伴侣。如今，那条3米多长，1米多宽的木船也老了，搁浅在岸边。村民们说，没有老邦的料理，很快，它就会腐烂透水。
说起老邦，河沿的村民会争先恐后地向记者讲他的故事。某个寒冷的冬夜，赵集镇这边的孕妇要生产，得赶去王店镇找医生。孕妇的丈夫跌跌撞撞往河沿跑，边跑边喊“老邦，我老婆难产啊！”老邦一翻身就爬了起来，赤裸着上身撑起船，出现在漫天的大雪中。
他还捞起过一个酒醉落水的小伙子，背着人走了二里地，直到有人认出小伙子的身份，他又把人背到家。小学生晚上放学过了河不敢穿越乱坟岗，他就打着手电，送他们一程。村民回忆，他脾气好，从没和人红过脸。
冬天最冷的时候，河上结冰了。“老邦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站在船上，拿着铁锨打冰。”村民刘贵锋说，河冰敲开了，船才能载人过河。这汉子说着说着就哽住了。
20岁之前，老邦还出过一趟远门，到了淮南。后来当了义务的艄公，老邦就再也没离开过河沿。去的最远的地方就是隔壁的王店孜乡，每次都是快去快回。他心里焦急：“万一有人过河咋办？”村民们说，不管多晚，只要叫一声，他就会摇着船从小屋边出现。
在农村，老光棍是被人看不起的。可是，谁也不会看不起老邦。乡亲们尊敬他，不少后辈还尊称他“大老邦”。在他屋里的木桌上，放着好些没来得及抽的烟，品牌来自全国各地——那是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送给他的。他自己只抽两块钱一包的“渡江”或“红三环”，偶尔还尝尝过河人递过来的香烟。
谁家有个红白喜事，老邦都是座上客。村民说：“没有人让他出钱，就是让他坐席。”可他从不空手去，还老是帮人干活儿。
弟媳给他织了毛裤，村里的年轻人还帮他打了口井——在那之前，老邦吃的用的一直都是河里的水，直到这几年，河水“弄脏了，一股味儿，连鱼也少了”。
经过河沿，很多年轻人会停下来跟老邦聊会儿天，“爱听他讲过去的事儿”。这片隐藏在曲折土路和低洼林地中的水域从前可是繁华地带，商队从河南的商城、固始经过这里，到达阜南、阜阳城等地，牲畜嘶鸣，挑夫如织。但那到底是哪一年的光景，老人说不清了。只记得一年又一年过去，村里通了公路，路两边盖起了楼房，这片河沿渐渐冷清下来。不过，老邦却更加坚定地守在这里，在他看来，除了乡亲们赶集、办事，孩子上学，能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来，“一定是需要过河的人”。
记者问起家里人的意见，老邦的二弟犹豫了一下，随即转过头，望着河堤上那座孤零零的小屋慢慢说道：“他做的是好事，谁会反对他呢？”对这件好事，村民们说老邦早就有过话：“到死也不会离开河沿。”
小屋里的灶台上，还放着老邦没吃完的半碗面条。地上有别人送的几箱没拆封的牛奶和营养品。老邦生前常念叨，很开心有人从老远赶来看他。
老邦不知道的是，他的离去，远远比他的生前热闹。赵集镇的张书记说，老邦的事一定要办好，要让老邦安息，才能让群众安心。而卫生院给了老邦亲友1.5万元，用于料理他的后事。出殡那天，来送他最后一程的各村村民黑压压地站满了河沿。
“老邦！老邦！”一位村民冲着小屋喊了几声，随即喃喃自语道：“以后，再也没人应了。”
（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