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节日的时候，借助祝福大家的机会，写了几句话送给我的对手或者那些对我并不友好的人。我说，‘从未认为自己有机会名垂千古，也不认为自己的名气有多大，但可能正是对手的做法，给了我出名的机会。我感谢亲人朋友，也感谢敌人，祝你们身体健康’。”经济学家、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这样诉说工作和生活中的“插曲”。他身材偏瘦，讲话慢斯条理，带着比较浓重的武汉口音，眼神温和又锐利。
　　不屈不挠，自我奋斗是最大的素质
　　梳理梅新育的成长经历，很容易发现两件事情：他原本是理工科的学生，后来却弃理从文；他读了学士读硕士，此后又读了博士和博士后，但每段学习中间都夹杂着4个月到4年不等的工作经历。
　　“我从小在科研单位大院里长大，受父母影响，1985年参加高考，去了武汉工学院，也就是现在的武汉理工大学。其实我个人很喜欢读书，也很勤奋，但上大学后，父母就发现我没有买过本专业的书，课余时间也不喜欢出去玩闹，就是一个人在家读历史类著作。我当时就非常喜欢读文科类书目。”
　　本科毕业后，梅新育选择了与专业比较对口的工作，在当时的湖北省机械产品质量监督总站就业。虽然他努力工作，但却觉得少了些什么。“父母发现我的兴趣爱好不在这里，成才的机会也很渺茫。因此，他们鼓励我换专业升学。”
　　考研的学习是通过工作间隙完成的。当时，在家人的支持下，他决定攻读招录比例低、热门的经济学专业。当时的工作经常出差，需要和单位的老同志住在旅馆的标准间。为了不打扰同事晚上休息，他也只能搬着凳子去走廊看书。就这样，边工作边学习，梅新育最终考上了武汉大学的世界经济系研究生。
　　“开学后我的表现，让父母放心了。他们发现我拿专业书当消遣一样，读来读去，沉浸其中，跟他们单位的高级工程师是一个状态。在研究生期间，有个舍友曾替我做过一个统计，除了导师指定的专业书、刊物外，我每学期至少自选阅读20本其他专业书目，还不算非专业的刊物；在课堂上，我每次都做正中间第一排的位置，一个人包揽一半以上导师的提问。”
　　梅新育表示，考研究生、换专业，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让自己有机会将兴趣爱好与工作、事业放在一起。搞经济学研究非常适合他，因为无论多么辛苦，他都乐在其中。他还告诉《经济》记者，每拿下一个学位，就去工作一段时间，这完全是按照计划进行的。“我希望自己的研究更贴近实践，而工作经歷会给一个人带来很多接地气的经验与见解。”
　　他认为，现在大学生的眼界更开阔了，生活条件也更好了，日常花销比从前高很多，素质教育常常被众人挂在嘴边，升学压力小一些。
　　“很多人可能觉得，现在高考压力大，但我们那个时候，升学率才是真的很低，无论城市还是农村，一个人想要读大学非常难。那时也没人提素质教育，大家就是拼命读书。教育改革的确有一些好处，但一个人最大的素质，是自我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它只能通过锤炼获得，别人给不了。”


　　经济发展需警惕潜在风险
　　新浪微博是梅新育发布个人观点、研究成果的“小阵地”，里面有很多内容与宗教问题相关。
　　2007年前后，梅新育对中国的经济形势做出了一个判断：我国的经济起飞进程已经上路，3年之后可以超过日本，随后可以赶超欧美国家，前提是不能发生大规模内乱。
　　世界上很多国家，比中国更早经历经济的起飞阶段，但修成正果的较少，起飞后几年到十年就陷入长期停滞的国家，大有所在。经历过经济起飞，然后陷入大规模动乱、内外战争的国家，不仅先前的成果会化为乌有，还很可能出现经济和社会的大幅倒退。
　　“我把上述情况称作‘起飞夭折’。我们的祖国其实经历过那种从悬崖擦肩而过的恐惧，所以，更要警惕各种潜在风险。未来，可能为经济发展带来危险的因素有什么呢？在做了大量研究和调查工作后，我发现是民族宗教问题。可以说，这方面隐藏的风险最大。”
　　为中国经济发展关注民族宗教问题，梅新育得到了很多认同，一些单位、智库邀请他做“特聘研究员”，单位领导也对其研究成果予以肯定和赞扬。
　　个人前途源自国家
　　作为政府研究人员，梅新育认为，学者有三个不同的研究境界。
　　第一层，是对政府决策进行阐释，解释清楚给社会公众，政策才能更好发挥效用。
　　第二层，为决策者提出的问题寻找答案，解决疑惑。
　　第三层，发现决策者没有意识到的问题，研究并提供解决思路。
　　“我想我依靠的是第三个境界，正是因为有这个层次的努力，才获得了很多人无法获得的东西。所以，回过头来看，不管谁骂我、威胁我，我都不会在意。我的时间很宝贵，我也不靠骂人出名。”
　　当前，中国决策者的治理水平越来越高，每一个怀有抱负和志向的个人，都应该将自己的前途和祖国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国家越来越好，个人也会越来越好。所以，他将对中国未来的无限期待和信任，放在眼下和未来的研究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