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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出版业的产业特性决定了其流通领域的主体结均，其两大主体国有书店和民营书店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随着政策和市场环境的变化，先后出现了“国进民退”和“民进国退”两个主体角色互换的过程和现象。
关键词：出版流通领域；国进民退；国退民进
新中国的出版业发展进程有着非常明显的时间界定，由于我国出版业的特殊性，这种明显的历史性转变都是政府主导下形成的。如果把出版业分为出版领域和流通领域两个部分来看的话，那么图书流通领域的变革更具有时代意义和研究价值。
我国图书流通领域的企业一般有两种分类方式：一种是以业态形式来区分，可以分为批发企业和零售企业；另一种是以企业资本性质来区分，可以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民营书店等)。本文所讨论的两个主体中，“国”就是图书流通领域中的国有书店，“民”是指资本属性为非国有的民营书店。
一、“国退民进”现象产生的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1957年夏季开始的“反右”斗争扩大化，使出版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到1958年，在“一大二公”的“左倾”思想指导下，公私合营出版社、书店、印刷厂或者改为国营企业，或者并入国营出版单位，使全国出版行业完全实现国有化。此后，在出版发行领域二十多年都没有民营企业的身影。
1982年3月，《国家出版局关于图书发行体制改革问题的报告》第一次提出了“积极发展集体书店，适当发展个体书店”，拉开了民营书店正式跻身于图书发行领域的帷幕。1986年，逐步建立以新华书店为主体的，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济成分、多种购销形式，减少流转环节的图书发行网络(即“一主三多一少”)的改革则进一步为民营书店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理论依据。1988年5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为民营书店的迅速成长壮大提供了充足的发展空间，引发了图书流通领域的激烈竞争，尤其是所谓的“主渠道”与“二渠道”之问的激烈竞争。
在这种政策背景下，我国图书流通领域出现了第一批民营书商。他们在武汉的武胜路、长沙的黄泥街、上海的文庙等文化市场表现活跃，从一个个摊位发家，从一本本卖书起步，各路英雄大显身手，兴旺后衰败者无数，基业常青者也不少。如今国内比较知名的民营书商有很大一部分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民营书业的起步阶段。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除教材以外的一般图书销售，通过民营书商实现的销售达到50％。如果上推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个比例可能更大。
二、“国退民进”现象的主要表现形式
民营书店经营灵活、服务意识强、市场灵敏度高、吃苦耐劳等特点不仅有效地解决了我国图书流通流域买书难的问题，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出版产业的市场化程度。而新华书店在面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街头巷尾的个体书店和文化市场中的批发商显然准备不足，在面对这些民营书店“非常规”经营策略时显得惊慌失措，纷纷收缩战线。
1、国有网点数量迅速减少，民营书店急剧增加
根据《中国出版年鉴·1985》的统计，1983年全国图书销售网点数量为75983家，1984年则剧增至113503家，增幅达到49.37％，而其中最主要的增加因素就是民营书店。随之带来的结果就是，国有书店一般图书销售量明显下降，民营书店增长显著。国有书店批发量明显下降，民营二级批发商批发量增加。
2、国有书店人才流失严重，成为民营书店创业主体
国家对图书流通领域的开放使得国有书店很多人才在下海潮中不甘寂寞，纷纷离开新华书店自己创业。他们利用在国有书店积累的出版社和客户资源，利用专业销售知识，把很多新华书店的销售转移到了自己的书店。
3、出版社更加倾向于与民营书店合作，与国有书店的合作力度减弱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全社会对文化产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民营书店的加入让市场变得更加活跃，其经营灵活，对市场敏感度高，比新华书店更能及时地满足读者需求。出版社也急于抓住时机发展壮大自己，于是把很多好的政策和信息优先给了民营书店；民营书店也很重视与出版社的合作，把市场信息及时反馈给出版社。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很多出版社各地区销售额最大的书店大部分都是民营书店。此时出版社和民营书店处于历史的蜜月期。
4、国有书店品牌影响力降低，民营书店成为读者消费首选
新华书店在民营书店的竞争下，由于体制的问题，在服务读者和满足读者需求上明显不如民营企业，服务质量(如店堂服务态度、新书上架、缺书添订等)一直不理想。2000年，武汉大学出版发行学专业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0％的武汉地区读者更喜欢到图书市场购买图书，40％的读者选择国有书店时还注明是去外文书店，可见当时读者对新华书店的认可处于历史的低谷。
“国退民进”的现象反映了我国图书流通领域对体制转型的要求，“一主三多一少”的改革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图书消费市场中长期存在的买书难和卖书难的问题。“国”和“民”的共存让图书市场更为活跃，直接推动了我国出版产业的快速发展。
三、“国退民进”产生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民经济中其他行业一样，由于行业制度建设等大环境的缺陷，民营书店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市场销售环节混乱
由于民营书店的数量越来越庞大，为了能在有限的图书市场中分一杯羹，各书店采用了最为直接的价格战，导致自身赢利能力下降，然后又以年发行码洋为筹码不断向出版社要求折扣。由于经营战线拉得过长，自身管理能力有限，造成收款困难和库存激增，无奈只好拖欠出版社货款，并产生大量退货，直接影响了出版社的正常经营。
2、教材市场竞争无序
主要表现为折扣战和回扣现象严重。高校教材市场相对比较开放和灵活，在和高校教材采购部门打交道时，国有书店不如民营书店的销售策略灵活，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民营教材供应商成为高校主要教材供应渠道。同时由于竞争激烈，出现了教材折扣战，后来演变为通过高回扣贿赂教材采购部门工作人员获取教材订单。2000至2004年全国各省市都开展了针对高校教材科的专项治理工作，可见问题之严重。
3、盗版现象猖獗，买卖书号现象出现，禁书现象和知识产权问题凸现
在一般图书折扣战升级和教材无序竞争的情况下，民营书店开始“另谋出路”，而盗版则成为他们“灵活经营”的另外一种形式。从1995年开始，一些知名的图书，如《新华字典》《辞海》《新概念英语》《大学英语》等，纷纷遭到盗版侵扰，例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学英语》在1999年因盗版造成的损失，不完全估计在2000万至2500万元左右，而当时出版社的年发货码洋为1.2亿元。 同时，部分有超前思维的民营书商开始介入出版环节，以合作出版或者直接买卖书号等形式，自己策划选题和包销。有些出版社放松自身管理，对出版程序把控不严，违规图书不断出现，很多出版社因此受到停业整顿和人事调整等处理。同时民营书商为谋求最大利润，对现有图书和教材进行简单抄袭整理后出版，如把教师用书内容编写成课堂练习等，极大地损害了原出版社和作者的出版权和著作权，涉及图书出版侵权的官司逐年增加。
这些问题引起了政府管理部门的重视，颁布法律法规加强对出版业各环节的管理，加强市场监管和审查，同时出版领域各相关环节和企业也开始自我纠错。
四、“国进民退”现象的表现形式
在政府管理和市场自身纠错两股力量的作用下，从2004年开始，图书流通领域开始出现“国进”的现象。
首先是全国新华书店系统利用六十周年店庆之际，进行了大量的研讨工作，以此为契机，新的新华书店形象标志产生，各级新华书店大兴书城建设之风，规模大、设计新颖的书城成为各地的文化新地标，图书零售市场重新被新华书店控制。
其次，在文化体制改革精神的指导下，以浙江省新华书店和江苏省新华书店为榜样的新华书店系统连锁整合工作在全国各省铺开。与此同时，为提高企业自主经营积极性和实行现代企业法人制度，新华书店股份制改革在2007年基本完成。2004年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在港交所上市，国有书店体制改革完成了阶段性任务，之后安徽省新华书店、江西省新华书店、湖南省新华书店先后上市。
最后，2003年各省市发改委引进邮政系统和民营书店参与中小学教材供应招标，在经过两年的试验后，新华书店重新确立了自己在中小学教材供应的优势主导地位，同时新华书店系统进入高校教材供应市场。股份制改造以后，新华书店的经营策略也更加适应高校教材供应体系。
而民营书店则在混战以后进人衰退期和寒冬期，“民退”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是非理性竞争下民营二级批发商以折扣战相互挤压导致无利可图，从而通过拖欠出版社货款来维持经营，最后某些民营书商欠了一大笔钱后销声匿迹，造成出版社出现大量呆账坏账。2002至2004年，出版社和民营书店之间的关系恶化，官司不断，民营书店数量急剧下降。
二是随着国家对买卖书号现象的管理和处罚力度不断加强，民营书商在合作出版上受到限制；另外国家通过对各地图书市场加强监管，严厉打击盗版行为，使很多靠销售盗版书生存的民营书商自动关门。同时出版社自身法律意识不断增加，对盗版现象打击力度也加强了，出版社联合反盗版行动不断取得成功(尽管期间受到地方的很多干扰)；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也有所提高，原创出版社控告与民营书商合作出版中有抄袭侵权行为的出版社的官司也屡见不鲜，大批打“擦边球”的民营书店纷纷关门倒闭。
三是民营书店面临巨大经营压力。由于司法机关对高校教材供应环节深度介入，并对一些不法分子实施严厉打击，使得不少高校规定必须在新华书店征订教材，民营教材供应商的经营信誉受到“偏见”。另外出版社在经历多年“店大欺社”局面困扰后，痛定思痛，对民营教材供应商的经营要求(如资产状况申报、预付款、抵押金和赊账额度管理等)骤然提高。从上游供应商到下游客户都给民营教材经销商带来了巨大压力。2008年下半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图书消费受到影响，一般图书的零售额下滑严重，严重的店铺租金压力使零售书店经营困难。就上海一地而言，2004年上海思考乐书店倒闭，2008年年底上海季风书店由于流动资金压力曾计划撤离陕西南路旗舰店，上海明君书店关闭，2009年年初昂立书店停业。抗风险能力薄弱的民营书店进入寒冬。
五、结论
我国出版流通领域出现的“国退民进”和“国进民退”现象不仅与我国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而且也反映了近三十年来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和出版从业人员对出版产业的探索过程。“国”和“民”不是一对矛盾，而是社会主义出版产业两个积极存在的力量，无论“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都是出版产业发展的规律，是两个市场主体不断自我认识和改造的过程。笔者愿意看到的是：国有书店充分利用好各种资源，把握资本市场机遇，提升现代企业管理水平，依托我国经济增长大势迅速壮大实力，打造民族出版业的流通巨头；民营书业要严于自律，建立诚信，形成特色，提高核心竞争力，创出品牌。我们更愿意看到在今后不再区分“国”和“民”的概念，到那个时候，我国的出版产业必将出现一个巨大的飞跃。
关键词：出版流通领域；国进民退；国退民进
新中国的出版业发展进程有着非常明显的时间界定，由于我国出版业的特殊性，这种明显的历史性转变都是政府主导下形成的。如果把出版业分为出版领域和流通领域两个部分来看的话，那么图书流通领域的变革更具有时代意义和研究价值。
我国图书流通领域的企业一般有两种分类方式：一种是以业态形式来区分，可以分为批发企业和零售企业；另一种是以企业资本性质来区分，可以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民营书店等)。本文所讨论的两个主体中，“国”就是图书流通领域中的国有书店，“民”是指资本属性为非国有的民营书店。
一、“国退民进”现象产生的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1957年夏季开始的“反右”斗争扩大化，使出版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到1958年，在“一大二公”的“左倾”思想指导下，公私合营出版社、书店、印刷厂或者改为国营企业，或者并入国营出版单位，使全国出版行业完全实现国有化。此后，在出版发行领域二十多年都没有民营企业的身影。
1982年3月，《国家出版局关于图书发行体制改革问题的报告》第一次提出了“积极发展集体书店，适当发展个体书店”，拉开了民营书店正式跻身于图书发行领域的帷幕。1986年，逐步建立以新华书店为主体的，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济成分、多种购销形式，减少流转环节的图书发行网络(即“一主三多一少”)的改革则进一步为民营书店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理论依据。1988年5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为民营书店的迅速成长壮大提供了充足的发展空间，引发了图书流通领域的激烈竞争，尤其是所谓的“主渠道”与“二渠道”之问的激烈竞争。
在这种政策背景下，我国图书流通领域出现了第一批民营书商。他们在武汉的武胜路、长沙的黄泥街、上海的文庙等文化市场表现活跃，从一个个摊位发家，从一本本卖书起步，各路英雄大显身手，兴旺后衰败者无数，基业常青者也不少。如今国内比较知名的民营书商有很大一部分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民营书业的起步阶段。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除教材以外的一般图书销售，通过民营书商实现的销售达到50％。如果上推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个比例可能更大。
二、“国退民进”现象的主要表现形式
民营书店经营灵活、服务意识强、市场灵敏度高、吃苦耐劳等特点不仅有效地解决了我国图书流通流域买书难的问题，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出版产业的市场化程度。而新华书店在面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街头巷尾的个体书店和文化市场中的批发商显然准备不足，在面对这些民营书店“非常规”经营策略时显得惊慌失措，纷纷收缩战线。
1、国有网点数量迅速减少，民营书店急剧增加
根据《中国出版年鉴·1985》的统计，1983年全国图书销售网点数量为75983家，1984年则剧增至113503家，增幅达到49.37％，而其中最主要的增加因素就是民营书店。随之带来的结果就是，国有书店一般图书销售量明显下降，民营书店增长显著。国有书店批发量明显下降，民营二级批发商批发量增加。
2、国有书店人才流失严重，成为民营书店创业主体
国家对图书流通领域的开放使得国有书店很多人才在下海潮中不甘寂寞，纷纷离开新华书店自己创业。他们利用在国有书店积累的出版社和客户资源，利用专业销售知识，把很多新华书店的销售转移到了自己的书店。
3、出版社更加倾向于与民营书店合作，与国有书店的合作力度减弱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全社会对文化产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民营书店的加入让市场变得更加活跃，其经营灵活，对市场敏感度高，比新华书店更能及时地满足读者需求。出版社也急于抓住时机发展壮大自己，于是把很多好的政策和信息优先给了民营书店；民营书店也很重视与出版社的合作，把市场信息及时反馈给出版社。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很多出版社各地区销售额最大的书店大部分都是民营书店。此时出版社和民营书店处于历史的蜜月期。
4、国有书店品牌影响力降低，民营书店成为读者消费首选
新华书店在民营书店的竞争下，由于体制的问题，在服务读者和满足读者需求上明显不如民营企业，服务质量(如店堂服务态度、新书上架、缺书添订等)一直不理想。2000年，武汉大学出版发行学专业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0％的武汉地区读者更喜欢到图书市场购买图书，40％的读者选择国有书店时还注明是去外文书店，可见当时读者对新华书店的认可处于历史的低谷。
“国退民进”的现象反映了我国图书流通领域对体制转型的要求，“一主三多一少”的改革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图书消费市场中长期存在的买书难和卖书难的问题。“国”和“民”的共存让图书市场更为活跃，直接推动了我国出版产业的快速发展。
三、“国退民进”产生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民经济中其他行业一样，由于行业制度建设等大环境的缺陷，民营书店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市场销售环节混乱
由于民营书店的数量越来越庞大，为了能在有限的图书市场中分一杯羹，各书店采用了最为直接的价格战，导致自身赢利能力下降，然后又以年发行码洋为筹码不断向出版社要求折扣。由于经营战线拉得过长，自身管理能力有限，造成收款困难和库存激增，无奈只好拖欠出版社货款，并产生大量退货，直接影响了出版社的正常经营。
2、教材市场竞争无序
主要表现为折扣战和回扣现象严重。高校教材市场相对比较开放和灵活，在和高校教材采购部门打交道时，国有书店不如民营书店的销售策略灵活，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民营教材供应商成为高校主要教材供应渠道。同时由于竞争激烈，出现了教材折扣战，后来演变为通过高回扣贿赂教材采购部门工作人员获取教材订单。2000至2004年全国各省市都开展了针对高校教材科的专项治理工作，可见问题之严重。
3、盗版现象猖獗，买卖书号现象出现，禁书现象和知识产权问题凸现
在一般图书折扣战升级和教材无序竞争的情况下，民营书店开始“另谋出路”，而盗版则成为他们“灵活经营”的另外一种形式。从1995年开始，一些知名的图书，如《新华字典》《辞海》《新概念英语》《大学英语》等，纷纷遭到盗版侵扰，例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学英语》在1999年因盗版造成的损失，不完全估计在2000万至2500万元左右，而当时出版社的年发货码洋为1.2亿元。 同时，部分有超前思维的民营书商开始介入出版环节，以合作出版或者直接买卖书号等形式，自己策划选题和包销。有些出版社放松自身管理，对出版程序把控不严，违规图书不断出现，很多出版社因此受到停业整顿和人事调整等处理。同时民营书商为谋求最大利润，对现有图书和教材进行简单抄袭整理后出版，如把教师用书内容编写成课堂练习等，极大地损害了原出版社和作者的出版权和著作权，涉及图书出版侵权的官司逐年增加。
这些问题引起了政府管理部门的重视，颁布法律法规加强对出版业各环节的管理，加强市场监管和审查，同时出版领域各相关环节和企业也开始自我纠错。
四、“国进民退”现象的表现形式
在政府管理和市场自身纠错两股力量的作用下，从2004年开始，图书流通领域开始出现“国进”的现象。
首先是全国新华书店系统利用六十周年店庆之际，进行了大量的研讨工作，以此为契机，新的新华书店形象标志产生，各级新华书店大兴书城建设之风，规模大、设计新颖的书城成为各地的文化新地标，图书零售市场重新被新华书店控制。
其次，在文化体制改革精神的指导下，以浙江省新华书店和江苏省新华书店为榜样的新华书店系统连锁整合工作在全国各省铺开。与此同时，为提高企业自主经营积极性和实行现代企业法人制度，新华书店股份制改革在2007年基本完成。2004年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在港交所上市，国有书店体制改革完成了阶段性任务，之后安徽省新华书店、江西省新华书店、湖南省新华书店先后上市。
最后，2003年各省市发改委引进邮政系统和民营书店参与中小学教材供应招标，在经过两年的试验后，新华书店重新确立了自己在中小学教材供应的优势主导地位，同时新华书店系统进入高校教材供应市场。股份制改造以后，新华书店的经营策略也更加适应高校教材供应体系。
而民营书店则在混战以后进人衰退期和寒冬期，“民退”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是非理性竞争下民营二级批发商以折扣战相互挤压导致无利可图，从而通过拖欠出版社货款来维持经营，最后某些民营书商欠了一大笔钱后销声匿迹，造成出版社出现大量呆账坏账。2002至2004年，出版社和民营书店之间的关系恶化，官司不断，民营书店数量急剧下降。
二是随着国家对买卖书号现象的管理和处罚力度不断加强，民营书商在合作出版上受到限制；另外国家通过对各地图书市场加强监管，严厉打击盗版行为，使很多靠销售盗版书生存的民营书商自动关门。同时出版社自身法律意识不断增加，对盗版现象打击力度也加强了，出版社联合反盗版行动不断取得成功(尽管期间受到地方的很多干扰)；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也有所提高，原创出版社控告与民营书商合作出版中有抄袭侵权行为的出版社的官司也屡见不鲜，大批打“擦边球”的民营书店纷纷关门倒闭。
三是民营书店面临巨大经营压力。由于司法机关对高校教材供应环节深度介入，并对一些不法分子实施严厉打击，使得不少高校规定必须在新华书店征订教材，民营教材供应商的经营信誉受到“偏见”。另外出版社在经历多年“店大欺社”局面困扰后，痛定思痛，对民营教材供应商的经营要求(如资产状况申报、预付款、抵押金和赊账额度管理等)骤然提高。从上游供应商到下游客户都给民营教材经销商带来了巨大压力。2008年下半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图书消费受到影响，一般图书的零售额下滑严重，严重的店铺租金压力使零售书店经营困难。就上海一地而言，2004年上海思考乐书店倒闭，2008年年底上海季风书店由于流动资金压力曾计划撤离陕西南路旗舰店，上海明君书店关闭，2009年年初昂立书店停业。抗风险能力薄弱的民营书店进入寒冬。
五、结论
我国出版流通领域出现的“国退民进”和“国进民退”现象不仅与我国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而且也反映了近三十年来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和出版从业人员对出版产业的探索过程。“国”和“民”不是一对矛盾，而是社会主义出版产业两个积极存在的力量，无论“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都是出版产业发展的规律，是两个市场主体不断自我认识和改造的过程。笔者愿意看到的是：国有书店充分利用好各种资源，把握资本市场机遇，提升现代企业管理水平，依托我国经济增长大势迅速壮大实力，打造民族出版业的流通巨头；民营书业要严于自律，建立诚信，形成特色，提高核心竞争力，创出品牌。我们更愿意看到在今后不再区分“国”和“民”的概念，到那个时候，我国的出版产业必将出现一个巨大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