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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入大学的时候，清华的学生还必须学两件事，一是跳交谊舞，二是冲印黑白胶卷。现在彩色胶卷都已经快被淘汰了，回忆往事，方方直叹时代发展真是日新月异。
从投行到企业，再从企业回到投行，方方觉得人生是没有办法设计的。“社会是公平的，任何事情做好都不容易，社会的价值链每一环都需要人才，但是你要找到最适合你的那条价值链，让你的边际效用最大化。”如今已经有三个女儿的摩根大通证券公司投资银行中国部董事总经理方方事业有成，但跟他聊天时，你会发现这名稳重的投行家谈起他捐助的希望小学时最为开心，他自得地说，那是中国唯一一所由清华大学校长亲笔题写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乡村小学。
我生在安徽芜湖，1984年考进清华经济管理学院管理信息系统专业，研究生专业是技术经济，我入学时正是朱鎔基当清华经管学院院长的那一年。1989年毕业留校做了两年助教，有空余时间学学英语，到1991年就出国念MBA了。
那时候出国比现在难多了，我的工资才80元钱，但运气实在好，美国田纳西州范德堡（Vanderbilt）大学当时正好有一笔捐助，资助从中国、东欧等新兴市场国家招收的学生，我就撞上了，考到全奖两万多美元，才有机会去念MBA。
1993年毕业时，我又很幸运地在激烈的竞争中考进华尔街的美林证券国际投资银行部。以我当时的水平，能够考进美林，是与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这个大背景有关的。
中国当时已经开始推动H股上市了，比如青岛啤酒、上海石化等。我在纽约做的很多事都与此有关，但都是属于幕后支持工作，不是在一线参与，感觉不过瘾。1994年美林就派我回香港参与大中国区的业务。
记得在纽约刚上班没几天，一位同事要去向香港联交所做一个汇报，打电话请我写个材料介绍一下绿鞋期权。IPO（首次公开发行股权）后的“绿鞋期权”（超额配售权）安排，是一种稳定后市的机制，这种机制当时香港还没有，法律上也禁止这种做法。美林在做上海石化香港、美国同时上市的项目，按照两地上市时间表，在绿鞋期权方面就有很大的不同。
我一天一夜没睡觉，把绿鞋期权的来龙去脉写清楚，然后美林代表去跟香港联交所解释绿鞋期权怎么对发行公司有利，同时对投资者也没有坏处，从那以后，香港才允许公司IPO可以使用绿鞋期权。我感到很荣幸，这是我对国企海外上市的一个小小的贡献。
另外一件我觉得有价值的事情是早期参与了中国国际评级的斡旋。“六·四”以后，标准普尔、穆迪、惠誉三家国际评级机构把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降低了一个等级。到1993年，中国政府觉得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企业都需要进入国际市场，就由财政部牵头，去跟这些评级机构谈提高信用评级，因为一个国家的主权评级是投资级还是非投资级，发行债券时的利息会差很多。中国政府雇用美林做顾问，我也有幸参加，最后成功地将中国的信用评级重新升回到“投资级”。
1997年，北京市在香港成立北京控股，聘请我作副总，分管企业财务、资本市场事务，我也想回国内的公司做点事情。这期间我主要参与了北控在香港上市，为北京市政府筹集资金。北控上市创造了香港历史上超额认购倍数最高的记录：1720多倍超额认购，筹集了26亿港币的资金，加上后续筹资一共60亿港币，引起了很大轰动。香港联交所规定认购股票的资金从打入银行账户到分配股票，时间是一周，这一周时间资金存在银行的利息归股票发行公司，北控上市这一周内光冻结的资金利息就达1.5亿港币。
我在北控工作了4年，这段作为职业经理人的经历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使我对中国企业的运营有比较深刻的理解。有了这种理解，我再回来作投资银行，与企业就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对于他们面临的需求、机会和挑战更清楚。做投行的人往往从金融的角度看问题比较多，但一个企业真正的核心是运营，一个公司能否长大，不是靠资本市场的雪中送炭或者锦上添花，而是靠阳光雨露，也就是靠经营。
在北控的4年我做了很多开创性的事情，但我也发现在投资银行作顾问、咨询似乎更适合我。2002年初，手上的事情忙完了，我安下心来认真考虑下一步该做什么，最后2002年8月正式加盟摩根大通。
我既在大的投资银行里做过，又在大的上市国企里做过，一个切身体会是，中国这几年的进步不光体现在经济上，也是一种观念上的进步。我们这一代人很幸运，赶上了变革的大时代。随着我们这些海归的年龄增长，我觉得应该做的是培养一种回馈社会的心态和文化。因为这些年中国变化太快，财富积累也非常快，对于第一代富起来的人来说，从文化上还没来得及形成一种回馈社会的心态。
我现在工作之余一方面做一些公益性的事情，比如花很多时间在搞清华校友会；另一方面，虽然我算不上富翁，但我还是拿出一些钱来在我的家乡捐建了一所希望小学，带上我的女儿去参加劳动。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一代海归人的使命，在中国形成一种感恩社会的心态，这也是创建和谐社会很关键的一点。如果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回馈和感恩的心态，未来中国的和谐稳定、文明发展就会好很多。
过去20年，中国从一个穷国迅速发展起来，心态的调整很重要。作为投资银行家，我们接触到很多世界上的巨富，他们的心态非常平和，回馈社会的文化很浓，在欧美这些国家形成一种良性的财富循环。英国谚语说，三代人才能培养一个真正的贵族，这种心态也需要舶来。对中国的社会心态，我觉得如果我们海归能从这个方面给中国带来一些影响的话，我们的影响力就会更加全面了。
从投行到企业，再从企业回到投行，方方觉得人生是没有办法设计的。“社会是公平的，任何事情做好都不容易，社会的价值链每一环都需要人才，但是你要找到最适合你的那条价值链，让你的边际效用最大化。”如今已经有三个女儿的摩根大通证券公司投资银行中国部董事总经理方方事业有成，但跟他聊天时，你会发现这名稳重的投行家谈起他捐助的希望小学时最为开心，他自得地说，那是中国唯一一所由清华大学校长亲笔题写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乡村小学。
我生在安徽芜湖，1984年考进清华经济管理学院管理信息系统专业，研究生专业是技术经济，我入学时正是朱鎔基当清华经管学院院长的那一年。1989年毕业留校做了两年助教，有空余时间学学英语，到1991年就出国念MBA了。
那时候出国比现在难多了，我的工资才80元钱，但运气实在好，美国田纳西州范德堡（Vanderbilt）大学当时正好有一笔捐助，资助从中国、东欧等新兴市场国家招收的学生，我就撞上了，考到全奖两万多美元，才有机会去念MBA。
1993年毕业时，我又很幸运地在激烈的竞争中考进华尔街的美林证券国际投资银行部。以我当时的水平，能够考进美林，是与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这个大背景有关的。
中国当时已经开始推动H股上市了，比如青岛啤酒、上海石化等。我在纽约做的很多事都与此有关，但都是属于幕后支持工作，不是在一线参与，感觉不过瘾。1994年美林就派我回香港参与大中国区的业务。
记得在纽约刚上班没几天，一位同事要去向香港联交所做一个汇报，打电话请我写个材料介绍一下绿鞋期权。IPO（首次公开发行股权）后的“绿鞋期权”（超额配售权）安排，是一种稳定后市的机制，这种机制当时香港还没有，法律上也禁止这种做法。美林在做上海石化香港、美国同时上市的项目，按照两地上市时间表，在绿鞋期权方面就有很大的不同。
我一天一夜没睡觉，把绿鞋期权的来龙去脉写清楚，然后美林代表去跟香港联交所解释绿鞋期权怎么对发行公司有利，同时对投资者也没有坏处，从那以后，香港才允许公司IPO可以使用绿鞋期权。我感到很荣幸，这是我对国企海外上市的一个小小的贡献。
另外一件我觉得有价值的事情是早期参与了中国国际评级的斡旋。“六·四”以后，标准普尔、穆迪、惠誉三家国际评级机构把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降低了一个等级。到1993年，中国政府觉得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企业都需要进入国际市场，就由财政部牵头，去跟这些评级机构谈提高信用评级，因为一个国家的主权评级是投资级还是非投资级，发行债券时的利息会差很多。中国政府雇用美林做顾问，我也有幸参加，最后成功地将中国的信用评级重新升回到“投资级”。
1997年，北京市在香港成立北京控股，聘请我作副总，分管企业财务、资本市场事务，我也想回国内的公司做点事情。这期间我主要参与了北控在香港上市，为北京市政府筹集资金。北控上市创造了香港历史上超额认购倍数最高的记录：1720多倍超额认购，筹集了26亿港币的资金，加上后续筹资一共60亿港币，引起了很大轰动。香港联交所规定认购股票的资金从打入银行账户到分配股票，时间是一周，这一周时间资金存在银行的利息归股票发行公司，北控上市这一周内光冻结的资金利息就达1.5亿港币。
我在北控工作了4年，这段作为职业经理人的经历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使我对中国企业的运营有比较深刻的理解。有了这种理解，我再回来作投资银行，与企业就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对于他们面临的需求、机会和挑战更清楚。做投行的人往往从金融的角度看问题比较多，但一个企业真正的核心是运营，一个公司能否长大，不是靠资本市场的雪中送炭或者锦上添花，而是靠阳光雨露，也就是靠经营。
在北控的4年我做了很多开创性的事情，但我也发现在投资银行作顾问、咨询似乎更适合我。2002年初，手上的事情忙完了，我安下心来认真考虑下一步该做什么，最后2002年8月正式加盟摩根大通。
我既在大的投资银行里做过，又在大的上市国企里做过，一个切身体会是，中国这几年的进步不光体现在经济上，也是一种观念上的进步。我们这一代人很幸运，赶上了变革的大时代。随着我们这些海归的年龄增长，我觉得应该做的是培养一种回馈社会的心态和文化。因为这些年中国变化太快，财富积累也非常快，对于第一代富起来的人来说，从文化上还没来得及形成一种回馈社会的心态。
我现在工作之余一方面做一些公益性的事情，比如花很多时间在搞清华校友会；另一方面，虽然我算不上富翁，但我还是拿出一些钱来在我的家乡捐建了一所希望小学，带上我的女儿去参加劳动。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一代海归人的使命，在中国形成一种感恩社会的心态，这也是创建和谐社会很关键的一点。如果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回馈和感恩的心态，未来中国的和谐稳定、文明发展就会好很多。
过去20年，中国从一个穷国迅速发展起来，心态的调整很重要。作为投资银行家，我们接触到很多世界上的巨富，他们的心态非常平和，回馈社会的文化很浓，在欧美这些国家形成一种良性的财富循环。英国谚语说，三代人才能培养一个真正的贵族，这种心态也需要舶来。对中国的社会心态，我觉得如果我们海归能从这个方面给中国带来一些影响的话，我们的影响力就会更加全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