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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四旧”运动兴起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炮制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进一步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但如何破“四旧”，中央没有说明。1966年8月18日，中央召开“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并举行大规模的游行。这一天，毛泽东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从这天起，受毛泽东接见的30万北京红卫兵走向街头，张贴传单和大字报，集会演说，开始了所谓的破“四旧”运动，他们的目光从店铺转向包括历史文物在内的更加广泛的目标。红色的风暴席卷了北京的千家万户，在20天左右的时间里就有10万多户被抄了家。一切外来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是扫荡的目标。中学红卫兵(加上少数大学生)杀向街头，以砸烂一切“四旧”物品为宗旨，把北京城内外砸了个遍。新闻舆论对于红卫兵的行动给予了大力支持。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好得很》，社论指出：“红卫兵小将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正在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灰尘……”在红卫兵抄家高潮中，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不准抹杀红卫兵的功勋》，号召红卫兵对“那些吸血鬼、寄生虫”动手，“把他们的金银财宝、杀人武器、变天账拿出来展览……”北京破“四旧”运动开始后，很快蔓延到上海、天津和全国各大城市乃至农村。在破“四旧”过程中，北京市有11.4万多户被抄家。按周恩来总理的说法，上海“抄了10万户资本家”。全国上下总共约有1000多万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
文物古迹、图书字画遭厄运
破“四旧”运动如火如荼展开了，文物古迹、图书字画等文化遗产均成为“革命”对象的重中之重。北京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竟有4922处被毁，其中大部分毁于1966年的八九月间。就连偏远的新疆，文物古迹也受到冲击。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有个千佛洞，洞内壁画是珍贵的艺术品。二十世纪初，俄、英、德等国贪婪的商人曾盗割洞内壁画，卖到西方。但它们毕竟还珍藏在博物馆里，并未毁掉。而红卫兵却将剩下的壁画中人物的眼睛挖空，或者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使这些珍贵的壁画成为废物。
在红卫兵抄家的过程中，居民家中珍藏的古旧图书和字画也遭到清洗。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的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就遭到红卫兵抄家厄运。他后来回忆道：“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意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父、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
在红卫兵破“四旧”过程中，林彪、陈伯达等人对于被列入“四旧”的文物字画大肆掠夺。这无疑是对破“四旧”运动最大的讽刺。据北京文物管理处文物工作人员事后写的揭发材料，林彪、叶群拿走文物字画1858件，图书5077册，笔134支，纸1451张，本159本，唱片1083张。陈伯达拿走文物432件，字画127件，字帖301册，图书5355册，笔159支，纸13卷，本4本。康生和江青也是“四旧”的收藏者。1970年秋，江青约康生去文物管理处挑选珍品。她选了一只18K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并配有四条金链，仅付了7元钱。1990年，康生搜刮的文物移到故宫作“内部展览”，人们才知道康生将大批国宝据为已有，被康生掠入私囊的无价之宝竞多至上千件。
掘墓狂潮
1966年10月间，中央文革“红人”戚本禹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领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11月9日，谭厚兰率领两百余名红卫兵来到曲阜，联合曲阜师范学院红卫兵，发动贫下中农声讨孔夫子，要砸烂孔坟。他们先请示了戚本禹，又请示了陈伯达，陈伯达批示“孔坟可以挖掉”。于是这里的孔府被封，孔林苍松古柏被伐，坟被扒墓被掘，书籍化纸为灰，无数石碑被砸。
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谭厚兰率领红卫兵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这场浩劫是全国破“四I开”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
由于戚本禹称赞掘孔子坟的谭厚兰他们“造反造得很好”，掘坟风此后迅速刮遍神州大地。除了挖不着的，凡史籍中有记载的古人，差不多都在1966年遭到厄运。在破“四旧”运动中，位于前门大街享有盛名的全聚德烤鸭店，也受到红卫兵的“革命”，8月19日晚，上千名红卫兵闯进了全聚德烤鸭店，将挂在店门口已经70余年的“全聚德”的招牌砸烂，换上了由红卫兵事先写好的“北京烤鸭店”的牌子。红卫兵把原来挂在店铺里的山水画全部撕毁，换上了毛主席画像，又推举出10名红卫兵当烤鸭店的“治安员”、“服务员”、“毛泽东思想宣传员”，长驻店铺。8月20日，红卫兵小将“革命”的新型烤鸭店诞生了。前门贴着一张醒目的标语：“欢迎工农兵进餐”。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有近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接受“很有必要教育”去了，紅卫兵运动逐渐停止。随着红卫兵运动的衰落，破“四旧”运动逐渐烟消云散。
(据《党史文苑》)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炮制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进一步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但如何破“四旧”，中央没有说明。1966年8月18日，中央召开“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并举行大规模的游行。这一天，毛泽东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从这天起，受毛泽东接见的30万北京红卫兵走向街头，张贴传单和大字报，集会演说，开始了所谓的破“四旧”运动，他们的目光从店铺转向包括历史文物在内的更加广泛的目标。红色的风暴席卷了北京的千家万户，在20天左右的时间里就有10万多户被抄了家。一切外来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是扫荡的目标。中学红卫兵(加上少数大学生)杀向街头，以砸烂一切“四旧”物品为宗旨，把北京城内外砸了个遍。新闻舆论对于红卫兵的行动给予了大力支持。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好得很》，社论指出：“红卫兵小将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正在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灰尘……”在红卫兵抄家高潮中，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不准抹杀红卫兵的功勋》，号召红卫兵对“那些吸血鬼、寄生虫”动手，“把他们的金银财宝、杀人武器、变天账拿出来展览……”北京破“四旧”运动开始后，很快蔓延到上海、天津和全国各大城市乃至农村。在破“四旧”过程中，北京市有11.4万多户被抄家。按周恩来总理的说法，上海“抄了10万户资本家”。全国上下总共约有1000多万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
文物古迹、图书字画遭厄运
破“四旧”运动如火如荼展开了，文物古迹、图书字画等文化遗产均成为“革命”对象的重中之重。北京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竟有4922处被毁，其中大部分毁于1966年的八九月间。就连偏远的新疆，文物古迹也受到冲击。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有个千佛洞，洞内壁画是珍贵的艺术品。二十世纪初，俄、英、德等国贪婪的商人曾盗割洞内壁画，卖到西方。但它们毕竟还珍藏在博物馆里，并未毁掉。而红卫兵却将剩下的壁画中人物的眼睛挖空，或者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使这些珍贵的壁画成为废物。
在红卫兵抄家的过程中，居民家中珍藏的古旧图书和字画也遭到清洗。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的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就遭到红卫兵抄家厄运。他后来回忆道：“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意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父、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
在红卫兵破“四旧”过程中，林彪、陈伯达等人对于被列入“四旧”的文物字画大肆掠夺。这无疑是对破“四旧”运动最大的讽刺。据北京文物管理处文物工作人员事后写的揭发材料，林彪、叶群拿走文物字画1858件，图书5077册，笔134支，纸1451张，本159本，唱片1083张。陈伯达拿走文物432件，字画127件，字帖301册，图书5355册，笔159支，纸13卷，本4本。康生和江青也是“四旧”的收藏者。1970年秋，江青约康生去文物管理处挑选珍品。她选了一只18K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并配有四条金链，仅付了7元钱。1990年，康生搜刮的文物移到故宫作“内部展览”，人们才知道康生将大批国宝据为已有，被康生掠入私囊的无价之宝竞多至上千件。
掘墓狂潮
1966年10月间，中央文革“红人”戚本禹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领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11月9日，谭厚兰率领两百余名红卫兵来到曲阜，联合曲阜师范学院红卫兵，发动贫下中农声讨孔夫子，要砸烂孔坟。他们先请示了戚本禹，又请示了陈伯达，陈伯达批示“孔坟可以挖掉”。于是这里的孔府被封，孔林苍松古柏被伐，坟被扒墓被掘，书籍化纸为灰，无数石碑被砸。
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谭厚兰率领红卫兵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这场浩劫是全国破“四I开”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
由于戚本禹称赞掘孔子坟的谭厚兰他们“造反造得很好”，掘坟风此后迅速刮遍神州大地。除了挖不着的，凡史籍中有记载的古人，差不多都在1966年遭到厄运。在破“四旧”运动中，位于前门大街享有盛名的全聚德烤鸭店，也受到红卫兵的“革命”，8月19日晚，上千名红卫兵闯进了全聚德烤鸭店，将挂在店门口已经70余年的“全聚德”的招牌砸烂，换上了由红卫兵事先写好的“北京烤鸭店”的牌子。红卫兵把原来挂在店铺里的山水画全部撕毁，换上了毛主席画像，又推举出10名红卫兵当烤鸭店的“治安员”、“服务员”、“毛泽东思想宣传员”，长驻店铺。8月20日，红卫兵小将“革命”的新型烤鸭店诞生了。前门贴着一张醒目的标语：“欢迎工农兵进餐”。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有近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接受“很有必要教育”去了，紅卫兵运动逐渐停止。随着红卫兵运动的衰落，破“四旧”运动逐渐烟消云散。
(据《党史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