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小平学校：日本影子部队的摇篮
从日本东京市中心出发，西行约26公里，就到了小平市。这是一座市区面积仅20平方公里的小城，人口20万左右，是东京的“睡城”。为日本自卫队培养情报人员的专业基地——小平学校，就在这座小城里。阿尾博政就毕业于此。
二战战败后，日本原有的国家军队全部解散，直到朝鲜战争爆发，才以自卫的名义逐渐重建军事力量。1959年，29岁的阿尾博政加入了自卫队。
据阿尾博政的回忆录称，刚到自卫队，他就参加了异常残酷的训练。比如对抗性马拉松竞走，全体队员必须同时到达终点。“必须把落后的人员拉着一起到达目的地”，阿尾博政回忆道，“这是为了培养团队精神”。此外，他们还要学会熟练使用各种枪支和匍匐潜入等技巧。训练中，他经常要在机枪的强烈扫射下匍匐爬行70到80公里。
还有特种部队训练。由美国留学归来的训练员给队员安排超负荷的项目，比如，一个人在黑熊出没的森林里度过一天一夜，或者携带1天的食物，进行3天高强度训练等等。有队员甚至因无法忍受高强度特训而自杀。
共有12人参加了培训，而专属教官就有10人以上，其中还包括3名陆军中野学校出身的谍报专门教官。课程持续了约9个月，作为秘密情报员，精神和体力的锻炼是最基础的。此外，还要学习战略情报、航拍照片解读、心理战防护、语言学、潜入训练、通信联络方法，熟悉各种情报器材的操作、暗号制作和破解方法等。
毕业后，他们被要求执行谍报相关的秘密任务，因此他们也被称为“青桐战士”或“影子部队”。阿尾博政毕业后，就接受了这个任务。
搜集情报“往往要赌上性命”
就在阿尾博政的同一时期，25岁的日本外务省前情报局局长孙崎享，也进入了外务省，开始自己的情报生涯。
1971年，中美还在为关系缓和秘密接触，日本外务省东南亚课就从中美双方在越南战争上的态度、中国邀请包括美国在内的五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等蛛丝马迹里，分析出中美正在接近的结论，并发出警告。
据孙崎享在《日本的情报与外交》一书中回忆，当时日本外务省的情报工作，很多都是从公开资料上获得信息，并进行分析。他进入情报界的“敲门砖”报告，主要就是依据与学生的交往以及从图书馆里看到的资料。
而在特殊时期，搜集信息的过程，也时常会发生意外。据孙崎享书中记载，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日本驻苏联武官与夫人开车，打算到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调查情况，结果在莫斯科市内等红灯时，被一辆飞驰而来的卡车撞伤，布加勒斯特计划也告吹，“是不是卡车蓄意撞击以阻挠其实施计划呢？”
虽然听起来像是电影情节，但孙崎享这位日本外务省国际情报局前局长相信，暗杀行动确实存在。他还在书中记录了1970年的一起暗杀事件：当时日本在国外的大使馆，常被驻在国安装窃听器，为了弄清日本驻苏联大使馆是否存在窃听器，外务省特意从日本派专家调查，“出于对专家安全的担忧，没让他住在酒店，而是住进了公使官邸”，孙崎享回忆道，但没想到，公使官邸内有一名工作了十年以上的苏联女佣，在专家的茶里下了毒，随即从公使官邸消失了。
其书中还提到，20世紀70年代末，一名日本外派武官前往中亚国家旅行。这名武官在饭馆吃饭时，提议“为日本武士道精神干杯”，结果酒里已经被下毒，感到异样的他急忙冲到厕所并反锁了厕所门，一个小时后中毒而亡。孙崎享说，“冷战形势严峻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苏联境内收集情报往往要赌上性命”。
以香港为跳板刺探大陆情报
1972年，中美发布联合公报后，名义上已开始单干的阿尾博政再次接到自卫队上层机关召见。据他回忆，上级指示：“不久的将来，日本就要和台当局断交。日台关系会变得很复杂。从日本安保大局出发，需要有人监视台湾地区。希望你能完成这项任务。”
不久，阿尾博政便以经济学学者的身份潜入台湾地区，又随即以“民间交流”为借口出入中国大陆。1982年初，他已在台潜伏十年，某天台湾大陆工作会的一位官员找到他说：“阿尾先生，您已做了那么多与台相关的工作，今后要不去中国大陆工作试试？”
当时两岸沟通尚未恢复，台湾地区民众访问大陆受到严格限制，台当局想刺探情报更是难上加难。他们于是想到了请日本人帮忙。事实上，阿尾博政并非第一个受台指示的间谍。就在他抵达台湾前，日中贸易促进会翻译团的翻译中岛正义，已经为台效力十来年了。据《人民公安》杂志记录，从1956年到1967年，中岛正义到中国港口刺探情报多达上百次，但他的行迹早已暴露，在1967年被捕。
在搜集情报时，不论去中国的哪个都市，阿尾博政都会把当地的街头巷尾逛个遍，尤其喜欢去游客不会去的地方，因为那里也经常是当地人最多的地方。他常用小型相机偷偷拍下墙报的内容，认为这代表了民众的声音。
阿尾博政也常去各城市的新华书店，收集了很多城市地图、汽车时刻表、政府刊物和统计表等。在这些资料中，阿尾博政认为官方报纸是份极有价值的材料，“表面上是不显山不露水的……解读文字背后的内容的话，还是能读出相当正确的情报的。”
当时的香港，是“间谍天堂”。据报道，除搜集香港本土的情报外，这些情报人员还以香港为跳板，开展针对内地的间谍活动。改革开放前，日本谍报机关通常会在香港开设一家贸易公司，借机进入中国内地。
专设秘密“别室”紧盯东亚
日本的监听能力非常强大。据报道，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加藤阳一就曾去过靠近中国台湾的宫古岛，那里有一处建在小山上的六边形建筑，它就是自卫队宫古岛分屯基地的信号情报截收设施。建筑内装有天线，可以收集各种频率的无线电通信、机载雷达等系统发出的信号，这些信息能让情报人员判断出飞机种类和相关任务情报。
还有报道称，日本专门有一个秘密电子谍报机关“别室”，受内阁情报调查室直接指挥，其任务主要是监听和破譯东亚地区的无线电通讯。
与英、美、俄不同，日本的情报工作分散于多部门中。据孙崎享介绍，日本现在有“情报族”的称呼，指的是五个专门从事情报工作的机构：内阁情报调查室、外务省情报统括官组织（原国际情报局）、防卫省情报本部、公安调查厅、警察厅。“从这些机构的占地面积看，都算不上是国家级的情报机构，防卫省情报本部算是唯一勉强称得上有一定地盘的组织”。
日本情报能力最强的部门是自卫队的情报系统，即防卫省情报本部。该部门整合了自卫队的全部情报作业力量，统辖有中央情报队、中央资料队、中央地理队参谋部调查部、第一电子队等精英情报团队。这一切，都是在1990年代之后逐渐建立起来的，虽五脏俱全，能力却仍然很弱。这一方面与宪法对日本军事行动的限制有关，另一方，日本内部对情报工作的支持、重视也显得不足。
从日本东京市中心出发，西行约26公里，就到了小平市。这是一座市区面积仅20平方公里的小城，人口20万左右，是东京的“睡城”。为日本自卫队培养情报人员的专业基地——小平学校，就在这座小城里。阿尾博政就毕业于此。
二战战败后，日本原有的国家军队全部解散，直到朝鲜战争爆发，才以自卫的名义逐渐重建军事力量。1959年，29岁的阿尾博政加入了自卫队。
据阿尾博政的回忆录称，刚到自卫队，他就参加了异常残酷的训练。比如对抗性马拉松竞走，全体队员必须同时到达终点。“必须把落后的人员拉着一起到达目的地”，阿尾博政回忆道，“这是为了培养团队精神”。此外，他们还要学会熟练使用各种枪支和匍匐潜入等技巧。训练中，他经常要在机枪的强烈扫射下匍匐爬行70到80公里。
还有特种部队训练。由美国留学归来的训练员给队员安排超负荷的项目，比如，一个人在黑熊出没的森林里度过一天一夜，或者携带1天的食物，进行3天高强度训练等等。有队员甚至因无法忍受高强度特训而自杀。
共有12人参加了培训，而专属教官就有10人以上，其中还包括3名陆军中野学校出身的谍报专门教官。课程持续了约9个月，作为秘密情报员，精神和体力的锻炼是最基础的。此外，还要学习战略情报、航拍照片解读、心理战防护、语言学、潜入训练、通信联络方法，熟悉各种情报器材的操作、暗号制作和破解方法等。
毕业后，他们被要求执行谍报相关的秘密任务，因此他们也被称为“青桐战士”或“影子部队”。阿尾博政毕业后，就接受了这个任务。
搜集情报“往往要赌上性命”
就在阿尾博政的同一时期，25岁的日本外务省前情报局局长孙崎享，也进入了外务省，开始自己的情报生涯。
1971年，中美还在为关系缓和秘密接触，日本外务省东南亚课就从中美双方在越南战争上的态度、中国邀请包括美国在内的五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等蛛丝马迹里，分析出中美正在接近的结论，并发出警告。
据孙崎享在《日本的情报与外交》一书中回忆，当时日本外务省的情报工作，很多都是从公开资料上获得信息，并进行分析。他进入情报界的“敲门砖”报告，主要就是依据与学生的交往以及从图书馆里看到的资料。
而在特殊时期，搜集信息的过程，也时常会发生意外。据孙崎享书中记载，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日本驻苏联武官与夫人开车，打算到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调查情况，结果在莫斯科市内等红灯时，被一辆飞驰而来的卡车撞伤，布加勒斯特计划也告吹，“是不是卡车蓄意撞击以阻挠其实施计划呢？”
虽然听起来像是电影情节，但孙崎享这位日本外务省国际情报局前局长相信，暗杀行动确实存在。他还在书中记录了1970年的一起暗杀事件：当时日本在国外的大使馆，常被驻在国安装窃听器，为了弄清日本驻苏联大使馆是否存在窃听器，外务省特意从日本派专家调查，“出于对专家安全的担忧，没让他住在酒店，而是住进了公使官邸”，孙崎享回忆道，但没想到，公使官邸内有一名工作了十年以上的苏联女佣，在专家的茶里下了毒，随即从公使官邸消失了。
其书中还提到，20世紀70年代末，一名日本外派武官前往中亚国家旅行。这名武官在饭馆吃饭时，提议“为日本武士道精神干杯”，结果酒里已经被下毒，感到异样的他急忙冲到厕所并反锁了厕所门，一个小时后中毒而亡。孙崎享说，“冷战形势严峻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苏联境内收集情报往往要赌上性命”。
以香港为跳板刺探大陆情报
1972年，中美发布联合公报后，名义上已开始单干的阿尾博政再次接到自卫队上层机关召见。据他回忆，上级指示：“不久的将来，日本就要和台当局断交。日台关系会变得很复杂。从日本安保大局出发，需要有人监视台湾地区。希望你能完成这项任务。”
不久，阿尾博政便以经济学学者的身份潜入台湾地区，又随即以“民间交流”为借口出入中国大陆。1982年初，他已在台潜伏十年，某天台湾大陆工作会的一位官员找到他说：“阿尾先生，您已做了那么多与台相关的工作，今后要不去中国大陆工作试试？”
当时两岸沟通尚未恢复，台湾地区民众访问大陆受到严格限制，台当局想刺探情报更是难上加难。他们于是想到了请日本人帮忙。事实上，阿尾博政并非第一个受台指示的间谍。就在他抵达台湾前，日中贸易促进会翻译团的翻译中岛正义，已经为台效力十来年了。据《人民公安》杂志记录，从1956年到1967年，中岛正义到中国港口刺探情报多达上百次，但他的行迹早已暴露，在1967年被捕。
在搜集情报时，不论去中国的哪个都市，阿尾博政都会把当地的街头巷尾逛个遍，尤其喜欢去游客不会去的地方，因为那里也经常是当地人最多的地方。他常用小型相机偷偷拍下墙报的内容，认为这代表了民众的声音。
阿尾博政也常去各城市的新华书店，收集了很多城市地图、汽车时刻表、政府刊物和统计表等。在这些资料中，阿尾博政认为官方报纸是份极有价值的材料，“表面上是不显山不露水的……解读文字背后的内容的话，还是能读出相当正确的情报的。”
当时的香港，是“间谍天堂”。据报道，除搜集香港本土的情报外，这些情报人员还以香港为跳板，开展针对内地的间谍活动。改革开放前，日本谍报机关通常会在香港开设一家贸易公司，借机进入中国内地。
专设秘密“别室”紧盯东亚
日本的监听能力非常强大。据报道，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加藤阳一就曾去过靠近中国台湾的宫古岛，那里有一处建在小山上的六边形建筑，它就是自卫队宫古岛分屯基地的信号情报截收设施。建筑内装有天线，可以收集各种频率的无线电通信、机载雷达等系统发出的信号，这些信息能让情报人员判断出飞机种类和相关任务情报。
还有报道称，日本专门有一个秘密电子谍报机关“别室”，受内阁情报调查室直接指挥，其任务主要是监听和破譯东亚地区的无线电通讯。
与英、美、俄不同，日本的情报工作分散于多部门中。据孙崎享介绍，日本现在有“情报族”的称呼，指的是五个专门从事情报工作的机构：内阁情报调查室、外务省情报统括官组织（原国际情报局）、防卫省情报本部、公安调查厅、警察厅。“从这些机构的占地面积看，都算不上是国家级的情报机构，防卫省情报本部算是唯一勉强称得上有一定地盘的组织”。
日本情报能力最强的部门是自卫队的情报系统，即防卫省情报本部。该部门整合了自卫队的全部情报作业力量，统辖有中央情报队、中央资料队、中央地理队参谋部调查部、第一电子队等精英情报团队。这一切，都是在1990年代之后逐渐建立起来的，虽五脏俱全，能力却仍然很弱。这一方面与宪法对日本军事行动的限制有关，另一方，日本内部对情报工作的支持、重视也显得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