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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的差异
舞蹈是一种世界的文化艺术，各国的艺术家们都在为本土的舞蹈艺术发展而不断的努力、创新。但是一个国家的本土文化是有限的，而世界却是广阔的。所以从上个世纪开始，诸多伟大的艺术家，就把世界文化与本土文化相结合。而这种结合的过程中，他们并没有去在意文化的差异。例如:在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先锋派舞蹈家默斯·坎宁汉得到一本英国版的中国《易经》如获至宝他从这本古老的哲学著作，关于世界万事万物不断变化的辩证思想中，获得了艺术发展变化的重要启示。同时他把易理爻卦算命的原理用于他的舞蹈创作，形成“机遇编舞法”，坎宁汉先生似乎从未感觉到过东方文化对他的震荡问题，并且，从本土到世界没有人对他们所创造的艺术的“美国化”问题提出任何质疑。显然，文化的差异好像一副“剃头挑子”只存在于东方舞蹈家感觉中的“一头热”。追究个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莫过于现代东西文化发展强弱不均，带来东方舞蹈家在文化交流中，心态失衡，或者西方现代舞蹈文化以势如破竹风靡世界之势所慑，以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而丧失本土的立场，或者苦于自身文化的赢弱，尚无拥有足够的文化积累以超越他文化的影响。然而，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正视，差异确实存在并且我们自身的现代舞蹈文化亦正是在解决这种差异中不断建立。为此，我们首当其冲的问题是要清醒的意识到差异是怎样发生的。静心梳理东方现代舞蹈的发展，全面地受到西方舞蹈文化的影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影响首先不在于西方舞蹈文化的强大，而在于东方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正如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所说“一种真正重大深刻的外来影响被一个民族接受，必然因为前者与后者的某种内在要求相吻合”。因此，我们的关注点就应该主要不在于前者的影响，而在于后者的接受。
由于历史的原因，东方文化的近现代发展中处于相对滞缓状态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一种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新的经验需要新的艺术语言极其方式表达传递。而文化发展的羸弱与积累匮乏时，东方现代舞者在西风东进中借力而行便成为必然——借外来文化冲击本土文化的封闭状态，用外来的身体语言符号表达和揭示自我新的感觉经验。那么，成在于此，败亦于此。在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里，语言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生命感觉和经验的传达方式，语言符号赋予我们周围世界的经验以及形式及其色彩。因此说话的语言不同导致人的思维方式的差异。同样具有语言共同特性的身体语言——舞蹈语言成形于特定的文化土壤和生态环境，以特定的民族的思维方式，表现着特定民族生命生存状态。因此，东方舞蹈家借鉴他文化、他民族的生命经验来表现本文化、本民族的生命经验之时，两种文化、两种环境、两种思维方式、两种经验之间的距离必然十分鲜明地凸显出来。如果我们对于这种距离和差异缺少足够的认识，在文化借鉴中对语言系统不进行应有的和必要的转化，由于两者间的不兼容性带来的文化差异和冲突不可避免。
二、 民族性与国际性
民族性与国际性，是当下现代舞蹈家挂在嘴边上的两个口号。就其总体意义而言，前者是寻求外来文化“民族化”的一种努力，后者是民族文化“世界化”的一种追求。毫无疑问两种方法的正确性都是无可厚非。前者希望得到国人的认同，后者希望得到世界的认同。但是世界的认同似乎更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因此与国际接轨成为东方的现代舞者更心仪的目标，然而这却恰恰容易使我们背离现代艺术创造的初衷。因为目前是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价值尺度标准，东方舞蹈家常处于被选择地位，尤其为了迎合他文化的东方艺术，很难说有多少东方民族文化独立的品格。
其实身体的语言作为人类最早的语言形态，是对生命进行诗意的表达。舞蹈作为艺术形态的本质在于对生命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因此，一些伟大的艺术创造是诞生于艺术家不失时机地关注和及时提供了如何解决民族的生命问题思考之中。当代东西方现代舞蹈家的重大成就亦产生于此。
70年代德国现代舞蹈家皮娜·鲍什一跃成为世界现代舞蹈剧场的先锋与核心人物，她那破碎、压抑并充满暴力的舞蹈剧场，或使观众一头雾水、或使观众趋之若鹭，但他们受到人们仰视的决不是表面的破碎、压抑和暴力的形式，而是在这之后所呈现的战后德国人精神的状态和两性之间，或人与人之间互动关系的本质，以及建立在对德国现代文化的深刻反思。皮娜·鲍什艺术的价值在于它负荷了整个战后德国人精神的破碎和沉重。
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说，艺术的国际定位都不仅仅在于艺术家可以追求的形式，而在于这种形式之中的生命与情感的内涵，尤其是对本民族生存状态的反映和对其显存问题的思考与解决。所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属于世界的往往是民族最好的。这一观点价值不在于它对民族文化本身的强调，而在于它指出民族文化中，那些解決特定民族生存问题的成功经验具有人性的普遍意义。
由此在东西文化交流中，我们应该关注东方的接受而非西方的影响，当我们将艺术的触角切入民族最敏感的神经，我们的艺术才会具有冲击力和震撼力，我们只有背靠着民族文化的哲学和美学的基石，我们的现代艺术无论批判还是建构，才会有文化的广度，美学的高度以及哲学的深度，我们的艺术本土定位才能成为现实。而当我们成功地解决本民族生命生存中的艺术方式，对他民族提供了经验之时，东方民族艺术的国际定位亦成为不争的事实。
（作者单位： 四川音乐学院舞蹈学院）
舞蹈是一种世界的文化艺术，各国的艺术家们都在为本土的舞蹈艺术发展而不断的努力、创新。但是一个国家的本土文化是有限的，而世界却是广阔的。所以从上个世纪开始，诸多伟大的艺术家，就把世界文化与本土文化相结合。而这种结合的过程中，他们并没有去在意文化的差异。例如:在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先锋派舞蹈家默斯·坎宁汉得到一本英国版的中国《易经》如获至宝他从这本古老的哲学著作，关于世界万事万物不断变化的辩证思想中，获得了艺术发展变化的重要启示。同时他把易理爻卦算命的原理用于他的舞蹈创作，形成“机遇编舞法”，坎宁汉先生似乎从未感觉到过东方文化对他的震荡问题，并且，从本土到世界没有人对他们所创造的艺术的“美国化”问题提出任何质疑。显然，文化的差异好像一副“剃头挑子”只存在于东方舞蹈家感觉中的“一头热”。追究个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莫过于现代东西文化发展强弱不均，带来东方舞蹈家在文化交流中，心态失衡，或者西方现代舞蹈文化以势如破竹风靡世界之势所慑，以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而丧失本土的立场，或者苦于自身文化的赢弱，尚无拥有足够的文化积累以超越他文化的影响。然而，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正视，差异确实存在并且我们自身的现代舞蹈文化亦正是在解决这种差异中不断建立。为此，我们首当其冲的问题是要清醒的意识到差异是怎样发生的。静心梳理东方现代舞蹈的发展，全面地受到西方舞蹈文化的影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影响首先不在于西方舞蹈文化的强大，而在于东方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正如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所说“一种真正重大深刻的外来影响被一个民族接受，必然因为前者与后者的某种内在要求相吻合”。因此，我们的关注点就应该主要不在于前者的影响，而在于后者的接受。
由于历史的原因，东方文化的近现代发展中处于相对滞缓状态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一种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新的经验需要新的艺术语言极其方式表达传递。而文化发展的羸弱与积累匮乏时，东方现代舞者在西风东进中借力而行便成为必然——借外来文化冲击本土文化的封闭状态，用外来的身体语言符号表达和揭示自我新的感觉经验。那么，成在于此，败亦于此。在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里，语言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生命感觉和经验的传达方式，语言符号赋予我们周围世界的经验以及形式及其色彩。因此说话的语言不同导致人的思维方式的差异。同样具有语言共同特性的身体语言——舞蹈语言成形于特定的文化土壤和生态环境，以特定的民族的思维方式，表现着特定民族生命生存状态。因此，东方舞蹈家借鉴他文化、他民族的生命经验来表现本文化、本民族的生命经验之时，两种文化、两种环境、两种思维方式、两种经验之间的距离必然十分鲜明地凸显出来。如果我们对于这种距离和差异缺少足够的认识，在文化借鉴中对语言系统不进行应有的和必要的转化，由于两者间的不兼容性带来的文化差异和冲突不可避免。
二、 民族性与国际性
民族性与国际性，是当下现代舞蹈家挂在嘴边上的两个口号。就其总体意义而言，前者是寻求外来文化“民族化”的一种努力，后者是民族文化“世界化”的一种追求。毫无疑问两种方法的正确性都是无可厚非。前者希望得到国人的认同，后者希望得到世界的认同。但是世界的认同似乎更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因此与国际接轨成为东方的现代舞者更心仪的目标，然而这却恰恰容易使我们背离现代艺术创造的初衷。因为目前是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价值尺度标准，东方舞蹈家常处于被选择地位，尤其为了迎合他文化的东方艺术，很难说有多少东方民族文化独立的品格。
其实身体的语言作为人类最早的语言形态，是对生命进行诗意的表达。舞蹈作为艺术形态的本质在于对生命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因此，一些伟大的艺术创造是诞生于艺术家不失时机地关注和及时提供了如何解决民族的生命问题思考之中。当代东西方现代舞蹈家的重大成就亦产生于此。
70年代德国现代舞蹈家皮娜·鲍什一跃成为世界现代舞蹈剧场的先锋与核心人物，她那破碎、压抑并充满暴力的舞蹈剧场，或使观众一头雾水、或使观众趋之若鹭，但他们受到人们仰视的决不是表面的破碎、压抑和暴力的形式，而是在这之后所呈现的战后德国人精神的状态和两性之间，或人与人之间互动关系的本质，以及建立在对德国现代文化的深刻反思。皮娜·鲍什艺术的价值在于它负荷了整个战后德国人精神的破碎和沉重。
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说，艺术的国际定位都不仅仅在于艺术家可以追求的形式，而在于这种形式之中的生命与情感的内涵，尤其是对本民族生存状态的反映和对其显存问题的思考与解决。所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属于世界的往往是民族最好的。这一观点价值不在于它对民族文化本身的强调，而在于它指出民族文化中，那些解決特定民族生存问题的成功经验具有人性的普遍意义。
由此在东西文化交流中，我们应该关注东方的接受而非西方的影响，当我们将艺术的触角切入民族最敏感的神经，我们的艺术才会具有冲击力和震撼力，我们只有背靠着民族文化的哲学和美学的基石，我们的现代艺术无论批判还是建构，才会有文化的广度，美学的高度以及哲学的深度，我们的艺术本土定位才能成为现实。而当我们成功地解决本民族生命生存中的艺术方式，对他民族提供了经验之时，东方民族艺术的国际定位亦成为不争的事实。
（作者单位： 四川音乐学院舞蹈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