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历史，状元出身的宰相为数不少，可状元出身的实业家则只有一位，那就是清朝末年提倡和奉行“实业救国”的先驱张謇。
　　张謇，字季直，号啬庵，江苏通州人，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他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为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被称为“状元实业家”。毛泽东曾经说：“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清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1853年7月1日），张謇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家中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后被称“四先生”。张家世代务农，直到张謇的父亲张彭年时，才在务农之余兼营一个制糖的作坊。
　　张謇从小聪慧过人，胸怀大志。5岁时，塾师见门外有人骑白马，便写出“人骑白马门前过”的上联，让学生对下联，当时所有的学生对得都不怎么样，就在先生摇头的当儿，能够熟背《千字文》的他奶声奶气地对道：“我踏金鳌海上来！”老师大喜过望，说他志向远大，将来一定能大有作为。
　　尽管张謇聪颖，但由于家庭出身，科举之路洒满艰辛。晚清规定，家中三代没有文士隶名于州县学官为生员的，被称为“冷籍”，应试时会受到刁难。也就是说，科举对世代“白丁”的农民子弟有着严格的限制，张謇是农民的后代，应试时定会遇到关山阻隔。
　　张謇16岁时考中秀才，在此后每两年的一次乡试中，先后5次都未得中。由于家庭困顿，他开始了幕僚生涯，尽管可以赚钱糊口，但他的身份还是“田舍郎”。
　　1882年，朝鲜发生了“ 壬午兵变”，张謇随吴长庆到了汉城，在朝鲜，他“理画前敌军事”的能力和他抵得上“三千毛瑟精兵”的雄文，使得朝鲜方面要以“宾师”的待遇挽留他！在国内，李鸿章等大臣也要推荐他到朝中当官，但张謇谢绝了，他要回国，他要走“金榜题名”的从政道路。
　　从朝鲜回国的第二年，即光绪十一年（1885年），33岁的张謇终于在顺天府的乡试中，高中第二名举人，实际上是南方各省的第一名，称为“南元”！
　　按封建科举制度，他要出人头地，还得参加“会试”。尽管他满腹才华，也显露了治国安邦的能力，但他在34岁、37岁、38岁、40岁的四次“会试”中，又是名落孙山。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因为庆祝慈禧太后60大寿，清政府破例多开一次科举考试，他被父亲和伯父强逼着，再次应考，终于取得头名状元。
　　张謇历经26年的拼搏，终于蟾宫折桂大魁天下，到达了科举取仕制度的峰巅，时年42岁，可谓“暮登天子堂”
　　亲历官场卑劣，弃政从商
　　自1868年中秀才以来，张謇已经在入仕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地走了26个年头，进出科场20多次，直接耗费在考场上的时间合计就有120天，其中的痛苦与荒诞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中状元的这一天，他的心情非常复杂，当天的日记中几乎没有兴奋之情。喜讯传到家乡不久，他父亲就撒手人寰，按清朝规矩，他得在家守制3年，这似乎预示着他终将与仕途无缘。
　　1898年闰三月，张謇丁忧期满，按照惯例回京到翰林院销假。此时正是帝后两党激战方酣，维新派则爆发出强烈的政治热情。他协助老师翁同龢，上了不少奏议，敦促朝廷调整政策，促进工商业发展。然而翁同龢此时的处境已极为微妙，不久便被开缺回籍。
　　政海翻云覆雨，仕途险恶。兼之甲午年他目睹太后从颐和园回京城，恰逢大暴雨，大小文武官员，七八十岁的老臣，都跪在泥水里接驾，雨水落到红顶子，再滴下来淋到袍褂上，一个个都成了染了红颜色的落汤鸡；太后安坐在轿子里，正眼也不瞧一下。这使张謇认识到帝国官员，如此没有尊严，且随时可能成为牺牲品。
　　亲历官场卑劣，目睹国家贫弱的他，早就萌生辞官专事实业的欲望，于是决心远离官场，走上实业之路。在他写给翁老师的送行诗里，相约“烟水江南好相见”，果然，在京城不过两个多月，他便匆匆南返，跳出政治漩涡，一心去开辟自己的第三条新路。
　　他曾在文章中坦陈：“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又说：“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兼济天下，实业救国
　　两江总督张之洞，是一位办实业的热心倡导者，他看到张謇是新科状元，又热心于实业，便委派他在南通筹办纱厂，将张謇推上办实业的舞台。状元下海办厂，这在当时确是一件无比轰动的事，张謇给纱厂取名“大生”（出自《易经》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可见他经商为的是“富民、强国”。
　　大生纱厂在1899年5月23日正式开始纺纱。五年的筹备工作可谓是艰涩坎坷，焦点在于集资太难。起初张謇决定纱厂是纯粹的商办，在他眼中，秉政者“蔽不足与谋”。他计划筹款60万两，沪股40万两，通股20万两，相应设立沪通董事各三人。1896年春，他选定水陆交通方便的唐家闸为厂址，由通州董事先付款购买土地施工建厂。然而沪董的股款一直未到，工程只好停滞。
　　为了筹款，他奔走于南京、湖北、上海、通海各地，心力憔悴。对这段曲折，他的儿子张孝若在为父亲所作的传记中记述十分详细。张謇“白天谈论写信筹划得手口不停，夜间又苦心焦思，翻来覆去，寐不安枕；官绅的接洽说话，一天几变，捉摸不定。有钱人的面孔，更是难看，推三阻四。上面的总督虽然赞助，而底下的官员没有一个不拆台。旁人也没有一个不是看好看。”（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尽管状元名气大，然而张謇一个穷读书人，名不能当钱用，要从别人那里拿到钱款，并非易事。张孝若说父亲那时候到万无办法的时候，常常跑到黄埔滩对天长叹，流眼泪。有时候，他还得卖字筹自己的旅费。
　　无奈之下，由两江总督刘坤一做主，将之前张之洞用官款购买、搁置在上海码头三年的美国纱机作价50万两入股，这样大生纱厂便改为官商合办。1897年，盛宣怀和张謇均分官机，作价25万两，官股只是“按年取息，不问盈亏”，是为“绅领商办”。
　　后来，张謇又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发电厂、电灯电话公司、银行；为了种棉花自己纺纱，他甚至于1901年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在江苏海门围海造田……
　　“父教育而母实业”。发展民族工业需要科学技术，这又促使张謇兴办学校。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起，他创办了师范学校、农业学校以及医学、纺织、水产、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等等；现在的南京大学、河海大学、复旦大学、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洋大学等院校，都有张謇的心血。他还兴办蚕桑讲习所，盲哑学校及多所小学、中学……
　　他还热心文化和公益事业。创办了图书馆、博物馆、气象台、新式剧院、幼儿园、养老院等等。
　　由于多种原因，张謇的“实业”负债累累，他常说自己一生办事做人，只有“独来独往、直起直落”8个字， 他一生孤独，最大的精神支撑是内心崇高的社会理想，是一个状元告别仕途后仍念念不忘的兴国之梦，为了这个梦想，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26年，张謇辞世，在他临死之前，仍未看到大生危局的转机。
　　张骞一生深深包含着儒家士大夫“兼济天下”的义务和职责，他是我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奠基者，梁启超称他为“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之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