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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经济体制改革走到十字路口时，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总是引起激辩，是政府调整多一些，还是要按照市场规律来调整？
对于这个问题，这次“十八大”报告里写得非常清楚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在这个问题上，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说得非常形象，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市场主要应发挥好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政府主要应发挥好保障公平公正的作用。
经济体制改革依然任重道远
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一些人士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已基本完成，改革的主要着力点应在经济之外。
然而，经济界多数人士认为，经济体制改革仍未完成。中国距离真正的现代市场经济还有很大距离，经济体制改革任重道远。
因此，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而且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意味着，下一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把直接控制经济的全能型政府改造为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建立真正的现代市场经济。
计划与市场的争论，30多年前就伴随改革而起。计划是由政府制定的，因此计划与市场之争的实质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市场经济进一步考量发展模式
2008年爆发世界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政府为了“扩内需、保增长”，实施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启动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数以万亿元的财政资金和银行贷款注入了国有企业。众多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以雄厚的财力为后盾，大举向各个领域扩张，几乎遍及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于是在一些地方和某些行业出现了“国进民退”现象。
通过海量投资和贷款，2009年中国把GDP的增长速度拉高到9.1%。中国政府救市的能力和效率、中国经济的率先复苏得到了好评，“中国奇迹”成为某些人士热衷的话题。
但是，主张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学家却质疑这种“中国模式”，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是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格局，政府和国有部门在资源配置中仍然起着主导作用，绝非完善的市场经济。
更大的危险在于，由于体制的演进会有路径依赖，一旦进入政府主导的路径，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力求推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权贵资本蜕变。如果进一步强化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管控，放任行政权力干预市场，并且通过理论包装使其得到某种正当性，中国必将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一旦路径被锁定，就会像权威经济学家诺斯所说，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否则就很难退出了。
事实上，政府管制和主导经济的发展模式已导致诸多社会经济矛盾。比如，经济质量很低，经济结构失衡，生态环境破坏、资源浪费，城乡、地区、贫富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等。一些从行政垄断和权力寻租得益的部门和个人，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蓄意阻挠改革进程；有的有意误导公众，延缓市场化改革的进程，甚至阉割“改革”的市场化核心内容，把所谓“改革”变成了设租、造租的代名词；也有的假借“宏观调控”的名义，扩大自己的权力和腐败寻租的空间。由于改革迟滞，造成“权力搅买卖”的寻租基础的扩大，腐败蔓延和贫富分化过大，这引起大众的强烈不满。
有识之士普遍认为，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如果不能建立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政府，不但经济不可能平稳发展，难以真正走出危机，而且不易摆脱公权不彰、规则扭曲、秩序紊乱、官民关系紧张的状态。
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
历史告诉人们，改革不进则退。
中国须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未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划清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
对平等竞争市场的威胁，首先来自国有经济对一些重要产业的垄断。目前，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控制着过多的经济资源，特别是土地和资本资源，并且把其中大部分投入到营利性的企业中去，与民争利。
为此，要重新启动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国有资本必须从非关国民经济命脉的一般竞争性行业退出。例如，可以实行国有资产的资本化，并将现在滞留于一般产业的国有资本的30%、或50%划转到社会保障和其他公益性基金，使国有资产回归到全民所有、全民分享的本性。
由于国有经济原有规模十分庞大，那些国有资本没有退出，或者暂时无法退出的企业，应当尽可能实现股权多元化，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不应享有任何特殊权力和得到政府的任何政策优惠。
而对于执政党来说，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才是共产党执政的可靠基础，不要按照所有制的性质把企业分成三六九等，而要对它们一视同仁。
对平等竞争市场的威胁，还来自市场中的行政性垄断。一些国有企业和个别受到政府特殊照顾的非国有企业拥有政府给予的垄断权力，排除和限制竞争，严重损害了市场秩序。这就需要完善《反垄断法》，修订《行政法》，人大加强对政府的监督，纠正不当行政的权力。
更重要的是转换政府职能，将直接控制经济的全能型政府改造为提供公共服务型的政府。
突破口是财政、税收、价格配套改革
转变政府职能知易行难，过去十年里转变政府职能遭遇了极大的阻力。现在需要知难而进，特别是要排除特殊利益集团的阻挠，转变政府职能，使之从主导经济转为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从微观层面的干预，转向宏观层面的调控；从对市场的替代转变为对市场的补充和纠正，从而建立一个有限的、有效的、有制度制衡和社会监督的现代政府。
改革的突破口是财政、税收、价格配套改革。
在财政政策上，要调整中央与地方两级财政的收入和支出责任的税种和分配比例；加大公共产品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构成；鼓励具备资格的地方政府进入债券市场，同时规范地方财政的费用收入和基金性收入；重新界定国企的功能，建立国家资产负债表，等等。
在税收改革上，应该推进服务业从营业税向增值税的转变；推出房产税、社保税、碳排放税等；进一步降低企业和个人税费负担，将宏观税负降至接近中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对需要扶持和鼓励的产业实施结构性减税。
在要素价格方面，应该逐步解除政府对汇率、利率及能源价格的管制，提高矿产资源税的税率，放开土地（工业用地）和劳动力价格，使之达到市场的均衡价格。
财、税、价的配套改革对转变政府职能具有直接的、重要的作用，并为深层次的全面改革提供基础和“杠杆”。目前，税、价的改革在认识上比较一致，阻力较小，在技术准备上比较成熟。而且改革的成本可以承受，风险也在可控范围。
未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要调整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的“度”。如果政府和市场配合得好，会收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如果配合得不好，市场的效率就会下降，而政府的公信力也会受到损害。我们可以这样说，改革成败，在此一举。
对于这个问题，这次“十八大”报告里写得非常清楚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在这个问题上，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说得非常形象，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市场主要应发挥好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政府主要应发挥好保障公平公正的作用。
经济体制改革依然任重道远
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一些人士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已基本完成，改革的主要着力点应在经济之外。
然而，经济界多数人士认为，经济体制改革仍未完成。中国距离真正的现代市场经济还有很大距离，经济体制改革任重道远。
因此，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而且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意味着，下一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把直接控制经济的全能型政府改造为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建立真正的现代市场经济。
计划与市场的争论，30多年前就伴随改革而起。计划是由政府制定的，因此计划与市场之争的实质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市场经济进一步考量发展模式
2008年爆发世界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政府为了“扩内需、保增长”，实施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启动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数以万亿元的财政资金和银行贷款注入了国有企业。众多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以雄厚的财力为后盾，大举向各个领域扩张，几乎遍及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于是在一些地方和某些行业出现了“国进民退”现象。
通过海量投资和贷款，2009年中国把GDP的增长速度拉高到9.1%。中国政府救市的能力和效率、中国经济的率先复苏得到了好评，“中国奇迹”成为某些人士热衷的话题。
但是，主张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学家却质疑这种“中国模式”，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是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格局，政府和国有部门在资源配置中仍然起着主导作用，绝非完善的市场经济。
更大的危险在于，由于体制的演进会有路径依赖，一旦进入政府主导的路径，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力求推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权贵资本蜕变。如果进一步强化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管控，放任行政权力干预市场，并且通过理论包装使其得到某种正当性，中国必将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一旦路径被锁定，就会像权威经济学家诺斯所说，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否则就很难退出了。
事实上，政府管制和主导经济的发展模式已导致诸多社会经济矛盾。比如，经济质量很低，经济结构失衡，生态环境破坏、资源浪费，城乡、地区、贫富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等。一些从行政垄断和权力寻租得益的部门和个人，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蓄意阻挠改革进程；有的有意误导公众，延缓市场化改革的进程，甚至阉割“改革”的市场化核心内容，把所谓“改革”变成了设租、造租的代名词；也有的假借“宏观调控”的名义，扩大自己的权力和腐败寻租的空间。由于改革迟滞，造成“权力搅买卖”的寻租基础的扩大，腐败蔓延和贫富分化过大，这引起大众的强烈不满。
有识之士普遍认为，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如果不能建立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政府，不但经济不可能平稳发展，难以真正走出危机，而且不易摆脱公权不彰、规则扭曲、秩序紊乱、官民关系紧张的状态。
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
历史告诉人们，改革不进则退。
中国须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未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划清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
对平等竞争市场的威胁，首先来自国有经济对一些重要产业的垄断。目前，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控制着过多的经济资源，特别是土地和资本资源，并且把其中大部分投入到营利性的企业中去，与民争利。
为此，要重新启动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国有资本必须从非关国民经济命脉的一般竞争性行业退出。例如，可以实行国有资产的资本化，并将现在滞留于一般产业的国有资本的30%、或50%划转到社会保障和其他公益性基金，使国有资产回归到全民所有、全民分享的本性。
由于国有经济原有规模十分庞大，那些国有资本没有退出，或者暂时无法退出的企业，应当尽可能实现股权多元化，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不应享有任何特殊权力和得到政府的任何政策优惠。
而对于执政党来说，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才是共产党执政的可靠基础，不要按照所有制的性质把企业分成三六九等，而要对它们一视同仁。
对平等竞争市场的威胁，还来自市场中的行政性垄断。一些国有企业和个别受到政府特殊照顾的非国有企业拥有政府给予的垄断权力，排除和限制竞争，严重损害了市场秩序。这就需要完善《反垄断法》，修订《行政法》，人大加强对政府的监督，纠正不当行政的权力。
更重要的是转换政府职能，将直接控制经济的全能型政府改造为提供公共服务型的政府。
突破口是财政、税收、价格配套改革
转变政府职能知易行难，过去十年里转变政府职能遭遇了极大的阻力。现在需要知难而进，特别是要排除特殊利益集团的阻挠，转变政府职能，使之从主导经济转为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从微观层面的干预，转向宏观层面的调控；从对市场的替代转变为对市场的补充和纠正，从而建立一个有限的、有效的、有制度制衡和社会监督的现代政府。
改革的突破口是财政、税收、价格配套改革。
在财政政策上，要调整中央与地方两级财政的收入和支出责任的税种和分配比例；加大公共产品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构成；鼓励具备资格的地方政府进入债券市场，同时规范地方财政的费用收入和基金性收入；重新界定国企的功能，建立国家资产负债表，等等。
在税收改革上，应该推进服务业从营业税向增值税的转变；推出房产税、社保税、碳排放税等；进一步降低企业和个人税费负担，将宏观税负降至接近中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对需要扶持和鼓励的产业实施结构性减税。
在要素价格方面，应该逐步解除政府对汇率、利率及能源价格的管制，提高矿产资源税的税率，放开土地（工业用地）和劳动力价格，使之达到市场的均衡价格。
财、税、价的配套改革对转变政府职能具有直接的、重要的作用，并为深层次的全面改革提供基础和“杠杆”。目前，税、价的改革在认识上比较一致，阻力较小，在技术准备上比较成熟。而且改革的成本可以承受，风险也在可控范围。
未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要调整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的“度”。如果政府和市场配合得好，会收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如果配合得不好，市场的效率就会下降，而政府的公信力也会受到损害。我们可以这样说，改革成败，在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