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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界称呼妇女同志一般以“大姐”相称，汤蒂因也不例外，人们以“汤大姐”相称。汤蒂因的名声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流传，1943年有一本《中国名人年鉴》，里面配照片有一整版汤蒂因的介绍，此后的几十年，凡谈到女工商业者，汤蒂因总是绕不过的弯，殊不知这位“汤大姐”曾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工商联第一至五届的常委。
在城内石皮弄度过的童年
汤蒂因，原名汤萼，曾用名凤宝、招弟、兆棣、碧珍，生于1916年1月31日（农历乙卯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江苏吴县人，父亲汤根泉，起先在城内侯家路玉器公所做掮客，积了一些钱，与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小型的棉布批发店。母亲席秀贞以家务为主，汤蒂因有个哥哥，一家4口住在城内石皮弄一幢一开门二层楼连过街楼的石库门房子里，该屋是她父亲出资顶下的，她家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石皮弄是条南北向不长的小路，位于城内中部偏西，北至北石皮街，南至现在的复兴东路，当年叫肇嘉路。石皮弄上有久兴里、同安坊、德兰宝坊等里弄。汤蒂因家住德兰宝坊16号，她的童年在石皮弄度过，以现在的方位认定，大致在复兴东路、河南南路太阳都市花园这一带。1925年，到了上学年龄的汤蒂因，进入城内有点名气的万竹小学读书。万竹小学是她成名以后常常提到的学校。
上海滩十里洋场，灯红酒绿，各种诱惑扑面而来，踌躇满志的父亲见异思迁，离开了家庭，母亲心里非常难受，为了供养兄妹俩，母亲不得不把过街楼及二层楼房间和亭子间都分租出去，上午还将客堂间租给姓张的中医做门诊所，做起了二房东，收点房租。这样一来，母亲只能住客堂背后，汤蒂因和哥哥挤在阁楼上。当然，光靠房租收入是不够的。母亲不时帮人家做点针线活补贴家用。
汤蒂因小学毕业后，因为家庭因素，不能继续上学，于是准备找工作。某天，上海《新闻报》刊出了一条招聘广告，福州路“益新教育用品社”欲招收5名女店员，文化程度要求初中毕业。汤蒂因心想，自己小学程度能否一试，她写了一封信，信中恳切希望能给她一个面试的机会。回信很快来了，同意她去应考。结果她被录用了，那是1930年，她刚满14岁。
从石皮弄到福州路“益新”
进入“益新”的汤蒂因被分配在金笔柜台，这一分配，竟然让她从此与金笔结下了不解之缘。益新教育用品社位于福州路，福州路以前叫四马路，四马路是东西向的马路，“益新”近山西路（今山西南路），门面在马路的南面，按1947年《上海市行号路图录》的标识，“益新”在福州路401号，就是沿杏花楼向西走二三十米，现为上海古籍书店。昔日的老房子已经改建成具有现代气息的玻璃外立面的商厦，但依稀能透析出当年号称“四大文具商店”的那股灵气。汤蒂因从石皮弄到福州路，是从学生到职员、从城内走向城外，从传统迈向现代的转变。
汤蒂因很勤奋，每天早早来店，很晚回家，她利用工余时间将熟读的价目表和商品一一对应，经过3个月努力，汤蒂因在柜台上应付自如，她不仅对柜台里的金笔价格和性能熟记，而且能视顾客的地位和身份，提出深得他们满意的建议，让每个顾客都高兴而来，满意而归。她和顾客渐渐地熟了，与他们慢慢地交上朋友。有些顾客到店里来，有时什么也不买，仅仅是为了来看她一眼，聊上几句。店里回头客的增多，使金笔的销量迅速上升，这便引起了老板的注意，并开始对她另眼相看。1931年春汤蒂因升任门市主任。隔了一年，1932年春又升任进货部主任，短短2年连升两级。
转个弯，在聚源坊创业
汤蒂因的才干，确实赢得了老板欣赏，老板更欣赏的是她的人，想娶她做小老婆。老板原本想人财两得，可是被汤蒂因拒绝，那是她进“益新”的第四年，这件尴尬事成了她的心结，而且老板并没有彻底死心，仍想继续说服她。在这种情况下，汤蒂因悄悄下了离开“益新”的决心，而且，她决定要自己当老板！
1933年，汤蒂因离开了“益新”，在石皮弄自己家里客堂间开起了文具批发店。门口挂了一块“现代物品社”的招牌。她聘请原在“益新“当文书的乐厚卿和一位姓方的会计，另外雇用了2个练习生，加上哥哥和自己6个人，靠积蓄的1000元和厂商赊账调度头寸。经过3年惨淡经营，终于站住了脚跟。站住了脚跟的汤蒂因集资5000元，由独资改为合伙，请乐厚卿当经理，自任协理。
1935年春，现代物品社从城内石皮弄迁到租界福建中路聚源坊。起先在聚源坊3号，1937年春，由于业务扩展，迁至聚源坊4号。聚源坊靠近福州路，实际是“益新”向西拐个弯，门牌号是福建中路140弄。聚源坊的房屋是三开间二层楼的石库门，这时地盘大了，职工人数也增加到10多人。
正当汤蒂因满怀信心，积极发展自己开创的业务时，“八一三”炮声响起。由于日机对城内一日数起的轰炸，汤蒂因的母亲、哥嫂以及乐厚卿一家都惊慌地逃到租界，迁至聚源坊居住。未几，日寇占领城内，石皮弄她家房屋在战火中化为灰烬。战火蔓延，交通阻塞，现代物品社对外地的批发业务几近停顿，货款收不回来。店里职工和汤蒂因全家20多人的吃饭都成了问题。此刻，汤蒂因心里十分焦急。
在昆明借缪云台公馆开分店
光是焦急不解决问题，汤蒂因想起了曾在“益新”时认识的一个年轻人毕子桂，他在上海生活书店昆明分店当经理，于是设法向西南地区发展业务、扩大销路，开设昆明分店。到了昆明，经毕子桂介绍，汤蒂因租用位于昆明华山南路93-94号的房屋开店，这个房屋是云南财政厅厅长缪云台的公馆，起先毕子桂已经租用华山南路90-91号，也就是汤蒂因现代物品社昆明分店的隔壁，当年昆明的门牌号不以单数或双数分别排列，而是按序数排列，汤蒂因的店门为93-94号，中间92号为一家珠宝玉器店，毕子桂的店门是90-91号，两家连得很近。
在昆明，汤蒂因自任经理，又雇了个当地练习生和一个烧饭的老妈妈。开业前后，她运用在上海时的营销方法，向昆明市和云南各县以及邻近的四川、贵州等地的文具店印发了价目单。这些地区的文具店，过去与上海的现代物品社都有过往来，当时他们正缺少货源，收到价目单后都来要货，她的批发生意在西南打开了局面。除了批发、门市之外，汤蒂因还把生意做到军政机关、学校及群众团体。这些单位内迁过来的人居多，知道汤蒂因是上海来的，乐于与之做生意。
从1938-1940年，汤蒂因前后3次往来昆明上海等地，在那个岁月，已届谈婚论嫁的汤蒂因与同龄人毕子桂有过一段恋情。当她第三次到昆明车站时，她的目光落空了，每次他必来接的呀，这次……她怅然若失。
回到店里，一位职工告诉她：“毕先生去世了。”这对汤蒂因犹如晴天霹雳，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平时精力充沛，英姿勃勃的他，难道真的离开人世，她心痛如绞。原来毕子桂患的是盲肠炎，即急性阑尾炎，送进医院已经是病势危殆，不幸又遇敌机来袭，全市停电，在手术台上停止了呼吸，终年仅25岁。
这个消息、这段恋情，给她人生太大的打击，也成为她终身未嫁的原因。她在昆明呆不下去，再次回到上海，以至在那里的100多箱文具全部遭殃。恋人名字有个桂字，每当桂子飘香时，她总要折一枝桂花插在床头花瓶里，以寄托哀思。他生前爱好绿色，认为绿色是生命与希望的象征，他的喜爱变成了她的喜爱。她的衣着，室内布置以及店面装潢大多用绿色。后来，她开的工厂取名绿宝金笔厂，或许多少带有纪念他的意思。
卡德路三慰村的岁月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入上海租界，1942年起，汤蒂因独资经营，招牌加了“教育”2字，改为“现代教育物品社”。为了维持上海店铺，她派了2个职员装运一批货去重庆跑单帮。之后，她靠从重庆带回来的2000美元和店中原有存货，加上厂商和亲友的帮助，在卡德路三慰村弄口，盘下新造房子楼面一层，开设“现代教育物品社门市部”。
在城内石皮弄度过的童年
汤蒂因，原名汤萼，曾用名凤宝、招弟、兆棣、碧珍，生于1916年1月31日（农历乙卯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江苏吴县人，父亲汤根泉，起先在城内侯家路玉器公所做掮客，积了一些钱，与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小型的棉布批发店。母亲席秀贞以家务为主，汤蒂因有个哥哥，一家4口住在城内石皮弄一幢一开门二层楼连过街楼的石库门房子里，该屋是她父亲出资顶下的，她家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石皮弄是条南北向不长的小路，位于城内中部偏西，北至北石皮街，南至现在的复兴东路，当年叫肇嘉路。石皮弄上有久兴里、同安坊、德兰宝坊等里弄。汤蒂因家住德兰宝坊16号，她的童年在石皮弄度过，以现在的方位认定，大致在复兴东路、河南南路太阳都市花园这一带。1925年，到了上学年龄的汤蒂因，进入城内有点名气的万竹小学读书。万竹小学是她成名以后常常提到的学校。
上海滩十里洋场，灯红酒绿，各种诱惑扑面而来，踌躇满志的父亲见异思迁，离开了家庭，母亲心里非常难受，为了供养兄妹俩，母亲不得不把过街楼及二层楼房间和亭子间都分租出去，上午还将客堂间租给姓张的中医做门诊所，做起了二房东，收点房租。这样一来，母亲只能住客堂背后，汤蒂因和哥哥挤在阁楼上。当然，光靠房租收入是不够的。母亲不时帮人家做点针线活补贴家用。
汤蒂因小学毕业后，因为家庭因素，不能继续上学，于是准备找工作。某天，上海《新闻报》刊出了一条招聘广告，福州路“益新教育用品社”欲招收5名女店员，文化程度要求初中毕业。汤蒂因心想，自己小学程度能否一试，她写了一封信，信中恳切希望能给她一个面试的机会。回信很快来了，同意她去应考。结果她被录用了，那是1930年，她刚满14岁。
从石皮弄到福州路“益新”
进入“益新”的汤蒂因被分配在金笔柜台，这一分配，竟然让她从此与金笔结下了不解之缘。益新教育用品社位于福州路，福州路以前叫四马路，四马路是东西向的马路，“益新”近山西路（今山西南路），门面在马路的南面，按1947年《上海市行号路图录》的标识，“益新”在福州路401号，就是沿杏花楼向西走二三十米，现为上海古籍书店。昔日的老房子已经改建成具有现代气息的玻璃外立面的商厦，但依稀能透析出当年号称“四大文具商店”的那股灵气。汤蒂因从石皮弄到福州路，是从学生到职员、从城内走向城外，从传统迈向现代的转变。
汤蒂因很勤奋，每天早早来店，很晚回家，她利用工余时间将熟读的价目表和商品一一对应，经过3个月努力，汤蒂因在柜台上应付自如，她不仅对柜台里的金笔价格和性能熟记，而且能视顾客的地位和身份，提出深得他们满意的建议，让每个顾客都高兴而来，满意而归。她和顾客渐渐地熟了，与他们慢慢地交上朋友。有些顾客到店里来，有时什么也不买，仅仅是为了来看她一眼，聊上几句。店里回头客的增多，使金笔的销量迅速上升，这便引起了老板的注意，并开始对她另眼相看。1931年春汤蒂因升任门市主任。隔了一年，1932年春又升任进货部主任，短短2年连升两级。
转个弯，在聚源坊创业
汤蒂因的才干，确实赢得了老板欣赏，老板更欣赏的是她的人，想娶她做小老婆。老板原本想人财两得，可是被汤蒂因拒绝，那是她进“益新”的第四年，这件尴尬事成了她的心结，而且老板并没有彻底死心，仍想继续说服她。在这种情况下，汤蒂因悄悄下了离开“益新”的决心，而且，她决定要自己当老板！
1933年，汤蒂因离开了“益新”，在石皮弄自己家里客堂间开起了文具批发店。门口挂了一块“现代物品社”的招牌。她聘请原在“益新“当文书的乐厚卿和一位姓方的会计，另外雇用了2个练习生，加上哥哥和自己6个人，靠积蓄的1000元和厂商赊账调度头寸。经过3年惨淡经营，终于站住了脚跟。站住了脚跟的汤蒂因集资5000元，由独资改为合伙，请乐厚卿当经理，自任协理。
1935年春，现代物品社从城内石皮弄迁到租界福建中路聚源坊。起先在聚源坊3号，1937年春，由于业务扩展，迁至聚源坊4号。聚源坊靠近福州路，实际是“益新”向西拐个弯，门牌号是福建中路140弄。聚源坊的房屋是三开间二层楼的石库门，这时地盘大了，职工人数也增加到10多人。
正当汤蒂因满怀信心，积极发展自己开创的业务时，“八一三”炮声响起。由于日机对城内一日数起的轰炸，汤蒂因的母亲、哥嫂以及乐厚卿一家都惊慌地逃到租界，迁至聚源坊居住。未几，日寇占领城内，石皮弄她家房屋在战火中化为灰烬。战火蔓延，交通阻塞，现代物品社对外地的批发业务几近停顿，货款收不回来。店里职工和汤蒂因全家20多人的吃饭都成了问题。此刻，汤蒂因心里十分焦急。
在昆明借缪云台公馆开分店
光是焦急不解决问题，汤蒂因想起了曾在“益新”时认识的一个年轻人毕子桂，他在上海生活书店昆明分店当经理，于是设法向西南地区发展业务、扩大销路，开设昆明分店。到了昆明，经毕子桂介绍，汤蒂因租用位于昆明华山南路93-94号的房屋开店，这个房屋是云南财政厅厅长缪云台的公馆，起先毕子桂已经租用华山南路90-91号，也就是汤蒂因现代物品社昆明分店的隔壁，当年昆明的门牌号不以单数或双数分别排列，而是按序数排列，汤蒂因的店门为93-94号，中间92号为一家珠宝玉器店，毕子桂的店门是90-91号，两家连得很近。
在昆明，汤蒂因自任经理，又雇了个当地练习生和一个烧饭的老妈妈。开业前后，她运用在上海时的营销方法，向昆明市和云南各县以及邻近的四川、贵州等地的文具店印发了价目单。这些地区的文具店，过去与上海的现代物品社都有过往来，当时他们正缺少货源，收到价目单后都来要货，她的批发生意在西南打开了局面。除了批发、门市之外，汤蒂因还把生意做到军政机关、学校及群众团体。这些单位内迁过来的人居多，知道汤蒂因是上海来的，乐于与之做生意。
从1938-1940年，汤蒂因前后3次往来昆明上海等地，在那个岁月，已届谈婚论嫁的汤蒂因与同龄人毕子桂有过一段恋情。当她第三次到昆明车站时，她的目光落空了，每次他必来接的呀，这次……她怅然若失。
回到店里，一位职工告诉她：“毕先生去世了。”这对汤蒂因犹如晴天霹雳，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平时精力充沛，英姿勃勃的他，难道真的离开人世，她心痛如绞。原来毕子桂患的是盲肠炎，即急性阑尾炎，送进医院已经是病势危殆，不幸又遇敌机来袭，全市停电，在手术台上停止了呼吸，终年仅25岁。
这个消息、这段恋情，给她人生太大的打击，也成为她终身未嫁的原因。她在昆明呆不下去，再次回到上海，以至在那里的100多箱文具全部遭殃。恋人名字有个桂字，每当桂子飘香时，她总要折一枝桂花插在床头花瓶里，以寄托哀思。他生前爱好绿色，认为绿色是生命与希望的象征，他的喜爱变成了她的喜爱。她的衣着，室内布置以及店面装潢大多用绿色。后来，她开的工厂取名绿宝金笔厂，或许多少带有纪念他的意思。
卡德路三慰村的岁月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入上海租界，1942年起，汤蒂因独资经营，招牌加了“教育”2字，改为“现代教育物品社”。为了维持上海店铺，她派了2个职员装运一批货去重庆跑单帮。之后，她靠从重庆带回来的2000美元和店中原有存货，加上厂商和亲友的帮助，在卡德路三慰村弄口，盘下新造房子楼面一层，开设“现代教育物品社门市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