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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的公平即意味着进入高等教育阶段的机会公平。然而，高考加分政策滋生的教育腐败，却使人们对高考的公平性产生了怀疑。
一、高考加分作弊现象
据《中国青年报》6月27日报道，6月12日、13日。湖南省应届高中毕业生“体育竞赛优胜者”统一测试举行。经调查发现。上千“体育竞赛优胜者”是“水货”，参测100米跑的27名女生，没有一人能达到合格标准；据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后来公示：报名参测考生3412人，实际报到参测2304人，合格人数829人。6月28日《中国青年报》又报道。辽宁省鞍山市第一中学1200名考生中，竟然有153人是有资格加分的国家二级运动员。据调查发现，这些加分均违反了教育部的相关规定，未经省级招生委员会在报考当年组织的测试、认定中审核过关。7月12日，又报道了这样一个事件：福建一考生家长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在高考中加分，将他几年前水中救人一事向当地公安机关申报见义勇为行为，因未获认定，便将当地公安局告上了法庭。而事件的缘起是福建省规定“见义勇为者及其子女高考可获加分”。《南方周末》8月3日报道。福建省漳州市市长亲自拍板，只要纳税300万元以上，其子女中考就可以加20分。8月7日，第二十一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结果在澳门揭晓。据《人民日报》8月9日报道，有带队老师说：“创新大赛很难避免‘大手拉小手’的情况出现。”一个例证是，许多课题后面，是非常成人化的研究内容，许多选题光是实验材料就相当昂贵，而实验设备更是很难找到。大多数孩子都有比较良好的家庭背景，很多人至少有一个家长从事高层次的科技研究工作。
“一位高三学生称，他们班能够得到高考加分的同学有20多个，高考一次能加20分。这些能够有加分资格的，‘有市三好学生干部的，有二级运动员证书的，获创造发明奖的，还有少数民族、华侨、牺牲警察的子女，爸爸妈妈是现役军人的，等等’，而剩下的没有高考加分资格的，就叫‘裸考’生。”(《中国青年报》2006-02-06)简言之，“裸考”就是什么加分项都没有的，仅仅凭考试成绩去考试。“裸考”是2006年出现的新名词。却也成为高考30年的关键词。关于高考加分政策的“弃留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议。2006年8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关于对高考加分政策进行清理规范的建议》函，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力量对加分问题进行调研，会同相关部门对高考、中考加分政策进行清理规范”。
二、透过现象看本质
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在《关于对高考加分政策进行清理规范的建议》函中提到了这一政策的不足之处。他认为高考加分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主要出现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第一，加分政策混乱。互相矛盾，上下不一。第二，高校操作不统一。第三，高考加分政策作为社会公共政策，其出台过程不透明，随意性大。我认为这是政策制定方面的问题，高考加分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腐败问题，还有以下几点因素值得考虑。
第一，家长对高考的期望值。高考时，你会看到这样的壮观场面，“学生在考场考，家长在考场外面临心理的考验”，由此我们看到家长对高考抱有的期望。在中国。高考成为第一大考，对每个参加考试的人而言，都有着重大的意义，甚至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当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大学毕业不再分配统管，用工制度转型、劳动力市场标准多元，学历和能力并重。“高考一大学一就业一好工作”的上升阶梯，不再明晰。这导致两个截然相反的结果：一个是读书无用论，毕业等于失业的观点略有抬头。另一个就是更加刺激高考的竞争，学生不仅要上一本，还要上名牌学校，不仅要读本科，还要读研究生，越发希望凸现自己的优势，在千军万马中分出个高下。而目前持后一种观点的人明显多于前者。高学历，似乎日益成为单位求贤的前提。农村的考生，指望着通过高考跳出乡村，城里的考生，期待着金榜题名后直接跨进通向白领之途……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之下，高考加分政策让一些人看到了希望，但是也正因如此，高考加分成为滋生教育腐败的土壤。“权分交易”和“钱分交易”让高考加分政策不再是对弱势群体的倾斜与补偿，而成为拥有“权”或“钱”者的交易对象。
第二，学校对高考的期望。新学期开学时，各高中学校门口随处可见这样的标语：“我校今年本科上线率……”各个学校为了争取优秀的生源，不得不通过提高自己的升学率来实现。甚至相关的上级教育行政部门也把升学率作为考察学校成绩的重要指标。这就使得学校把升学率放在了重中之重的地位，通过向教师分配任务，来达到整体目标的实现。各个毕业班的教师尤其是班主任完成了学校的定额任务或者是超额完成任务的，学校还会对其进行奖励。这种升学率和业绩相挂钩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教师的积极性，但是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不可忽略的。一方面，它助长了应试教育的行为，另一方面又为教育中的腐败提供了空间。学校关注上线率和升学率，但对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只要对学校实现这一目标有益，学校则不会管那么多。这在某种程度上放大了教师在高考加分这一事件上的权利，也为家长通过向教师行贿而达到为自己孩子加分目的提供了便捷之门，失去了高考加分的公平性保障。
第三，高考加分本身的弊端，使得这一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权力寻租。高考加分政策的设计初衷，是出于软化过于僵硬的“唯分数论”弊端，以实现更大程度上的招生公平。这种好政策之所以腐变，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加分制度本身的缺陷，即对“程序公正”的忽视，其操作过程往往是封闭的、不公开和不受监督的。比如，按加分政策，考生拥有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就可享受加分优惠，而这一证书的发放权又在地方体育局，这种情况下，体育部门不在利益驱动下滥发证书是很难保证的。而一些软性的规定更为造假提供了可乘之机。我们仅看针对应届毕业生的几条加分政策，其中4项有2项是涉及“思想品德”的，这类软性的东西在平时操作中，非常容易被人为操纵。
三、遏制高考加分中的腐败
第一，教育部应该规范各地加分的政策，尽可能地有个统一的标准，要让没有加分条件的普通考生心服口服；高考加分政策国家每年都会出台新的统一规定，目前，全国高考加分政策共有两大类：一是照顾性加分，例如对少数民族考生、烈士子女加分等；二是鼓励性加分。鼓励性加分的种类繁多，如纳税大户的子弟、高校本校教职工子弟、博士子女、见义勇为者子女加分等等。加分类型之多，让高考加分呈现出一片混乱。结果是，弄虚作假，腐败公行。目前高考加分政策混乱的主要表现是：互相矛盾，上下不一，比如对某项全国性竞赛，有的省规定前八名可加分，另一些省则规定只有前三名才能加分；除教育部规定的加分外，每个省还可规定本地区的政策性加分措施。针对这种情况，应该将审批权集中在教育部，也就是说最后的关口应该由教育部来把守。公正，就是在高考加分运作的过程中，不遗漏一个可以加分的对象。也不因为种种理由为各种不符合加分政策的考生加分，尤其要避免对社会的优势群体进行加分，避免教育中的“马太效应”。
第二，自上至下，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像设立举报电话、成立督察小组等，督促各地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要公开、公正，违反规定者给以曝光，并依法进行严肃处理。腐败产生的根源，在于制度设计上出现了问题。由于加分制度设计本身不够严密，由于对权力的制约监督形同虚设，由于运作过程的不透明、不公开，致使高考加分政策在一些地方被严重异化，成了一部分人以权谋私的工具。越来越多的人质疑，加分政策作为社会公共政策，并没有通过出台公共政策所必须经历的程序，如征求社会民意、举行听证会等，而是直接由某些部门根据部门利益出台政策，这样做是否合理。因此，如何“推进制度改革，科学合理地设计保证制度落实的正当程序，加强操作过程的监督和透明，以实现目标公正和程序公平的有机结合”。日益成为关心高考公平的社会大众的诉求。在高考前后，对拟加分人员在各种场合予以公示，如当地报纸，电视台等新闻媒体，以及当地教育网络、政府网络等等，做到程序规范化，运作透明化。
第三。我们要把素质教育坚持到底，改变家长对“高考改变命运”的高期望及学校过分注重升学率的问题。在高考制度存在的前提下，在“择校热”的背景下，“减负”和素质教育都只能是一种口号。在激烈的竞争中，家长、学校、教师都把学生当成了实现自己心中目标的工具，功利化的思想使学生不得放弃自己的兴趣爱好，成为只知道死读书的“书呆子”。
而高考加分中的作弊行为更可能使学生过早形成对社会的片面认识和造成对学生心理的不利影响。我们教会学生的不仅是如何学习，更重要的是如何生活。教育是一个特殊的行业，教育从业者要想教会学生公平、公正，首先自己就要做到公平、公正。上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对学校业绩的考察实行多元化，不能仅看升学率，而学校领导对教师的评价也不能走极端化，这样的后果只能是贻误了学生的前途。
(责任编辑 孙晓雯)
一、高考加分作弊现象
据《中国青年报》6月27日报道，6月12日、13日。湖南省应届高中毕业生“体育竞赛优胜者”统一测试举行。经调查发现。上千“体育竞赛优胜者”是“水货”，参测100米跑的27名女生，没有一人能达到合格标准；据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后来公示：报名参测考生3412人，实际报到参测2304人，合格人数829人。6月28日《中国青年报》又报道。辽宁省鞍山市第一中学1200名考生中，竟然有153人是有资格加分的国家二级运动员。据调查发现，这些加分均违反了教育部的相关规定，未经省级招生委员会在报考当年组织的测试、认定中审核过关。7月12日，又报道了这样一个事件：福建一考生家长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在高考中加分，将他几年前水中救人一事向当地公安机关申报见义勇为行为，因未获认定，便将当地公安局告上了法庭。而事件的缘起是福建省规定“见义勇为者及其子女高考可获加分”。《南方周末》8月3日报道。福建省漳州市市长亲自拍板，只要纳税300万元以上，其子女中考就可以加20分。8月7日，第二十一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结果在澳门揭晓。据《人民日报》8月9日报道，有带队老师说：“创新大赛很难避免‘大手拉小手’的情况出现。”一个例证是，许多课题后面，是非常成人化的研究内容，许多选题光是实验材料就相当昂贵，而实验设备更是很难找到。大多数孩子都有比较良好的家庭背景，很多人至少有一个家长从事高层次的科技研究工作。
“一位高三学生称，他们班能够得到高考加分的同学有20多个，高考一次能加20分。这些能够有加分资格的，‘有市三好学生干部的，有二级运动员证书的，获创造发明奖的，还有少数民族、华侨、牺牲警察的子女，爸爸妈妈是现役军人的，等等’，而剩下的没有高考加分资格的，就叫‘裸考’生。”(《中国青年报》2006-02-06)简言之，“裸考”就是什么加分项都没有的，仅仅凭考试成绩去考试。“裸考”是2006年出现的新名词。却也成为高考30年的关键词。关于高考加分政策的“弃留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议。2006年8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关于对高考加分政策进行清理规范的建议》函，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力量对加分问题进行调研，会同相关部门对高考、中考加分政策进行清理规范”。
二、透过现象看本质
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在《关于对高考加分政策进行清理规范的建议》函中提到了这一政策的不足之处。他认为高考加分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主要出现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第一，加分政策混乱。互相矛盾，上下不一。第二，高校操作不统一。第三，高考加分政策作为社会公共政策，其出台过程不透明，随意性大。我认为这是政策制定方面的问题，高考加分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腐败问题，还有以下几点因素值得考虑。
第一，家长对高考的期望值。高考时，你会看到这样的壮观场面，“学生在考场考，家长在考场外面临心理的考验”，由此我们看到家长对高考抱有的期望。在中国。高考成为第一大考，对每个参加考试的人而言，都有着重大的意义，甚至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当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大学毕业不再分配统管，用工制度转型、劳动力市场标准多元，学历和能力并重。“高考一大学一就业一好工作”的上升阶梯，不再明晰。这导致两个截然相反的结果：一个是读书无用论，毕业等于失业的观点略有抬头。另一个就是更加刺激高考的竞争，学生不仅要上一本，还要上名牌学校，不仅要读本科，还要读研究生，越发希望凸现自己的优势，在千军万马中分出个高下。而目前持后一种观点的人明显多于前者。高学历，似乎日益成为单位求贤的前提。农村的考生，指望着通过高考跳出乡村，城里的考生，期待着金榜题名后直接跨进通向白领之途……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之下，高考加分政策让一些人看到了希望，但是也正因如此，高考加分成为滋生教育腐败的土壤。“权分交易”和“钱分交易”让高考加分政策不再是对弱势群体的倾斜与补偿，而成为拥有“权”或“钱”者的交易对象。
第二，学校对高考的期望。新学期开学时，各高中学校门口随处可见这样的标语：“我校今年本科上线率……”各个学校为了争取优秀的生源，不得不通过提高自己的升学率来实现。甚至相关的上级教育行政部门也把升学率作为考察学校成绩的重要指标。这就使得学校把升学率放在了重中之重的地位，通过向教师分配任务，来达到整体目标的实现。各个毕业班的教师尤其是班主任完成了学校的定额任务或者是超额完成任务的，学校还会对其进行奖励。这种升学率和业绩相挂钩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教师的积极性，但是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不可忽略的。一方面，它助长了应试教育的行为，另一方面又为教育中的腐败提供了空间。学校关注上线率和升学率，但对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只要对学校实现这一目标有益，学校则不会管那么多。这在某种程度上放大了教师在高考加分这一事件上的权利，也为家长通过向教师行贿而达到为自己孩子加分目的提供了便捷之门，失去了高考加分的公平性保障。
第三，高考加分本身的弊端，使得这一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权力寻租。高考加分政策的设计初衷，是出于软化过于僵硬的“唯分数论”弊端，以实现更大程度上的招生公平。这种好政策之所以腐变，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加分制度本身的缺陷，即对“程序公正”的忽视，其操作过程往往是封闭的、不公开和不受监督的。比如，按加分政策，考生拥有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就可享受加分优惠，而这一证书的发放权又在地方体育局，这种情况下，体育部门不在利益驱动下滥发证书是很难保证的。而一些软性的规定更为造假提供了可乘之机。我们仅看针对应届毕业生的几条加分政策，其中4项有2项是涉及“思想品德”的，这类软性的东西在平时操作中，非常容易被人为操纵。
三、遏制高考加分中的腐败
第一，教育部应该规范各地加分的政策，尽可能地有个统一的标准，要让没有加分条件的普通考生心服口服；高考加分政策国家每年都会出台新的统一规定，目前，全国高考加分政策共有两大类：一是照顾性加分，例如对少数民族考生、烈士子女加分等；二是鼓励性加分。鼓励性加分的种类繁多，如纳税大户的子弟、高校本校教职工子弟、博士子女、见义勇为者子女加分等等。加分类型之多，让高考加分呈现出一片混乱。结果是，弄虚作假，腐败公行。目前高考加分政策混乱的主要表现是：互相矛盾，上下不一，比如对某项全国性竞赛，有的省规定前八名可加分，另一些省则规定只有前三名才能加分；除教育部规定的加分外，每个省还可规定本地区的政策性加分措施。针对这种情况，应该将审批权集中在教育部，也就是说最后的关口应该由教育部来把守。公正，就是在高考加分运作的过程中，不遗漏一个可以加分的对象。也不因为种种理由为各种不符合加分政策的考生加分，尤其要避免对社会的优势群体进行加分，避免教育中的“马太效应”。
第二，自上至下，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像设立举报电话、成立督察小组等，督促各地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要公开、公正，违反规定者给以曝光，并依法进行严肃处理。腐败产生的根源，在于制度设计上出现了问题。由于加分制度设计本身不够严密，由于对权力的制约监督形同虚设，由于运作过程的不透明、不公开，致使高考加分政策在一些地方被严重异化，成了一部分人以权谋私的工具。越来越多的人质疑，加分政策作为社会公共政策，并没有通过出台公共政策所必须经历的程序，如征求社会民意、举行听证会等，而是直接由某些部门根据部门利益出台政策，这样做是否合理。因此，如何“推进制度改革，科学合理地设计保证制度落实的正当程序，加强操作过程的监督和透明，以实现目标公正和程序公平的有机结合”。日益成为关心高考公平的社会大众的诉求。在高考前后，对拟加分人员在各种场合予以公示，如当地报纸，电视台等新闻媒体，以及当地教育网络、政府网络等等，做到程序规范化，运作透明化。
第三。我们要把素质教育坚持到底，改变家长对“高考改变命运”的高期望及学校过分注重升学率的问题。在高考制度存在的前提下，在“择校热”的背景下，“减负”和素质教育都只能是一种口号。在激烈的竞争中，家长、学校、教师都把学生当成了实现自己心中目标的工具，功利化的思想使学生不得放弃自己的兴趣爱好，成为只知道死读书的“书呆子”。
而高考加分中的作弊行为更可能使学生过早形成对社会的片面认识和造成对学生心理的不利影响。我们教会学生的不仅是如何学习，更重要的是如何生活。教育是一个特殊的行业，教育从业者要想教会学生公平、公正，首先自己就要做到公平、公正。上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对学校业绩的考察实行多元化，不能仅看升学率，而学校领导对教师的评价也不能走极端化，这样的后果只能是贻误了学生的前途。
(责任编辑 孙晓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