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台江区某个闹市地段，距离附近珠宝城只有几百米。在旁边一座畅行的阔面大桥下，潜流着一个鲜少被人过问也常常被忽略的亚群体——城市流民。这里聚集了融入这座城市的部分流浪人群，他们大多靠在街头捡拾废品为生。
　　一个偶然机会，郝刚无意中闯入了这个流浪者的聚居地。几个月后，一个存在于网络的流民救助计划——“光与盐”公益正式成形。
　　“光与盐”行动
　　响应的人数还在增加，救助的计划如期进行。
　　每隔一段时间，郝刚和他的“光与盐”公益，就会开展一次街头流民救助行动。尽管没有固定的组织与章程，“光与盐”每次的计划，总能收到超乎预期的“扩散效应”，这一点让郝刚自己都感到诧异。
　　2012年入冬的一天，郝刚在网上发出提议，为街头的流浪人群捐衣募被，提供基本的御寒物资。几天后，在活动出发地，几十名网友闻讯赶来，每人手上都提着一袋速食食品和一些厚棉衣物。小伙伴们几乎“爆棚”的热心让他始料未及。“毕竟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爱心人士，不知道从哪些莫名其妙的角落里就冒了出来，”郝刚大大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激动中有些语无伦次，“他们会自动出现。”
　　那次行动后没几天，媒体爆出“贵州毕节5个流浪儿童闷死垃圾桶”的新闻，轰动全国。郝刚突然明白，这个看似平淡不惊的救助计划，正恰恰击中了人群中相互关怀的一面。
　　“其实在此之前，我一直都以为这只是件很个人的事情。”郝刚说，早在几年前，他和一些福州网友就产生过救助城市流浪人群的想法，但由于意见不一，计划最终流产。
　　作为牵头人，郝刚的形象曾一度在网络上引起诸般猜测。在一次“光与盐”救助在线交流中，有网友就明确表示对郝刚产生过一种“爱心大使”的印象，还有一些人觉得他做的事情“很酷”。但在朋友圈里，熟悉他的人，多爱戏称他为“流民”，不仅因为他关注街头流民，同时也因为他一贯的作风。通常，一件磨旧了的棉质上衣，配上一条洗过多遍的裤子，就是他出门的行头。而搭挂在腰间绣着刺纹的流苏布袋，则多少让他带了些流民的随意感。
　　十几岁那年，郝刚离家出走，晚上睡在公园，半夜被推醒。一个流浪人递过来一叠报纸，让他垫在身子底下抵寒。后来，一个建筑工人看见他，领着他去吃饭，还送了他一条牛仔裤。郝刚对这段流浪经历记忆深刻：“当时因为年少，无意中体验到了流浪人的生活，所以后面再接触我并不觉得奇怪。”
　　在火车站，他用眼睛记录过这样一个场景：人们三三两两，向一个流浪老者送来水和食物。“人群中自然有怜悯的东西，只是没有形成很好的体系去做而已。”在郝刚看来，怜悯是人的天性，人群中自发存在的相互慰藉，正是那股可以拧作一气的力量。
　　救助中的排除法
　　蛇年春节前，“光与盐”公益志愿者从郝刚在鼓山附近的家出发，将事先分包好的物资装上小车，赶赴流民聚集点，希望能让他们“过个好年”。
　　一路上又接了不少志愿者，10辆车先后挤进了50多个人，这些人之中有企业家、工人、教师、学生、公务员、民间音乐人，他们中有不少是初次加入到“光与盐”的活动当中。
　　当天活动用的一辆车是志愿者王雪竹提供的。王雪竹掌管着两家公司，平常业务繁忙，但在“光与盐”行动中，他属于“熟脸”，历次救助均有参与。“我是通过‘光与盐’才深入了解到流浪人群的。”王雪竹说，以前在路上也看见过街头流民，“觉得他们挺可怜的”，但因为怀疑流浪者身份的真假，从来没有近距离接触过。他判断有很多职业乞讨者混在那些人当中。
　　车子经过一处大桥的时候，志愿者们纷纷下车，动手为在桥下安身的流民搭建帐篷。最让郝刚感到震撼的是，有一名志愿者一家三口都加入了这次流民关注活动，孩子只有几岁大。“当时真的觉得不可思议。”
　　但在具体的救助中，郝刚也有他的拿捏，“哪些属于真正的流民”，是他必须考虑的问题。区分的方法，则主要通过他和志愿者们反复的明察暗访。郝刚对流民的定义是：居无定所，靠自己的劳动生活。
　　对此，王雪竹也有自己的理解：“真正的‘流民’是那些住桥洞、睡公园的人，如果白天在街上装疯卖傻，那基本上都是假的。”
　　“职业乞讨者都不在我们的救助范围内，”依靠长期的经验总结，郝刚通常能在几秒之内做出辨别，“有些乞讨者，他们自己租房子住，而且住得很好。”郝刚说这些人都不会被纳入救助考虑范围。
　　不久前的一天晚上，郝刚在福州五一广场遇见一个流民，自称姓梅，来自南平，到福州两个多月。短暂交流后，郝刚给这个流民留了电话，嘱咐他，“如果愿意，可以帮他找份工作，并安排第一个月的房租、伙食和衣被”。“现在就看他愿不愿意打电话。”郝刚说，他并不希望用强行的方式去安排流民的生活。
　　夜晚是寻找流民的“高概率时段”。通常，郝刚和“光与盐”志愿者会在晚上10点以后，带上救助物品，包括帐篷、衣服和食物等，上街接触流民。“有时候，一条路走下去可以碰到几个流民点。”
　　“通过一阵子的观察，我发现帐篷对流民们很有帮助，”郝刚说，“他们可以随时收起来带着走。”而实际的探访中，志愿者们也看见，发给流民的帐篷都被保护得很好。
　　然而与流民的交流，绝非一帆风顺。在一次“光与盐”的街头救助中，一位流民抽刀指向上前询问的郝刚。“在初次的接触中，很多流民会表现出猜疑和排斥，他们觉得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情。”郝刚还记得很清楚，曾经有一位流民，狂怒地将志愿者发给他的物品甩进一旁的河里，嘴里叱骂不止。
　　“起初是会有抗拒，但只要你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关系，去与他们沟通，他们就会愿意把一些事情告诉你。”在与流民的相处中，郝刚摸索出了自己的一套心得。
　　一次上网，郝刚发现，有位流民竟然通过他名片上的信息关注了他的微博。在救助过程中，如果有流民表现出反感，郝刚会留下一张自己的名片。“其实他们中有一些也还是比较好相处的。”郝刚说。 　　事实上，那些过激的反应，更多的也只是流民们对颠沛流离的不满。
　　流民的生存法则
　　2008年的一个夜晚，途经某个僻静山坳处时，依借简易窝棚中发出的微弱烛光，郝刚陡然走进了流民世界的“理想国”。
　　这里是福州金鸡山隧道的顶部，现在已经没有了流民生活过的痕迹，但这里曾一度被称为“流民部落”。小陈是这个“部落”的创建人，他已在福州流浪10年，其中有6年是住在简易窝棚里。发现这个栖身之所后，小陈召集流浪者过来落脚，慢慢将这个只有几间简易窝棚的地方，发展成了一个流民相对集中的聚集点。而他自己则当起了“部落酋长”，拥有对这里的绝对掌控权，过来“投靠”的流民都要向他“纳贡”。
　　“小陈让我们过来都是带有一定利益（要求）的。”老吴愤愤然。50多岁的老吴来自莆田，在福州流浪了3年。他是小陈聚集的流民之一。
　　“小陈说管我们吃住，但要我们把捡瓶子卖来的钱全部交给他，”老吴继续说，“但我来之前就说过不跟他一起吃饭。”老吴是“部落”中尚有一定自主决定权的个例，那是因为来之前他已经跟“酋长”谈过条件。而“部落”其他流民，基本上都要在小陈制定的规则下生活。
　　“流民里面也存在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法则，”郝刚说，“但绝大部分还是挺好的，各自来来去去，互不干扰。”后来郝刚也去找过小陈几次，但都无功而返。而后“流民部落”整饬被拆，流民们再次散走四方。
　　居无定所，几乎让所有流民焦灼。在一次救助行动中，几个流民奔过来，向“光与盐”志愿者倾诉：晚上睡在地上，就有不明身份的人拿一桶水泼了下来，让他们没法睡觉。当时正是大冬天。
　　流民中也有被联合执法人员口头警告的。“我刚从台江那边过来，他们说不能在那边睡觉。”一位流民凑上来，一脸无奈地说。
　　除了住所的渺茫无着，吃食与生计同样让流民们发愁。
　　流民老张有些庆幸，昨天夜里没有疼醒。“可能是昨天晚上喝了点那个残疾人带回来的酒吧，觉也睡得舒服。”他指了指几米开外，一个还裹在被子里的流民。老张有胃病，那是他当年在深圳大梅沙摆摊时留下的病根，那会儿他已经在外流浪多年。老张说，除了捡拾废品，还有一些流浪者以打零工、擦皮鞋、贩卖小商品等方式谋生。
　　老张喝了口凉水，说今天还没有吃饭。尽管饿得厉害，但提到吃饭问题，他还是显出一脸的尴尬。“平常都是出去捡别人丢下的吃，”他说，“现在别说吃饭，就连一口热水对我来说都是奢侈。”老张住在桥洞底下，没有锅，他说做饭成本太高。
　　老张平时的营生是在街头捡拾瓶子。“夏天还好，一到冬天瓶子也不好捡了，”老张对近期不断下降的气温感到无比担忧，“冬天喝矿泉水的人就少了。”现在他不敢保证自己一天可以捡到多少矿泉水瓶。唯一可以确定的，就只有每天都出去捡，“能捡多少算多少”。
　　老张不知道“待用快餐”，尽管听过石狮的免费馒头店，但他表示“绝不愿靠那几个馒头生活”。
　　“我从不乞讨。”老张说。对于他，这是关乎骨气的声明。
　　从具体救助到社会关注
　　郝刚最近接到一个电话，是一家宾馆打来的，说是有一批被子要处理，问“光与盐”公益要不要。郝刚去看了，被子有几十床，都是干净的。他全部拉了回来，准备在几天后对流民进行一次集中救助。
　　但有时候，他也会产生困惑。“我经常会有一种无力感，因为你会发现，这个群体并不会因为你的行为而得到彻底改变。”郝刚说。
　　“他前几天刚去打工，受不了老板的气，又回来了。”一位流民指着身旁的“邻居”，咧嘴笑了起来。郝刚清楚，这个群体中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以前他有想过帮流民找工作，但他的提议并没有得到流民的积极响应。“流民当中有很多都有性格缺陷，他们觉得这样的生活自由，虽然钱不多，但无拘无束，也不愿意回家。”郝刚说。
　　对大多数流浪者而言，流浪是一个泥潭，但因现有条件无法支撑起衣锦还乡的体面，他们只能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去年老张被送去过救助站一次，在那里短暂居住了十几天后，救助站准备了车子要送他回家。老张慌忙掏出身上的身份证，解释自己“不是流民”，只是一时找不到工作，把遣送计划劝停了。
　　“不想回家，因为各种原因吧。”事实上，老张已经在外流浪了十几年，尽管他和姐姐保持着电话联系，但出外流浪后就从来没有回过家，“一次也没有”。至今，他都没敢让姐姐知道自己过着流浪人的生活。老张说，姐姐是做社区工作的。
　　而在流民中，“救助站”也是个避之唯恐不及的词汇。“一般看见救助站的人来就会跑开，”一位流民这样描述对救助站的抵触，“因为担心待在里面会疯掉。”
　　郝刚已经接受了这种流民中司空见惯的逃避心理，也愿意把它理解为这个群体特定的一种生活态度。“他们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我们不是要干扰他们的生活状态，只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但郝刚依然相信这个群体中存在“突围者”。流民老吴去年已经回到老家，并在家人的帮助下找了份正常的工作。而老张也厌倦了流浪的生活，他说：“心里有个计划，最迟到明年1月，就不会再过这种生活了。”他斩钉截铁，并一再强调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计划”，以区别于虚无缥缈的“想法”。而为了计划能顺利实施，老张已经开始攒钱。他说自己以前的很多朋友都“混得很好”。
　　现在，郝刚和“光与盐”的志愿者们经常会收到网友提供的流民信息。不知不觉中，他惊奇地发现，流民关注行动，已经从小众的自发行为，演变成对边缘群体尊严维护的集体救助。
　　而在每一次的“光与盐”公益行动中，王雪竹都有一个愿望，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让更多的人认识真实的流浪群体”。在具体的捐助中，王雪竹期冀，假若募集到了100顶帐篷，最好那是通过100个不同的人援助得来，而不是依靠某个个体独力所为。他说，引起社会的关注强过具体的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