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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谭元堃同志在参与创办北京地区的半工（农）半读教育和大学分校（北京联合大学）的丰富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协同发展、培养应用型人才两大核心教育理念，并将其充分运用于学校创办、实践教学、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有效解决了在当时艰苦困难情况下办学的难题。他一生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宽宏大量、开拓进取，为北京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是一位优秀的教育管理专家。
[关键词]协同发展；应用型人才；谭元堃；教育思想；大学分校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4917（2017）03-0112-06
谭元堃同志（1924—1996年）是云南墨江人，他少年時代即投身革命，1942—1946年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后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助教、讲师；自1955年3月起走上北京教育管理部门领导岗位①，参与并负责了北京市半工（农）半读、大学分校创办等工作；1985年2月4日，担任北京联合大学首任校长。
谭元堃同志一生致力于推动北京教育、尤其是大学分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围绕高等教育办学定位、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目标等内容，积累了丰富的一线经验，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体系。其中，高校与地方协同发展、着力培养应用型人才是贯穿谭元堃同志教育思想始终的核心理念，这个理念在实践中有效解决了在艰苦困难条件下北京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个难题，培养了大批应用型人才，有力推动了北京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协同发展：高校与地方的相互支持与促进
高校与地方协同发展是指高校的发展离不开所在地方的支持，依托于地方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状况；同时高校又为地方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和智力保障，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和文化塑造，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一）协同发展的背景：艰苦困难条件下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应急之策
在试办半工半读教育时期，谭元堃就开始对困难条件下如何办学进行了思考。1965年9月11日，时任北京市高等教育局副局长的谭元堃同志，在北京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关于试办半工半读、半农半读教育的情况》的汇报中指出：“所以要实行两种教育制度，一方面，因为只实行一种全日制的教育制度，要普及教育是不可能的，不仅国家负担不起，不少家庭也负担不起。实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生自己劳动来供自己读书，就可以减轻国家的负担和家庭的负担，满足青年一代升学的要求，多快好省地普及教育。”②概括地说，就是要在财政不足的情况下培养“养得起、用得上”的实用型人才。
1978年12月北京市创办大学分校的背景，则是因为由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影响，国家11年没有举行高考，急需各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同时，恢复高考后，1977年和1978年两年招收的大学生人数极其有限，无法满足积压了11年的广大知识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强烈需求。在社会发展急需、人才需求迫切和广大知识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极其强烈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北京地区大学分校（以下简称“大学分校”）应运而生。北京市利用名校云集的独特优势，依靠大学本校①的教学力量和各种办学资源，依靠地方的财力物力，依靠相关企业管局等等全社会的支持和帮助，采取聘请总校教师实行教师走教、学生走读省下国家大量基建投资的穷国办高等教育②的方式，创造性地摸索出了更多③更快地培养社会急需人才的走读制办学模式，既在较短时间内推动了大学分校的建立和发展，又为北京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持。
（二）协同发展的过程：北京全力支持大学分校创办和发展，大学分校主动适应北京发展需求
大学分校与北京的协同发展体现在协同创办、协同育人两个方面。一是协同创办，北京市政府对大学分校的创办和发展给予了全方位的支持。1978年底创办大学分校时，北京市责成6个城区、近郊区迅速腾出15所中小学，相关业务局腾出工厂、企业10处，共约9万平方米作为校舍；二是协同育人，面对北京发展需求，大学分校与北京各行业企业协同研究制定教学计划、调整专业设置、安排实习实践等。
1981年1月28日，谭元堃在《大学分校两年情况和今后工作——在北京市大学分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表示：“为了便于大学分校的规划和调整更加切合实际和真正建立在可靠的客观基础上，必须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扎扎实实地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要了解北京建设的发展情况和各条战线的调整情况，要了解各方面人才需要的情况和北京可能提供的财力、物力的情况，还要研究中央和市属大学的发展规划。”[1]51
明确提出要依据北京建设的发展情况调整办学。为此，各大学分校依托行业企业、贴近行业需求办学，设置相关专业、安排实习环节，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应用性，同时得到各相关工业局、总公司在人力财力、物力方面的大力支持，也使学生就业有一定的方向性。为了使大学分校办学切合行业需求，多数大学分校成立了“办学顾问委员会”或“教学指导委员会”，聘请了有关对口业务部门的领导干部、专家技术人员参加，通过经常性研讨和调研等活动，听取用人单位对分校的意见，共同把脉分校人才培养工作。在最初创办的36所大学分校中，直接属于高教局、旅游局、外贸局、冶金局、仪表局、卫生局等行业主管局的有18所。另外18所中，还有7所则采取了行业主管部门及企业进行协办的方式。分校与行业企业之间的紧密联系，为日后广泛开展产学合作教育奠定了基础，并为服务北京、培养符合行业企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创造了条件。
（三）协同发展的成果：实现大学分校与北京地方发展的相互促进
1978年9月，由谭元堃同志起草的北京市政府《关于大学扩大招生问题的请示报告》获国务院批准。1979年2月，在时任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部副部长谭元堃同志的具体督办、统筹协调之下，北京用3个月时间（1978年12月—1979年2月）组建起36所大学分校。1979年1月29日，《北京日报》报道：《教育战线”添新花——本市大学分校见闻》。在城区和近郊区新办的36所大学分校，招收1.6万名新生，比上年本市高等学校招收的新生还要多。在之后短短的几年里，大学分校以少花钱多培养人才的穷国办大教育的方式，以优良的质量，培养了1.9万余名毕业生，成功缓解了北京市人才紧缺的状况，其中的一大批人才至今仍活跃在北京①本校，是指当时建立大学分校的各高等院校，也称作“大学”“老大学”“大学本校”“老校”“总校”。 ②由于依靠上述资源，北京地区大学分校培养学生每年的生均经费是1000元，是其他普通高校培养大学生每年生均经费的一半。参见1984年5月15日，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部副部长谭元堃在北京市大学分校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坚持“三个面向”开创大学分校工作的新局面》，转引自张楠主编：《谭元堃文集》，北京出版社2013年版，第59页。
③北京市属院校1966年以前培养的毕业生共1万人，1977年恢复高考至1984年5月共培养5千名大学毕业生。而大学分校1978级、1979级两届就培养出1.8万人，到1986年，已经培养出4届本科毕业生2万人，超过北京市属院校1966年以前和1977以來培养人数的总和。而且，毕业生质量是合格的，其中95%以上获得了学士学位。详见1984年5月15日，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部副部长谭元堃在北京市大学分校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坚持“三个面向”开创大学分校工作的新局面》，转引自张楠主编：《谭元堃文集》，北京出版社2013年版，第58页；1987年3月时任北京联合大学校长的谭元堃撰文《地方高等教育改革的一种探索》，转引自张楠主编：《谭元堃文集》，北京出版社2013年版，第176页。乃至全国各行各业。
二、培养应用型人才：利用多方资源满足北京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培养应用型人才，重点在于提高学生满足社会发展需求、服务行业企业一线生产实践的能力。谭元堃等同志无论是对半工半读教育还是大学分校的建设发展，都充分利用了政府、企业等多方资源，并着眼于提高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应用型人才。
（一）培养应用型人才理念的产生：明确解决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谭元堃等同志在贯彻落实半工半读教育的初始阶段，就开始思考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1965年9月11日，他在《关于试办半工半读、半农半读教育的情况》报告中指出：“半工半读，这是一种新型的教育制度。一开始就要明确解决培养什么样的人、办什么样的学校、要带出什么样的作风的问题。按照中央、毛主席和刘主席②的指示，半工半读要使学生在德育、智育、体育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要把学生培养成为既能从事体力劳动又能从事脑力劳动的新人，这就要把学校办成抗大式的学校……”谭元堃同志在该报告中还提出，搞半工（农）半读，含有更深一层次的理念，“在于培养既能从事体力劳动，又能从事脑力劳动的新型人才，这种人和现在的工人农民不一样，和现在的知识分子也不一样，是一种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接班人，这是为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为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在这里，熟悉北京地区大学分校和北京联合大学办学历史的人，可以隐约感到谭元堃同志提出的培养既能从事体力劳动、又能从事脑力劳动的新型人才，含有某种他日后在创办大学分校和北京联合大学时提出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理念的胚芽。
（二）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实践：将行业企业资源引入教学环节，助推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对接
20世纪60年代中期，面对半工半读这种新的教育模式，以及学生学习和生产密切结合的实际，相关教师、技术人员密切协作，开展教学改革，琢磨出一种新的、与不同于全日制的教育模式相适合的教学方法，就是学校一般都在劳动时间内开设技术知识讲座，由技术员或老工人讲解工艺过程、设备性能、操作规程等生产知识，随用随学，先解决“知其然”的问题；而“所以然”的问题，等以后通过系统的专业课学习，再进一步解决。这种技术知识讲座1965年9月11日，时任北京市高等教育局副局长的谭元堃在北京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关于试办半工半读、半农半读教育的情况》的汇报，转引自张楠主编：《谭元堃文集》，北京出版社2013年版，第232页。，在专业课与基础课之间、劳动与教学之间搭起了桥梁，有利于工读结合，还可以大大节省专业课课堂教学的时间，初步孕育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理念。
改革开放之后，时任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部副部长、中共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的谭元堃同志，主抓北京地区大学分校的创办。在培养的人才要适应北京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一大思路的指引下，各分校与行业企业之间紧密联系，为服务北京、培养符合行业企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1984年5月15日，谭元堃同志在北京市大学分校工作会议上作的《坚持“三个面向”开创大学分校工作的新局面》[1]58
报告中，总结大学分校的一个特点就是面向北京，从实际需要出发，为北京的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为解决学生实习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北京市制定了《北京市大学分校学生实习暂行办法》，提出为了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巩固课堂教学的成果，培养独立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学分校的学生必须参加一定的专业实习和社会实践活动。1982年，36所大学分校都按照计划安排了毕业实习或毕业设计，接受分校毕业实习的机关、学校、工矿企业等共计2000多个单位，其中80%以上的学生实习安排在本市。
在培养应用型人才理念的引导下，大学分校坚持需求导向，着力学用结合，注重实践教学，蕴含了教育者努力把书本知识与万千世界相结合的深思，得到时任相关领导谭元堃同志的肯定和倡导。
（三）北京联合大学：以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大学
1985年2月，在对大学分校进行几次调整、统一规划、资源整合的基础上，一所新型的北京市属的多学科综合性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建立。
北京联合大学组建之后，谭元堃校长曾在不同的场合强调：“教育要主动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联合大学要培养有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有创新能力、有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学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对各学院的专业进行统一规划和调整，着重发展应用学科，尽量拓宽专业口径，各学院互有分工，各有重点，实行“专业化大协作”。 几经调整，北京联合大学十几所学院的专业总数由90多个调整为60多个；培养方案由移植“老大学”偏重基础研究，转为适应北京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偏重实际应用；并积极发展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宏观上，注重填补缺门，加强短线，同其他市属院校在整体上形成配套。各学院在专业建设上，强调加强实践环节，注重较强的实践能力培养，旨在培养具有开创精神的应用型人才。 1985年7月23日，谭元堃校长在题为《在改革中前进在前进中打好基础——北京联合大学1985—1986学年工作的基础设想》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北京联合大学……要加强活力，主动适应北京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要走新路子，努力办出自己的特色……各学院要大力加强同对口业务部门的联系，使人才培养同使用相适应……在专业设置上，要着重发展应用学科……。在人才培养目标上，谭校长继续指出，要体现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叶专门人才的规格和素质，要培养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具有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又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并具有开创精神的应用型人才。要在学好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加强实践环节。要在学好本专业课程的基础上扩大知识面，要注意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工程技术和经济管理之间以及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无论学什么专业的，都要加强中文、外文、计算机应用等知识和技能的培养。
尽管谭元堃校长于1987年11月底离任，但他的人才培养理念为同道们所传承。1994年1月，北京联合大学第一次党代会明确提出：立足首都，面向城乡企业、面向基层、面向生产第一线，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适应首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本科人才和高等职业技术人才，力争把我校办成具有自己特色的较高水平的综合性地方大学。实际已明确了北京联合大学的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
三、谭元堃：一位优秀的教育管理专家
谭元堃同志是北京地区工农业余教育的重要开创者，是北京地区大学分校创办的重要推动者，是北京联合大学事业发展的重要奠基人。当一个人在做某种深刻、伟大的事业的时候，往往不能被所有人理解，甚至有时还受到别人的曲解和慢待。因为招生规模不稳定、校舍供给难以保障等不足，大学分校和后来新诞生的北京联合大学受到一些异议，对此，谭元堃同志都能够很宽容地对待。他的原则就是：为了学生能上学，为了国家需要人才。他总说：一个是国家可用人才青黄不接，一个是有这么大量的学生要上学，无非一个是为老百姓，一个是为国家需要干部。因为他立意正大，所以十分坚定，不管遇到多大困难，都非常清醒，是个明白的领导
本段和以下两段内容，参考胡立汉：《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回忆联大首任校长谭元堃》，转引自徐永利、柳贡慧主编：《心中的记忆——纪念北京联合大学（大学分校）建校30周年》，北京出版社2008年版，第290—292页；参考汪家镠、陈大白、张玉如、胡静萍、陈锡章等对谭元堃同志的回忆，转引自张楠主编：《谭元堃文集》，北京出版社2013年版，第255—281页。。
谭元堃同志是“很优秀的教育管理专家，有十分强的教育管理能力”。他高效细致，举重若轻，协调统筹能力特别强。他在3个月时间里筹办斡旋，联系了25所高等学校，硬是办起了36所大学分校：逐一地安排，每一个学校，每一个专业，每一个包括组织部调来的干部都落到实处。当时北京市政府决定，每个城区腾出两所中学给大学办分校，市领导将这件事交给谭元堃同志办。他利用自己曾经当过市教育局副局长的经历，与各区教育局紧急协商。当时各区的中学校舍也相当紧张，让谁拿出都难以割舍，可想而知，要说服他们有多困难。而谭元堃同志做到了。从成立大学分校到组合成北京联合大学，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整个过程，都是他亲自管理和经手的。
谭元堃同志实事求是、敏锐勤奋，在庞杂的工作实践中能迅速归纳、提炼出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法，是那个时代教育界创新的楷模。比如，他为了大学分校办得快又保证质量，提出来“四个一样”，就是各分校在课程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上，与本校的同专业完全一致，并聘请本校的专业教师来分校授课（连实验环节都一样，分校学生到本校去做实验），从而最终很好地保证了分校的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又比如，北京联合大学组建之初，北京市明确学校重点培养应用型人才；各分校以往的专业设置、教学计划都是套用本校原有的，各分校教學计划不尽相同；而组建北京联合大学之后，教学计划和教学要求需要规范统一。对如何规范统一的问题，当时内部有不同意见，谭校长在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后，提出一个非常实际的办法：成立各学科的教学（研究）协作组，先从横向把原各分校的基础课部分逐步统一起来，进行教学交流、教学研讨，提出并制定符合办学方向的教学要求，为纵向的专业培养打下坚实的基础。成立教学研究协作组，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做法，是“实事求是”思想方法在特定的教学条件下的独创。这个形式既是吸纳各校好的教学经验、博采众长的载体，又是从分散教学向规范、统一、合理过渡的必要手段。教学研究协作组在北京联合大学的成长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岁月匆匆，转眼间，谭元堃同志已经仙逝20年了。他的一生，办过普通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做工会工作、办大学、供职人大立法机构。他几乎在整个教育战线长链条中的各个环节都有过辛勤工作的经历。从推动半工（农）半读，到创办大学分校（北京联合大学），他每每都是在时代需要之时担当历史重任，带领大家埋头苦干，从荆棘丛生之处踏出一条生路，助力社会进步。
[参考文献]
[1]张楠主编：《谭元堃文集》，北京出版社2013年版。
[关键词]协同发展；应用型人才；谭元堃；教育思想；大学分校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4917（2017）03-0112-06
谭元堃同志（1924—1996年）是云南墨江人，他少年時代即投身革命，1942—1946年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后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助教、讲师；自1955年3月起走上北京教育管理部门领导岗位①，参与并负责了北京市半工（农）半读、大学分校创办等工作；1985年2月4日，担任北京联合大学首任校长。
谭元堃同志一生致力于推动北京教育、尤其是大学分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围绕高等教育办学定位、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目标等内容，积累了丰富的一线经验，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体系。其中，高校与地方协同发展、着力培养应用型人才是贯穿谭元堃同志教育思想始终的核心理念，这个理念在实践中有效解决了在艰苦困难条件下北京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个难题，培养了大批应用型人才，有力推动了北京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协同发展：高校与地方的相互支持与促进
高校与地方协同发展是指高校的发展离不开所在地方的支持，依托于地方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状况；同时高校又为地方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和智力保障，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和文化塑造，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一）协同发展的背景：艰苦困难条件下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应急之策
在试办半工半读教育时期，谭元堃就开始对困难条件下如何办学进行了思考。1965年9月11日，时任北京市高等教育局副局长的谭元堃同志，在北京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关于试办半工半读、半农半读教育的情况》的汇报中指出：“所以要实行两种教育制度，一方面，因为只实行一种全日制的教育制度，要普及教育是不可能的，不仅国家负担不起，不少家庭也负担不起。实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生自己劳动来供自己读书，就可以减轻国家的负担和家庭的负担，满足青年一代升学的要求，多快好省地普及教育。”②概括地说，就是要在财政不足的情况下培养“养得起、用得上”的实用型人才。
1978年12月北京市创办大学分校的背景，则是因为由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影响，国家11年没有举行高考，急需各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同时，恢复高考后，1977年和1978年两年招收的大学生人数极其有限，无法满足积压了11年的广大知识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强烈需求。在社会发展急需、人才需求迫切和广大知识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极其强烈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北京地区大学分校（以下简称“大学分校”）应运而生。北京市利用名校云集的独特优势，依靠大学本校①的教学力量和各种办学资源，依靠地方的财力物力，依靠相关企业管局等等全社会的支持和帮助，采取聘请总校教师实行教师走教、学生走读省下国家大量基建投资的穷国办高等教育②的方式，创造性地摸索出了更多③更快地培养社会急需人才的走读制办学模式，既在较短时间内推动了大学分校的建立和发展，又为北京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持。
（二）协同发展的过程：北京全力支持大学分校创办和发展，大学分校主动适应北京发展需求
大学分校与北京的协同发展体现在协同创办、协同育人两个方面。一是协同创办，北京市政府对大学分校的创办和发展给予了全方位的支持。1978年底创办大学分校时，北京市责成6个城区、近郊区迅速腾出15所中小学，相关业务局腾出工厂、企业10处，共约9万平方米作为校舍；二是协同育人，面对北京发展需求，大学分校与北京各行业企业协同研究制定教学计划、调整专业设置、安排实习实践等。
1981年1月28日，谭元堃在《大学分校两年情况和今后工作——在北京市大学分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表示：“为了便于大学分校的规划和调整更加切合实际和真正建立在可靠的客观基础上，必须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扎扎实实地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要了解北京建设的发展情况和各条战线的调整情况，要了解各方面人才需要的情况和北京可能提供的财力、物力的情况，还要研究中央和市属大学的发展规划。”[1]51
明确提出要依据北京建设的发展情况调整办学。为此，各大学分校依托行业企业、贴近行业需求办学，设置相关专业、安排实习环节，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应用性，同时得到各相关工业局、总公司在人力财力、物力方面的大力支持，也使学生就业有一定的方向性。为了使大学分校办学切合行业需求，多数大学分校成立了“办学顾问委员会”或“教学指导委员会”，聘请了有关对口业务部门的领导干部、专家技术人员参加，通过经常性研讨和调研等活动，听取用人单位对分校的意见，共同把脉分校人才培养工作。在最初创办的36所大学分校中，直接属于高教局、旅游局、外贸局、冶金局、仪表局、卫生局等行业主管局的有18所。另外18所中，还有7所则采取了行业主管部门及企业进行协办的方式。分校与行业企业之间的紧密联系，为日后广泛开展产学合作教育奠定了基础，并为服务北京、培养符合行业企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创造了条件。
（三）协同发展的成果：实现大学分校与北京地方发展的相互促进
1978年9月，由谭元堃同志起草的北京市政府《关于大学扩大招生问题的请示报告》获国务院批准。1979年2月，在时任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部副部长谭元堃同志的具体督办、统筹协调之下，北京用3个月时间（1978年12月—1979年2月）组建起36所大学分校。1979年1月29日，《北京日报》报道：《教育战线”添新花——本市大学分校见闻》。在城区和近郊区新办的36所大学分校，招收1.6万名新生，比上年本市高等学校招收的新生还要多。在之后短短的几年里，大学分校以少花钱多培养人才的穷国办大教育的方式，以优良的质量，培养了1.9万余名毕业生，成功缓解了北京市人才紧缺的状况，其中的一大批人才至今仍活跃在北京①本校，是指当时建立大学分校的各高等院校，也称作“大学”“老大学”“大学本校”“老校”“总校”。 ②由于依靠上述资源，北京地区大学分校培养学生每年的生均经费是1000元，是其他普通高校培养大学生每年生均经费的一半。参见1984年5月15日，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部副部长谭元堃在北京市大学分校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坚持“三个面向”开创大学分校工作的新局面》，转引自张楠主编：《谭元堃文集》，北京出版社2013年版，第59页。
③北京市属院校1966年以前培养的毕业生共1万人，1977年恢复高考至1984年5月共培养5千名大学毕业生。而大学分校1978级、1979级两届就培养出1.8万人，到1986年，已经培养出4届本科毕业生2万人，超过北京市属院校1966年以前和1977以來培养人数的总和。而且，毕业生质量是合格的，其中95%以上获得了学士学位。详见1984年5月15日，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部副部长谭元堃在北京市大学分校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坚持“三个面向”开创大学分校工作的新局面》，转引自张楠主编：《谭元堃文集》，北京出版社2013年版，第58页；1987年3月时任北京联合大学校长的谭元堃撰文《地方高等教育改革的一种探索》，转引自张楠主编：《谭元堃文集》，北京出版社2013年版，第176页。乃至全国各行各业。
二、培养应用型人才：利用多方资源满足北京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培养应用型人才，重点在于提高学生满足社会发展需求、服务行业企业一线生产实践的能力。谭元堃等同志无论是对半工半读教育还是大学分校的建设发展，都充分利用了政府、企业等多方资源，并着眼于提高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应用型人才。
（一）培养应用型人才理念的产生：明确解决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谭元堃等同志在贯彻落实半工半读教育的初始阶段，就开始思考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1965年9月11日，他在《关于试办半工半读、半农半读教育的情况》报告中指出：“半工半读，这是一种新型的教育制度。一开始就要明确解决培养什么样的人、办什么样的学校、要带出什么样的作风的问题。按照中央、毛主席和刘主席②的指示，半工半读要使学生在德育、智育、体育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要把学生培养成为既能从事体力劳动又能从事脑力劳动的新人，这就要把学校办成抗大式的学校……”谭元堃同志在该报告中还提出，搞半工（农）半读，含有更深一层次的理念，“在于培养既能从事体力劳动，又能从事脑力劳动的新型人才，这种人和现在的工人农民不一样，和现在的知识分子也不一样，是一种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接班人，这是为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为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在这里，熟悉北京地区大学分校和北京联合大学办学历史的人，可以隐约感到谭元堃同志提出的培养既能从事体力劳动、又能从事脑力劳动的新型人才，含有某种他日后在创办大学分校和北京联合大学时提出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理念的胚芽。
（二）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实践：将行业企业资源引入教学环节，助推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对接
20世纪60年代中期，面对半工半读这种新的教育模式，以及学生学习和生产密切结合的实际，相关教师、技术人员密切协作，开展教学改革，琢磨出一种新的、与不同于全日制的教育模式相适合的教学方法，就是学校一般都在劳动时间内开设技术知识讲座，由技术员或老工人讲解工艺过程、设备性能、操作规程等生产知识，随用随学，先解决“知其然”的问题；而“所以然”的问题，等以后通过系统的专业课学习，再进一步解决。这种技术知识讲座1965年9月11日，时任北京市高等教育局副局长的谭元堃在北京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关于试办半工半读、半农半读教育的情况》的汇报，转引自张楠主编：《谭元堃文集》，北京出版社2013年版，第232页。，在专业课与基础课之间、劳动与教学之间搭起了桥梁，有利于工读结合，还可以大大节省专业课课堂教学的时间，初步孕育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理念。
改革开放之后，时任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部副部长、中共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的谭元堃同志，主抓北京地区大学分校的创办。在培养的人才要适应北京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一大思路的指引下，各分校与行业企业之间紧密联系，为服务北京、培养符合行业企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1984年5月15日，谭元堃同志在北京市大学分校工作会议上作的《坚持“三个面向”开创大学分校工作的新局面》[1]58
报告中，总结大学分校的一个特点就是面向北京，从实际需要出发，为北京的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为解决学生实习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北京市制定了《北京市大学分校学生实习暂行办法》，提出为了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巩固课堂教学的成果，培养独立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学分校的学生必须参加一定的专业实习和社会实践活动。1982年，36所大学分校都按照计划安排了毕业实习或毕业设计，接受分校毕业实习的机关、学校、工矿企业等共计2000多个单位，其中80%以上的学生实习安排在本市。
在培养应用型人才理念的引导下，大学分校坚持需求导向，着力学用结合，注重实践教学，蕴含了教育者努力把书本知识与万千世界相结合的深思，得到时任相关领导谭元堃同志的肯定和倡导。
（三）北京联合大学：以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大学
1985年2月，在对大学分校进行几次调整、统一规划、资源整合的基础上，一所新型的北京市属的多学科综合性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建立。
北京联合大学组建之后，谭元堃校长曾在不同的场合强调：“教育要主动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联合大学要培养有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有创新能力、有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学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对各学院的专业进行统一规划和调整，着重发展应用学科，尽量拓宽专业口径，各学院互有分工，各有重点，实行“专业化大协作”。 几经调整，北京联合大学十几所学院的专业总数由90多个调整为60多个；培养方案由移植“老大学”偏重基础研究，转为适应北京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偏重实际应用；并积极发展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宏观上，注重填补缺门，加强短线，同其他市属院校在整体上形成配套。各学院在专业建设上，强调加强实践环节，注重较强的实践能力培养，旨在培养具有开创精神的应用型人才。 1985年7月23日，谭元堃校长在题为《在改革中前进在前进中打好基础——北京联合大学1985—1986学年工作的基础设想》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北京联合大学……要加强活力，主动适应北京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要走新路子，努力办出自己的特色……各学院要大力加强同对口业务部门的联系，使人才培养同使用相适应……在专业设置上，要着重发展应用学科……。在人才培养目标上，谭校长继续指出，要体现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叶专门人才的规格和素质，要培养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具有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又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并具有开创精神的应用型人才。要在学好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加强实践环节。要在学好本专业课程的基础上扩大知识面，要注意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工程技术和经济管理之间以及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无论学什么专业的，都要加强中文、外文、计算机应用等知识和技能的培养。
尽管谭元堃校长于1987年11月底离任，但他的人才培养理念为同道们所传承。1994年1月，北京联合大学第一次党代会明确提出：立足首都，面向城乡企业、面向基层、面向生产第一线，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适应首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本科人才和高等职业技术人才，力争把我校办成具有自己特色的较高水平的综合性地方大学。实际已明确了北京联合大学的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
三、谭元堃：一位优秀的教育管理专家
谭元堃同志是北京地区工农业余教育的重要开创者，是北京地区大学分校创办的重要推动者，是北京联合大学事业发展的重要奠基人。当一个人在做某种深刻、伟大的事业的时候，往往不能被所有人理解，甚至有时还受到别人的曲解和慢待。因为招生规模不稳定、校舍供给难以保障等不足，大学分校和后来新诞生的北京联合大学受到一些异议，对此，谭元堃同志都能够很宽容地对待。他的原则就是：为了学生能上学，为了国家需要人才。他总说：一个是国家可用人才青黄不接，一个是有这么大量的学生要上学，无非一个是为老百姓，一个是为国家需要干部。因为他立意正大，所以十分坚定，不管遇到多大困难，都非常清醒，是个明白的领导
本段和以下两段内容，参考胡立汉：《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回忆联大首任校长谭元堃》，转引自徐永利、柳贡慧主编：《心中的记忆——纪念北京联合大学（大学分校）建校30周年》，北京出版社2008年版，第290—292页；参考汪家镠、陈大白、张玉如、胡静萍、陈锡章等对谭元堃同志的回忆，转引自张楠主编：《谭元堃文集》，北京出版社2013年版，第255—281页。。
谭元堃同志是“很优秀的教育管理专家，有十分强的教育管理能力”。他高效细致，举重若轻，协调统筹能力特别强。他在3个月时间里筹办斡旋，联系了25所高等学校，硬是办起了36所大学分校：逐一地安排，每一个学校，每一个专业，每一个包括组织部调来的干部都落到实处。当时北京市政府决定，每个城区腾出两所中学给大学办分校，市领导将这件事交给谭元堃同志办。他利用自己曾经当过市教育局副局长的经历，与各区教育局紧急协商。当时各区的中学校舍也相当紧张，让谁拿出都难以割舍，可想而知，要说服他们有多困难。而谭元堃同志做到了。从成立大学分校到组合成北京联合大学，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整个过程，都是他亲自管理和经手的。
谭元堃同志实事求是、敏锐勤奋，在庞杂的工作实践中能迅速归纳、提炼出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法，是那个时代教育界创新的楷模。比如，他为了大学分校办得快又保证质量，提出来“四个一样”，就是各分校在课程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上，与本校的同专业完全一致，并聘请本校的专业教师来分校授课（连实验环节都一样，分校学生到本校去做实验），从而最终很好地保证了分校的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又比如，北京联合大学组建之初，北京市明确学校重点培养应用型人才；各分校以往的专业设置、教学计划都是套用本校原有的，各分校教學计划不尽相同；而组建北京联合大学之后，教学计划和教学要求需要规范统一。对如何规范统一的问题，当时内部有不同意见，谭校长在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后，提出一个非常实际的办法：成立各学科的教学（研究）协作组，先从横向把原各分校的基础课部分逐步统一起来，进行教学交流、教学研讨，提出并制定符合办学方向的教学要求，为纵向的专业培养打下坚实的基础。成立教学研究协作组，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做法，是“实事求是”思想方法在特定的教学条件下的独创。这个形式既是吸纳各校好的教学经验、博采众长的载体，又是从分散教学向规范、统一、合理过渡的必要手段。教学研究协作组在北京联合大学的成长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岁月匆匆，转眼间，谭元堃同志已经仙逝20年了。他的一生，办过普通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做工会工作、办大学、供职人大立法机构。他几乎在整个教育战线长链条中的各个环节都有过辛勤工作的经历。从推动半工（农）半读，到创办大学分校（北京联合大学），他每每都是在时代需要之时担当历史重任，带领大家埋头苦干，从荆棘丛生之处踏出一条生路，助力社会进步。
[参考文献]
[1]张楠主编：《谭元堃文集》，北京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