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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民国女作家萧红可算是智商极高而情商极低的“第一苦命女子”。她不是美女，也不是文艺战士；她只想做自己，却又永远做不好自己。她的一生都在疲于奔命和动荡不安中挣扎，文学创作虽然部分成全了她，却没有彻底改变她的悲惨命运。无论是她所挚爱的祖父，她所依赖的爱人——陆振舜、汪恩甲、萧军、端木蕻（音同“红”）良，还是她所敬重的鲁迅，都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她永远的救星。
“我是《红楼梦》里的痴丫头”
1980年，聂绀弩在《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中介绍说，他与萧红之间曾有过一次谈话：“萧红，你是才女，如果去应武则天的考试，究竟能考多高，很难说，总之，当在唐闺臣（清代小说《镜花缘》中人物，武则天开科考试天下才女，她本为榜首，武则天不喜她的名字，将其移后10名）前后，决不会和毕全贞（也是《镜花缘》中人物，考试的末名）靠近的。”萧红听了笑着说：“你完全错了。我是《红楼梦》里的人，不是《镜花缘》里的人。我是《红楼梦》里的痴丫头香菱。”
香菱本名甄英莲（谐音“真应怜”），是甄士隐的独生女。3岁那年的元宵节，她在看社火花灯时因家奴看护不当而被人贩子拐走，后来落到薛宝钗的哥哥“呆霸王”薛蟠手中。与香菱一样，萧红的人生也是惹人怜惜的。不过，与香菱的祸起于偶然不同，萧红的不幸主要源于她自己“痴心女子偏遇负心汉”的盲目追求与错误选择。
萧红本姓张，乳名荣华，学名秀环，后由外祖父改名为乃莹，1911年6月2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城（今哈尔滨市呼兰区）的一户富裕家庭，被传统命相认定为命贱不祥。她从小得到祖父张维祯的宠爱，父亲张廷举却对她较为冷漠。1919年8月，母亲姜玉兰病故，留下萧红与3个弟弟。同年12月，张廷举续弦。
1925年，14岁的萧红由父亲做主，许配给省防军第一路帮统汪廷兰的次子汪恩甲。1926年，萧红将要读初中时，因父亲阻挠辍学在家。她以出家当尼姑为筹码逼迫父亲让步，于1927年进入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第一女子中学（现萧红中学）读书。从师范学校毕业的汪恩甲，当时任小学教员。他到学校拜访过萧红，萧红也为他织过毛衣。他的父亲去世时，萧红还去吊过孝。
1928年冬天，17岁的萧红结识了哈尔滨法政大学学生、与自己有远亲关系的表哥陆振舜。在已经成婚的陆振舜与包办婚姻的汪恩甲之间，萧红的情感偏向了前者。1929年，祖父张维祯去世，萧红对于养育自己的家庭已经无所留恋。1930年，陆振舜为了坚定萧红反抗包办婚姻的决心，从法政大学退学，前往北平，就读于中国大学。19岁的萧红逃出家门与陆振舜婚外同居。
第二年春节前夕，不具备独立生活能力和经济实力的陆振舜，迫于家庭压力，与萧红各自回家。人身依附于男权对象的痴心女子萧红，与人身依附于男权家庭的陆振舜之间，一段没有根基的浪漫情爱，就此终结。
在根深蒂固的男权专制社会里，人们可以对“浪子回头金不换”的男子给予宽恕，却不会对背叛男权专制社会的弱势女子表示谅解。一个为私情离家的女人是没有任何退路的，只要她走出家门一步，门就在她身后永远关闭了。已经20岁的成年女子萧红，似乎并不十分明白更不十分在意这种最为浅显的社会常识。在与陆振舜分手之后，她依然一再做出盲目愚蠢的选择。
春节之后，萧红再一次逃往北平，旧情不断的未婚夫汪恩甲追到北平。3月中旬，萧红与汪恩甲返回哈尔滨。汪恩甲的哥哥汪大澄不能容忍萧红一再离家出走，代替弟弟解除了婚约。萧红到法院状告汪大澄代弟休妻，汪恩甲顾忌哥哥的声誉，违心承认解除婚约是他自己的主张。萧红输掉了官司，第二次与汪恩甲绝情分手。
萧红半年前与陆振舜离家出走，如今又与未婚夫打官司，因而被视为“怪物”，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话对象。她的弟弟妹妹不堪舆论压力，转往外地求学。担任巴彦县教育督学（即教育局长）的张廷举，担心再娶的妻子管不住萧红，便把全家搬到阿城县福昌号屯（现哈尔滨市道外区民主乡）的乡下老家。在福昌号屯的这段生活，为萧红后来的文学创作积累了大量素材。
这年秋天，萧红出于同情，替佃户长工劝说伯父不要提高地租。伯父把她痛打一顿后锁在一间空房子里，派人拍电报催促张廷举回家将萧红勒死埋掉，以免危害家族。小姑和小婶趁着夜深人静，撬开窗户偷偷放走萧红。20岁的萧红逃到哈尔滨后，找到当时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读书的汪恩甲，两人住进东兴顺旅馆开始同居生活。
1932年春节，回家过年的汪恩甲把萧红一个人留在旅馆。萧红变卖物品前往北平，陆振舜给中学同学李洁吾打电报请他就近照顾。汪恩甲过完春节回来，发现萧红不辞而别，追到北平把萧红带回。汪恩甲母亲知道儿子与萧红在一起，就断绝了经济资助，汪不得已向家庭妥协。已经怀孕的萧红遭遇了第二轮情爱悲剧。
萧红在短篇小说《弃儿》中写道：“7个月了，共欠了（旅馆）400块钱。王先生是不能回来的。男人不在，（旅馆的老板）当然要向女人算账……”那正是她自己的真实写照。
做了多年受气包
1932年6月，在东兴顺旅馆充当人质的萧红，向哈尔滨《国际协报》的副刊编辑裴馨园求救。裴与孟希、舒群等文学青年先后到旅馆看望萧红，他们中间有一个叫三郎的已婚男子，真实姓名叫刘鸿霖，后来的名字叫萧军。21岁的萧红打动26岁萧军的，是随意涂抹的一首小诗：“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呵，春天来了！去年在北平，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
同年8月，松花江决堤，萧红因祸得福，逃出旅馆到裴馨园家避难。后送医院待产，因无钱交住院费，萧军用刀子逼着医生救人。孩子生下之后很快就被送人。
萧红出院后，与萧军开始新一轮的婚外同居。这段被萧红称为“没有青春只有贫困”的生活，竟然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后来被她不厌其烦地记录到小说《商市街》中。从萧军保存下来的合影中，可以感受到这对年轻人的幸福。在哈尔滨人流穿梭的中央大街上，在幽雅静谧的俄式花园里，在江畔绿荫浓郁的树下，在碧波荡漾的松花江中，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1934年6月11日，萧红和萧军应当时已是共产国际驻东北联络员、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的舒群的邀请，移居青岛观象一路1号的一座两层小楼。11月初，两个人因舒群被捕而离开青岛前往上海。12月19日，鲁迅在梁园豫菜馆请客，特意将萧红、萧军介绍给茅盾、聂绀弩、叶紫、胡风等左翼作家。
1935年12月，原名《麦场》的中篇小说《生死场》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在上海出版，这是第一部以萧红这个名字署名的作品。鲁迅在序言中称赞说：“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所谓“越轨的笔致”，主要是指萧红对于男女情爱充满野性的描写。小说中写金枝受着青春蛊惑与成业约会时写道：“男人着疯了！他的大手敌意一般地捉紧另一块肉体，想要吞食那块肉体，想要破坏那块热的肉。尽量的充涨了血管，仿佛他是在一条白的死尸上面跳动……”
随着文学创作的初步成功和经济生活的初步改善，萧红与萧军反而走到决裂边缘。萧军此时和一个名叫陈涓的女子明铺暗盖，他与萧红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直至拳脚相向。关于此事，萧红在《苦怀》诗中写道：“我不是少女，我没有红唇了，我穿的是从厨房带来的油污的衣裳。为生活而流浪，我更没有少女美的心肠。”
胡风的夫人梅志在《“爱”的悲剧——忆萧红》中回忆说，朋友们在一间咖啡店相聚时，萧红为自己青紫的左眼解释说：“没什么，自己不好，碰到硬东西上。”一旁的萧军却斥责说：“干吗要替我隐瞒，是我打的！”
当年一直追踪研究萧红的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在《萧红评传》一书中谈到，在“二萧”的关系中，萧红是个“被保护的孩子、管家以及什么都做的杂工”，她做了多年萧军的“佣人、姘妇、密友以及受气包”。
只想过正常的家庭生活
1936年7月，萧红在鲁迅等人的建议下远赴日本。她在从日本写给萧军的情书中表白说：“你是这世界上真正认识我和真正爱我的人！也正为了这样，也是我自己痛苦的源泉，也是你的痛苦源泉。可是我们不能够允许痛苦永久地啮咬我们，所以要寻求各种解决的法子。”
这年的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次年1月，萧红回国，与萧军短暂和好。而当萧军结识有夫之妇许粤华时，他们再也无法生活下去了。抗日战争为萧军抛弃萧红，提供了最为神圣、最为强硬也最为宏大的理由。萧军在《从临汾到延安》中记录了两人分手前的争吵：
萧红：“你去打游击吗？那不会比一个真正的游击队员更价值大一些，万一牺牲了，以你的年龄，你的生活经验，文学上的才能……这损失，并不仅是你自己的呢。我也不仅是为了‘爱人’的关系才这样劝阻你……这是想到了我们的文学事业。”
萧军：“人总是一样的……谁是应该等待着发展他们的‘天才’，谁又该去死呢？”
经过反复争吵，原本想去五台山打游击的萧军转往延安。萧红、端木蕻良随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到了西安。据丁玲回忆，她曾劝说萧红前往延安，萧红为了避开萧军而拒绝。丁玲到延安后，拖着萧军回西安，想对两人的关系做最后弥补，却遇见萧红和端木蕻良在一起。萧红微笑着对萧军说：“三郎，我们永远分手吧！”
1938年4月，萧红与萧军正式分手，她的肚子里偏偏怀着萧军的孩子。同年5月，萧红与端木蕻良举行婚礼。主持婚礼的胡风提议新人谈恋爱经过，萧红讲了一段话：“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以后的事实证明，在男女情事上一再犯错的萧红，又一次做出了错误选择。两人婚后不久，日军轰炸武汉，端木蕻良留下大腹便便的萧红，一人前往重庆。萧红历经磨难到达重庆，端木蕻良连落脚的住所都没有预备。她几次搬家，最后无奈地住到友人白朗家中。1938年年底，萧红在白朗家生下一子，孩子不久即夭亡。
1940年1月，萧红随端木蕻良离开重庆飞抵香港。她在贫病交迫中坚持创作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和长篇小说《呼兰河传》。1942年12月，病情加重的她被送进医院，因庸医误诊而错动喉管手术，不能说话。据骆宾基的《萧红小传》记载，萧红临终前在一张纸片上写下：“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萧红去世前的44天里，守护在身边的是小她6岁的骆宾基，端木蕻良基本上没有履行作为丈夫的责任。文艺批评家李健吾得到消息，在《咀华记余·无题》中写道，他最折服的4位女性作家是丁玲、凌叔华、林徽因、萧红。“最可怜”的萧红“好像一个嫩芽，有希望长成一棵大树，但是虫咬了根，一直就在挣扎之中过活……”
从1927年至1942年，萧红有过15次以上的“离开”，她居住过的地方包括哈尔滨、北京、青岛、上海、日本东京、武汉、临汾、西安、重庆、香港等，从没有在一个地方真正住过两年以上。“一直就在挣扎之中过活”，竟然成为萧红的生活常态。
编辑：王晶晶 美编：王迪偲 编审：张勉
“我是《红楼梦》里的痴丫头”
1980年，聂绀弩在《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中介绍说，他与萧红之间曾有过一次谈话：“萧红，你是才女，如果去应武则天的考试，究竟能考多高，很难说，总之，当在唐闺臣（清代小说《镜花缘》中人物，武则天开科考试天下才女，她本为榜首，武则天不喜她的名字，将其移后10名）前后，决不会和毕全贞（也是《镜花缘》中人物，考试的末名）靠近的。”萧红听了笑着说：“你完全错了。我是《红楼梦》里的人，不是《镜花缘》里的人。我是《红楼梦》里的痴丫头香菱。”
香菱本名甄英莲（谐音“真应怜”），是甄士隐的独生女。3岁那年的元宵节，她在看社火花灯时因家奴看护不当而被人贩子拐走，后来落到薛宝钗的哥哥“呆霸王”薛蟠手中。与香菱一样，萧红的人生也是惹人怜惜的。不过，与香菱的祸起于偶然不同，萧红的不幸主要源于她自己“痴心女子偏遇负心汉”的盲目追求与错误选择。
萧红本姓张，乳名荣华，学名秀环，后由外祖父改名为乃莹，1911年6月2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城（今哈尔滨市呼兰区）的一户富裕家庭，被传统命相认定为命贱不祥。她从小得到祖父张维祯的宠爱，父亲张廷举却对她较为冷漠。1919年8月，母亲姜玉兰病故，留下萧红与3个弟弟。同年12月，张廷举续弦。
1925年，14岁的萧红由父亲做主，许配给省防军第一路帮统汪廷兰的次子汪恩甲。1926年，萧红将要读初中时，因父亲阻挠辍学在家。她以出家当尼姑为筹码逼迫父亲让步，于1927年进入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第一女子中学（现萧红中学）读书。从师范学校毕业的汪恩甲，当时任小学教员。他到学校拜访过萧红，萧红也为他织过毛衣。他的父亲去世时，萧红还去吊过孝。
1928年冬天，17岁的萧红结识了哈尔滨法政大学学生、与自己有远亲关系的表哥陆振舜。在已经成婚的陆振舜与包办婚姻的汪恩甲之间，萧红的情感偏向了前者。1929年，祖父张维祯去世，萧红对于养育自己的家庭已经无所留恋。1930年，陆振舜为了坚定萧红反抗包办婚姻的决心，从法政大学退学，前往北平，就读于中国大学。19岁的萧红逃出家门与陆振舜婚外同居。
第二年春节前夕，不具备独立生活能力和经济实力的陆振舜，迫于家庭压力，与萧红各自回家。人身依附于男权对象的痴心女子萧红，与人身依附于男权家庭的陆振舜之间，一段没有根基的浪漫情爱，就此终结。
在根深蒂固的男权专制社会里，人们可以对“浪子回头金不换”的男子给予宽恕，却不会对背叛男权专制社会的弱势女子表示谅解。一个为私情离家的女人是没有任何退路的，只要她走出家门一步，门就在她身后永远关闭了。已经20岁的成年女子萧红，似乎并不十分明白更不十分在意这种最为浅显的社会常识。在与陆振舜分手之后，她依然一再做出盲目愚蠢的选择。
春节之后，萧红再一次逃往北平，旧情不断的未婚夫汪恩甲追到北平。3月中旬，萧红与汪恩甲返回哈尔滨。汪恩甲的哥哥汪大澄不能容忍萧红一再离家出走，代替弟弟解除了婚约。萧红到法院状告汪大澄代弟休妻，汪恩甲顾忌哥哥的声誉，违心承认解除婚约是他自己的主张。萧红输掉了官司，第二次与汪恩甲绝情分手。
萧红半年前与陆振舜离家出走，如今又与未婚夫打官司，因而被视为“怪物”，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话对象。她的弟弟妹妹不堪舆论压力，转往外地求学。担任巴彦县教育督学（即教育局长）的张廷举，担心再娶的妻子管不住萧红，便把全家搬到阿城县福昌号屯（现哈尔滨市道外区民主乡）的乡下老家。在福昌号屯的这段生活，为萧红后来的文学创作积累了大量素材。
这年秋天，萧红出于同情，替佃户长工劝说伯父不要提高地租。伯父把她痛打一顿后锁在一间空房子里，派人拍电报催促张廷举回家将萧红勒死埋掉，以免危害家族。小姑和小婶趁着夜深人静，撬开窗户偷偷放走萧红。20岁的萧红逃到哈尔滨后，找到当时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读书的汪恩甲，两人住进东兴顺旅馆开始同居生活。
1932年春节，回家过年的汪恩甲把萧红一个人留在旅馆。萧红变卖物品前往北平，陆振舜给中学同学李洁吾打电报请他就近照顾。汪恩甲过完春节回来，发现萧红不辞而别，追到北平把萧红带回。汪恩甲母亲知道儿子与萧红在一起，就断绝了经济资助，汪不得已向家庭妥协。已经怀孕的萧红遭遇了第二轮情爱悲剧。
萧红在短篇小说《弃儿》中写道：“7个月了，共欠了（旅馆）400块钱。王先生是不能回来的。男人不在，（旅馆的老板）当然要向女人算账……”那正是她自己的真实写照。
做了多年受气包
1932年6月，在东兴顺旅馆充当人质的萧红，向哈尔滨《国际协报》的副刊编辑裴馨园求救。裴与孟希、舒群等文学青年先后到旅馆看望萧红，他们中间有一个叫三郎的已婚男子，真实姓名叫刘鸿霖，后来的名字叫萧军。21岁的萧红打动26岁萧军的，是随意涂抹的一首小诗：“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呵，春天来了！去年在北平，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
同年8月，松花江决堤，萧红因祸得福，逃出旅馆到裴馨园家避难。后送医院待产，因无钱交住院费，萧军用刀子逼着医生救人。孩子生下之后很快就被送人。
萧红出院后，与萧军开始新一轮的婚外同居。这段被萧红称为“没有青春只有贫困”的生活，竟然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后来被她不厌其烦地记录到小说《商市街》中。从萧军保存下来的合影中，可以感受到这对年轻人的幸福。在哈尔滨人流穿梭的中央大街上，在幽雅静谧的俄式花园里，在江畔绿荫浓郁的树下，在碧波荡漾的松花江中，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1934年6月11日，萧红和萧军应当时已是共产国际驻东北联络员、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的舒群的邀请，移居青岛观象一路1号的一座两层小楼。11月初，两个人因舒群被捕而离开青岛前往上海。12月19日，鲁迅在梁园豫菜馆请客，特意将萧红、萧军介绍给茅盾、聂绀弩、叶紫、胡风等左翼作家。
1935年12月，原名《麦场》的中篇小说《生死场》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在上海出版，这是第一部以萧红这个名字署名的作品。鲁迅在序言中称赞说：“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所谓“越轨的笔致”，主要是指萧红对于男女情爱充满野性的描写。小说中写金枝受着青春蛊惑与成业约会时写道：“男人着疯了！他的大手敌意一般地捉紧另一块肉体，想要吞食那块肉体，想要破坏那块热的肉。尽量的充涨了血管，仿佛他是在一条白的死尸上面跳动……”
随着文学创作的初步成功和经济生活的初步改善，萧红与萧军反而走到决裂边缘。萧军此时和一个名叫陈涓的女子明铺暗盖，他与萧红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直至拳脚相向。关于此事，萧红在《苦怀》诗中写道：“我不是少女，我没有红唇了，我穿的是从厨房带来的油污的衣裳。为生活而流浪，我更没有少女美的心肠。”
胡风的夫人梅志在《“爱”的悲剧——忆萧红》中回忆说，朋友们在一间咖啡店相聚时，萧红为自己青紫的左眼解释说：“没什么，自己不好，碰到硬东西上。”一旁的萧军却斥责说：“干吗要替我隐瞒，是我打的！”
当年一直追踪研究萧红的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在《萧红评传》一书中谈到，在“二萧”的关系中，萧红是个“被保护的孩子、管家以及什么都做的杂工”，她做了多年萧军的“佣人、姘妇、密友以及受气包”。
只想过正常的家庭生活
1936年7月，萧红在鲁迅等人的建议下远赴日本。她在从日本写给萧军的情书中表白说：“你是这世界上真正认识我和真正爱我的人！也正为了这样，也是我自己痛苦的源泉，也是你的痛苦源泉。可是我们不能够允许痛苦永久地啮咬我们，所以要寻求各种解决的法子。”
这年的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次年1月，萧红回国，与萧军短暂和好。而当萧军结识有夫之妇许粤华时，他们再也无法生活下去了。抗日战争为萧军抛弃萧红，提供了最为神圣、最为强硬也最为宏大的理由。萧军在《从临汾到延安》中记录了两人分手前的争吵：
萧红：“你去打游击吗？那不会比一个真正的游击队员更价值大一些，万一牺牲了，以你的年龄，你的生活经验，文学上的才能……这损失，并不仅是你自己的呢。我也不仅是为了‘爱人’的关系才这样劝阻你……这是想到了我们的文学事业。”
萧军：“人总是一样的……谁是应该等待着发展他们的‘天才’，谁又该去死呢？”
经过反复争吵，原本想去五台山打游击的萧军转往延安。萧红、端木蕻良随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到了西安。据丁玲回忆，她曾劝说萧红前往延安，萧红为了避开萧军而拒绝。丁玲到延安后，拖着萧军回西安，想对两人的关系做最后弥补，却遇见萧红和端木蕻良在一起。萧红微笑着对萧军说：“三郎，我们永远分手吧！”
1938年4月，萧红与萧军正式分手，她的肚子里偏偏怀着萧军的孩子。同年5月，萧红与端木蕻良举行婚礼。主持婚礼的胡风提议新人谈恋爱经过，萧红讲了一段话：“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以后的事实证明，在男女情事上一再犯错的萧红，又一次做出了错误选择。两人婚后不久，日军轰炸武汉，端木蕻良留下大腹便便的萧红，一人前往重庆。萧红历经磨难到达重庆，端木蕻良连落脚的住所都没有预备。她几次搬家，最后无奈地住到友人白朗家中。1938年年底，萧红在白朗家生下一子，孩子不久即夭亡。
1940年1月，萧红随端木蕻良离开重庆飞抵香港。她在贫病交迫中坚持创作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和长篇小说《呼兰河传》。1942年12月，病情加重的她被送进医院，因庸医误诊而错动喉管手术，不能说话。据骆宾基的《萧红小传》记载，萧红临终前在一张纸片上写下：“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萧红去世前的44天里，守护在身边的是小她6岁的骆宾基，端木蕻良基本上没有履行作为丈夫的责任。文艺批评家李健吾得到消息，在《咀华记余·无题》中写道，他最折服的4位女性作家是丁玲、凌叔华、林徽因、萧红。“最可怜”的萧红“好像一个嫩芽，有希望长成一棵大树，但是虫咬了根，一直就在挣扎之中过活……”
从1927年至1942年，萧红有过15次以上的“离开”，她居住过的地方包括哈尔滨、北京、青岛、上海、日本东京、武汉、临汾、西安、重庆、香港等，从没有在一个地方真正住过两年以上。“一直就在挣扎之中过活”，竟然成为萧红的生活常态。
编辑：王晶晶 美编：王迪偲 编审：张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