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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战后初期，世界上唯一拥有原子弹的美国，对苏联核武器的研制做出了错误判断，过分相信美国可以长期垄断原子能秘密，而1949年苏联原子弹的成功试验打破了美国决策者的幻想，杜鲁门政府开始调整其核政策，做出了研制比原子弹威力更大的氢弹的决定，从而促使美苏核军备竞赛进一步加剧。而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的出台，则为美国大规模扩充军备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杜鲁门政府，苏联核试验，核军备竞赛
[中图分类号]K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10-0049-06
核武器的问世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极大地影响了冷战时期的大国关系。美苏两国竞相把核武器当作抗衡对手、追逐霸权的工具，使得核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并由此达成了所谓的“恐怖平衡”，严重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而1950年美国研制氢弹的决定，则是美苏核军备竞赛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标志着双方竞争的重大升级。
一
在战后初期，原子弹成为美苏关系中的一个非常微妙而又重要的因素。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认为，在许多部门，原子弹被人们看成能抵消苏联在欧洲大陆日益增长的影响的工具。他本人主张在原子能问题上同苏联进行接触和对话，拟定控制核武器的办法，认为美国如果利用这种武器来炫耀“我们的优势，只会使他们更加怀疑我们的目的与动机”。时任副国务卿的艾奇逊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警告说：苏联一定会竭尽全力去恢复因原子弹而造成的力量失衡；如果美国在原子能问题上坚持排斥政策，拒不让苏联分享核秘密，势必会进一步加剧美苏关系的紧张。但是杜鲁门决意继续单独垄断原子弹，并扩大原子弹的生产，以增加与苏联打交道的筹码。原子弹的巨大破坏力促使杜鲁门政府对苏联采取更为强硬态度，不断向其施加压力，迫使其在东欧、中东以及东亚问题上做出让步Ⅲ㈣。美国决策者对原子弹的垄断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自信，一直非常乐观地认为，苏联不可能很快制造出自己的核武器，可能需要5-15年的时间，甚至是20年的时间。1946年10月中央情报局提出评估报告，认为苏联要到1950年至1953年间才有可能制造出第一颗原子弹。1947年12月，原子能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人员根据“已知情报和苏联的科技能力”，确信苏联在1951年以前制造出原子弹的可能性非常小。1948年7月，中央情报局再次做出估计：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情报，苏联制造出其第一颗原子弹的最早日期可能是1950年中，但1953年中的可能性为最大。一直到1949年8月下旬，中央情报局依然坚持这一判断。最乐观的就数杜鲁门总统了，他坚信苏联人永远也不可能制造出原子弹。
事实证明，美国决策者的判断完全是错误的。就在美国开始研制原子弹之时，苏联科学家同样开始对原子能问题给予关注。从1943年开始，苏联情报部门陆续获得了其他国家研制原子弹的机密情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指示国防委员会组织有关部门实施苏联的原子能发展计划，并由核物理学家库尔恰托夫来具体负责。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苏联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击退德军的进攻，前线需要的是更多的枪支弹药，难以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原子能研究。同时，包括斯大林在内的一些高层领导和科学家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核裂变的巨大意义，认为，研制原子弹不是不可能，但至少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对于正在进行的战争没有什么意义。因而，从1943年至1945年，苏联在原子能研究方面进展缓慢。
1945年7月波茨坦会议期间，杜鲁门故意告诉斯大林说美国制造出一种全新的武器。斯大林听后表面上无动于衷，这令杜鲁门颇感失望，但实际上，斯大林急令苏联有关部门加快研究速度。这可以说是美国施展“原子外交”的开始。对此，斯大林表示，杜鲁门“企图向我们施压，原子弹的确给他撑了腰，可这种敲诈的伎俩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苏联绝不能容忍任何国家拥有对苏联的决定性优势。
原子弹在日本所造成的毁灭性破坏使苏联决策者充分认识到了原子弹的巨大威力。尽管斯大林等人在公开场合对原子弹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样子，说它只不过可以用来吓唬胆小者，但私下里认为“那是个非常有威力的东西”。1945年8月20日，斯大林召见库尔恰托夫，强调美国在广岛投掷原子弹震撼了整个世界，力量均势已经被破坏，指示他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制造出原子弹，使苏联“免受巨大的威胁”。斯大林决定，苏联的原子能计划应该享有特殊的地位，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秘密进行。据此，国防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原子弹研制的一切工作。在苏联领导人看来，美国投掷原子弹的真正目标不是日本，而是苏联，旨在向苏联施加压力。尽管苏联在战后初期面临着百废待兴、医治战争创伤的艰巨任务，研制原子弹仍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1946年1月25日，斯大林再次指示，研究工作要以“俄国的规模”进行，不能再花时间从事琐碎的研究，要求制定必要的措施以加速工作，扩大研究队伍的建设，吸引更多的科学家参加这一项目，并表示将提供最大限度的援助，改善科学家的物质和日常生活需求。苏联在研制原子弹方面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整个工作被纳入了军事体制，致使西方情报机构自始至终未能对苏联原子能计划的规模、进展情况等做出准确判断。
就在苏联研制原子弹的关键时刻，为了保持自己的核垄断地位，美国政府于1946年6月提出了建立国际原子能管制的“巴鲁克计划”。按照该计划，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原子能发展都要由一个国际原子能机构来进行管制；任何把核燃料用于武器研制的违约行为都将受到严惩；在该机构建立起管制后，所有国家应当停止原子弹的制造，对现有原子弹将按照有关规定加以处置；在原子能问题上任何国家都不具有否决权。尽管该计划得到了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赞同，苏联政府表示坚决反对，认为该计划不过是美国借以“维持它的原子垄断”和“窃取苏联军事机密”的一种工具。苏联驻联合国代表葛罗米柯提出，应当缔结一项国际协定，完全禁止拥有、生产和使用原子武器；缔约各国应承担如下义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使用核武器；禁止生产和保存这类武器；在该协议生效后三个月内销毁所有核武器的储备；缔约国宣布，任何对上述条款的破坏是对人类犯下最严重的国际罪行。如果接受苏联的这一建议，美国就要销毁自己所拥有的原子弹，这显然是美国政府不可能做到的。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美苏双方互不让步，致使刚刚开始的核军备控制谈判无果而终。7月，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比基尼岛进行了第二次原子弹试验，进一步增加了苏联的危机感。12月，苏联第一座原子反应堆投入运转。1947年1月，斯大林再次召见库尔恰托夫等人，要求在1948年务必研制出原子弹。经过努力，1949年8月29日，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美国垄断原子弹的时代宣告结束。
二
1949年9月3日，美国一架远距离侦察机在苏联境内收集到了放射性空气标本，随后，美国派出更多的飞机收集空气样品。情报部门和一个由专家组成的特别委员会经过认真的分析研究，确信在8月26日到29日间，苏联在亚洲大陆某处进行了核试验。这一消息不啻是对美国决策者的当头一棒，不少官员对此做出的第一反应是怀疑。杜鲁门的国家安全顾问索尔斯等人认为，这很可能是核反应堆爆炸引起的虚惊，而不是原子弹。国防部长约翰逊表示，无论苏联试验的是什么，反正不可能是原子弹。
令人困惑的是，美国政府习惯于制定各种各样的应急计划，以备不测，但对苏联原子弹的试验似乎缺乏足够的准备。其实，早在1945年，美国的一些科学家就曾预言，苏联将在1948—1950年间研制出原子弹。时任美国驻莫斯科使馆商务参赞的惠特尼在1945年12月写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汇报说：苏联一心要得到原子弹，为数不多的证据表明，这一工作将拥有绝对优先权，苏联将利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来研制原子弹，其他任何事情都要为此做出牺牲。但是，美国行政当局“似乎没有针对这种情况预先制定任何计划”，甚至根本没有预先加以考虑，“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国务院和国防部为此做过准备，或者认真考虑过这种情况”。尽管一些科学家认为苏联爆炸原子弹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但美国政府官员和科学界的普遍反应仍是震惊。
在其顾问的一再敦促下，杜鲁门于9月23日发表公开声明说，“我们所获得的证据表明，在过去的几个星期中，苏联进行了一次原子爆炸”。他还尽力降低苏联核爆炸的重要性，称“自从人类首次释放原子能以来，其他国家在这种新力量上的发展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我们过去一直就估计到这个可能性”。有的美国学者认为，华盛顿对于失去核垄断的直接反应是“令人宽慰的”，它并没有启动新的核计划，杜鲁门之所以做出研制氢弹的决定，主要是受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这一观点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事实上，当时美国决策者可以有三种选择：置之不理；与苏联进行谈判，谋求达成原子能的国际管制；研制破坏力更为强大的核武器，增加核武库的储存量，确保美国对苏联的绝对核优势。应当说，尽管苏联原子弹爆炸成功，当时尚不会对美国构成真正的威胁。苏联要研制出像美国B-29那样的可以投掷原子弹的远程轰炸机尚需时日，美国在今后相当一个时期仍然保持着对苏联的核优势。因而，苏联核爆炸对华盛顿造成的影响只是政治上和心理的，并非军事上的威胁，美国不必为此大动干戈，前两项选择或许更为恰当。但是，美国政府采取的却是第三种方案。之所以如此，固然有政治上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
早在1942年，利用核聚变制造氢弹(也称热核武器或“超级炸弹”)的可能性就得到了理论上的证明。当时美国将研制原子弹作为优先任务，对于氢弹并没有采取实际行动。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于1946年12月成立了原子能委员会，其主要职能是负责领导原子能领域内的全部研究、生产工作，同时还成立了一个由九名专家组成的顾问小组，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担任主席，负责向原子能委员会提供有关建议和意见。但是，鉴于战后初期美国独享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并未提上议事日程。
在美国政府内部，就是否进一步研制比原子弹更具威力的氢弹展开了激烈辩论。国务院顾问乔治·凯南几次提出备忘录，建议政府与苏联进行认真谈判，以达成原子能的国际管制。在他看来，美国立即研制比原子弹更具杀伤力的氢弹，必然导致本已对西方怀有猜忌、疑惧的克里姆林宫更加坚定地与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对抗的决心，促使苏联进一步发展核武器，并对美国在西欧、近东、地中海地区的盟友产生负面影响，因为这些国家将处在苏联的直接核威胁之下，成为苏联对付美国核优势的“人质”，这些国家很可能会走向中立主义。在给杜鲁门的一份长达70页的备忘录中，他正确地预言：在苏联拥有原子弹之际，美国决定研制更高一级的核武器，其结果必然导致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进而根本改变遏制战略赖以生存的基本原则。
事实上，就连国务卿艾奇逊也似乎主张暂缓发展氢弹，建议最好就氢弹规定一个18至24个月的延缓期，在此期间尽最大努力缓和国际局势，与苏联人达成有关原子能国际管制的协议。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再大力生产原子弹和氢弹。他向杜鲁门强调，如果美国在军事上对核武器的依赖与日俱增，那么美国在原子能问题上不可能取得国际合作的成功。
原子能委员会顾问小组的成员们认为，氢弹的研制虽然有成功的可能性，但是这项工作过于复杂，开支过于庞大，这将严重影响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在他们看来，大量小型和可以投送的原子弹比任何巨型武器更为实用，即使可以设法投送氢弹，适合它攻击的目标只有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鉴于此，“我们大家都希望想方设法地避免发展这种武器，我们都不愿看到美国率先开展这项行动。我们一致认为，目前倾注全力从事这种发展工作将是错误的”。不过，顾问小组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可以分为两派：以奥本海默为代表的多数派强调，研制氢弹的提议给人类带来极大的危险，其程度远远超过了发展氢弹造成的军事优势，“如果氢弹被使用，其破坏力根本无法得到限制，这种炸弹很可能成为一种灭绝人类的武器”，因此，“我们认为氢弹不应被研制出来”。而费米、拉比则认为，这种武器事实上具有无限的破坏力，无论是研制这种武器还是关于制造它的知识都是对全人类的威胁，无论怎样看这一武器都是一种邪恶的东西。他们建议：“美国总统有必要把我们的意见转告给美国的公众和整个世界：我们认为率先实施发展这项武器的计划犯了基本道德准则的错误。与此同时，应当请求世界各国同我们一道做出庄严的保证，不进行发展和制造这类武器的工作。如果各国做出了这种保证，那么即使不存在一个控制机构，一旦某个大国的研究工作发展到可以进行试验的高级阶段，它将会被有效的物理手段检测出来。这一点看来是很可能做到的。此外，我们还拥有自己的核武器库，我们有办法对生产和使用氢弹的行动进行充分的军事报复。”两者的区别在于，多数派主张无条件放弃研制这一武器，少数派则认为做出这一承诺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即苏联政府也必须同意这么做。但是，顾问小组的反对意见并没有对最高决策者产生多大影响，一些人甚至认为杜鲁门根本没有看到过这一报告。
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对于这一问题也存在争议，分裂成两派。该委员会主席利连撒尔等人反对在当时研制氢弹，认为美国的原子弹储备足够对苏联构成严重威慑，大力发展这种几乎具有无限毁灭力的武器将会使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疏远同美国的关系，使美国的声誉受到损害，并不能加强美国的总体力量。而以刘易斯·斯特劳斯、戈登·迪安为代表的另一部分人则要求立即着手制订试验计划。10月7日，斯特劳斯率先提出一份备忘录，认 为“为制造原子弹而多生产裂变材料”是不够的，“现在已经到了计划要有数额跃进的时候了，我们现在要抓紧研制氢弹，要像研制第一颗原子弹那样，投入相应的人力和财力，只有这样才能保持领先地位”。与此同时，他还找到索尔斯，重申氢弹的研制对于美国来说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1949年11月19日，杜鲁门指示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就氢弹研制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包括技术、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因素，并就美国是否应着手进行氢弹的发展和生产，以何种方式进行提出意见。
实际上，在美国政府内，越来越多的官员主张尽快研制氢弹。11月21日，国会两院原子能联合委员会主席麦克马洪对顾问小组的建议提出强烈批评，认为既然这种武器具有极大的威力，那么它在军事上肯定是不可缺少的，这种武器在军事上显然可以用于超大规模轰炸。他认为，在一次大规模轰炸和许多次小规模轰炸之间并没有一条“道德”界限，真正能够灭绝种族的武器是现代战争，而不是超级炸弹。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必须设想苏联已经在向前推进，“如果我们听任他们率先得到氢弹，大灾难可就真要出现了”。他认为，如果美国试图以放弃核武器来感化苏联，那只能说明美国并未从最近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验中吸取教训，不仅国会不会接受这一选择，而且美国民众也对此难以理解。毫无疑问，国会的态度对于杜鲁门政府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如果政府决定研制氢弹，则需要国会在财政预算审核时给予支持；如果放弃研制这一武器，则很可能会招致那些对苏强硬派议员的强烈不满，从而为政府的其他活动制造障碍。更为重要的是，鉴于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失败，此时的杜鲁门、艾奇逊正经受着来自国会和舆论的指责，在政治上处于守势，他们需要国会的合作和支持。
美国军方的态度非常明确。10月1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上书国防部长约翰逊，强调“在苏联获得原子武器的情况下，如果要求我们的核武器继续起到对战争的威慑作用，那就必须保持我们在核储备以及生产速度上的压倒优势”。23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在给约翰逊的备忘录中详陈了氢弹对于美国遏制苏联的军事价值，认为在和平时期氢弹可以作为一种重要的威慑力量，使得苏联不敢轻举妄动；而一旦发生战争，又可作为战略进攻武器，这使“任何基于社会、政治、道德原因而反对研制氢弹的理由显得是那么的不足为道”。他强调，“如果我们听任他们率先拥有氢弹而美国没有，这是不能容忍的”，“美国单独决定不研制氢弹根本不会阻止这种武器在其他地方的研制”，敦促国防部长要求杜鲁门尽快做出研制氢弹的决定。
在科学界，也有一些人极力主张尽快着手氢弹的研制工作，其代表人物是芝加哥大学的物理学家爱德华·特勒。他曾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率先开展有关氢弹的研究工作，并且在战后初期一直呼吁政府加强这一方面的研究。特勒在推动美国政府做出研制氢弹的决策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氢弹的研制过程中更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被誉为美国的“氢弹之父”。
11月25日，斯特劳斯上书杜鲁门，阐述了与麦克马洪和布雷德利相似的观点，认为“美国单方面放弃热核武器的研制，很容易导致苏联单方面拥有热核武器”，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自愿放弃对手完全有可能拥有的武器实在是不明智的。他批评国务院和原子能委员会所提议的有关通过谈判来实现原子能国际管制的想法“过于幼稚”，再次提议应尽快着手研制热核武器。
就在美国政府内部就氢弹的研制展开激烈争论的关键时刻，军方再次上书，向最高决策者施加影响。1950年1月13日，布雷德利提出一份长篇报告，全面阐述了拥有氢弹的军事意义、政治价值和心理价值，建议采取下列措施：(1)决定热核武器技术上的可行性作为最优先采取的行动；(2)发射热核武器所必需的军械和运载工具应同时开始研制，没有必要等到和热核武器的试验一起进行。这份报告使杜鲁门对于氢弹的研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9日，索尔斯向艾奇逊汇报说，杜鲁门认为这份报告有重大意义，并把该报告转发艾奇逊和利连撒尔，征询国务院和原子能委员会的意见。知悉杜鲁门赞成研制氢弹，艾奇逊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根据杜鲁门的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委员会于1月31日提出报告，建议：(1)杜鲁门应指示原子能委员会立即着手确定制造热核武器的技术可行性，研制工作的规模和速度由原子能委员会和国防部共同决定，发射热核武器所必需的军械和运载工具也应同时开始研制；(2)应指示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考虑到苏联研制热核武器能力的可能性，重新审查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特别强调，“苏联对这种武器的独占，不仅会给我们的军事态势，而且给我们的对外政策地位造成严重损害”。杜鲁门认为，既然苏联会研制这种武器，他别无选择，只得采取行动，仅用了七分钟会见的时间就批准了这份报告。他随后发表声明说，为了确保对付任何可能的“侵略者”，已指示原子能委员会继续研制包括氢弹在内的一切种类的核武器，并称这一工作是与美国寻求和平与安全这一总体目标相适应的。尽管科学界有些人反对，原子能委员会顾问小组的几名成员甚至决定辞职，但杜鲁门的这一决定还是赢得了国会和公众的普遍支持。几天后杜鲁门告诉他的助手说，就氢弹而言实际上没有决定可做，尽管没有人想使用这类武器，但美国必须拥有它，即使只是为了同苏联人讨价还价。不久，美国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立即全力发展氢弹，建议将此作为最为急迫的工作来完成。
3月9日，特别委员会在致杜鲁门的报告中表示，美国可以在1951年内进行氢弹装置的初步试验，如果初步试验成功，整个装置可能在1952年底准备好进行试验。翌日，杜鲁门签署命令，宣布氢弹的研制是最紧急的任务，要求加强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同时指示原子能委员会立即做出大量生产的计划。《纽约时报》评论说，在杜鲁门入主白宫以来发布的历次声明中，没有一次像这个声明这样立即赢得国会中各党派议员的普遍支持。
在做出这一重大决策的同时，美国政府也开始对国家安全政策进行重新审查，其结果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的产生。文件认为，苏联的军事实力已经对“自由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美国必须大力扩充军备，才能掌握冷战的主动权，遏制住苏联的扩张。文件要求在迅速扩充常规军备的同时，“要进一步提高核武器的数量和质量”，“如果苏联抢在美国之前发展了热核武器，那么整个自由世界面临的苏联压力将极大地增强，美国遭受攻击的危险也随之而增加；如果美国先于苏联发展热核武器，那么美国暂时有能力向苏联施加更多压力”。可见，在美国决策者看来，氢弹的研制成功与否，直接关系着美国的国家安全，率先研制氢弹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
三
美国研制氢弹的决定，是冷战升级的一个重要环节，给整个冷战时代带来深远影响，进一步加剧了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杜鲁门决定研制氢弹以后，又曾三次批准扩大核生产。1952年11月1日，美国在马绍尔群岛的一个小岛上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氢弹试验，它的当量是1040万吨梯恩梯，比在广岛投掷的原子弹的当量大1000倍。然而，就在美国试验氢弹仅仅9个月后，1953年8月8日，苏联领导人马林科夫宣布“美国再也垄断不了氢弹了”。4天后，苏联进行了第一次氢弹爆炸试验。1954年3月1日，美国又进行了氢弹试验，其中一枚的当量达到了1500万吨梯恩梯，且可以投掷，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核武器。1955年11月23日，苏联也试验出了一颗真正的氢弹，其研制方式与美国相同。美苏核军备竞赛愈演愈烈，一发而不可收拾，核武器的数量和性能都有了大幅度提高，最终达成了所谓的“恐怖平衡”。另一方面，鉴于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两国领导人都清醒地认识到，在一场核战争中不可能有胜利者，只能是两败俱伤，甚至是毁灭。因而，双方在使用这一问题上变得越来越谨慎，氢弹只不过是双方相互威慑的工具，其作用更多的是政治上和心理的，并没有实际的军事价值。
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的出台则为美国的冷战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对苏政策上，美国政府的态度越发强硬。与此相应，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也从有限遏制转向全面遏制。
[责任编辑：吴 丹]
[关键词]杜鲁门政府，苏联核试验，核军备竞赛
[中图分类号]K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10-0049-06
核武器的问世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极大地影响了冷战时期的大国关系。美苏两国竞相把核武器当作抗衡对手、追逐霸权的工具，使得核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并由此达成了所谓的“恐怖平衡”，严重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而1950年美国研制氢弹的决定，则是美苏核军备竞赛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标志着双方竞争的重大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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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初期，原子弹成为美苏关系中的一个非常微妙而又重要的因素。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认为，在许多部门，原子弹被人们看成能抵消苏联在欧洲大陆日益增长的影响的工具。他本人主张在原子能问题上同苏联进行接触和对话，拟定控制核武器的办法，认为美国如果利用这种武器来炫耀“我们的优势，只会使他们更加怀疑我们的目的与动机”。时任副国务卿的艾奇逊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警告说：苏联一定会竭尽全力去恢复因原子弹而造成的力量失衡；如果美国在原子能问题上坚持排斥政策，拒不让苏联分享核秘密，势必会进一步加剧美苏关系的紧张。但是杜鲁门决意继续单独垄断原子弹，并扩大原子弹的生产，以增加与苏联打交道的筹码。原子弹的巨大破坏力促使杜鲁门政府对苏联采取更为强硬态度，不断向其施加压力，迫使其在东欧、中东以及东亚问题上做出让步Ⅲ㈣。美国决策者对原子弹的垄断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自信，一直非常乐观地认为，苏联不可能很快制造出自己的核武器，可能需要5-15年的时间，甚至是20年的时间。1946年10月中央情报局提出评估报告，认为苏联要到1950年至1953年间才有可能制造出第一颗原子弹。1947年12月，原子能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人员根据“已知情报和苏联的科技能力”，确信苏联在1951年以前制造出原子弹的可能性非常小。1948年7月，中央情报局再次做出估计：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情报，苏联制造出其第一颗原子弹的最早日期可能是1950年中，但1953年中的可能性为最大。一直到1949年8月下旬，中央情报局依然坚持这一判断。最乐观的就数杜鲁门总统了，他坚信苏联人永远也不可能制造出原子弹。
事实证明，美国决策者的判断完全是错误的。就在美国开始研制原子弹之时，苏联科学家同样开始对原子能问题给予关注。从1943年开始，苏联情报部门陆续获得了其他国家研制原子弹的机密情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指示国防委员会组织有关部门实施苏联的原子能发展计划，并由核物理学家库尔恰托夫来具体负责。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苏联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击退德军的进攻，前线需要的是更多的枪支弹药，难以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原子能研究。同时，包括斯大林在内的一些高层领导和科学家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核裂变的巨大意义，认为，研制原子弹不是不可能，但至少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对于正在进行的战争没有什么意义。因而，从1943年至1945年，苏联在原子能研究方面进展缓慢。
1945年7月波茨坦会议期间，杜鲁门故意告诉斯大林说美国制造出一种全新的武器。斯大林听后表面上无动于衷，这令杜鲁门颇感失望，但实际上，斯大林急令苏联有关部门加快研究速度。这可以说是美国施展“原子外交”的开始。对此，斯大林表示，杜鲁门“企图向我们施压，原子弹的确给他撑了腰，可这种敲诈的伎俩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苏联绝不能容忍任何国家拥有对苏联的决定性优势。
原子弹在日本所造成的毁灭性破坏使苏联决策者充分认识到了原子弹的巨大威力。尽管斯大林等人在公开场合对原子弹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样子，说它只不过可以用来吓唬胆小者，但私下里认为“那是个非常有威力的东西”。1945年8月20日，斯大林召见库尔恰托夫，强调美国在广岛投掷原子弹震撼了整个世界，力量均势已经被破坏，指示他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制造出原子弹，使苏联“免受巨大的威胁”。斯大林决定，苏联的原子能计划应该享有特殊的地位，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秘密进行。据此，国防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原子弹研制的一切工作。在苏联领导人看来，美国投掷原子弹的真正目标不是日本，而是苏联，旨在向苏联施加压力。尽管苏联在战后初期面临着百废待兴、医治战争创伤的艰巨任务，研制原子弹仍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1946年1月25日，斯大林再次指示，研究工作要以“俄国的规模”进行，不能再花时间从事琐碎的研究，要求制定必要的措施以加速工作，扩大研究队伍的建设，吸引更多的科学家参加这一项目，并表示将提供最大限度的援助，改善科学家的物质和日常生活需求。苏联在研制原子弹方面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整个工作被纳入了军事体制，致使西方情报机构自始至终未能对苏联原子能计划的规模、进展情况等做出准确判断。
就在苏联研制原子弹的关键时刻，为了保持自己的核垄断地位，美国政府于1946年6月提出了建立国际原子能管制的“巴鲁克计划”。按照该计划，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原子能发展都要由一个国际原子能机构来进行管制；任何把核燃料用于武器研制的违约行为都将受到严惩；在该机构建立起管制后，所有国家应当停止原子弹的制造，对现有原子弹将按照有关规定加以处置；在原子能问题上任何国家都不具有否决权。尽管该计划得到了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赞同，苏联政府表示坚决反对，认为该计划不过是美国借以“维持它的原子垄断”和“窃取苏联军事机密”的一种工具。苏联驻联合国代表葛罗米柯提出，应当缔结一项国际协定，完全禁止拥有、生产和使用原子武器；缔约各国应承担如下义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使用核武器；禁止生产和保存这类武器；在该协议生效后三个月内销毁所有核武器的储备；缔约国宣布，任何对上述条款的破坏是对人类犯下最严重的国际罪行。如果接受苏联的这一建议，美国就要销毁自己所拥有的原子弹，这显然是美国政府不可能做到的。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美苏双方互不让步，致使刚刚开始的核军备控制谈判无果而终。7月，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比基尼岛进行了第二次原子弹试验，进一步增加了苏联的危机感。12月，苏联第一座原子反应堆投入运转。1947年1月，斯大林再次召见库尔恰托夫等人，要求在1948年务必研制出原子弹。经过努力，1949年8月29日，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美国垄断原子弹的时代宣告结束。
二
1949年9月3日，美国一架远距离侦察机在苏联境内收集到了放射性空气标本，随后，美国派出更多的飞机收集空气样品。情报部门和一个由专家组成的特别委员会经过认真的分析研究，确信在8月26日到29日间，苏联在亚洲大陆某处进行了核试验。这一消息不啻是对美国决策者的当头一棒，不少官员对此做出的第一反应是怀疑。杜鲁门的国家安全顾问索尔斯等人认为，这很可能是核反应堆爆炸引起的虚惊，而不是原子弹。国防部长约翰逊表示，无论苏联试验的是什么，反正不可能是原子弹。
令人困惑的是，美国政府习惯于制定各种各样的应急计划，以备不测，但对苏联原子弹的试验似乎缺乏足够的准备。其实，早在1945年，美国的一些科学家就曾预言，苏联将在1948—1950年间研制出原子弹。时任美国驻莫斯科使馆商务参赞的惠特尼在1945年12月写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汇报说：苏联一心要得到原子弹，为数不多的证据表明，这一工作将拥有绝对优先权，苏联将利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来研制原子弹，其他任何事情都要为此做出牺牲。但是，美国行政当局“似乎没有针对这种情况预先制定任何计划”，甚至根本没有预先加以考虑，“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国务院和国防部为此做过准备，或者认真考虑过这种情况”。尽管一些科学家认为苏联爆炸原子弹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但美国政府官员和科学界的普遍反应仍是震惊。
在其顾问的一再敦促下，杜鲁门于9月23日发表公开声明说，“我们所获得的证据表明，在过去的几个星期中，苏联进行了一次原子爆炸”。他还尽力降低苏联核爆炸的重要性，称“自从人类首次释放原子能以来，其他国家在这种新力量上的发展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我们过去一直就估计到这个可能性”。有的美国学者认为，华盛顿对于失去核垄断的直接反应是“令人宽慰的”，它并没有启动新的核计划，杜鲁门之所以做出研制氢弹的决定，主要是受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这一观点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事实上，当时美国决策者可以有三种选择：置之不理；与苏联进行谈判，谋求达成原子能的国际管制；研制破坏力更为强大的核武器，增加核武库的储存量，确保美国对苏联的绝对核优势。应当说，尽管苏联原子弹爆炸成功，当时尚不会对美国构成真正的威胁。苏联要研制出像美国B-29那样的可以投掷原子弹的远程轰炸机尚需时日，美国在今后相当一个时期仍然保持着对苏联的核优势。因而，苏联核爆炸对华盛顿造成的影响只是政治上和心理的，并非军事上的威胁，美国不必为此大动干戈，前两项选择或许更为恰当。但是，美国政府采取的却是第三种方案。之所以如此，固然有政治上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
早在1942年，利用核聚变制造氢弹(也称热核武器或“超级炸弹”)的可能性就得到了理论上的证明。当时美国将研制原子弹作为优先任务，对于氢弹并没有采取实际行动。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于1946年12月成立了原子能委员会，其主要职能是负责领导原子能领域内的全部研究、生产工作，同时还成立了一个由九名专家组成的顾问小组，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担任主席，负责向原子能委员会提供有关建议和意见。但是，鉴于战后初期美国独享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并未提上议事日程。
在美国政府内部，就是否进一步研制比原子弹更具威力的氢弹展开了激烈辩论。国务院顾问乔治·凯南几次提出备忘录，建议政府与苏联进行认真谈判，以达成原子能的国际管制。在他看来，美国立即研制比原子弹更具杀伤力的氢弹，必然导致本已对西方怀有猜忌、疑惧的克里姆林宫更加坚定地与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对抗的决心，促使苏联进一步发展核武器，并对美国在西欧、近东、地中海地区的盟友产生负面影响，因为这些国家将处在苏联的直接核威胁之下，成为苏联对付美国核优势的“人质”，这些国家很可能会走向中立主义。在给杜鲁门的一份长达70页的备忘录中，他正确地预言：在苏联拥有原子弹之际，美国决定研制更高一级的核武器，其结果必然导致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进而根本改变遏制战略赖以生存的基本原则。
事实上，就连国务卿艾奇逊也似乎主张暂缓发展氢弹，建议最好就氢弹规定一个18至24个月的延缓期，在此期间尽最大努力缓和国际局势，与苏联人达成有关原子能国际管制的协议。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再大力生产原子弹和氢弹。他向杜鲁门强调，如果美国在军事上对核武器的依赖与日俱增，那么美国在原子能问题上不可能取得国际合作的成功。
原子能委员会顾问小组的成员们认为，氢弹的研制虽然有成功的可能性，但是这项工作过于复杂，开支过于庞大，这将严重影响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在他们看来，大量小型和可以投送的原子弹比任何巨型武器更为实用，即使可以设法投送氢弹，适合它攻击的目标只有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鉴于此，“我们大家都希望想方设法地避免发展这种武器，我们都不愿看到美国率先开展这项行动。我们一致认为，目前倾注全力从事这种发展工作将是错误的”。不过，顾问小组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可以分为两派：以奥本海默为代表的多数派强调，研制氢弹的提议给人类带来极大的危险，其程度远远超过了发展氢弹造成的军事优势，“如果氢弹被使用，其破坏力根本无法得到限制，这种炸弹很可能成为一种灭绝人类的武器”，因此，“我们认为氢弹不应被研制出来”。而费米、拉比则认为，这种武器事实上具有无限的破坏力，无论是研制这种武器还是关于制造它的知识都是对全人类的威胁，无论怎样看这一武器都是一种邪恶的东西。他们建议：“美国总统有必要把我们的意见转告给美国的公众和整个世界：我们认为率先实施发展这项武器的计划犯了基本道德准则的错误。与此同时，应当请求世界各国同我们一道做出庄严的保证，不进行发展和制造这类武器的工作。如果各国做出了这种保证，那么即使不存在一个控制机构，一旦某个大国的研究工作发展到可以进行试验的高级阶段，它将会被有效的物理手段检测出来。这一点看来是很可能做到的。此外，我们还拥有自己的核武器库，我们有办法对生产和使用氢弹的行动进行充分的军事报复。”两者的区别在于，多数派主张无条件放弃研制这一武器，少数派则认为做出这一承诺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即苏联政府也必须同意这么做。但是，顾问小组的反对意见并没有对最高决策者产生多大影响，一些人甚至认为杜鲁门根本没有看到过这一报告。
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对于这一问题也存在争议，分裂成两派。该委员会主席利连撒尔等人反对在当时研制氢弹，认为美国的原子弹储备足够对苏联构成严重威慑，大力发展这种几乎具有无限毁灭力的武器将会使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疏远同美国的关系，使美国的声誉受到损害，并不能加强美国的总体力量。而以刘易斯·斯特劳斯、戈登·迪安为代表的另一部分人则要求立即着手制订试验计划。10月7日，斯特劳斯率先提出一份备忘录，认 为“为制造原子弹而多生产裂变材料”是不够的，“现在已经到了计划要有数额跃进的时候了，我们现在要抓紧研制氢弹，要像研制第一颗原子弹那样，投入相应的人力和财力，只有这样才能保持领先地位”。与此同时，他还找到索尔斯，重申氢弹的研制对于美国来说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1949年11月19日，杜鲁门指示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就氢弹研制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包括技术、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因素，并就美国是否应着手进行氢弹的发展和生产，以何种方式进行提出意见。
实际上，在美国政府内，越来越多的官员主张尽快研制氢弹。11月21日，国会两院原子能联合委员会主席麦克马洪对顾问小组的建议提出强烈批评，认为既然这种武器具有极大的威力，那么它在军事上肯定是不可缺少的，这种武器在军事上显然可以用于超大规模轰炸。他认为，在一次大规模轰炸和许多次小规模轰炸之间并没有一条“道德”界限，真正能够灭绝种族的武器是现代战争，而不是超级炸弹。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必须设想苏联已经在向前推进，“如果我们听任他们率先得到氢弹，大灾难可就真要出现了”。他认为，如果美国试图以放弃核武器来感化苏联，那只能说明美国并未从最近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验中吸取教训，不仅国会不会接受这一选择，而且美国民众也对此难以理解。毫无疑问，国会的态度对于杜鲁门政府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如果政府决定研制氢弹，则需要国会在财政预算审核时给予支持；如果放弃研制这一武器，则很可能会招致那些对苏强硬派议员的强烈不满，从而为政府的其他活动制造障碍。更为重要的是，鉴于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失败，此时的杜鲁门、艾奇逊正经受着来自国会和舆论的指责，在政治上处于守势，他们需要国会的合作和支持。
美国军方的态度非常明确。10月1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上书国防部长约翰逊，强调“在苏联获得原子武器的情况下，如果要求我们的核武器继续起到对战争的威慑作用，那就必须保持我们在核储备以及生产速度上的压倒优势”。23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在给约翰逊的备忘录中详陈了氢弹对于美国遏制苏联的军事价值，认为在和平时期氢弹可以作为一种重要的威慑力量，使得苏联不敢轻举妄动；而一旦发生战争，又可作为战略进攻武器，这使“任何基于社会、政治、道德原因而反对研制氢弹的理由显得是那么的不足为道”。他强调，“如果我们听任他们率先拥有氢弹而美国没有，这是不能容忍的”，“美国单独决定不研制氢弹根本不会阻止这种武器在其他地方的研制”，敦促国防部长要求杜鲁门尽快做出研制氢弹的决定。
在科学界，也有一些人极力主张尽快着手氢弹的研制工作，其代表人物是芝加哥大学的物理学家爱德华·特勒。他曾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率先开展有关氢弹的研究工作，并且在战后初期一直呼吁政府加强这一方面的研究。特勒在推动美国政府做出研制氢弹的决策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氢弹的研制过程中更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被誉为美国的“氢弹之父”。
11月25日，斯特劳斯上书杜鲁门，阐述了与麦克马洪和布雷德利相似的观点，认为“美国单方面放弃热核武器的研制，很容易导致苏联单方面拥有热核武器”，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自愿放弃对手完全有可能拥有的武器实在是不明智的。他批评国务院和原子能委员会所提议的有关通过谈判来实现原子能国际管制的想法“过于幼稚”，再次提议应尽快着手研制热核武器。
就在美国政府内部就氢弹的研制展开激烈争论的关键时刻，军方再次上书，向最高决策者施加影响。1950年1月13日，布雷德利提出一份长篇报告，全面阐述了拥有氢弹的军事意义、政治价值和心理价值，建议采取下列措施：(1)决定热核武器技术上的可行性作为最优先采取的行动；(2)发射热核武器所必需的军械和运载工具应同时开始研制，没有必要等到和热核武器的试验一起进行。这份报告使杜鲁门对于氢弹的研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9日，索尔斯向艾奇逊汇报说，杜鲁门认为这份报告有重大意义，并把该报告转发艾奇逊和利连撒尔，征询国务院和原子能委员会的意见。知悉杜鲁门赞成研制氢弹，艾奇逊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根据杜鲁门的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委员会于1月31日提出报告，建议：(1)杜鲁门应指示原子能委员会立即着手确定制造热核武器的技术可行性，研制工作的规模和速度由原子能委员会和国防部共同决定，发射热核武器所必需的军械和运载工具也应同时开始研制；(2)应指示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考虑到苏联研制热核武器能力的可能性，重新审查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特别强调，“苏联对这种武器的独占，不仅会给我们的军事态势，而且给我们的对外政策地位造成严重损害”。杜鲁门认为，既然苏联会研制这种武器，他别无选择，只得采取行动，仅用了七分钟会见的时间就批准了这份报告。他随后发表声明说，为了确保对付任何可能的“侵略者”，已指示原子能委员会继续研制包括氢弹在内的一切种类的核武器，并称这一工作是与美国寻求和平与安全这一总体目标相适应的。尽管科学界有些人反对，原子能委员会顾问小组的几名成员甚至决定辞职，但杜鲁门的这一决定还是赢得了国会和公众的普遍支持。几天后杜鲁门告诉他的助手说，就氢弹而言实际上没有决定可做，尽管没有人想使用这类武器，但美国必须拥有它，即使只是为了同苏联人讨价还价。不久，美国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立即全力发展氢弹，建议将此作为最为急迫的工作来完成。
3月9日，特别委员会在致杜鲁门的报告中表示，美国可以在1951年内进行氢弹装置的初步试验，如果初步试验成功，整个装置可能在1952年底准备好进行试验。翌日，杜鲁门签署命令，宣布氢弹的研制是最紧急的任务，要求加强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同时指示原子能委员会立即做出大量生产的计划。《纽约时报》评论说，在杜鲁门入主白宫以来发布的历次声明中，没有一次像这个声明这样立即赢得国会中各党派议员的普遍支持。
在做出这一重大决策的同时，美国政府也开始对国家安全政策进行重新审查，其结果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的产生。文件认为，苏联的军事实力已经对“自由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美国必须大力扩充军备，才能掌握冷战的主动权，遏制住苏联的扩张。文件要求在迅速扩充常规军备的同时，“要进一步提高核武器的数量和质量”，“如果苏联抢在美国之前发展了热核武器，那么整个自由世界面临的苏联压力将极大地增强，美国遭受攻击的危险也随之而增加；如果美国先于苏联发展热核武器，那么美国暂时有能力向苏联施加更多压力”。可见，在美国决策者看来，氢弹的研制成功与否，直接关系着美国的国家安全，率先研制氢弹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
三
美国研制氢弹的决定，是冷战升级的一个重要环节，给整个冷战时代带来深远影响，进一步加剧了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杜鲁门决定研制氢弹以后，又曾三次批准扩大核生产。1952年11月1日，美国在马绍尔群岛的一个小岛上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氢弹试验，它的当量是1040万吨梯恩梯，比在广岛投掷的原子弹的当量大1000倍。然而，就在美国试验氢弹仅仅9个月后，1953年8月8日，苏联领导人马林科夫宣布“美国再也垄断不了氢弹了”。4天后，苏联进行了第一次氢弹爆炸试验。1954年3月1日，美国又进行了氢弹试验，其中一枚的当量达到了1500万吨梯恩梯，且可以投掷，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核武器。1955年11月23日，苏联也试验出了一颗真正的氢弹，其研制方式与美国相同。美苏核军备竞赛愈演愈烈，一发而不可收拾，核武器的数量和性能都有了大幅度提高，最终达成了所谓的“恐怖平衡”。另一方面，鉴于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两国领导人都清醒地认识到，在一场核战争中不可能有胜利者，只能是两败俱伤，甚至是毁灭。因而，双方在使用这一问题上变得越来越谨慎，氢弹只不过是双方相互威慑的工具，其作用更多的是政治上和心理的，并没有实际的军事价值。
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的出台则为美国的冷战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对苏政策上，美国政府的态度越发强硬。与此相应，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也从有限遏制转向全面遏制。
[责任编辑：吴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