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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31日,吉林省长春中级法院一审认定前“吉林首富”范日旭共五宗罪:合同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欺诈发行债券罪、虚报注册资本罪以及单位行贿罪,并判处其无期徒刑,处罚金357万元。范日旭最终走到这一步,既是偶然,但更有其必然性。
海南发迹终成大鳄
范日旭无疑是个资本天才。早在1988年,海南正式设省,涌向海南“淘金”的群体中就有他,可见其当时绝对具备闯劲。而范日旭的第一笔生意也充满智慧,他与当地一名老妇签下无本协议:租下6间平房不支付租金,6年后归还24间房。拿到租房合同后,范日旭在平房上面加盖三层,房子变成24间,6年收租金80万元,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桶金。
而其成立出租车公司,更加体现了他经商的智慧。当他看见海南主要的马路上还没有出租车,且公交车也不发达时,就想到做一个出租车公司。他先找到市政府说,我为你建设出租车系统,不要你一分钱投资。市政府大喜。那是一个唯投资者意志是从的时代,于是市政府问,需要何等政策。他说我只要你出文同意就可以了。他再拿着批文去找车。正好北方有个车厂,引进的日本车型卖不出去。他对车厂说,他需要多少车做出租车,他多少时间付钱。于是,一个是无钱投资的政府,一个是卖不掉产品的国企,就这么被空手套白狼的他搞定了。当然,他通过出租车公司实现了巨大的盈利。
范日旭的经商天赋不单纯局限在这种实体经济领域,更表现在资本市场。在整个中国对资本市场还比较陌生的时候,他就通过坐庄炒作深市纺织板块,为其带来数百万元的收入。1990年年初,范日旭回到长春。当时许多企业对上市并不了解,范日旭选择的第一个出手对象是自己的第一个工作单位——长春缝纫机厂,该厂后来归属于吉林省轻工业进出口公司。后者经改造于1993年年底上市,并由范日旭实际控制。
而后,范日旭凭借自己的天赋和孤注一掷的风格, 最终成为第一批在资本市场兴风作浪的高手。最巅峰的时候,他坐拥吉林轻工、北方五环、厦门国泰3家上市公司及圈内知名的泛亚信托。有人曾经说过,“如果中国有成熟的股票交易、债券交易、期货交易、衍生金融产品的交易、完善的对冲机制交易,范日旭一定是索罗斯这样级别的高手。”
豪赌身家资金断裂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资本市场上长袖善舞的范日旭和他的泛亚系,最终也栽在了资本市场上。祸根源于与长春市政府的合作。
1992年,长春市政府到海南招商引资,找到了范日旭。当时的吉林省体育馆修建于建国前日据时期,已经破败。吉林为在1999年召开第九届全国冬运会,硬件设施必须达标。在时任长春市市长米凤君的牵头商定下,范日旭投资2亿元,长春市政府出5块地,以这5块地开发的滚动利润来支持建设体育场。这个签订于1993年6月18日的协议,后来被称为“6•18协议”。应该说,这个协议中用土地换建设的方式,在当时也是一种融资方式的创新。
对于擅长于四两拨千斤的范日旭而言,感觉到这个项目的巨大利益。于是,为完成这个项目范日旭将全部身家押上,支出达12亿元。这笔资金包括:以北方五环的股权和五环休闲中心做抵押,从当地四大国有银行贷款近3亿元;从自己关联企业和朋友的几十个企业中借款5-6亿元;此外还有2亿余元的债券,由其旗下的长顺公司、白山航空发行。
但悲剧就此产生,在范日旭修建长春体育馆期间。随着政府的换届,1998年11月与2001年1月,“6•18协议”发生两次变动。第二次变动中,长春市体委与长春市规划局规定,范日旭控制的长顺公司位于人民大街的土地20年内不宜开发。此前的2000年,体育场已交付使用,长春市政府未能如约提供土地。这种变化最终造成范日旭的下属企业的资金链断裂。并最终导致范日旭和吉林方面为了破解资金困局,而进行的数次发行的债券无法全额兑付,并由此引发危机。而在这次审判中,1999年3月至2001年4月间,范日旭利用白山航空为发债主体,由泛亚信托代理发行,4次发行企业债券,共计1.9亿元人民币被长春市中级法院认定为欺诈发行债券。
当然,最终将范日旭推下悬崖的也不单纯只有长春体育馆的建设,更有银通证券筹集的最终夭折。从范日旭曾经提出“中兴信托、焦作信托需要关闭,泛亚信托的证券部存在遗留问题,可将3家公司捆在一起,设立银通证券”。但在2005年,证监会发现银通证券股东试图虚假出资,此后又发现泛亚信托、中兴信托、焦作信托3家公司之间相互资金调拨,挪用大额资金、业务违规等问题。2005年10月,央行紧急叫停泛亚信托托管中兴信托与焦作信托,证监会明确表示对筹建中的银通证券停批。2006年2月,东海证券全面托管银通证券营业部,焦作信托与中兴信托已经成立清算组,在全面清算后将进入破产程序。这最终让范日旭在资本市场中的继续玩空手道失去了平台。
诚信审慎基业长久
范日旭从草根崛起到资本大鳄,再到走进监狱,很多地方值得企业界借鉴。就范日旭的泛亚系而言,最值得借鉴的教训在于两个方面。
首先,在和政府合作过程中,不按照法律的规则进行,而默许一种在非规范状态下进行交易,最终吃了哑巴亏。范日旭被判欺诈发行债券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是在1998年,吉林省政府曾陷入债权风波。政府为了防止事态不断的扩大,时任吉林省计委的财政金融处处长高应昆给范日旭签发了6千万发债批准书,由泛亚信托公司发行,以收拾残局。而范日旭当时也面临着资金的困境。但这本来就极不规范,最终变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同时,在与长春市合作进行体育馆的建设过程中,范日旭低估了政策变化的风险性。最终导致自己的资金链出现问题,在发债融资过程中出现危机,将自己给赔了进去,成了模糊政企合作关系的牺牲者。所以说与政府合作,需要有非常清晰的法律关系作为基础。即使有些资源不能得到利用,有些利益不能获得,也是值得的。
其次,过于陶醉于资本市场运作,而完全将实体经济抛弃,最终成了无源之水。范日旭在控制多家上市公司期间,出发点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过入主上市公司,然后以关联交易、对外投资等方式套取上市公司资金,将公司搞烂搞垮后再转手卖出,获利出局,压根就没有想好好经营好上市公司,通过上市公司的主业,实体经济来发展壮大。这种行为短时间内也许可以收获暴利,但时间长了,必然会被打回原型。所以,当自身资金链出现问题,当银通证券这个平台被阻挡,其走向灭亡就成为了必然。
作者为北京大学人力资本研究所研究员
海南发迹终成大鳄
范日旭无疑是个资本天才。早在1988年,海南正式设省,涌向海南“淘金”的群体中就有他,可见其当时绝对具备闯劲。而范日旭的第一笔生意也充满智慧,他与当地一名老妇签下无本协议:租下6间平房不支付租金,6年后归还24间房。拿到租房合同后,范日旭在平房上面加盖三层,房子变成24间,6年收租金80万元,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桶金。
而其成立出租车公司,更加体现了他经商的智慧。当他看见海南主要的马路上还没有出租车,且公交车也不发达时,就想到做一个出租车公司。他先找到市政府说,我为你建设出租车系统,不要你一分钱投资。市政府大喜。那是一个唯投资者意志是从的时代,于是市政府问,需要何等政策。他说我只要你出文同意就可以了。他再拿着批文去找车。正好北方有个车厂,引进的日本车型卖不出去。他对车厂说,他需要多少车做出租车,他多少时间付钱。于是,一个是无钱投资的政府,一个是卖不掉产品的国企,就这么被空手套白狼的他搞定了。当然,他通过出租车公司实现了巨大的盈利。
范日旭的经商天赋不单纯局限在这种实体经济领域,更表现在资本市场。在整个中国对资本市场还比较陌生的时候,他就通过坐庄炒作深市纺织板块,为其带来数百万元的收入。1990年年初,范日旭回到长春。当时许多企业对上市并不了解,范日旭选择的第一个出手对象是自己的第一个工作单位——长春缝纫机厂,该厂后来归属于吉林省轻工业进出口公司。后者经改造于1993年年底上市,并由范日旭实际控制。
而后,范日旭凭借自己的天赋和孤注一掷的风格, 最终成为第一批在资本市场兴风作浪的高手。最巅峰的时候,他坐拥吉林轻工、北方五环、厦门国泰3家上市公司及圈内知名的泛亚信托。有人曾经说过,“如果中国有成熟的股票交易、债券交易、期货交易、衍生金融产品的交易、完善的对冲机制交易,范日旭一定是索罗斯这样级别的高手。”
豪赌身家资金断裂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资本市场上长袖善舞的范日旭和他的泛亚系,最终也栽在了资本市场上。祸根源于与长春市政府的合作。
1992年,长春市政府到海南招商引资,找到了范日旭。当时的吉林省体育馆修建于建国前日据时期,已经破败。吉林为在1999年召开第九届全国冬运会,硬件设施必须达标。在时任长春市市长米凤君的牵头商定下,范日旭投资2亿元,长春市政府出5块地,以这5块地开发的滚动利润来支持建设体育场。这个签订于1993年6月18日的协议,后来被称为“6•18协议”。应该说,这个协议中用土地换建设的方式,在当时也是一种融资方式的创新。
对于擅长于四两拨千斤的范日旭而言,感觉到这个项目的巨大利益。于是,为完成这个项目范日旭将全部身家押上,支出达12亿元。这笔资金包括:以北方五环的股权和五环休闲中心做抵押,从当地四大国有银行贷款近3亿元;从自己关联企业和朋友的几十个企业中借款5-6亿元;此外还有2亿余元的债券,由其旗下的长顺公司、白山航空发行。
但悲剧就此产生,在范日旭修建长春体育馆期间。随着政府的换届,1998年11月与2001年1月,“6•18协议”发生两次变动。第二次变动中,长春市体委与长春市规划局规定,范日旭控制的长顺公司位于人民大街的土地20年内不宜开发。此前的2000年,体育场已交付使用,长春市政府未能如约提供土地。这种变化最终造成范日旭的下属企业的资金链断裂。并最终导致范日旭和吉林方面为了破解资金困局,而进行的数次发行的债券无法全额兑付,并由此引发危机。而在这次审判中,1999年3月至2001年4月间,范日旭利用白山航空为发债主体,由泛亚信托代理发行,4次发行企业债券,共计1.9亿元人民币被长春市中级法院认定为欺诈发行债券。
当然,最终将范日旭推下悬崖的也不单纯只有长春体育馆的建设,更有银通证券筹集的最终夭折。从范日旭曾经提出“中兴信托、焦作信托需要关闭,泛亚信托的证券部存在遗留问题,可将3家公司捆在一起,设立银通证券”。但在2005年,证监会发现银通证券股东试图虚假出资,此后又发现泛亚信托、中兴信托、焦作信托3家公司之间相互资金调拨,挪用大额资金、业务违规等问题。2005年10月,央行紧急叫停泛亚信托托管中兴信托与焦作信托,证监会明确表示对筹建中的银通证券停批。2006年2月,东海证券全面托管银通证券营业部,焦作信托与中兴信托已经成立清算组,在全面清算后将进入破产程序。这最终让范日旭在资本市场中的继续玩空手道失去了平台。
诚信审慎基业长久
范日旭从草根崛起到资本大鳄,再到走进监狱,很多地方值得企业界借鉴。就范日旭的泛亚系而言,最值得借鉴的教训在于两个方面。
首先,在和政府合作过程中,不按照法律的规则进行,而默许一种在非规范状态下进行交易,最终吃了哑巴亏。范日旭被判欺诈发行债券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是在1998年,吉林省政府曾陷入债权风波。政府为了防止事态不断的扩大,时任吉林省计委的财政金融处处长高应昆给范日旭签发了6千万发债批准书,由泛亚信托公司发行,以收拾残局。而范日旭当时也面临着资金的困境。但这本来就极不规范,最终变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同时,在与长春市合作进行体育馆的建设过程中,范日旭低估了政策变化的风险性。最终导致自己的资金链出现问题,在发债融资过程中出现危机,将自己给赔了进去,成了模糊政企合作关系的牺牲者。所以说与政府合作,需要有非常清晰的法律关系作为基础。即使有些资源不能得到利用,有些利益不能获得,也是值得的。
其次,过于陶醉于资本市场运作,而完全将实体经济抛弃,最终成了无源之水。范日旭在控制多家上市公司期间,出发点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过入主上市公司,然后以关联交易、对外投资等方式套取上市公司资金,将公司搞烂搞垮后再转手卖出,获利出局,压根就没有想好好经营好上市公司,通过上市公司的主业,实体经济来发展壮大。这种行为短时间内也许可以收获暴利,但时间长了,必然会被打回原型。所以,当自身资金链出现问题,当银通证券这个平台被阻挡,其走向灭亡就成为了必然。
作者为北京大学人力资本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