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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课题在藤田昌久（Masahisa Fujita）和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所建立的“空间经济学模型”基础上加入制度变量等因素，对影响环北部湾经济圈（广西）——南北钦防城市群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认为，财政支出在南北钦防城市化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目前当地政府的财政支出尚处于较低水平，因此政府应加大对本市重点企业的投资力度（或加大优惠政策），以加快形成本市企业集群，促进本市城市化发展；鉴于南宁、北海两市本地企业的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于经济发展，因此两市还应集中力量促进本地企业向高级化方向转型；最后，南北钦防四市应积极促进本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以促进外资对本地区城市化的发展。
关键词：环北部湾；南北钦防城市群；企业集聚；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4-0023-05
引言
2004年5月，越南总理潘文凯访华时向中国总理温家宝提出了中越两国共同开展“两廊一圈”建设的战略设想，即“南宁—谅山—河内—海防”经济走廊、“昆明—老街—河内—海防”经济走廊和环北部湾经济圈。现阶段，相对于环渤海湾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而言，环北部湾经济合作圈目前已作为中国第四大经济合作圈提出，它有着其独特的地理优势与发展模式。
从区域位置来看，环北部湾经济圈位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前沿位置，是中国西南经济圈、华南经济圈、东盟经济圈三大经济圈的连接地，也是 CEPA（即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泛珠三角(粤、闽、赣、桂、琼、湘、川、云、贵、港、澳)区域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四大区域合作的交汇点。因此，其所具有的区位优势决定它将是21世纪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和最具活力的新的城市群经济增长带。而相对于北部湾其他区段而言，广西经济区地缘条件独特，是中国走向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桥头堡。因此，为进一步有效整合广西区内的资源，提升中心城市竞争力和区域间的开发与合作，2006年广西区政府提出了以构建南宁市为核心的“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四市共同组成的环北部湾沿海城市群的战略构想。南北钦防是广西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程度最高的四个城市，这种区域内的紧密联系将无疑会加强广西区域内的企业集聚与分工趋势，增加城市凝聚力，更有助于广西区域增长极经济的形成。
目前，在城市群构建的理论以及实践中，企业集聚是促进一个地区城市凝聚力及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虽然南北钦防四市企业集群发展较快，但总体上企业发展水平偏低，主要集中于食品加工、建材、制药以及轻化工业等传统产业；如南宁和北海的电子信息、生物工程等企业集群才刚起步，规模还较小；资本与高科技结合的企业集群，如冶炼、机械、汽车制造业等企业集群还比较缺乏。因此，这在长期将不利于广西利用环北部湾经济圈发展的重要机遇，承接泛珠三角及东盟国家的产业转移，提升广西区内的企业集群的结构与水平。为实现环北部湾（广西）南北钦防城市群的构建设想，实现通过城市群的构建提升四市城市化水平并进一步增加城市的凝聚力与产业发展水平，本研究试图用藤田昌久和克鲁格曼在2000年所建立的“空间经济学模型”基础上，加入制度、企业集聚、对外开放等因素对影响环北部湾经济圈（广西）——南北钦防城市群城市化发展的贡献进行实证分析，试图探索出进一步深化与提升南北钦防城市群企业集聚的轨迹以及城市化发展的路径，以促进广西南北钦防城市群城市化的发展。
一、企业集聚、制度演进与城市化发展的相关性理论分析
以往关于城市问题的研究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城市的形成和出现主要是规模经济、需求多样化、集聚经济和信息共享等因素的结果。如亨得森（Henderson，1974）认为，许多城市地区的出现是因为得益于大规模活动所带来的优势——规模收益递增（IRTS），规模收益递增意味着随着产出的增加，生产的平均成本将趋于下降，由此产生的内部规模经济将引导企业的生产集中于一个或几个位置，这样大量的活动集聚（Cluster）在一起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生产地，从而伴随着大量的人口不断涌向该地而最终形成城市。克鲁格曼（Paul Krugman，1993）认为，由于在某一地区存在着可以利用的工人和各种各样的专业人才，因而这就大大减少了企业的人才搜寻成本，与此同时，共享投入能产生千差万别的消费商品，从而不断带来企业和人口的聚集。杨小凯等（Yang and Rice，1994）认为，分工的深分是企业集聚进而产生城市的内在原因；市场会自发形成分层的城市结构和合理的城市规模；城市的规模与分层取决于分工的水平和交易效率。
然而在这里，我们更关心的是：人们和企业的决策和行为究竟在怎样影响着人口的集聚和非农业经济活动的集聚？我们周围的集聚活动尤其是企业的集聚活动究竟又是在怎样影响着整个城市的变化和发展？
综合目前新空间经济学关于城市体系问题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藤田昌久（Masahisa Fujita）和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1999年建立的“分级的城市体系演化模型”（The Model of Evolution of a Hierarchical Urban System）和2000年提出的“空间经济学模型”（A Formal Model of a Spatial Economy）在整个城市经济的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与位置。他们的结论主要有以下三点：（1）企业集聚通过改变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状态而影响和改变城市的人口规模和产业构成；（2）企业集聚通过改变产品市场的状态而影响和改变城市的经济结构特征；（3）企业集聚行为将导致城市规模和空间结构特征的同时改变，并进一步影响城市总人口的规模。以上藤田昌久和克鲁格曼关于城市问题的研究不仅奠定了新空间经济学的理论基石，而且也使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焕然一新。
但需要指出的是，他们的研究是在纯市场条件下即忽略制度因素作用下进行的。我们知道，在企业集聚与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制度的作用和影响不容忽视。而且，在现实世界中作为市场价格补充手段的制度因素在城市发展中常常表现出比市场因素更为强大的作用力。例如，美国独立后，得益于制度创新和产权保护，从而使得美国的企业迅速发展，使一个几乎没有工业基础的国家只用了一百年的时间就把自己打造成了世界头号工业强国，并实现了城市化；而新中国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为“制度变迁的第一主体”的推动下，仅仅用了二十余年的时间就建成和发展了一大批西方国家用上百年才发展起来的现代化城市。制度因素在企业集聚和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可见一斑。因此，我们要想从根本上揭示企业集聚和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还必须要加入制度因素进行分析和研究。也即是说，一个地区的城市化发展实际上是处于一个由企业、个人和政府三元主体参与的城市经济之中，在这个三元城市经济中，企业、个人和政府部门在追求各自利益或效用最大化过程中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共同决定了一个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如果以U代表城市化，那么城市化函数可以表示为如下形式：
U=F（企业、个人、政府）
为了揭示环北部湾（广西）南北钦防城市群城市化发展的内在动因和规律，我们有必要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借助于反映这一地区企业集聚与城市发展的重要指标和反映政府政策与行政干预等制度性因素的重要指标，对南北钦防城市群城市化发展和演变进行实证分析。
二、指标的选取与样本说明
（一）指标的选取依据
为全面考察企业集聚和城市化的发展变化，在反映企业集聚的指标中，我们既选择使用反映企业发展水平的工业化率指标，也选择能具体反映企业集聚演变的企业集中度指标；在反映城市发展指标中，我们选择使用综合反映城市发展程度的城市化指标；关于反映政府政策与行政干预等制度性因素的指标，考虑到一个城市所处市场的完善程度直接影响着一个城市微观经济的运行，而市场完善程度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纯市场因素的作用，另一方面则突出反映着政府政策和体制改革、制度改进的重要影响，因此，我们设定市场开放度指标来主要反映政府政策和体制改革对企业集聚和城市发展的影响；最后，由于中国目前情况下，城市公共设施等市政基础环境的改善一般依赖于政府行政规划和财政投入，因此主要是政府行政力量的结果，同时，城市公共设施等市政基础环境的改善既影响着城市的发展又影响着企业的集聚行为，因此我们设定了政策支持度指标来综合反映政府行政干预的影响。
（二）指标的具体说明及符号
1.工业化率（industry）。指工业总产值占总GDP的比例，该比例越大说明工业化水平越高，企业发展的综合水平越高。
2.企业集中度（enterprise）。指市区工业总产值与辖区工业总产值之比，该比值越大说明在某一个城市的企业集聚程度越强，反之较弱。
3.城市化率（city）。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该指标反映了城市发展水平的高低。
4.市场开放度（open）。由于追逐利润的外资总是流向最具市场引力和投资回报的区域，因此，一个区域实际利用外资的程度和效率直接反映着该区域的市场程度和政策环境的变化，为便于本文研究，市场开放度指标用实际利用外资占GDP的比重来进行衡量，市场开放度越大说明其体制改革的力度越大。
5.政策支持度（government）。根据上文界定，政策支持度指标主要反映政府财政干预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因而最好用政府投资占城市GDP的比重来进行衡量，但由于数据可获得性的缘故，政府投资没有可以利用的连续数据，因此，为便于研究和不失代表性，本文用预算内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来衡量这一指标。
显然，在上面指标中，工业化率是综合反映市场和制度因素作用的指标；企业集中度是主要反映市场因素作用的指标；市场开放度是主要反映市场完善程度的指标；政策支持度是主要反映政府干预即规范因素作用的指标；由于城市化率是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因而也应归于主要反映制度因素作用的指标。
（三）样本说明
本文的样本城市主要选取环北部湾广西区内的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四个城市为分析对象，样本数据主要取自1990—2004年共十五年的城市辖区总人口、市区人口、城市辖区GDP、城市地区工业总产值和市区工业总产值、城市预算内财政支出、城市实际利用外资额（根据当年汇率由美元单位换算为人民币）等逐年数据，上述指标则根据以上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三、环北部湾南北钦防城市群企业集聚、制度演进与城市化发展的实证分析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北钦防城市群企业集聚、制度演进与城市化发展的变化轨迹
从工业化率、企业集中度、政策支持度、市场开放度、城市化率指标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北钦防城市群的企业集聚和城市发展大致呈现如下变化特点（见图1、图2、图3、图4）：①
图1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宁市企业聚集度与城市化发展的变化轨迹
1.从城市化指标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北钦防四市的城市化发展滞后，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而在四个城市里，防城港市与钦州市的城市化水平相对较高。防城港市的城市化率指标从1993—1995年的0.7降低到1996—2004年的0.6，城市化发展水平有所下降；而钦州市的城市化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0—1992），指标值基本维持在1左右，称之为起步阶段，第二阶段（1993—1995）指标值迅速下降，称之为迅速回落阶段，第三阶段（1996—2004）称之为稳定阶段，以后城市化率基本维持在0.4的水平；南宁市的城市发展基本呈平缓趋势，保持在0.4～0.5的水平；北海市的城市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90—1994），指标值基本维持在0.2左右，称之为起步阶段；第二阶段（1995—2004）指标值基本维持在0.4左右，称之为稳步发展阶段。
图2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海市企业聚集度与城市化发展的变化轨迹
2.从工业化指标来看，除了防城港市工业化率自2001年大幅上升以外，其余三个城市工业化率基本都是呈现比较低的发展水平，表明企业的发展水平不高，高级化程度有待于提升。其中，南宁市的工业化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90—1999），指标值逐渐变小，称之为回落阶段；第二阶段（2000—2004），指标值基本维持不变，称之为稳定阶段。北海市的工业化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0—1999），指标值逐渐变小，称之为回落阶段；第二阶段（2001—2004），在2000年发生了一次比较明显的上升后在2001年转为下降，此后一直维持在0.4的发展水平；钦州市的工业化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阶段（1990—1999），指标值逐渐变小，在1999年进入到最低谷后，在第二阶段（2000—2004），指标值开始转向上升，称之为加速发展阶段；防城港市的工业化发展发生了比较大的波动，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1990—1995），指标值快速增加，称之为起步阶段，第二阶段（1996—2000），指标值缓慢下降，并表现出起伏，称之为回落调整阶段；第三阶段（2001—2004），指标值快速回复增长，称之为高速发展阶段。
图320世纪90年代以来钦州市企业聚集度与城市化发展的变化轨迹
3.从企业集中度指标来看，南宁市企业集中度与北海市企业集中度呈现基本稳定状态，指标值分别围绕在0.8与0.6上下浮动；钦州市企业集中度在1993年经历了一次比较大的下降，此后指标值围绕在0.5上下浮动；防城港市企业集中度指标与工业化率发展趋势基本一致。也相应地经历了起步（1990—1995），调整（1996—2000），高速发展（2001—2004）三个阶段，最后指标值上升到0.9附近。
图420世纪90年代以来防城港市企业聚集度与城市化发展的变化轨迹
4.除了北海市在1993—1995年经济过热，外资大量投入以外，其余城市的市场开放度都表现过低的水平。此外，南北钦防四市的政策支持度指标也一直维持在低水平徘徊。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北钦防城市群城市化发展因素的计量检验
进一步以城市化率为因变量，以工业化率、企业集中度、政策支持度、市场开放度为自变量建立下列线性回归方程：
Cityt=C+α×Industryt+β×Enterpriset+γ×Governmentt+
ξ×Open+εt
利用上述方程，我们分别用南宁市、北海市、钦州市、防城港市的数据分别进行回归，结果（见表1）：
首先，回归结果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北钦防四市当地政府的政策支持对南北钦防四市城市化发展的作用均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其中，当地政府政策对南宁市和防城港市的城市化发展均表现较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当地政府的政策对北海市和钦州市的城市化发展却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抑制作用；其次，企业集中度对北海市和钦州市的城市化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南宁市的城市化发展起到较小的抑制作用；第三，工业化发展对钦州市的城市化发展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对南宁市和北海市的城市化发展起到较弱的抑制作用；第四，市场的开放度对北海市的城市化发展起到较小的抑制作用，而对其他三个城市的城市化发展影响不大。
结论与政策建议
首先，本文通过修正目前关于新空间经济学关于城市体系问题的相关理论，认为一个地区的城市化发展不仅仅依赖于当地的企业与个人，而且当地政府的政策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地企业的发展水平越高（工业化率越高），企业越密集（企业集中度越高），那么该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就越高；另外，政府的政策主要是通过完善该地区的市场以及引导该地区的投资方向与力度来影响该地区的城市化发展的，如果政府缩减投资或者投资方向失误都有可能导致该地区的城市化发展产生停滞甚至倒退的现象。
其次，本文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对 20世纪90年代以来环北部湾地区—南北钦防城市群的城市化发展路径进行了实证分析后，指出：
1.南北钦防城市群的城市化发展总体呈现出以下特征：钦州、防城港和北海市的城市化率除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分别经历一次比较明显的下降与上升以外，其余年份南北钦防城市群的城市化发展基本维持不变，特别地，南宁市、北海市与钦州市的城市化水平尚具有较大提升潜力。
2.南北钦防四市中政府财政支出的力度还很低，政策支持度指数基本围绕在0.1～0.2水平上下波动；而在南北钦防四市通过方程显著性检验的变量中，政策支持度变量在所有变量中对本市城市化水平的影响程度最大，因此从实证上证实了制度变量（政策支持度）是影响本地区城市化发展中至关重要的变量之一；其中，对于南宁市和防城港市而言，当地政府财政支出对本市的城市化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而对于北海市和钦州市而言，政府财政支出对本市的城市化发展起到了抑制性作用，这是因为政府的财政支出水平不足，财政支出增长幅度要低于城市发展的增长幅度，而且政府的财政支出也并没有主要投向使非城市人口向城市人口转移的产业，而是投向了房地产项目；另外，我们从回归结果中看到，北海、钦州两市的企业集聚程度越强，则越能促进本市的城市化发展，因此，两市政府应积极加大并转移本市的财政支出项目，把投资转向到本市的重点企业，以加快形成本市的企业集群，促进本市城市化的发展。
3.钦州市的工业化发展对本市的城市化的发展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南宁市、北海市当地的工业化发展对本市的城市化发展起到了较弱的抑制作用。原因可能在于本地企业的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于经济发展，不利于农业劳动力人口向城市转移，因此当地政府应集中力量实现本地企业向高级化方向转型。
4.对外开放度对南北钦防各市的城市化的发展影响相对都不大。原因在于各市对于对外招商引资工作不够重视，各市实际利用外资水平还很低，还不足以对本市经济产生较大影响。
参考文献：
[1]Fujita M，Krugman P，Mori T，1999，“On the Evolution of Hierarchical Urban Systems”，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3: 209-251.
[2]Henderson，J.V.，1974，“The Size and types of citi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64:640-656.
[3]Krugman，Paul，1993，“First nature，second nature and metropolitan location”，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Vol.3，129-144.
[4]Masahisa Fujita，Paul Krugman，and Anthony J.Venables “The Spatial Economy”，Cambridge，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2000.
[5]Yang，X.，and Rice，R.1994，“An equilibrium model endogenizing the emergence of a dual structure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sectors”，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Vol.35:346-368.
[6]王红霞.企业集聚与城市发展的制度分析——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发展的路径探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Firm Cluster、Institution Evolvement and Urban Development Analysis
——A Study on Beibu Gulf Economic Rim
RAO Peng1，MA Chang-gang2，MENG Ying-hua3
（1.Guangxi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gal and Trade， Nanning530000，China；
2.NanningJuniorTeachers College， Nanning 532400，China；3.Shanghai Lixin University ofCommerce，Shanghai201620，China）
Abstract：On the theory basis of the“A Formal Model of a Spatial Economy”，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path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urban development on the Beibu Gulf Economic Rim.Besides industrialization and economic openness，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institutional factor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that affects the urban development on the Beibu Gulf Economic Rim.So the government should invest more in fostering the emergence of Firm Cluster to develop local urban development.
Key words:beibu gulf economic rim；firm cluster；urban development；institution
[责任编辑 吴高君]
关键词：环北部湾；南北钦防城市群；企业集聚；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4-0023-05
引言
2004年5月，越南总理潘文凯访华时向中国总理温家宝提出了中越两国共同开展“两廊一圈”建设的战略设想，即“南宁—谅山—河内—海防”经济走廊、“昆明—老街—河内—海防”经济走廊和环北部湾经济圈。现阶段，相对于环渤海湾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而言，环北部湾经济合作圈目前已作为中国第四大经济合作圈提出，它有着其独特的地理优势与发展模式。
从区域位置来看，环北部湾经济圈位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前沿位置，是中国西南经济圈、华南经济圈、东盟经济圈三大经济圈的连接地，也是 CEPA（即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泛珠三角(粤、闽、赣、桂、琼、湘、川、云、贵、港、澳)区域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四大区域合作的交汇点。因此，其所具有的区位优势决定它将是21世纪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和最具活力的新的城市群经济增长带。而相对于北部湾其他区段而言，广西经济区地缘条件独特，是中国走向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桥头堡。因此，为进一步有效整合广西区内的资源，提升中心城市竞争力和区域间的开发与合作，2006年广西区政府提出了以构建南宁市为核心的“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四市共同组成的环北部湾沿海城市群的战略构想。南北钦防是广西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程度最高的四个城市，这种区域内的紧密联系将无疑会加强广西区域内的企业集聚与分工趋势，增加城市凝聚力，更有助于广西区域增长极经济的形成。
目前，在城市群构建的理论以及实践中，企业集聚是促进一个地区城市凝聚力及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虽然南北钦防四市企业集群发展较快，但总体上企业发展水平偏低，主要集中于食品加工、建材、制药以及轻化工业等传统产业；如南宁和北海的电子信息、生物工程等企业集群才刚起步，规模还较小；资本与高科技结合的企业集群，如冶炼、机械、汽车制造业等企业集群还比较缺乏。因此，这在长期将不利于广西利用环北部湾经济圈发展的重要机遇，承接泛珠三角及东盟国家的产业转移，提升广西区内的企业集群的结构与水平。为实现环北部湾（广西）南北钦防城市群的构建设想，实现通过城市群的构建提升四市城市化水平并进一步增加城市的凝聚力与产业发展水平，本研究试图用藤田昌久和克鲁格曼在2000年所建立的“空间经济学模型”基础上，加入制度、企业集聚、对外开放等因素对影响环北部湾经济圈（广西）——南北钦防城市群城市化发展的贡献进行实证分析，试图探索出进一步深化与提升南北钦防城市群企业集聚的轨迹以及城市化发展的路径，以促进广西南北钦防城市群城市化的发展。
一、企业集聚、制度演进与城市化发展的相关性理论分析
以往关于城市问题的研究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城市的形成和出现主要是规模经济、需求多样化、集聚经济和信息共享等因素的结果。如亨得森（Henderson，1974）认为，许多城市地区的出现是因为得益于大规模活动所带来的优势——规模收益递增（IRTS），规模收益递增意味着随着产出的增加，生产的平均成本将趋于下降，由此产生的内部规模经济将引导企业的生产集中于一个或几个位置，这样大量的活动集聚（Cluster）在一起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生产地，从而伴随着大量的人口不断涌向该地而最终形成城市。克鲁格曼（Paul Krugman，1993）认为，由于在某一地区存在着可以利用的工人和各种各样的专业人才，因而这就大大减少了企业的人才搜寻成本，与此同时，共享投入能产生千差万别的消费商品，从而不断带来企业和人口的聚集。杨小凯等（Yang and Rice，1994）认为，分工的深分是企业集聚进而产生城市的内在原因；市场会自发形成分层的城市结构和合理的城市规模；城市的规模与分层取决于分工的水平和交易效率。
然而在这里，我们更关心的是：人们和企业的决策和行为究竟在怎样影响着人口的集聚和非农业经济活动的集聚？我们周围的集聚活动尤其是企业的集聚活动究竟又是在怎样影响着整个城市的变化和发展？
综合目前新空间经济学关于城市体系问题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藤田昌久（Masahisa Fujita）和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1999年建立的“分级的城市体系演化模型”（The Model of Evolution of a Hierarchical Urban System）和2000年提出的“空间经济学模型”（A Formal Model of a Spatial Economy）在整个城市经济的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与位置。他们的结论主要有以下三点：（1）企业集聚通过改变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状态而影响和改变城市的人口规模和产业构成；（2）企业集聚通过改变产品市场的状态而影响和改变城市的经济结构特征；（3）企业集聚行为将导致城市规模和空间结构特征的同时改变，并进一步影响城市总人口的规模。以上藤田昌久和克鲁格曼关于城市问题的研究不仅奠定了新空间经济学的理论基石，而且也使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焕然一新。
但需要指出的是，他们的研究是在纯市场条件下即忽略制度因素作用下进行的。我们知道，在企业集聚与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制度的作用和影响不容忽视。而且，在现实世界中作为市场价格补充手段的制度因素在城市发展中常常表现出比市场因素更为强大的作用力。例如，美国独立后，得益于制度创新和产权保护，从而使得美国的企业迅速发展，使一个几乎没有工业基础的国家只用了一百年的时间就把自己打造成了世界头号工业强国，并实现了城市化；而新中国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为“制度变迁的第一主体”的推动下，仅仅用了二十余年的时间就建成和发展了一大批西方国家用上百年才发展起来的现代化城市。制度因素在企业集聚和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可见一斑。因此，我们要想从根本上揭示企业集聚和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还必须要加入制度因素进行分析和研究。也即是说，一个地区的城市化发展实际上是处于一个由企业、个人和政府三元主体参与的城市经济之中，在这个三元城市经济中，企业、个人和政府部门在追求各自利益或效用最大化过程中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共同决定了一个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如果以U代表城市化，那么城市化函数可以表示为如下形式：
U=F（企业、个人、政府）
为了揭示环北部湾（广西）南北钦防城市群城市化发展的内在动因和规律，我们有必要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借助于反映这一地区企业集聚与城市发展的重要指标和反映政府政策与行政干预等制度性因素的重要指标，对南北钦防城市群城市化发展和演变进行实证分析。
二、指标的选取与样本说明
（一）指标的选取依据
为全面考察企业集聚和城市化的发展变化，在反映企业集聚的指标中，我们既选择使用反映企业发展水平的工业化率指标，也选择能具体反映企业集聚演变的企业集中度指标；在反映城市发展指标中，我们选择使用综合反映城市发展程度的城市化指标；关于反映政府政策与行政干预等制度性因素的指标，考虑到一个城市所处市场的完善程度直接影响着一个城市微观经济的运行，而市场完善程度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纯市场因素的作用，另一方面则突出反映着政府政策和体制改革、制度改进的重要影响，因此，我们设定市场开放度指标来主要反映政府政策和体制改革对企业集聚和城市发展的影响；最后，由于中国目前情况下，城市公共设施等市政基础环境的改善一般依赖于政府行政规划和财政投入，因此主要是政府行政力量的结果，同时，城市公共设施等市政基础环境的改善既影响着城市的发展又影响着企业的集聚行为，因此我们设定了政策支持度指标来综合反映政府行政干预的影响。
（二）指标的具体说明及符号
1.工业化率（industry）。指工业总产值占总GDP的比例，该比例越大说明工业化水平越高，企业发展的综合水平越高。
2.企业集中度（enterprise）。指市区工业总产值与辖区工业总产值之比，该比值越大说明在某一个城市的企业集聚程度越强，反之较弱。
3.城市化率（city）。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该指标反映了城市发展水平的高低。
4.市场开放度（open）。由于追逐利润的外资总是流向最具市场引力和投资回报的区域，因此，一个区域实际利用外资的程度和效率直接反映着该区域的市场程度和政策环境的变化，为便于本文研究，市场开放度指标用实际利用外资占GDP的比重来进行衡量，市场开放度越大说明其体制改革的力度越大。
5.政策支持度（government）。根据上文界定，政策支持度指标主要反映政府财政干预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因而最好用政府投资占城市GDP的比重来进行衡量，但由于数据可获得性的缘故，政府投资没有可以利用的连续数据，因此，为便于研究和不失代表性，本文用预算内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来衡量这一指标。
显然，在上面指标中，工业化率是综合反映市场和制度因素作用的指标；企业集中度是主要反映市场因素作用的指标；市场开放度是主要反映市场完善程度的指标；政策支持度是主要反映政府干预即规范因素作用的指标；由于城市化率是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因而也应归于主要反映制度因素作用的指标。
（三）样本说明
本文的样本城市主要选取环北部湾广西区内的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四个城市为分析对象，样本数据主要取自1990—2004年共十五年的城市辖区总人口、市区人口、城市辖区GDP、城市地区工业总产值和市区工业总产值、城市预算内财政支出、城市实际利用外资额（根据当年汇率由美元单位换算为人民币）等逐年数据，上述指标则根据以上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三、环北部湾南北钦防城市群企业集聚、制度演进与城市化发展的实证分析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北钦防城市群企业集聚、制度演进与城市化发展的变化轨迹
从工业化率、企业集中度、政策支持度、市场开放度、城市化率指标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北钦防城市群的企业集聚和城市发展大致呈现如下变化特点（见图1、图2、图3、图4）：①
图1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宁市企业聚集度与城市化发展的变化轨迹
1.从城市化指标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北钦防四市的城市化发展滞后，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而在四个城市里，防城港市与钦州市的城市化水平相对较高。防城港市的城市化率指标从1993—1995年的0.7降低到1996—2004年的0.6，城市化发展水平有所下降；而钦州市的城市化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0—1992），指标值基本维持在1左右，称之为起步阶段，第二阶段（1993—1995）指标值迅速下降，称之为迅速回落阶段，第三阶段（1996—2004）称之为稳定阶段，以后城市化率基本维持在0.4的水平；南宁市的城市发展基本呈平缓趋势，保持在0.4～0.5的水平；北海市的城市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90—1994），指标值基本维持在0.2左右，称之为起步阶段；第二阶段（1995—2004）指标值基本维持在0.4左右，称之为稳步发展阶段。
图2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海市企业聚集度与城市化发展的变化轨迹
2.从工业化指标来看，除了防城港市工业化率自2001年大幅上升以外，其余三个城市工业化率基本都是呈现比较低的发展水平，表明企业的发展水平不高，高级化程度有待于提升。其中，南宁市的工业化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90—1999），指标值逐渐变小，称之为回落阶段；第二阶段（2000—2004），指标值基本维持不变，称之为稳定阶段。北海市的工业化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0—1999），指标值逐渐变小，称之为回落阶段；第二阶段（2001—2004），在2000年发生了一次比较明显的上升后在2001年转为下降，此后一直维持在0.4的发展水平；钦州市的工业化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阶段（1990—1999），指标值逐渐变小，在1999年进入到最低谷后，在第二阶段（2000—2004），指标值开始转向上升，称之为加速发展阶段；防城港市的工业化发展发生了比较大的波动，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1990—1995），指标值快速增加，称之为起步阶段，第二阶段（1996—2000），指标值缓慢下降，并表现出起伏，称之为回落调整阶段；第三阶段（2001—2004），指标值快速回复增长，称之为高速发展阶段。
图320世纪90年代以来钦州市企业聚集度与城市化发展的变化轨迹
3.从企业集中度指标来看，南宁市企业集中度与北海市企业集中度呈现基本稳定状态，指标值分别围绕在0.8与0.6上下浮动；钦州市企业集中度在1993年经历了一次比较大的下降，此后指标值围绕在0.5上下浮动；防城港市企业集中度指标与工业化率发展趋势基本一致。也相应地经历了起步（1990—1995），调整（1996—2000），高速发展（2001—2004）三个阶段，最后指标值上升到0.9附近。
图420世纪90年代以来防城港市企业聚集度与城市化发展的变化轨迹
4.除了北海市在1993—1995年经济过热，外资大量投入以外，其余城市的市场开放度都表现过低的水平。此外，南北钦防四市的政策支持度指标也一直维持在低水平徘徊。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北钦防城市群城市化发展因素的计量检验
进一步以城市化率为因变量，以工业化率、企业集中度、政策支持度、市场开放度为自变量建立下列线性回归方程：
Cityt=C+α×Industryt+β×Enterpriset+γ×Governmentt+
ξ×Open+εt
利用上述方程，我们分别用南宁市、北海市、钦州市、防城港市的数据分别进行回归，结果（见表1）：
首先，回归结果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北钦防四市当地政府的政策支持对南北钦防四市城市化发展的作用均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其中，当地政府政策对南宁市和防城港市的城市化发展均表现较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当地政府的政策对北海市和钦州市的城市化发展却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抑制作用；其次，企业集中度对北海市和钦州市的城市化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南宁市的城市化发展起到较小的抑制作用；第三，工业化发展对钦州市的城市化发展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对南宁市和北海市的城市化发展起到较弱的抑制作用；第四，市场的开放度对北海市的城市化发展起到较小的抑制作用，而对其他三个城市的城市化发展影响不大。
结论与政策建议
首先，本文通过修正目前关于新空间经济学关于城市体系问题的相关理论，认为一个地区的城市化发展不仅仅依赖于当地的企业与个人，而且当地政府的政策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地企业的发展水平越高（工业化率越高），企业越密集（企业集中度越高），那么该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就越高；另外，政府的政策主要是通过完善该地区的市场以及引导该地区的投资方向与力度来影响该地区的城市化发展的，如果政府缩减投资或者投资方向失误都有可能导致该地区的城市化发展产生停滞甚至倒退的现象。
其次，本文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对 20世纪90年代以来环北部湾地区—南北钦防城市群的城市化发展路径进行了实证分析后，指出：
1.南北钦防城市群的城市化发展总体呈现出以下特征：钦州、防城港和北海市的城市化率除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分别经历一次比较明显的下降与上升以外，其余年份南北钦防城市群的城市化发展基本维持不变，特别地，南宁市、北海市与钦州市的城市化水平尚具有较大提升潜力。
2.南北钦防四市中政府财政支出的力度还很低，政策支持度指数基本围绕在0.1～0.2水平上下波动；而在南北钦防四市通过方程显著性检验的变量中，政策支持度变量在所有变量中对本市城市化水平的影响程度最大，因此从实证上证实了制度变量（政策支持度）是影响本地区城市化发展中至关重要的变量之一；其中，对于南宁市和防城港市而言，当地政府财政支出对本市的城市化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而对于北海市和钦州市而言，政府财政支出对本市的城市化发展起到了抑制性作用，这是因为政府的财政支出水平不足，财政支出增长幅度要低于城市发展的增长幅度，而且政府的财政支出也并没有主要投向使非城市人口向城市人口转移的产业，而是投向了房地产项目；另外，我们从回归结果中看到，北海、钦州两市的企业集聚程度越强，则越能促进本市的城市化发展，因此，两市政府应积极加大并转移本市的财政支出项目，把投资转向到本市的重点企业，以加快形成本市的企业集群，促进本市城市化的发展。
3.钦州市的工业化发展对本市的城市化的发展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南宁市、北海市当地的工业化发展对本市的城市化发展起到了较弱的抑制作用。原因可能在于本地企业的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于经济发展，不利于农业劳动力人口向城市转移，因此当地政府应集中力量实现本地企业向高级化方向转型。
4.对外开放度对南北钦防各市的城市化的发展影响相对都不大。原因在于各市对于对外招商引资工作不够重视，各市实际利用外资水平还很低，还不足以对本市经济产生较大影响。
参考文献：
[1]Fujita M，Krugman P，Mori T，1999，“On the Evolution of Hierarchical Urban Systems”，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3: 209-251.
[2]Henderson，J.V.，1974，“The Size and types of citi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64:640-656.
[3]Krugman，Paul，1993，“First nature，second nature and metropolitan location”，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Vol.3，129-144.
[4]Masahisa Fujita，Paul Krugman，and Anthony J.Venables “The Spatial Economy”，Cambridge，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2000.
[5]Yang，X.，and Rice，R.1994，“An equilibrium model endogenizing the emergence of a dual structure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sectors”，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Vol.35:346-368.
[6]王红霞.企业集聚与城市发展的制度分析——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发展的路径探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Firm Cluster、Institution Evolvement and Urban Development Analysis
——A Study on Beibu Gulf Economic Rim
RAO Peng1，MA Chang-gang2，MENG Ying-hua3
（1.Guangxi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gal and Trade， Nanning530000，China；
2.NanningJuniorTeachers College， Nanning 532400，China；3.Shanghai Lixin University ofCommerce，Shanghai201620，China）
Abstract：On the theory basis of the“A Formal Model of a Spatial Economy”，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path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urban development on the Beibu Gulf Economic Rim.Besides industrialization and economic openness，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institutional factor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that affects the urban development on the Beibu Gulf Economic Rim.So the government should invest more in fostering the emergence of Firm Cluster to develop local urban development.
Key words:beibu gulf economic rim；firm cluster；urban development；institution
[责任编辑 吴高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