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开基同志是我的老领导，他虽然已离开我们近20年，但他的音容笑貌却时时在我的脑海里浮现，他高尚的思想情操使我心存永念。两年前，就听开基的孩子们说要给父亲立传，我非常赞同，鼓励他们一定要把这件事办好，以使他们及更多的后人了解学习继承刘开基同志的宝贵精神财富和优良革命传统。现在，《公仆刘开基》即将出版，我欣然接受请求为之作序，以表示我对刘开基同志的怀念和敬仰之情。
　　抗战初期，刘开基同志在太岳地区，我在晋绥地区。我俩虽处两个地区，但他的事迹早已闻名遐迩。他从小家境贫困，幼年拣破烂、卖豆芽，稍大些又扛长工、赶马车，饱尝了生活的辛酸。在那风雨如晦的年代，他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参加了牺盟会，开始了漫长的不朽旅程。在革命的熏陶中，他从一个善良纯朴的山里娃逐步锻炼成长为中共沁源县委书记。在党中央和太岳区党委的领导下，他率领全县人民投入艰苦卓绝的“沁源围困战”，针锋相对地与日寇展开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斗争，围困敌人两年半，彻底粉碎了日寇推行的所谓“山岳剿共实验区”的阴谋，取得了斗争胜利。后来，我看到《解放日报》上发表题为《向沁源军民致敬》的社论，获悉他领导的沁源县受到党中央的鼓励和表扬，被誉为“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敌后抗战中模范典型之一”，他也因此被授予“抗日模范县委书记”称号，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光荣地出席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更让人羡慕的是他竟幸运地与周恩来同志编为一个小组，亲耳聆听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教诲，亲身经历周恩来同志手把手教写生字、修改文章的幸福时刻。当时，我真为他高兴和自豪。
　　解放战争时期，刘开基同志担任了太岳一地委书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当时，解放区的主要任务是围绕革命战争，全面开展土改、整党运动，尽快发展生产，积极组织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支援前线，争取早日解放全中国。他没有被重担压弯身腰，更没有被一时殊荣冲昏头脑，他依然不忘自己是太岳山的儿子，他的脐带是那样血肉相连地系着父老乡亲。尤其是在土改运动中，他坚持深入农村、深入农民，亲自宣传讲解政策，具体进行发动和指导，确保了土改运动的顺利开展。
　　1949年10月，刘开基同志担任汾阳地委书记，我担任汾阳团地委书记。他是我的上级，我们直接的交往和联系就是从这时开始。他比我长十几岁，和蔼可亲、为人厚道，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坦诚直爽、艰苦朴素，具有儒雅宽厚的人品和长者的风范。以后，他调太原市委和省委工作，直到他担任省级领导，我们还经常来往。虽共事不多，但却能心心相印，感情很深。1966年，我调北京工作。在“文革”后期我们都重新出来工作后，他来北京开会之余，我们还经常见面。1981年我又回到山西省委工作，这时刘开基同志早已罹疾卧床。1983年2月，我担任省委书记后，逢年过节去看望他，帮助解决一些生活和医疗方面的实际困难。他十分关心和支持省委的工作，每次总是紧拉着我的手，殷切希望我们新一届省委领导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刘开基同志一生有20余年主管山西的农业工作。他对山西农业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山西老百姓永远不会忘记他。他基本上跑遍了全省的山山水水，对全省的地理条件、自然概貌、风霜雨露都十分熟悉。山西的农业建设工程，他不仅参与决策，而且多次到现场指挥和检查。大至汾河水库、文峪河水库、天桥电站及数十万亩的灌渠，小至月岭山水库、郭庄水库、禹门口提水站及打井工地；大到山阴牛场、朔县马场、方山种羊场的兴建，小到文水县开栅村的一个种子培育基地，都洒下了他的汗水。同时，他特别注重学习，只要是工作之余便抓紧时间学习一切有用的文化知识，不断充实提高，使他逐步成为山西农业工作的专家，成为基层干部和群众熟悉的“刘省长”，曾被周恩来总理及全国政协副主席、水利部部长钱正英赞誉为“农业专家”、“水利战将”。
　　刘开基同志在关键时刻总是身先士卒、以身作则，每逢艰巨任务，他都要亲临现场，亲自上阵，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与群众共安危。
　　1958年冬开始修建汾河水库时，他担任总指挥。根据当时落后而简陋的施工方法，他大胆提出并采用“水中倒土筑坝”的施工方法。这种方法苏联使用过，但坝高都是30米以下，建坝高60米的水库，在世界上还没有先例。水库工程遇到了“上马”、 “下马”之争。在关键时刻，他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对工程设计反复进行审查和论证，对保证工程质量和汛期前达到坝高40米做出了肯定回答。在省委常委会议上，他向省委保证：“如果7月1日前建坝不达40米，挡不住洪流，我将随洪而去，以死向山西父老谢罪。”这些掷地有声的语话，感动得与会同志流下了泪水。
　　在文峪河水库建设中，遇到了地质条件复杂的困难。他经常在工地上日以继夜、通宵达旦地工作。1960年，施工中曾不幸发生大坝滑坡，他亲自站在坝上指挥抢险，被从坝坡上直冲而来的一辆拉土平车撞倒，轧断三根肋骨，手术后伤口久不愈合，经医生再三诊断，判定主要是由于长期疲劳乏力所致。多么好的同志，多么好的领导，多么名符其实的公仆呀！
　　刘开基同志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工作，重要决策之前，他总是深入到实际中去、到群众中去，认真调查研究，直接掌握第一手材料，取得发言權。他说领导的责任是出主意，主意要从群众中来，只有从群众中来的主意才能到群众中实践。他讲话作报告言之有理、论之有据。许多同志说，听刘开基省长讲话津津有味，以理服人。他每年坚持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农田水利工地参加劳动、调查研究，发现群众在生产实践中创造的新经验、新办法、新技术，通过研究论证，在全省条件适宜的地方推广普及。
　　刘开基同志在生活上和家庭问题上非常严格要求自己，从不以权谋私，从不搞特殊化，一身正气，廉洁奉公。他对那些讲排场摆阔气、铺张浪费的现象，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他下乡检查工作，不管到哪里，交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诉接待人员，安排生活从简，不准大吃大喝。许多时候主动去公共食堂同职工一齐排队吃便餐。他从不收受下面送来的礼品，偶然老家乡亲带来一些土特产，他态度很坚决，凡能退回原物的一定要退回原物，不能退回原物就按价补钱，从不客气、从不含糊。他家孩子多，每月工资赶不上趟，生活十分清淡，但他从不伸手要求组织照顾，更不允许身边的工作人员通过“后门”买东西。宁肯趁星期天领着孩子到郊外挖野菜、采榆钱，也不搞特殊化。他严禁家里人坐公车、吃公饭、用公家东西。对于孩子们，他始终要求靠本事考学校，毕业后自觉到基层锻炼。他的八个子女曾有五个下乡务农，三个参军和当工人。就在他患病失语几年后，仍坐着轮椅回到故乡沁源县，看望当年在一块儿打“围困战”的战友和乡亲。乡亲们奔走相告，纷纷拥来，追忆往事，倾诉衷肠。这是人民的回报，那情那景令人感奋不已!
　　刘开基同志为人正直刚强、襟怀坦白，爱憎分明、对党忠诚不二，不畏邪恶权势、不阿谀奉承。“文革”初期，他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一样遭到批判、围攻和揪斗，受尽折磨摧残。但他敢于讲自己的心里话，敢于坚持正确见解。在造反派对山西省委“夺权”后，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赴京向国务院汇报，后被“红卫兵”抓回太原，关入监狱一年之久。但他始终坚信马列主义，坚信党和人民，对革命充满必胜的信心。周恩来总理得知他入狱的消息后，多次指示驻军对他予以保护。1968年6月他恢复工作后，担任了省革委会生产组副组长兼农林水利局主任。
　　刘开基同志心系群众，时刻把群众的需要和冷暖挂在心上。当年调任汾阳工作时，为了丰富当地群众的文化生活，即把沁源绿茵剧团调至汾阳，并亲自安排剧团到农村体验生活，指导编排新戏，演出了不少群众喜闻乐见的好节目;多年主管农业工作，也使他比别人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百姓，所到之处便和当地劳模及普通群众拉家常、话发展，和老百姓结下了深厚感情。直至他成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之后，家中还是“谈笑有鸿儒、往来多白丁”，许多当年结识的普通群众，因为生活困难找到他，他就留他们在家里吃住，并尽自己所能给予帮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家中常年住着一位董老人，许多人以为是他的亲威，但谁能想到实际上是当年一位为革命工作做出过贡献的普通老人。
　　开基同志，三晋山水有情，当知你一生建功立业为国为民；山西人民有意，留下你高风亮节永远启迪后人!
　　（作者曾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本文为《公仆刘开基》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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