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是新闻界的前辈杨继绳先生的作品，我怀着景仰的心情阅读了此书，这倒不因为我是业内的晚辈，而是因为对书中上世纪60年代大饥荒真相的敬畏。
　　杨继绳说书名原打算叫“天堂之路”，后改为“墓碑”。“墓碑”大致有四重意思：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饥荒中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第三，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问题立下墓碑；第四，为个人不确定的未来立墓碑，从个体的苦难体验，到集体的苦难反思，他奉献出这方黝黑沉重的墓碑，今天的我们可以通过它去探寻那并不遥远的真相。
　　
　　关于这段历史，我早前看过杨显惠先生的《定西孤儿院纪事》，这位杨先生刻画之惨烈曾让我多夜不曾入眠，作为一个80后生人，我完全没有关于饥饿的记忆，更无法想象吃白鹭屎、观音土甚至粪蛆充饥。只是依稀记得孩提时代听过老辈人零碎地提过那些忍饥挨饿的故事，这对于说者是一种痛苦的反刍，对于听者也是粗浅的悲哀。多数人都选择性地遗忘和忽略，直到这本《墓碑》的横空出世，它有30页是参考文献的目录。
　　无论是书中作者的亲生经历还是采访所得，如果不是基于偏见或者囿于利益，恐怕没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尽管是那样泣血和阴森的真相。前十四章是杨先生调查十多个省市获取的关于1959～1961年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民生状况，无论是天府之国的四川，还是天下粮仓的吉林，或者燕赵之地、齐鲁之乡都免不了饿殍遍野的灭顶之灾，尤其是死亡人数和死亡过程的描绘惨不忍睹 后十四章是杨先生综合各方史料，对于饥荒发生的原因进行的分析，他认为饥荒不在于自然灾害、苏联违约，而确确实实在于自己的原因——人祸。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当时合称为‘三面红旗’。这是1958年令中国人狂热的政治旗帜，是造成三年大饥荒的直接原因，也就是大饥荒的祸根。”杨继绳如是说。这么短暂的时间大量的人员死亡，超过了有史以来的任何一次自然灾难，也超过了任何一次世界大战。我们今天阅读此书，还原那一段历史真相，拒绝主动或者被动的遗忘，不完全是为了算旧账，声讨历史人物，更重要的是让悲剧不再重演或者变相地重演。
　　不过，这依然有一定的难度。新华社这位让人崇敬的老记者，他在退休前后费尽心机地获取各种珍贵材料，中途还不乏阻力重重，有些四五十年前的档案材料依然神秘莫测、高不可攀。他说，“作为新闻记者，我力求发表真实的报道和言论；作为学者，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來面目，并把真实历史告诉受蒙骗的更多人。”这对于当下习惯于炒作和八卦的读者和记者，或许都会有一些清凉作用。
　　相对于那个时代，现在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改革开放30年来，尤其是互联网的兴盛，让我们多了许多了解真相的渠道。只是，四五十年前，死难者和幸存者都难以知道真相，为何饿，为何亡，一切都云遮烟埋。我们要感谢这位新华社老记者，同时，我也看到杨继绳问当年驻饥荒重镇的同事：“作为新华社记者有责任向中央反映情况，你为什么不写‘内参’呢?”同事回答说：“亲眼看到说真话的人受那么多的摧残，我哪敢写‘内参’?”
　　这不单是记者的胆怯，还有很多很多曾经英勇无比的战士，都在那时消声了，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哀。他们是畏惧于权力，每一个被集体化的公民都丧失了生活资源，必须依附于以“人民”命名的权力，而这权力的顶端只有一个浪漫的诗人。
　　除了不敢说话，我们在书中还看到了死在满仓粮库前的饥民，看到了宁愿饿死也不敢分掉生产队存粮的社员，或许我们会感慨他们纪律严明，不过，我们更应看到背后是对权力的畏惧大于对死亡的恐惧。因为不吃是死，吃是比饿死还要痛苦的折磨与虐杀。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那是上古时候，可是到了近代，已经有些事情让死亡都显得苍白无力。
　　看罢此书，我的眼前能浮现那挣扎着嚼草根剥树皮抓蚂蚱充饥的母子，能浮现那骨瘦如柴倒毙在批斗场上的中年汉子，可是听不见他们的声音，也听不见我们的声音，只有这黝黑沉重的墓碑默默矗立在心间。我和杨先生一样，倾
　　向于相信，这立在心里的墓碑，不会遭人践踏，也不会被人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