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商界风云人物史玉柱讲过这么一个段子：当邻居突然有钱买了一辆好车，美国人会说“我要赚钱买更好的车”，日本人会说“我要研究他赚钱的方法”，法国人会说“我想借他车去兜风泡妞”，中国人却会说，“我杀他的心都有，我今晚先砸了他的车！”
　　 上述段子套用赵本山一句经典台词就是：仇富，典型的仇富！不过，攀比仇富并非中国人的新毛病，大概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孔子时代就开始了。只不过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分配制度改革未及跟上，由此导致收入差距加大，这个问题就愈加明显。而在社会转型、制度存在大量钻营空间的情况下，一些不法致富者和不时被曝光出位之举的“官二代”、“富二代”的存在，也使得仇富心理和行为在情理上可以理解。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两国普通人对待富豪心态自然不同。老美会想着通过创业创新成为其中的一员，而具有江湖情结的中国人想得更多的，是既然自己没机会钻到空子，就该“消灭”这些致富不法、为富不仁的家伙。
　　 但是，中国人的仇富，总体上还是具有选择性的，当年媒体报道“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家有五六辆汽车，民众却表示认可，认为像袁隆平这样做出重大贡献的专家就是家有五六架飞机也无可厚非。相比之下，由于其他富裕人士财富来源不透明、不可考，在原罪逻辑和有过推定的假想下，即便是遵纪守法的富裕者也难免被仇富的流弹击伤。
　　 上述事实也从侧面说明了仇富不是一种心理问题，而是一种社会问题。中国人的仇富，仇的不是富，实际上是各种社会不公。
　　 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各种不公不一而足。在不同群体和个人想法、能力、机遇等大不相同的情况下，最大的不公事实上不是结果的不公，而是规则的不公！如果说坏的制度能使好人做坏事，那么不公平的规则将使趋利避害的人们涌向规则的偏袒方，引起社会失衡。譬如近年来成为香饽饽的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垄断央企对人才等社会资源的强大吸附。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是个“竞技场”，个人所拥有的财富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排序，那么，制定规则的公权管理部门首先要做的，就是保证游戏玩家在相同的起点和公平公正公开的规则下竞技。在规则公平的前提下带来的结果不公平，人人都将无话可说。而一旦规则公平，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机会均等，人人都有机会成为富翁，社会始终会给待富者留有生存、发展、发达的希望。
　　 那么，如何保证社会的游戏规则公平呢？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从结果着手的最直接的一面，但根不在于此。也就是说要，要解决好这个社会问题，仅仅通过经济领域的改革是不够的。
　　 事实上，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已经实行30余年，由先富带动后富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也已提出多年，但共同富裕的理想是社会发展这个函数只能无限逼近而不能达到的极限。因此，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是把改革开放深入推进到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等各方面，以尽可能弥补制度漏洞，避免官哨、黑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等不合理的事情发生，减少甚至杜绝官商勾结、钱权交易等各种丑恶腐败现象。
　　 相应的，如果说经济领域改革的目标是使国民富起来，那么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除了要保证经济继续健康快速发展之外，还包括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比如充分的民主、广泛的参政议政、健全的社会保障、有尊严的工作生活等等。这样一来，把共同富裕的理念与时俱进为涵义更宽泛的共同发展，让全国人民共享全面改革开放的各种成果，应是社会各阶层能普遍接受的提法，也是后小康社会发展的可行目标，从而使先富者富得心安理得，待富者也有生存空间和一席之地，穷富都合生共济，从容淡定。
　　 总之，仇富这个社会问题需要系统性的改革来解决。面对既得利益者的阻扰，要破除不公，保障规则公平、机会均等，下一站的全面改革需要更大的勇气和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