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日常生活叙事是对个体生活经验进行想象性表达的一种叙事状态,张爱玲继承了这一文学叙事传统,在其文本中,她通过日常叙事照见寻常生活场景中的俗世男女挣扎扑腾的人生与命运,为人们照亮了世界的真实。
关键词:张爱玲 日常叙事 大众人生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一 日常叙事——张爱玲小说叙事的基本策略
所谓的日常叙事,即“小叙事”,是相对于“宏大叙事”、英雄叙事而言的。日常生活叙事是对个体生活经验进行想象性表达的一种叙事状态,它以个体的日常生活为表现对象,往往同个体生活中的琐屑、平淡乃至平庸联系在一起,通过对日常生活中个体生命的“人情”和“世态”的描写,折射出大众人生,历史进程中的全貌。文学中日常生活叙事的体现,是中国文学中渊源久远的美学传统之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繁衍壮大,物质上仰赖的是自然,结构上依赖的是超稳定的农业社会秩序,而精神上则崇尚天人合一,在这样的物质、精神怀抱中孕育出来的中国文学呈现出远离冲突、激荡和冒险,转而注重现世社会、重视人情世态和日常生活感受的叙事特点,成为小人物喜怒哀乐,柴米油盐“过日子”的文学。而张爱玲正是现代文坛上继承了这一文学传统的杰出作家。
对于普通百姓而言,生活的本质不是革命,不是政治,不是朝代的更迭,甚至不是高远的理想,而是日复一日的枯燥、乏味、平凡琐碎、热气腾腾的俗世生活。正是这样庸常的、司空见惯的俗世生活构成了人类生命的底色,让我们体会到了作为其中一份子的个体人生的温暖与快乐。作为作家,张爱玲深谙此中真谛,并极力在自己的文本中去加以表现和彰显。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说:
“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
所谓的“安稳的一面”,正如张爱玲自己所说,无非是“沉重累赘的一日三餐”;无非是婚姻与家庭,人情与世情。在张爱玲的文学世界里,对人生中激越飞扬的一面,是断然加以拒绝的。“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我愿意……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寻找实际的人生”。张爱玲的小说,在日常叙事的统摄下,用细腻的笔触挑开了罩在小人物平凡生活上的遮羞布,并从他们普通平常的生活中,细碎灰暗的日子里,照见了人性的自私与丑恶。
《沉香屑·第一炉香》是张爱玲的代表作之一,小说开头第一句“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一下子就把人带入了一种轻松聊家常的氛围。而张爱玲作品中所有的故事都如邻里之间的家常闲话,而这家常与战争无关,与革命无关,而是与洋洋历史的铺就者——芸芸众生有关,凸显在读者面前的无非是饮食男女间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而也正是这些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基本内核。检视其作品,发现张爱玲的小说无不立足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并以世俗、普遍而又稳定深厚的琐细的日常生活和普遍的人生处境为载体,透视出当代普通大众的人性和人性形态的不同式样,而这些基本上是集中在两性关系、人性的透视这最普遍而又常话常新的主题上,是用日常叙事的手法折射出大众人生的最真实的一面。
二 日常叙事下被金钱腐蚀的两性关系
对爱情神话的解构,是张爱玲小说的一个显著特色。男女之情,是这个俗世最繁杂琐碎,亦是最活色生香的一项内容,每天都在隆重地上演,抑或萧条地落幕。然而,在这最寻常的男欢女爱中,却又最能窥见人性的本来面目。正如张爱玲所说:
“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
《红玫瑰和白玫瑰》是一部描写男女情感的中篇小说,主人公佟振保是一个符合中国传统标准、令年轻女子为之心动的男性。他事业成功,待人接物礼貌周到,异国留学时曾迷恋热情奔放的女子玫瑰,但又因这样的女子不符合他做一个中国标准的“好人”的妻子标准,只能忍痛割爱。回国后,他邂逅了性感的朋友妻子王娇蕊。娇蕊已婚,这让他感觉放松,而娇蕊的任性放荡也让他觉得不必为这段感情负责任,所以,他放心地享受着偷情的欢愉,但没料到的是娇蕊却爱上了他,并打算为此与丈夫离婚,他一下子退缩了,甚至那曾经令他销魂的爱巢也变成了“大得不可想象的火车,正冲着他轰隆隆地开过来,遮得日月无光”。因为这危及到了他的安全底线,让他做不成体面的“好人”。所以,他抛弃了娇蕊。之后,他娶了温顺的符合世俗标准的“好女子”烟鹂,但婚后的烟鹂却成了他眼中乏味的妇人,他感到了更多的压抑和无奈,他开始宿娼,回来则把怨气发泄在妻子身上,砸东西甚至大打出手,在心灵经过轮回式的挣扎后,他洗心革面又变回了所谓的“好人”。张爱玲用不急不缓的日常叙事笔调,挑去了这个“大好人”的面纱,露出了其城市浪子的本来面目,塑造了一个在失去对理想的追求、自暴自弃后,又不断地自我反省、在循环往复的挣扎中苦痛不已的灵魂,使其露出其灵魂深处的阴暗和自私。
张爱玲通过男女情爱揭示她笔下平凡小人物的可怜与可悲,她的恋情故事全部以金钱做底色,与生计有关而与爱情无关。婚恋只是利益交换的一种手段,看似热气腾腾,实则充满机关算尽的功利色彩。处在情感关系中的男男女女,你进我退,步步为营,谁都不愿意吃亏,更谈不上为对方牺牲。他们“奋斗的人物是一样的,都是要在那密密匝匝的屋顶下挤出立足之地。由于目标一致,他们有时候可做同志,携手并肩的一起去争取;有时候可就成了敌人,你死我活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种交手的情景是有些惨烈,还有些伤心,因都是渺小的人生,在可怜的犄角里,周转不过身来,即使是胜也胜不了几寸,败确是不能败的。”俗世庸人的情爱,在张爱玲的日常叙事关照下,呈现出务求实际的特征。《倾城之恋》的主人公范柳原和白流苏,自交往伊始,就上演了一场相互算计的好戏。“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柳原本是一个浪荡子弟,年轻的时候受了些许刺激,渐渐地就往放浪的路上走,吃喝嫖赌样样精通,惟独无意于婚姻,混迹于红尘情场之中,左右逢源,俨然一个老手。白流苏则有过一次婚姻经历,深谙男人心理,手段了得,绝不是一个软角色。从开始和范柳原交往,她就打定主意不能白牺牲了自己,想方设法要让范柳原就范,成就自己的一段婚姻。二人各有打算,范柳原从一开始就没有放真心在白流苏的身上,调情成分大于真情。他要她而不想娶她,希望她最好自己投怀送抱进来,一旦玩腻了也好有推卸责任的借口。然而,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滚滚红尘之中,个体生命变得异常脆弱和渺小,他们只能抓住对方获得存在感,由游戏开始的男女私情终于挺进了婚姻的渡口。故事虽然是个大团圆的结局,但心机与算计早就在张爱玲冷静的不厌其烦的笔调下消解了那让人为之心动的“倾城之恋”的原有的内涵,剩下的只有两个相互取暖,过平淡日子的饮食男女了。小说苍凉的意味不可阻挡地扑面而来。而在《连环套》中,张爱玲却用日常叙事展示了一种另类的两性关系——姘居,透视了社会地位低微的妇女的情感与命运。小说主人公霓喜出生下贱,靠了姿色和对男人的性的诱惑力,开始了一场场轰轰烈烈的姘居生活。结果不是被赶走就是被抛弃,根本挣不到一个妻子的身份和地位。爱情婚姻在古今中外的历朝历代都与门第相连结,两情相悦的美好理想常在现实中遭遇苛刻附加条件的重创。霓喜卑贱的出身,注定她与高出其社会身份、地位的姘居对象很难发展出真感情,即使有,也是如鹅毛般飘忽,令人难以捕捉得到,姘居终不能升级为婚姻。在这篇小说中,张爱玲一反女人作为弱者被同情的传统观念,而是通过细节描写彰显了霓喜性格上的缺陷,张爱玲将霓喜与第一个男人雅赫雅的第一段姘居生活的失败归结为霓喜争强好胜的犟性子,除此之外,霓喜也太轻狂张扬,在赤裸裸的肉欲驱使下,她往往失去了本性,成了一团被欲望烤炙的肉,以至于屡屡为自己招来灾祸,显示了人的“兽性”的一面。因此,霓喜的命运始终是悲惨的,张爱玲说:
“她倒像是在贪婪地嚼着大量的榨过油的豆饼,虽然依侍着她的体质,而豆饼里也多少有着滋养,但终于不免吃伤了脾胃。而且,人吃畜生的饲料,到底是悲怆的。”
在张爱玲看来,霓喜的不幸完全是自作自受,新文学中,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形象在张爱玲的笔下彻底被改写,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传统思维习惯的反思。在日常叙事视角的照摄下,两性关系、婚姻关系成了张爱玲发掘人性本质的一个最有力的角度。出现在其笔下的,甚至是颠倒错乱的两性关系对于正常人道德伦理观的戏弄。小说《心经》中表现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父女之爱,而竟是所谓的两性之爱。当父亲峰仪意识到这种“两性之爱”只能是镜花水月的时候,他选择了一个和女儿面貌相像的女子绫卿,而当女儿问他拿什么驾驭绫卿时,他则回答得极其坦然和从容:“我有钱,我有地位”。绕了一圈,又回到了两性关系的实质上,那就是金钱。金钱成了操纵人与人之间一切关系的杠杆,远近亲疏全部由其调节。而被金钱腐蚀得千疮百孔的现代人性也随着作者从容的家常式的叙述逐渐被揭示出来。
三 日常叙事下被利益撕裂的亲情
亲情也是张爱玲小说日常叙事视角下极力表现的另一个母题。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亲情不再让人感到温暖、安全,而是处处充满杀机,寒气四溢。人性的自私与丑陋在张爱玲逐渐展开的日常生活中,在对金钱的无穷贪欲中一一展露无遗。《花雕》中的可怜女儿郑川娥得了肺病,父母亲却都看紧了自己的口袋,不愿意给女儿看病:父亲觉得把钱“哭着脸子花在医药上,够多冤”,母亲也不愿意让大家知道自己攒私房钱,而“把钱扔在水里”。最后就这样冷酷地看着有过“极其丰美的肉体”的女儿“一寸寸地死去”。而《十八春》中的亲情更是丑陋得令人发指,姐姐曼璐为了维系自己的婚姻,不惜毁了亲妹妹的人生,最可悲的是曼桢在姐姐去世之后,为了维持生计,被迫与相爱的人分手,而与强暴自己的姐夫结婚,这种被命运戏弄后的麻木,阴森森地透着彻骨的凉气,让人不寒而栗。《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虽然也是一个母亲,但一生都为金钱而奋斗,心灵已被物欲所扭曲异化,她时刻警惕任何人觊觎她的财产,包括她的儿女,为了守住金钱,她恶事做尽,诱使子女吸毒,嫉妒子女有情爱上的快乐,疯狂地拆散了儿女的家庭,亲手毁了他们的幸福,在这里,母亲这个伟大的字眼毫无用武之地,我们看到的是人性的自私、阴鸷和刻毒。
在张爱玲的文本里,温情都是建立在金钱、利益之上的,父母与子女之间如此,夫妻恋人之间如此,兄弟姐妹之间亦如此。《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在兄长的帮助下,用法律作手段跳出了让她窒息的夫家回到娘家时,似乎感受到了一点来自亲人的“温情”和“温暖”。而当她的私房积蓄被兄长耗光之后,他们便打着堂皇的伦理道德的幌子,无情地赶她回原来的夫家,丝毫不念兄妹手足之情。留白流苏在家是为了钱,赶她出家门依然是为了钱。亲情在金钱利益的烤炙下,薄如纸,脆如冰,不堪一击。
张爱玲笔下的男男女女,熙熙攘攘,热闹喧哗。而张爱玲并没有拘囿于这嘈杂浮华的市井漩涡,使其文本成为现世生活的流水账,而是冷眼“张看”,在热气腾腾的场面中,透视出了她所要提取的普通大众的精神内核,通过他们来表达对人性的关怀和洞见。
张爱玲就是这样用日常生活叙事,照见寻常生活场景中的俗世男女挣扎扑腾的人生与命运,虽然到头来都无可奈何地演绎着苍凉的故事,但却为人们照亮了世界的真实。她的文本中没有激烈的冲突与变革,却用身边人,身边事做载体,在闲聊家常中剖析了小人物人生的失落、无奈与悲哀,洞穿了人性的自私与残忍,使“永恒地活着”的人们时时照见自己内心的另一面。
参考文献:
[1] 张爱玲:《烬余录》,《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2] 王安忆:《上海的女性》,《寻找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简介:王艳玲,女,1966—,吉林长春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张爱玲 日常叙事 大众人生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一 日常叙事——张爱玲小说叙事的基本策略
所谓的日常叙事,即“小叙事”,是相对于“宏大叙事”、英雄叙事而言的。日常生活叙事是对个体生活经验进行想象性表达的一种叙事状态,它以个体的日常生活为表现对象,往往同个体生活中的琐屑、平淡乃至平庸联系在一起,通过对日常生活中个体生命的“人情”和“世态”的描写,折射出大众人生,历史进程中的全貌。文学中日常生活叙事的体现,是中国文学中渊源久远的美学传统之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繁衍壮大,物质上仰赖的是自然,结构上依赖的是超稳定的农业社会秩序,而精神上则崇尚天人合一,在这样的物质、精神怀抱中孕育出来的中国文学呈现出远离冲突、激荡和冒险,转而注重现世社会、重视人情世态和日常生活感受的叙事特点,成为小人物喜怒哀乐,柴米油盐“过日子”的文学。而张爱玲正是现代文坛上继承了这一文学传统的杰出作家。
对于普通百姓而言,生活的本质不是革命,不是政治,不是朝代的更迭,甚至不是高远的理想,而是日复一日的枯燥、乏味、平凡琐碎、热气腾腾的俗世生活。正是这样庸常的、司空见惯的俗世生活构成了人类生命的底色,让我们体会到了作为其中一份子的个体人生的温暖与快乐。作为作家,张爱玲深谙此中真谛,并极力在自己的文本中去加以表现和彰显。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说:
“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
所谓的“安稳的一面”,正如张爱玲自己所说,无非是“沉重累赘的一日三餐”;无非是婚姻与家庭,人情与世情。在张爱玲的文学世界里,对人生中激越飞扬的一面,是断然加以拒绝的。“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我愿意……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寻找实际的人生”。张爱玲的小说,在日常叙事的统摄下,用细腻的笔触挑开了罩在小人物平凡生活上的遮羞布,并从他们普通平常的生活中,细碎灰暗的日子里,照见了人性的自私与丑恶。
《沉香屑·第一炉香》是张爱玲的代表作之一,小说开头第一句“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一下子就把人带入了一种轻松聊家常的氛围。而张爱玲作品中所有的故事都如邻里之间的家常闲话,而这家常与战争无关,与革命无关,而是与洋洋历史的铺就者——芸芸众生有关,凸显在读者面前的无非是饮食男女间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而也正是这些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基本内核。检视其作品,发现张爱玲的小说无不立足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并以世俗、普遍而又稳定深厚的琐细的日常生活和普遍的人生处境为载体,透视出当代普通大众的人性和人性形态的不同式样,而这些基本上是集中在两性关系、人性的透视这最普遍而又常话常新的主题上,是用日常叙事的手法折射出大众人生的最真实的一面。
二 日常叙事下被金钱腐蚀的两性关系
对爱情神话的解构,是张爱玲小说的一个显著特色。男女之情,是这个俗世最繁杂琐碎,亦是最活色生香的一项内容,每天都在隆重地上演,抑或萧条地落幕。然而,在这最寻常的男欢女爱中,却又最能窥见人性的本来面目。正如张爱玲所说:
“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
《红玫瑰和白玫瑰》是一部描写男女情感的中篇小说,主人公佟振保是一个符合中国传统标准、令年轻女子为之心动的男性。他事业成功,待人接物礼貌周到,异国留学时曾迷恋热情奔放的女子玫瑰,但又因这样的女子不符合他做一个中国标准的“好人”的妻子标准,只能忍痛割爱。回国后,他邂逅了性感的朋友妻子王娇蕊。娇蕊已婚,这让他感觉放松,而娇蕊的任性放荡也让他觉得不必为这段感情负责任,所以,他放心地享受着偷情的欢愉,但没料到的是娇蕊却爱上了他,并打算为此与丈夫离婚,他一下子退缩了,甚至那曾经令他销魂的爱巢也变成了“大得不可想象的火车,正冲着他轰隆隆地开过来,遮得日月无光”。因为这危及到了他的安全底线,让他做不成体面的“好人”。所以,他抛弃了娇蕊。之后,他娶了温顺的符合世俗标准的“好女子”烟鹂,但婚后的烟鹂却成了他眼中乏味的妇人,他感到了更多的压抑和无奈,他开始宿娼,回来则把怨气发泄在妻子身上,砸东西甚至大打出手,在心灵经过轮回式的挣扎后,他洗心革面又变回了所谓的“好人”。张爱玲用不急不缓的日常叙事笔调,挑去了这个“大好人”的面纱,露出了其城市浪子的本来面目,塑造了一个在失去对理想的追求、自暴自弃后,又不断地自我反省、在循环往复的挣扎中苦痛不已的灵魂,使其露出其灵魂深处的阴暗和自私。
张爱玲通过男女情爱揭示她笔下平凡小人物的可怜与可悲,她的恋情故事全部以金钱做底色,与生计有关而与爱情无关。婚恋只是利益交换的一种手段,看似热气腾腾,实则充满机关算尽的功利色彩。处在情感关系中的男男女女,你进我退,步步为营,谁都不愿意吃亏,更谈不上为对方牺牲。他们“奋斗的人物是一样的,都是要在那密密匝匝的屋顶下挤出立足之地。由于目标一致,他们有时候可做同志,携手并肩的一起去争取;有时候可就成了敌人,你死我活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种交手的情景是有些惨烈,还有些伤心,因都是渺小的人生,在可怜的犄角里,周转不过身来,即使是胜也胜不了几寸,败确是不能败的。”俗世庸人的情爱,在张爱玲的日常叙事关照下,呈现出务求实际的特征。《倾城之恋》的主人公范柳原和白流苏,自交往伊始,就上演了一场相互算计的好戏。“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柳原本是一个浪荡子弟,年轻的时候受了些许刺激,渐渐地就往放浪的路上走,吃喝嫖赌样样精通,惟独无意于婚姻,混迹于红尘情场之中,左右逢源,俨然一个老手。白流苏则有过一次婚姻经历,深谙男人心理,手段了得,绝不是一个软角色。从开始和范柳原交往,她就打定主意不能白牺牲了自己,想方设法要让范柳原就范,成就自己的一段婚姻。二人各有打算,范柳原从一开始就没有放真心在白流苏的身上,调情成分大于真情。他要她而不想娶她,希望她最好自己投怀送抱进来,一旦玩腻了也好有推卸责任的借口。然而,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滚滚红尘之中,个体生命变得异常脆弱和渺小,他们只能抓住对方获得存在感,由游戏开始的男女私情终于挺进了婚姻的渡口。故事虽然是个大团圆的结局,但心机与算计早就在张爱玲冷静的不厌其烦的笔调下消解了那让人为之心动的“倾城之恋”的原有的内涵,剩下的只有两个相互取暖,过平淡日子的饮食男女了。小说苍凉的意味不可阻挡地扑面而来。而在《连环套》中,张爱玲却用日常叙事展示了一种另类的两性关系——姘居,透视了社会地位低微的妇女的情感与命运。小说主人公霓喜出生下贱,靠了姿色和对男人的性的诱惑力,开始了一场场轰轰烈烈的姘居生活。结果不是被赶走就是被抛弃,根本挣不到一个妻子的身份和地位。爱情婚姻在古今中外的历朝历代都与门第相连结,两情相悦的美好理想常在现实中遭遇苛刻附加条件的重创。霓喜卑贱的出身,注定她与高出其社会身份、地位的姘居对象很难发展出真感情,即使有,也是如鹅毛般飘忽,令人难以捕捉得到,姘居终不能升级为婚姻。在这篇小说中,张爱玲一反女人作为弱者被同情的传统观念,而是通过细节描写彰显了霓喜性格上的缺陷,张爱玲将霓喜与第一个男人雅赫雅的第一段姘居生活的失败归结为霓喜争强好胜的犟性子,除此之外,霓喜也太轻狂张扬,在赤裸裸的肉欲驱使下,她往往失去了本性,成了一团被欲望烤炙的肉,以至于屡屡为自己招来灾祸,显示了人的“兽性”的一面。因此,霓喜的命运始终是悲惨的,张爱玲说:
“她倒像是在贪婪地嚼着大量的榨过油的豆饼,虽然依侍着她的体质,而豆饼里也多少有着滋养,但终于不免吃伤了脾胃。而且,人吃畜生的饲料,到底是悲怆的。”
在张爱玲看来,霓喜的不幸完全是自作自受,新文学中,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形象在张爱玲的笔下彻底被改写,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传统思维习惯的反思。在日常叙事视角的照摄下,两性关系、婚姻关系成了张爱玲发掘人性本质的一个最有力的角度。出现在其笔下的,甚至是颠倒错乱的两性关系对于正常人道德伦理观的戏弄。小说《心经》中表现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父女之爱,而竟是所谓的两性之爱。当父亲峰仪意识到这种“两性之爱”只能是镜花水月的时候,他选择了一个和女儿面貌相像的女子绫卿,而当女儿问他拿什么驾驭绫卿时,他则回答得极其坦然和从容:“我有钱,我有地位”。绕了一圈,又回到了两性关系的实质上,那就是金钱。金钱成了操纵人与人之间一切关系的杠杆,远近亲疏全部由其调节。而被金钱腐蚀得千疮百孔的现代人性也随着作者从容的家常式的叙述逐渐被揭示出来。
三 日常叙事下被利益撕裂的亲情
亲情也是张爱玲小说日常叙事视角下极力表现的另一个母题。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亲情不再让人感到温暖、安全,而是处处充满杀机,寒气四溢。人性的自私与丑陋在张爱玲逐渐展开的日常生活中,在对金钱的无穷贪欲中一一展露无遗。《花雕》中的可怜女儿郑川娥得了肺病,父母亲却都看紧了自己的口袋,不愿意给女儿看病:父亲觉得把钱“哭着脸子花在医药上,够多冤”,母亲也不愿意让大家知道自己攒私房钱,而“把钱扔在水里”。最后就这样冷酷地看着有过“极其丰美的肉体”的女儿“一寸寸地死去”。而《十八春》中的亲情更是丑陋得令人发指,姐姐曼璐为了维系自己的婚姻,不惜毁了亲妹妹的人生,最可悲的是曼桢在姐姐去世之后,为了维持生计,被迫与相爱的人分手,而与强暴自己的姐夫结婚,这种被命运戏弄后的麻木,阴森森地透着彻骨的凉气,让人不寒而栗。《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虽然也是一个母亲,但一生都为金钱而奋斗,心灵已被物欲所扭曲异化,她时刻警惕任何人觊觎她的财产,包括她的儿女,为了守住金钱,她恶事做尽,诱使子女吸毒,嫉妒子女有情爱上的快乐,疯狂地拆散了儿女的家庭,亲手毁了他们的幸福,在这里,母亲这个伟大的字眼毫无用武之地,我们看到的是人性的自私、阴鸷和刻毒。
在张爱玲的文本里,温情都是建立在金钱、利益之上的,父母与子女之间如此,夫妻恋人之间如此,兄弟姐妹之间亦如此。《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在兄长的帮助下,用法律作手段跳出了让她窒息的夫家回到娘家时,似乎感受到了一点来自亲人的“温情”和“温暖”。而当她的私房积蓄被兄长耗光之后,他们便打着堂皇的伦理道德的幌子,无情地赶她回原来的夫家,丝毫不念兄妹手足之情。留白流苏在家是为了钱,赶她出家门依然是为了钱。亲情在金钱利益的烤炙下,薄如纸,脆如冰,不堪一击。
张爱玲笔下的男男女女,熙熙攘攘,热闹喧哗。而张爱玲并没有拘囿于这嘈杂浮华的市井漩涡,使其文本成为现世生活的流水账,而是冷眼“张看”,在热气腾腾的场面中,透视出了她所要提取的普通大众的精神内核,通过他们来表达对人性的关怀和洞见。
张爱玲就是这样用日常生活叙事,照见寻常生活场景中的俗世男女挣扎扑腾的人生与命运,虽然到头来都无可奈何地演绎着苍凉的故事,但却为人们照亮了世界的真实。她的文本中没有激烈的冲突与变革,却用身边人,身边事做载体,在闲聊家常中剖析了小人物人生的失落、无奈与悲哀,洞穿了人性的自私与残忍,使“永恒地活着”的人们时时照见自己内心的另一面。
参考文献:
[1] 张爱玲:《烬余录》,《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2] 王安忆:《上海的女性》,《寻找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简介:王艳玲,女,1966—,吉林长春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