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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郑州作为中国的重要交通枢纽，地铁公共交通发展迅猛。随着郑州城市化建设速度不断加快，交通方式、社会文化结构也发生了微妙变化。基于符号学视角下，对中原文化符号在郑州地铁公共艺术中的运用进行空间考察与地域文化环境分析，从系统观的语境下对地铁公共艺术进行再编码。
关键词：郑州地铁公共艺术;符号学;郑州文化符号;中原文化
在快节奏生活的当下，我们总能够看到穿梭在这座城市地下空间的忙碌身影。作为地铁公共艺术研究，前人已经从视觉艺术传播、文化审美、跨媒介技术、空间行为、管理策划等层面进行研究。在具体的视觉艺术与文化方面，地铁公共艺术研究则停留于地铁艺术符号的编码阶段。本论文将从这一角度对地铁公共艺术的符号文本进行解读与再设计，并尝试提出设计方案。
一、作为符号的公共艺术
传统的艺术与设计类学科，都有具体的研究媒介。不同的学科专业也常常按照其特定的社会分工或设计媒介来进行区分。例如雕塑专业运用雕塑的媒介、环境设计专业需要设计室内外空间的相关表达媒介等、视觉传达专业需要通过海报、包装等媒介表达。
而公共艺术的特殊性在于它并不是具体的艺术媒介，也不是某种艺术类型与风格等[1]。它是一种当代公共艺术观念在艺术媒介上的显现。原则上，任何艺术种类、门类、专业的表现形式都具有成为公共艺术媒介的潜力。作为符号的公共艺术具有展现公共精神、城市文化精神的重要意义。本文倾向于将公共艺术定义为公共性、空间性、艺术性的有机统一。
二、公共艺术符号介入地铁空间前期分析
（一）地铁公共空间的环境分析
在空间层面，地铁作为一种快节奏的交通运输方式。在空间方面具有阴暗潮湿、封闭、人流量大等特点。某些地铁空间设计显现出一种突兀和杂乱无章的无秩序感，容易使乘客产生焦虑、不知所措、孤独、冷漠等负面情绪。
在艺术审美层面，这种杂乱的“噪音”并非是由地铁空间的卫生或是陈旧的室内陈设造成的，而是视觉上的混沌与无序感。乘客的视觉焦点[2]被不重要的符号信息所吸引，其背后是一场“眼球”争夺战。这些“噪音”的显现，有些是无意的，有些则是人为的。例如在地铁行为空间中的视觉聚焦点恰恰被商家用于投放各种宣传广告。
在文化语境层面，由于中原地处古代九州之中，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导致在文化传承方面有某些缺失。在西方现代设计进入中国后，中部地区的设计理念相较于沿海发达地区相对滞后。尽管有文化学者对古代中原文化研究有独到的见解，但只限于学术领域，大众对于文化的认识还停留在某种零碎的具象文化符号元素上。因此，文化传承应该融入当代设计语境中。
（二）符号学系统观下的地铁公共艺术设计
西比奥克作为当代符号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继承和发展了索绪尔语言模式、皮尔斯现象学逻辑学模式，形成了多元对话的跨学科整体性符号学系统，试图将符号学推向跨越自然科學与人文社科的生物符号学探索。
在多元开放的符号学语境下，本文侧重从艺术符号、设计符号层面在地铁公共空间的编码基础上，对郑州地铁公共艺术设计的文化语境进行探讨。系统思维下的地铁公共艺术符号编码更符合这一特殊空间的功能性、实用性需求。
（三）地铁空间中艺术媒介的符号编码
王洪义曾谈到由于公共艺术的学科特殊性，公共艺术具有泛媒介倾向。公共艺术可以将各类艺术设计专业的表现形式作为其艺术符号的媒介载体。根据各专业媒介的角度进行划分，大体上可以分为公共建筑、地铁室内空间、地铁公共设施、公共传播的媒介、公共导视等几类。
其划分的目的是使公共艺术的公共精神、公共文化、公共性、参与性、互动性观念能更好展现。当新的设计单元介入这一设计语境时，有机整体的系统起到约束设计单元与整体保持统一的作用，避免了各专业只关注自身专业领域，导致整体视觉上出现混乱、文化语义与空间布局上出现层次模糊无序等现象。
三、地铁公共艺术的符号传播过程
在优秀的地铁公共艺术案例中人们能够发现一些共性特点。该类公共艺术设计既具有实用性，又具有艺术性和文化特性，给乘客极简、秩序、文化并重的视觉审美体验，为乘客带来愉悦感。艺术媒介的造型结构、色彩变化、形态变化与地下空间的环境联系紧密，例如斯德哥尔摩与汉堡地铁站的设计，其背后都有完整的编码过程。
（一）满足功能性需求的强编码符号
地铁空间中的强编码符号形式更多是满足乘客乘坐地铁的使用需求，这对于乘客能顺利完成乘车体验至关重要。以公共导视的部分为例，不同层级的导视更多是作为指示符号而存在，主要通过标识来划分地铁空间的层次与格局。不同的指示符号运用独特的造型语言来识别方位并进行功能划分。例如，运用地面建筑物的醒目造型、鲜艳的色彩来发挥功能作用。
作为图形化的符号识别更侧重像似性的特性。利用符号形式本身的造型语言与指涉事物的相关联系来建立系统模型，使乘客与公共导视形成思维上的自然匹配[3]。具体可以运用空间结构、听觉识别、触觉识别、光的识别、安全警示识别等暗示乘客行为需求功能的符号编码中。
（二）满足表意性的弱编码符号
基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析理论，地铁公共艺术更多是在满足乘客生理、安全、功能等需求之上，侧重满足乘客的归属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地铁公共艺术符号的强编码其符码是强制性的，乘客对于此类符号的解读必须与意图意义保持一致才能较顺利地完成乘坐过程。为满足较高心理需求层次的公共艺术符号则为弱编码。而本文也正是对这种不可控的郑州地域文化符号做尝试性研究。从艺术媒介的介入方式上来讲，弱编码的艺术符号也能介入公共建筑、地铁室内空间、地铁公共设施、公共传播、公共导视等方面。因侧重文化符号学层面，所以不再具体探讨空间层面与艺术审美符号等。
四、郑州地铁博物馆站点的文化语境分析与设计实践 本文侧重以地下空间的界面设计为艺术媒介，来传达博物馆站的地域文化观念并进行设计探索。
（一）主题的确立：郑州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中原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阶段都有着灿烂的乐章。上古时期郑州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发祥地。本人选择轩辕皇帝作为重要的博物馆站的符号文本进行分析。
轩辕黄帝作为语言符号文本，黄帝又叫做光帝。何新[4]认为从语音的角度来说，在《说文》中黄是光的读音，它作为语言符号所指涉的恰恰是日光。从色彩角度来讲，在《释名》中，日光的颜色即黄色。如果从古天文学的角度来说太阳所行使的轨道即为黄道，这也印证了黄帝作为中国古代太阳神的猜想。
那么古人就建构了关于太阳神光帝的概念模型[5]，而在古人那里關于光帝的模型是一种抽象的概念。那么作为一种古人的建模系统如何转化为现代主义的设计语境呢？本人通过光艺术联想到了当代艺术家丹·弗拉文。
丹·弗拉文通常将灯管作为自己的艺术媒介。在传统的概念中，色彩是物体的一种属性。人们能够观察到物体的颜色，是因为光打到物体上，而人们接受到了物体反射的颜色信息。光本身是不在场的，物体的颜色可以用来指代光本身。艺术家把光作为直接的表现形式，即色彩回归到了光本身。这种独特的认识和表现形式与太阳神黄帝的神话色彩相连接，能使黄帝艺术的呈现更具有神秘、奇幻色彩。所以在本次的设计媒介上，本人选择了与光有密切关系的投影、灯光照明等媒介。
（二）文本的叙事：何新认为黄帝和伏羲是一个人。伏羲传说故事内容，也在黄帝的符号文本中有极为相似的叙述。
在关于河图洛书的神话中，同样的叙事也出现在黄帝身上。《太平御览》引《河图》“黄帝游于洛，见鲤鱼长三尺，青身无鳞，赤文成字”。由单一的黄帝符号构成了一系列文本，为故事的再设计提供一个重要的线索。本人按照敦煌莫高窟的故事画叙述类型对故事内容进行分类。例如，莫高窟的佛传画、用来变现释迦摩尼生平事迹的绘画。在黄帝的神话故事中这类绘画故事可以成为光帝传画的型文本存在。
“黄帝游于洛，见鲤鱼长三尺，青身无鳞，赤文成字”可以作为另一个线索进行解读。黄帝游到了洛水，看到了鱼身上有字。与“河出图，洛出书”的河洛文化又有着某种微妙的联系，所以在设计的过程中尝试运用鱼（神龙）、水等意象符号作为创作内容，特别是河南博物馆石器时代的一些彩陶图腾纹样的再设计与运用。
郑州作为商朝的都城，“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讲的是商人始祖的故事。它可以当作另一类故事题材。可以把这类称为本生图，本生图原指释迦摩尼前生的故事，当然这不过是信徒们把一些神话故事附加到佛传身上的概念模型，使碎片化的上古神话符号形成有意义的符号叙事。罗兰·巴特在《作者之死》中认为，作者在作品完成之后，作品最终的解释权就不在创作者那里了。读者参与到了整个意义生成的过程之中，读者与创作者的概念变得模糊。
而神话往往是一个不完整的符号，其信心的发送者往往是缺失的。所以本文通过文本意义构筑了一个发送意图与发送者——“黄帝”模型。不存在的发送者就对接受者的意义解释提供较大想象空间，接受者参与意义的产制，解读也相对自由。当然解释意义也应在文本的基础上进行故事的再创造。设计师在编码过程中基于文本的基础，只需要完成六七成，剩下的就交给接受者参与其中，完成整个上古神话的意象。这样作为城市文化的公共艺术在沟通人与文化之间的目的就达到了。至于接受者想要进一步了解文化，交给文化学者和专家则更为稳妥。
（三）媒介的选择：一方面由于地铁空间本身侧重实用性功能，在该空间的艺术介入中应避免占用公共空间与视觉信息混乱，以较少介入达到较好的公共接受效果。另一方面，因为光作为媒介是具有流动性的，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我们观察到的“光的雕塑”与观察者的关系也在不断变化，所以在进行艺术创作时是从郑州当地的地域文化与叙事出发，选择动态影像、灯光、界面的触感纹理等相适宜的文化意象为表现形式，例如运用水波、光波投影来产制远古意象、附着于扶手、栏杆上的原始触感纹理、听到站台播报的远古之声等。这些能使人们通过视觉、听觉、触觉来感受“上古的文化之音”，甚至触摸到上古时期的文化意象。
五、结语
由于公共艺术的泛媒介倾向，从公共观念、城市文化等观念入手，以具体的郑州地铁公共空间为限定，使其策划设计与文本叙事成为可能。中原文化的源头分析与再编码，有助于探寻和把握中原文化的整体脉络，这对于河南地域性的古代传统文化与当代大众文化的研究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城市文化符号的传承与发展需要植根于本土文化，融入新的时代语境，焕发新的时代活力。
参考文献：
[1]王洪义.公共艺术的三大属性：泛媒介、去精英、项目制[J].江汉学术，2018（3）：27-36.
[2]侯宁.从乘客的感官焦点看地铁公共艺术位置与形态的设置[J].装饰，2007（3）：13-14.
[3]诺曼.设计心理学[M].梅琼，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73-88.
[4]何新.诸神的起源[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45-51.
[5]西比奥克，德尼西.意义的形式：建模系统理论与符号学分析[M].余红兵，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2.
作者简介：罗昊，郑州轻工业大学公共艺术设计专业研究生。
关键词：郑州地铁公共艺术;符号学;郑州文化符号;中原文化
在快节奏生活的当下，我们总能够看到穿梭在这座城市地下空间的忙碌身影。作为地铁公共艺术研究，前人已经从视觉艺术传播、文化审美、跨媒介技术、空间行为、管理策划等层面进行研究。在具体的视觉艺术与文化方面，地铁公共艺术研究则停留于地铁艺术符号的编码阶段。本论文将从这一角度对地铁公共艺术的符号文本进行解读与再设计，并尝试提出设计方案。
一、作为符号的公共艺术
传统的艺术与设计类学科，都有具体的研究媒介。不同的学科专业也常常按照其特定的社会分工或设计媒介来进行区分。例如雕塑专业运用雕塑的媒介、环境设计专业需要设计室内外空间的相关表达媒介等、视觉传达专业需要通过海报、包装等媒介表达。
而公共艺术的特殊性在于它并不是具体的艺术媒介，也不是某种艺术类型与风格等[1]。它是一种当代公共艺术观念在艺术媒介上的显现。原则上，任何艺术种类、门类、专业的表现形式都具有成为公共艺术媒介的潜力。作为符号的公共艺术具有展现公共精神、城市文化精神的重要意义。本文倾向于将公共艺术定义为公共性、空间性、艺术性的有机统一。
二、公共艺术符号介入地铁空间前期分析
（一）地铁公共空间的环境分析
在空间层面，地铁作为一种快节奏的交通运输方式。在空间方面具有阴暗潮湿、封闭、人流量大等特点。某些地铁空间设计显现出一种突兀和杂乱无章的无秩序感，容易使乘客产生焦虑、不知所措、孤独、冷漠等负面情绪。
在艺术审美层面，这种杂乱的“噪音”并非是由地铁空间的卫生或是陈旧的室内陈设造成的，而是视觉上的混沌与无序感。乘客的视觉焦点[2]被不重要的符号信息所吸引，其背后是一场“眼球”争夺战。这些“噪音”的显现，有些是无意的，有些则是人为的。例如在地铁行为空间中的视觉聚焦点恰恰被商家用于投放各种宣传广告。
在文化语境层面，由于中原地处古代九州之中，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导致在文化传承方面有某些缺失。在西方现代设计进入中国后，中部地区的设计理念相较于沿海发达地区相对滞后。尽管有文化学者对古代中原文化研究有独到的见解，但只限于学术领域，大众对于文化的认识还停留在某种零碎的具象文化符号元素上。因此，文化传承应该融入当代设计语境中。
（二）符号学系统观下的地铁公共艺术设计
西比奥克作为当代符号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继承和发展了索绪尔语言模式、皮尔斯现象学逻辑学模式，形成了多元对话的跨学科整体性符号学系统，试图将符号学推向跨越自然科學与人文社科的生物符号学探索。
在多元开放的符号学语境下，本文侧重从艺术符号、设计符号层面在地铁公共空间的编码基础上，对郑州地铁公共艺术设计的文化语境进行探讨。系统思维下的地铁公共艺术符号编码更符合这一特殊空间的功能性、实用性需求。
（三）地铁空间中艺术媒介的符号编码
王洪义曾谈到由于公共艺术的学科特殊性，公共艺术具有泛媒介倾向。公共艺术可以将各类艺术设计专业的表现形式作为其艺术符号的媒介载体。根据各专业媒介的角度进行划分，大体上可以分为公共建筑、地铁室内空间、地铁公共设施、公共传播的媒介、公共导视等几类。
其划分的目的是使公共艺术的公共精神、公共文化、公共性、参与性、互动性观念能更好展现。当新的设计单元介入这一设计语境时，有机整体的系统起到约束设计单元与整体保持统一的作用，避免了各专业只关注自身专业领域，导致整体视觉上出现混乱、文化语义与空间布局上出现层次模糊无序等现象。
三、地铁公共艺术的符号传播过程
在优秀的地铁公共艺术案例中人们能够发现一些共性特点。该类公共艺术设计既具有实用性，又具有艺术性和文化特性，给乘客极简、秩序、文化并重的视觉审美体验，为乘客带来愉悦感。艺术媒介的造型结构、色彩变化、形态变化与地下空间的环境联系紧密，例如斯德哥尔摩与汉堡地铁站的设计，其背后都有完整的编码过程。
（一）满足功能性需求的强编码符号
地铁空间中的强编码符号形式更多是满足乘客乘坐地铁的使用需求，这对于乘客能顺利完成乘车体验至关重要。以公共导视的部分为例，不同层级的导视更多是作为指示符号而存在，主要通过标识来划分地铁空间的层次与格局。不同的指示符号运用独特的造型语言来识别方位并进行功能划分。例如，运用地面建筑物的醒目造型、鲜艳的色彩来发挥功能作用。
作为图形化的符号识别更侧重像似性的特性。利用符号形式本身的造型语言与指涉事物的相关联系来建立系统模型，使乘客与公共导视形成思维上的自然匹配[3]。具体可以运用空间结构、听觉识别、触觉识别、光的识别、安全警示识别等暗示乘客行为需求功能的符号编码中。
（二）满足表意性的弱编码符号
基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析理论，地铁公共艺术更多是在满足乘客生理、安全、功能等需求之上，侧重满足乘客的归属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地铁公共艺术符号的强编码其符码是强制性的，乘客对于此类符号的解读必须与意图意义保持一致才能较顺利地完成乘坐过程。为满足较高心理需求层次的公共艺术符号则为弱编码。而本文也正是对这种不可控的郑州地域文化符号做尝试性研究。从艺术媒介的介入方式上来讲，弱编码的艺术符号也能介入公共建筑、地铁室内空间、地铁公共设施、公共传播、公共导视等方面。因侧重文化符号学层面，所以不再具体探讨空间层面与艺术审美符号等。
四、郑州地铁博物馆站点的文化语境分析与设计实践 本文侧重以地下空间的界面设计为艺术媒介，来传达博物馆站的地域文化观念并进行设计探索。
（一）主题的确立：郑州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中原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阶段都有着灿烂的乐章。上古时期郑州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发祥地。本人选择轩辕皇帝作为重要的博物馆站的符号文本进行分析。
轩辕黄帝作为语言符号文本，黄帝又叫做光帝。何新[4]认为从语音的角度来说，在《说文》中黄是光的读音，它作为语言符号所指涉的恰恰是日光。从色彩角度来讲，在《释名》中，日光的颜色即黄色。如果从古天文学的角度来说太阳所行使的轨道即为黄道，这也印证了黄帝作为中国古代太阳神的猜想。
那么古人就建构了关于太阳神光帝的概念模型[5]，而在古人那里關于光帝的模型是一种抽象的概念。那么作为一种古人的建模系统如何转化为现代主义的设计语境呢？本人通过光艺术联想到了当代艺术家丹·弗拉文。
丹·弗拉文通常将灯管作为自己的艺术媒介。在传统的概念中，色彩是物体的一种属性。人们能够观察到物体的颜色，是因为光打到物体上，而人们接受到了物体反射的颜色信息。光本身是不在场的，物体的颜色可以用来指代光本身。艺术家把光作为直接的表现形式，即色彩回归到了光本身。这种独特的认识和表现形式与太阳神黄帝的神话色彩相连接，能使黄帝艺术的呈现更具有神秘、奇幻色彩。所以在本次的设计媒介上，本人选择了与光有密切关系的投影、灯光照明等媒介。
（二）文本的叙事：何新认为黄帝和伏羲是一个人。伏羲传说故事内容，也在黄帝的符号文本中有极为相似的叙述。
在关于河图洛书的神话中，同样的叙事也出现在黄帝身上。《太平御览》引《河图》“黄帝游于洛，见鲤鱼长三尺，青身无鳞，赤文成字”。由单一的黄帝符号构成了一系列文本，为故事的再设计提供一个重要的线索。本人按照敦煌莫高窟的故事画叙述类型对故事内容进行分类。例如，莫高窟的佛传画、用来变现释迦摩尼生平事迹的绘画。在黄帝的神话故事中这类绘画故事可以成为光帝传画的型文本存在。
“黄帝游于洛，见鲤鱼长三尺，青身无鳞，赤文成字”可以作为另一个线索进行解读。黄帝游到了洛水，看到了鱼身上有字。与“河出图，洛出书”的河洛文化又有着某种微妙的联系，所以在设计的过程中尝试运用鱼（神龙）、水等意象符号作为创作内容，特别是河南博物馆石器时代的一些彩陶图腾纹样的再设计与运用。
郑州作为商朝的都城，“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讲的是商人始祖的故事。它可以当作另一类故事题材。可以把这类称为本生图，本生图原指释迦摩尼前生的故事，当然这不过是信徒们把一些神话故事附加到佛传身上的概念模型，使碎片化的上古神话符号形成有意义的符号叙事。罗兰·巴特在《作者之死》中认为，作者在作品完成之后，作品最终的解释权就不在创作者那里了。读者参与到了整个意义生成的过程之中，读者与创作者的概念变得模糊。
而神话往往是一个不完整的符号，其信心的发送者往往是缺失的。所以本文通过文本意义构筑了一个发送意图与发送者——“黄帝”模型。不存在的发送者就对接受者的意义解释提供较大想象空间，接受者参与意义的产制，解读也相对自由。当然解释意义也应在文本的基础上进行故事的再创造。设计师在编码过程中基于文本的基础，只需要完成六七成，剩下的就交给接受者参与其中，完成整个上古神话的意象。这样作为城市文化的公共艺术在沟通人与文化之间的目的就达到了。至于接受者想要进一步了解文化，交给文化学者和专家则更为稳妥。
（三）媒介的选择：一方面由于地铁空间本身侧重实用性功能，在该空间的艺术介入中应避免占用公共空间与视觉信息混乱，以较少介入达到较好的公共接受效果。另一方面，因为光作为媒介是具有流动性的，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我们观察到的“光的雕塑”与观察者的关系也在不断变化，所以在进行艺术创作时是从郑州当地的地域文化与叙事出发，选择动态影像、灯光、界面的触感纹理等相适宜的文化意象为表现形式，例如运用水波、光波投影来产制远古意象、附着于扶手、栏杆上的原始触感纹理、听到站台播报的远古之声等。这些能使人们通过视觉、听觉、触觉来感受“上古的文化之音”，甚至触摸到上古时期的文化意象。
五、结语
由于公共艺术的泛媒介倾向，从公共观念、城市文化等观念入手，以具体的郑州地铁公共空间为限定，使其策划设计与文本叙事成为可能。中原文化的源头分析与再编码，有助于探寻和把握中原文化的整体脉络，这对于河南地域性的古代传统文化与当代大众文化的研究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城市文化符号的传承与发展需要植根于本土文化，融入新的时代语境，焕发新的时代活力。
参考文献：
[1]王洪义.公共艺术的三大属性：泛媒介、去精英、项目制[J].江汉学术，2018（3）：27-36.
[2]侯宁.从乘客的感官焦点看地铁公共艺术位置与形态的设置[J].装饰，2007（3）：13-14.
[3]诺曼.设计心理学[M].梅琼，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73-88.
[4]何新.诸神的起源[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45-51.
[5]西比奥克，德尼西.意义的形式：建模系统理论与符号学分析[M].余红兵，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2.
作者简介：罗昊，郑州轻工业大学公共艺术设计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