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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道德书的历史景深
1997年前后，一本名为《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的书稿拷贝曾在数家出版社问“击鼓传花”。书稿的作者，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弯弓搭箭，锋镝所向却是批判“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此八个字，字字千钧，是新中国近半个世纪计划经济体制下伦理范式的提纯，更是素来“贬抑个体价值”的吾国传统文化道德训谕中的应有之义。彼时，茅于轼为国人的道德前景开药方，第一刀就列在这个“肯綮”上，自然让许多社长左右思量——定音锤没有落下，花落谁家无碍，别自我出为妙。暨南大学出版社力排众议让这本书得见天日。而后，2002年、2008年，一而再、再而三，出到了第三版。
2002年，这本为“自利”正名的书再版，新加入的讨论是“道德与快乐”。新论题介入的背景是1980年以来，中国的GDP以年均9.3％的高速度增长，创造了新的经济奇迹。经济成就举世瞩目，而整体的人文发展情况却呈现出与GDP增长不协调的逆态势。这症候在新千年后迅速成为国人的一项共识，为什么我们由温饱而小康了，却不快乐了!茅于轼给出了经济学家本位的思考：用“帕累托改进”的原理，为全社会快乐的增量求解——如何让没有个人变得不快乐，而至少有个人更快乐些?答案无他，“自己快乐，给人快乐”。在2008年第三版关于快乐的论述中，茅于轼启用了“普世价值：博爱”，他不再犹疑顾及地指出“全社会快乐总量的极大化，其实就是博爱”。
在2008年的最新版《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前言中，夫子自道“当时中国人的道德观正经历着重新定向的迷茫，过去所提倡的道德观显然和市场经济相冲突，一个要无私奉献，一个要追求利润。究竟何者正确，理由何在，迫切需要回答”。
斯言诚哉。制度的“转轨”，伴生了个体思想的“出轨”，走市场经济之路与世风日下、贪腐寻租、假货横行等等不良现象正相关吗7茅于轼要为这场变化“正名”——不破不立，为了“破”开篇那八个字，让“自利”“立”起来且“立”得住。他举了《镜花缘》中“君子国”的例子，说明“以自利为目的的谈判具有双方同意的均衡点，而以他利为目的的谈判则不存在双方都同意的均衡点……所以利己是可以达到和谐的，利他则只能导致个纠纷不断的社会”。
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首要条便是“fair play”，当下的中国社会“费厄泼赖”确是一刻也缓行不得了。在第三版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中，茅于轼新加入的探讨便是“我们要追求什么样的公平?”作为为市场经济而呼且歌的拥护者，他承认“市场是致富之路，但又是分配不平等的一个原因”——问题在于市场行为造成的不平等，人们的意见并不大，且可以用收缴所得税来缩小，但是非市场原因的“盘外招”则定招致民怨，在贪腐、权钱勾结等等社会痼疾已然无法令人忽视之际，对公平正义的强调则显得尤为及时。
回溯 本道德书与它所见证的时光，我们不由得感慨茅于轼这些识迈同侪，胆过他人的言说。“胆识”是公共知识分子最基本的质素，也是他们最具光芒的品质。梳理他在三个版本中侧重的言说，从最初的强调“自利”，到最近的强调对“自利有所约束”，在茅于轼完成了自己观察。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三十个年头，新世纪的中国迎来第二个十年的开端，BQN口响了茅于轼家的大门，请这位82岁老者继续展望国人的道德前景。不乐观，他说。如此，且听他的忧思与问难。
“财富与快乐没有等价关系”
BQ：《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以下简称《前景》)1997年出第一版，其时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不过五年，据说这本书在出版时遇到了不小阻力?
M：这本书谈的核心问题就是批判“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是计划经济的伦理基础，要求每个人都无私奉献，市场经济要求每个人关心自己的利益。这个问题现在也还有争论，当时更是如此，有十几个出版社都不愿意出。我从经济学的道理出发，讲明社会的进步就是靠每个人关心自己的利益，不妨碍甚至帮助别人的利益来实现的，市场经济就是双赢。计划经济要求无私奉献，导致了什么?有些人无私奉献，有些人坐享其成。
BQ：2002年第二版《前景》，您新加入的论题是“道德与快乐”。那么您当时的考量是什么?
M：我们追求的是快乐，不是财富，很多人却为了财富牺牲了人生中各式各样的美好。而且这不仅是个人的选择，当时在国家层面也有“唯GDP论”。当时舆论还没说“幸福指数”的事，这个名词在国外却早就有了。比如印度人的快乐指数高于新加坡人，但前者的GDP比后者低好多，这就证明财富与快乐并没有直接的等价关系。
BQ：那么在第三版中我注意到，“公平”被您特意单拎出来讲了。
M：第版强调自利是对的，第三版强调对自利要有约束，从理论上讲不损人的自利都是好的，但是实践操作中，损人与否的界线很模糊，人们问都很容易跨过自利的界线造成纠纷。
BQ：那么由书而外，这两年您关于道德伦理问题又有何新的思考?
M：比如资本主义成功的原因不是每个人关心自己，而是对企业的忠诚，资本主义的成功，是资本主义伦理的成功。每个人关心自己，对摆摊的个体户最有效，他会尽自己所能为消费者服务，同时挣得自己利益最大化。但是现代社会不是个体户组成的，而是大的企业公司，是庞大而复杂的组织，不是自己在赚自己的钱，而是为公司赚钱，每个人如果只想谋自己的私利，那就完了。资本主义成功，恰恰在于员工的责任感和职业道德。为什么外国企业到中国来，高管定是外国人，中国人业务能力再好也不能当 把手，就是在于他们觉得我们没有信仰。
BQ：您这么说，就让我们想到了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
M：是的，当下的社会有各种制度规范，但是这和伦理不样，制度是外加的，伦理是内心的。我们这个社会缺乏对企业的忠诚，以及对自己职务的责任感、敬畏感。
BQ：新浪博客是您自己在写吗?
M：是的。
BQ：您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但有个讲法，中国历来没有知识分子，古代是士，是门客，是幕僚，从现代来说，是姿势甚至是利益代言人，您提出“反特权”这个口号是不是没有相应的语境?
M：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特权的观念在百姓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就像汶川地震，举国同悲之际，某省文联的负责人就能写出这样的诗词，有了“主席呼，总理唤”，死难者“纵做鬼，也幸福”。权位越大，权威越大，掌握的真理就该越多，这是老百姓的普遍心理，想根除太难了。
BQ：您的家庭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能不能谈谈小时候家庭对您的影响?
M：我的家庭受西方的影响很大。我的大伯、二伯，还有我父亲都是留学生，我的两个舅舅也是留学生，那个时代出国的人很少，留学生更是少数中的少数。我们家当时非常重视教育，而且接近西方文化，不看风水、不拜佛、不烧香，相信科学，在家庭关系上也很平等。
“仁爱是人类道德最基本的出发点”
BQ：在《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第一版里，有这样一句话， “中国传统道德里面，有许多是可贵且永恒的规范”，您认为这个“可贵且永恒”的规范指什么呢?
M：那就是仁爱嘛，孔子和孟子都是讲“仁”的，西方的道德基础也是“仁”。人的怜悯心、同情心、对别人的爱护，这是人类道德最基本的出发点。
BQ：“仁”是东方的观点，您怎么看待源自西方的慈善公益事业在当下中国的困境?
M：我写过篇文章叫《中国的慈善问题的根本问题就是对富人的保障问题》。在中国当富人是不安全的，做慈善就会露富，露富就不安全。外国人中，像美国人，有钱人是大家学习的榜样，我们有钱人是剥削者，非常不样。仇富心理其实是很容易被挑起来的。个社会里穷人总是占多数的。号召穷人起来分富人的财产，总是有号召力的。但是有些国家，像美国，想得就比较透，分了富人的钱，最后大家都变穷人。
BQ：中国道德提到“仁”，往往还要续接上，所谓“仁义礼智信”，您对后面的几个规范有什么看法?
M：我觉得孔子的道德观解决的只是人与人的关系，但没解决人跟政府的关系。他通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套，规定了个等级，但是没有想到要是有等级的话社会就不能安定，因为在底下的人总要往上爬。只有个完全平等的社会，大家才能够稳定下来，没有什么往上爬的机会，大家都样。等级观念很成问题，但是客观上我们要明白人与人问的确有差别。差别的原因是个人的天赋和奋斗的不同，但并不是因为出身。中国人的等级观念，“官大级压死人”，人人都想当官，当官发现还有更大的官，最后直做到皇帝。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乱治，其实就是在抢皇帝。
BQ：您怎么看新世纪这十年的所谓的“国学热”现象?很多地方都把“二十四孝”甚至是“弟子规”都大张旗鼓拿出来了。
M：我觉得中国传统道德的回复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文革”的时候，传统道德是全部被废掉的，学生可以把校长打死，不可想象一个人会做到那样种地步，一点怜悯心没有，破坏了人类最基本的东西。所以说现在提倡这个我认为是好的，但是还要看到，不能用传统文化来对抗西方的先进文化。我说过，中国的进步百分之百靠西方。计算机、电视、汽车、火车，全部是西方发明的。没有西方的技术，今天中国就还是老样子，这是技术层面的；在制度层面上，社会结构上，学的还是西方。
BQ：中国历代的统治者都有所谓的“儒表法里”之说，您怎么看这句话?
M：“儒表法里”的“法”还不是个真正的法，是统治者发明出来管老百姓的个东西，虽然也宣扬“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那毕竟是一个等级结构下的法，这个法必然造成所谓下对上负责，而不用对下负责。但现代的法制精神的内核是平等，只有平等才能够有法制。
BQ：去年有两部电影，一部是《唐山大地震》，一部是《山楂树之恋》。这两部片子出来之后，有人评论说这两部片子里都宣扬了妇女守贞和守寡的情结。这些东西都是上世纪80年代之后我们在思潮上所抛弃的东西，以及实践中，国人也不再去遵循的。但为什么在电影宣传了这样的伦理之后还能赢得观众的共鸣呢?
M：守寡和守贞这些宣教，在外人看来很漂亮，但作为本人来说，可能就是牺牲者。人权就是要尊重每个人的权利。
BQ：道德的延递和变化有两个维度，一个是传统，刚才已经说了，还有一个就是舶来。您也经常去国外观察，现在您认为国外资本主义道德观上，有什么值得我们反思的?
M：国外的道德观比我们进步，中国的道德观需要改造。现在光讲儒家道德绝对是不够的。其实说到底，平等是最基本的东西，一切道德的出发点必须是平等，或者说没有等级、反特权。我觉得“反特权“的口号应该代替”人权”口号，“人权”的口号很好，但是它比较泛泛。
BQ：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了，您对中国人的道德展望是怎样的?
M：我并不乐观，因为中国当前的道德问题是个大的社会问题，目前的社会说真话的环境并不好。这样的环境怎么会有完美的道德呢?你想想看。
茅于轼大话道德
◇中国社会的深刻危机在于道德的缺失。最可怕的是社会充满谎言，说谎不以为耻。由于假话不受限制，行动就无所顾忌，说假话就可以掩盖行动的错误。社会就没有了是非感。这是中国最大的社会危机。
◇社会表扬做慈善的人，这是个正常社会所应有的习惯。过去有些人强调做好事要不留名，留了名就不是真正的好事。这种理论非常有害，为什么我们对待做好事的人要如此苛刻呢?正因为做好事的人不够多，需要社会的表扬，鼓励大家多做好事。哪怕人们做好事是为了得到表扬，只要是真正的好事又有何妨?
◇十字路口是道路通过能力的限制口，要提高道路的通过能力，避免在十字路口堵车，应该加速车辆在此通过的速度，而不是减速通过，要做到这点必须每个人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从感觉上看，似乎红灯前不抢行是耽误了时间，实质上是与人方便的结果也使自己方便。人虽然是万物之灵，可是要觉悟到不抢行反而减少了等待，在这点上学习速度是非常之慢的。
◇守时是发达国家的基本特点，飞机正点起飞，火车正点发车，商品准时交货，开会准时出席。一个交换频繁、联系复杂的商品经济社会，缺少了守时这共同规则，它是无法运转的。开会有人不准时出席，会议不会让多数人等少数人。
◇经济学中的享受是指对物质消费的满足感，而不是从攀比得到的满足感。买几千几万元的手表或手袋，得到的是从炫耀来的攀比满足感。严格讲，攀比的满足是为了别人，不是为了自己。如果没有别人在场，就不会有攀比的满足感。为了别人的羡慕而消费是愚蠢的消费。为了别人的福利而消费是聪明的消费。
◇在社会中不同地位不同阶层的人的行为，对群众心理的影响是不同的。地位越高，影响越大，他们行为的感染作用也越强。所以有“上行下效”的说法，而从来没有“下行上效”之说。在家庭中是家长，在学校里是老师，在机关里是上级，在整个社会中则是党政高级官员和各种团体的负责人。他们的道德面貌对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一个社会是需要有正义的，大家都要讲理，不要动武。讲理能讲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从武力。这是个正常的社会。如果讲理讲不通，必须动武，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
◇市场经济是一个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互相服务的关系。穷人为富人服务，但是富人也为穷人服务。比如办银行的应该说都是富人，他们也为我们穷人服务。我们的工资就是打入银行，银行为我们提供了方便。互相服务是很正常的，这种关系将永远存在下去。不过人们把人分成富人和穷人后，把问题变得复杂化了。所以问题不在互相服务，而在社会上有穷人和富人之分。
◇中国的传统道德观中却贯鄙视商业，嫌弃商人，就连大多数商人自己也未必明白商业对社会的重大作用，而且确实有不少商人用欺骗的手段经商，破坏了商业的信誉，使这大大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活动，很难得到长足的发展。这种历史教训不光在我国存在过，而且在大多数西方国家里同样存在过。不同的只是当今发达国家里已不再存在鄙视商业的偏见，商业活动已成为最讲究信用和道德的种活动。不道德的人不断地被排除出商业活动的圈子，这种净化作用的结果是构成了一个方便安全富裕的物质环境。
(摘自茅于轼博客)
1997年前后，一本名为《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的书稿拷贝曾在数家出版社问“击鼓传花”。书稿的作者，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弯弓搭箭，锋镝所向却是批判“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此八个字，字字千钧，是新中国近半个世纪计划经济体制下伦理范式的提纯，更是素来“贬抑个体价值”的吾国传统文化道德训谕中的应有之义。彼时，茅于轼为国人的道德前景开药方，第一刀就列在这个“肯綮”上，自然让许多社长左右思量——定音锤没有落下，花落谁家无碍，别自我出为妙。暨南大学出版社力排众议让这本书得见天日。而后，2002年、2008年，一而再、再而三，出到了第三版。
2002年，这本为“自利”正名的书再版，新加入的讨论是“道德与快乐”。新论题介入的背景是1980年以来，中国的GDP以年均9.3％的高速度增长，创造了新的经济奇迹。经济成就举世瞩目，而整体的人文发展情况却呈现出与GDP增长不协调的逆态势。这症候在新千年后迅速成为国人的一项共识，为什么我们由温饱而小康了，却不快乐了!茅于轼给出了经济学家本位的思考：用“帕累托改进”的原理，为全社会快乐的增量求解——如何让没有个人变得不快乐，而至少有个人更快乐些?答案无他，“自己快乐，给人快乐”。在2008年第三版关于快乐的论述中，茅于轼启用了“普世价值：博爱”，他不再犹疑顾及地指出“全社会快乐总量的极大化，其实就是博爱”。
在2008年的最新版《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前言中，夫子自道“当时中国人的道德观正经历着重新定向的迷茫，过去所提倡的道德观显然和市场经济相冲突，一个要无私奉献，一个要追求利润。究竟何者正确，理由何在，迫切需要回答”。
斯言诚哉。制度的“转轨”，伴生了个体思想的“出轨”，走市场经济之路与世风日下、贪腐寻租、假货横行等等不良现象正相关吗7茅于轼要为这场变化“正名”——不破不立，为了“破”开篇那八个字，让“自利”“立”起来且“立”得住。他举了《镜花缘》中“君子国”的例子，说明“以自利为目的的谈判具有双方同意的均衡点，而以他利为目的的谈判则不存在双方都同意的均衡点……所以利己是可以达到和谐的，利他则只能导致个纠纷不断的社会”。
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首要条便是“fair play”，当下的中国社会“费厄泼赖”确是一刻也缓行不得了。在第三版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中，茅于轼新加入的探讨便是“我们要追求什么样的公平?”作为为市场经济而呼且歌的拥护者，他承认“市场是致富之路，但又是分配不平等的一个原因”——问题在于市场行为造成的不平等，人们的意见并不大，且可以用收缴所得税来缩小，但是非市场原因的“盘外招”则定招致民怨，在贪腐、权钱勾结等等社会痼疾已然无法令人忽视之际，对公平正义的强调则显得尤为及时。
回溯 本道德书与它所见证的时光，我们不由得感慨茅于轼这些识迈同侪，胆过他人的言说。“胆识”是公共知识分子最基本的质素，也是他们最具光芒的品质。梳理他在三个版本中侧重的言说，从最初的强调“自利”，到最近的强调对“自利有所约束”，在茅于轼完成了自己观察。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三十个年头，新世纪的中国迎来第二个十年的开端，BQN口响了茅于轼家的大门，请这位82岁老者继续展望国人的道德前景。不乐观，他说。如此，且听他的忧思与问难。
“财富与快乐没有等价关系”
BQ：《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以下简称《前景》)1997年出第一版，其时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不过五年，据说这本书在出版时遇到了不小阻力?
M：这本书谈的核心问题就是批判“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是计划经济的伦理基础，要求每个人都无私奉献，市场经济要求每个人关心自己的利益。这个问题现在也还有争论，当时更是如此，有十几个出版社都不愿意出。我从经济学的道理出发，讲明社会的进步就是靠每个人关心自己的利益，不妨碍甚至帮助别人的利益来实现的，市场经济就是双赢。计划经济要求无私奉献，导致了什么?有些人无私奉献，有些人坐享其成。
BQ：2002年第二版《前景》，您新加入的论题是“道德与快乐”。那么您当时的考量是什么?
M：我们追求的是快乐，不是财富，很多人却为了财富牺牲了人生中各式各样的美好。而且这不仅是个人的选择，当时在国家层面也有“唯GDP论”。当时舆论还没说“幸福指数”的事，这个名词在国外却早就有了。比如印度人的快乐指数高于新加坡人，但前者的GDP比后者低好多，这就证明财富与快乐并没有直接的等价关系。
BQ：那么在第三版中我注意到，“公平”被您特意单拎出来讲了。
M：第版强调自利是对的，第三版强调对自利要有约束，从理论上讲不损人的自利都是好的，但是实践操作中，损人与否的界线很模糊，人们问都很容易跨过自利的界线造成纠纷。
BQ：那么由书而外，这两年您关于道德伦理问题又有何新的思考?
M：比如资本主义成功的原因不是每个人关心自己，而是对企业的忠诚，资本主义的成功，是资本主义伦理的成功。每个人关心自己，对摆摊的个体户最有效，他会尽自己所能为消费者服务，同时挣得自己利益最大化。但是现代社会不是个体户组成的，而是大的企业公司，是庞大而复杂的组织，不是自己在赚自己的钱，而是为公司赚钱，每个人如果只想谋自己的私利，那就完了。资本主义成功，恰恰在于员工的责任感和职业道德。为什么外国企业到中国来，高管定是外国人，中国人业务能力再好也不能当 把手，就是在于他们觉得我们没有信仰。
BQ：您这么说，就让我们想到了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
M：是的，当下的社会有各种制度规范，但是这和伦理不样，制度是外加的，伦理是内心的。我们这个社会缺乏对企业的忠诚，以及对自己职务的责任感、敬畏感。
BQ：新浪博客是您自己在写吗?
M：是的。
BQ：您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但有个讲法，中国历来没有知识分子，古代是士，是门客，是幕僚，从现代来说，是姿势甚至是利益代言人，您提出“反特权”这个口号是不是没有相应的语境?
M：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特权的观念在百姓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就像汶川地震，举国同悲之际，某省文联的负责人就能写出这样的诗词，有了“主席呼，总理唤”，死难者“纵做鬼，也幸福”。权位越大，权威越大，掌握的真理就该越多，这是老百姓的普遍心理，想根除太难了。
BQ：您的家庭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能不能谈谈小时候家庭对您的影响?
M：我的家庭受西方的影响很大。我的大伯、二伯，还有我父亲都是留学生，我的两个舅舅也是留学生，那个时代出国的人很少，留学生更是少数中的少数。我们家当时非常重视教育，而且接近西方文化，不看风水、不拜佛、不烧香，相信科学，在家庭关系上也很平等。
“仁爱是人类道德最基本的出发点”
BQ：在《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第一版里，有这样一句话， “中国传统道德里面，有许多是可贵且永恒的规范”，您认为这个“可贵且永恒”的规范指什么呢?
M：那就是仁爱嘛，孔子和孟子都是讲“仁”的，西方的道德基础也是“仁”。人的怜悯心、同情心、对别人的爱护，这是人类道德最基本的出发点。
BQ：“仁”是东方的观点，您怎么看待源自西方的慈善公益事业在当下中国的困境?
M：我写过篇文章叫《中国的慈善问题的根本问题就是对富人的保障问题》。在中国当富人是不安全的，做慈善就会露富，露富就不安全。外国人中，像美国人，有钱人是大家学习的榜样，我们有钱人是剥削者，非常不样。仇富心理其实是很容易被挑起来的。个社会里穷人总是占多数的。号召穷人起来分富人的财产，总是有号召力的。但是有些国家，像美国，想得就比较透，分了富人的钱，最后大家都变穷人。
BQ：中国道德提到“仁”，往往还要续接上，所谓“仁义礼智信”，您对后面的几个规范有什么看法?
M：我觉得孔子的道德观解决的只是人与人的关系，但没解决人跟政府的关系。他通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套，规定了个等级，但是没有想到要是有等级的话社会就不能安定，因为在底下的人总要往上爬。只有个完全平等的社会，大家才能够稳定下来，没有什么往上爬的机会，大家都样。等级观念很成问题，但是客观上我们要明白人与人问的确有差别。差别的原因是个人的天赋和奋斗的不同，但并不是因为出身。中国人的等级观念，“官大级压死人”，人人都想当官，当官发现还有更大的官，最后直做到皇帝。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乱治，其实就是在抢皇帝。
BQ：您怎么看新世纪这十年的所谓的“国学热”现象?很多地方都把“二十四孝”甚至是“弟子规”都大张旗鼓拿出来了。
M：我觉得中国传统道德的回复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文革”的时候，传统道德是全部被废掉的，学生可以把校长打死，不可想象一个人会做到那样种地步，一点怜悯心没有，破坏了人类最基本的东西。所以说现在提倡这个我认为是好的，但是还要看到，不能用传统文化来对抗西方的先进文化。我说过，中国的进步百分之百靠西方。计算机、电视、汽车、火车，全部是西方发明的。没有西方的技术，今天中国就还是老样子，这是技术层面的；在制度层面上，社会结构上，学的还是西方。
BQ：中国历代的统治者都有所谓的“儒表法里”之说，您怎么看这句话?
M：“儒表法里”的“法”还不是个真正的法，是统治者发明出来管老百姓的个东西，虽然也宣扬“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那毕竟是一个等级结构下的法，这个法必然造成所谓下对上负责，而不用对下负责。但现代的法制精神的内核是平等，只有平等才能够有法制。
BQ：去年有两部电影，一部是《唐山大地震》，一部是《山楂树之恋》。这两部片子出来之后，有人评论说这两部片子里都宣扬了妇女守贞和守寡的情结。这些东西都是上世纪80年代之后我们在思潮上所抛弃的东西，以及实践中，国人也不再去遵循的。但为什么在电影宣传了这样的伦理之后还能赢得观众的共鸣呢?
M：守寡和守贞这些宣教，在外人看来很漂亮，但作为本人来说，可能就是牺牲者。人权就是要尊重每个人的权利。
BQ：道德的延递和变化有两个维度，一个是传统，刚才已经说了，还有一个就是舶来。您也经常去国外观察，现在您认为国外资本主义道德观上，有什么值得我们反思的?
M：国外的道德观比我们进步，中国的道德观需要改造。现在光讲儒家道德绝对是不够的。其实说到底，平等是最基本的东西，一切道德的出发点必须是平等，或者说没有等级、反特权。我觉得“反特权“的口号应该代替”人权”口号，“人权”的口号很好，但是它比较泛泛。
BQ：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了，您对中国人的道德展望是怎样的?
M：我并不乐观，因为中国当前的道德问题是个大的社会问题，目前的社会说真话的环境并不好。这样的环境怎么会有完美的道德呢?你想想看。
茅于轼大话道德
◇中国社会的深刻危机在于道德的缺失。最可怕的是社会充满谎言，说谎不以为耻。由于假话不受限制，行动就无所顾忌，说假话就可以掩盖行动的错误。社会就没有了是非感。这是中国最大的社会危机。
◇社会表扬做慈善的人，这是个正常社会所应有的习惯。过去有些人强调做好事要不留名，留了名就不是真正的好事。这种理论非常有害，为什么我们对待做好事的人要如此苛刻呢?正因为做好事的人不够多，需要社会的表扬，鼓励大家多做好事。哪怕人们做好事是为了得到表扬，只要是真正的好事又有何妨?
◇十字路口是道路通过能力的限制口，要提高道路的通过能力，避免在十字路口堵车，应该加速车辆在此通过的速度，而不是减速通过，要做到这点必须每个人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从感觉上看，似乎红灯前不抢行是耽误了时间，实质上是与人方便的结果也使自己方便。人虽然是万物之灵，可是要觉悟到不抢行反而减少了等待，在这点上学习速度是非常之慢的。
◇守时是发达国家的基本特点，飞机正点起飞，火车正点发车，商品准时交货，开会准时出席。一个交换频繁、联系复杂的商品经济社会，缺少了守时这共同规则，它是无法运转的。开会有人不准时出席，会议不会让多数人等少数人。
◇经济学中的享受是指对物质消费的满足感，而不是从攀比得到的满足感。买几千几万元的手表或手袋，得到的是从炫耀来的攀比满足感。严格讲，攀比的满足是为了别人，不是为了自己。如果没有别人在场，就不会有攀比的满足感。为了别人的羡慕而消费是愚蠢的消费。为了别人的福利而消费是聪明的消费。
◇在社会中不同地位不同阶层的人的行为，对群众心理的影响是不同的。地位越高，影响越大，他们行为的感染作用也越强。所以有“上行下效”的说法，而从来没有“下行上效”之说。在家庭中是家长，在学校里是老师，在机关里是上级，在整个社会中则是党政高级官员和各种团体的负责人。他们的道德面貌对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一个社会是需要有正义的，大家都要讲理，不要动武。讲理能讲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从武力。这是个正常的社会。如果讲理讲不通，必须动武，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
◇市场经济是一个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互相服务的关系。穷人为富人服务，但是富人也为穷人服务。比如办银行的应该说都是富人，他们也为我们穷人服务。我们的工资就是打入银行，银行为我们提供了方便。互相服务是很正常的，这种关系将永远存在下去。不过人们把人分成富人和穷人后，把问题变得复杂化了。所以问题不在互相服务，而在社会上有穷人和富人之分。
◇中国的传统道德观中却贯鄙视商业，嫌弃商人，就连大多数商人自己也未必明白商业对社会的重大作用，而且确实有不少商人用欺骗的手段经商，破坏了商业的信誉，使这大大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活动，很难得到长足的发展。这种历史教训不光在我国存在过，而且在大多数西方国家里同样存在过。不同的只是当今发达国家里已不再存在鄙视商业的偏见，商业活动已成为最讲究信用和道德的种活动。不道德的人不断地被排除出商业活动的圈子，这种净化作用的结果是构成了一个方便安全富裕的物质环境。
(摘自茅于轼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