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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长安街上的民族文化宫。尽管是人冬来最寒冷的一周，最低温度达到零下14摄氏度；但短短7天，“台湾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展”的参观者已超过万人。
“台湾少数民族”，这个提法略有些陌生。在台湾，他们被称为“原住民”；而在大陆，过去被统称为“高山族”。但此次展览让参观者们发现：以往用高山族来称呼这些同胞实在过于笼统。实际上他们属于14个文化各具特色的族群—阿美、泰雅、赛夏、布农、邹、鲁凯、排湾、卑南、达悟、太鲁阁、噶玛兰、邵、撒奇莱雅以及赛德克。
根据台湾2007年的统计，这14个族群的总人口约为48万，占台湾总入口数的2.1％。其中，人口最多的阿美族约有17.3万人，而人口最少的邵族，只有约600人。
展品中没有一件仿品
“我希望让来参观的朋友们，感受到台湾原住民的热情，就好像到部落里一样。”这次展览的岛内合作者、赛夏族长老根志优说。20多年来，他以电视工作者的身份跑遍了台湾828个部落，拍摄了大量的少数民族纪录片。此次展出的400多件实物、1000。多幅图片以及40多部影像资料，有九成来自他多年来的收藏。
整个展览对台湾少数民族的历史变迁、文化特色以及生活习俗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主办方全国台联说，规模如此之大的台湾少数民族展览，迄今为止还是第一次，即使在台湾岛内也没有过。根志优说：“即便在台湾，很多人对原住民的文化也是陌生的。这种陌生让很多人觉得原住民没有文化可言。”
从去年决定跟台联合作以来，根志优跑北京不下十次，画草图、量尺寸、布置展馆。为了保证原汁原味，此次展出的实物没有一件是仿品，包括部落老人亲手织的服饰、有百年历史的泰雅族织布机、镶嵌着珍稀羚羊角的头目帽等等，甚至连悬挂在达悟族拼板舟上的飞鱼干，也是族人腌制好从台湾带来的，还带着大海的成腥气息。
由于早期生活在相对闭塞的山区，台湾少数民族至今仍保留着一个庞大而又厚朴的原始文化系统，但现如今这种文化正在不断地流失。
展品中有一套泰雅妇女的纹面工具，不同于汉族人因为受罚而遭受的黥面，纹面在泰雅妇女看来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而且面积越大，颜色越深越是尊贵。如今这个传统已经逐渐消失，泰雅族现仅存7位纹面的女性。
由于信仰神灵，祭祀对于台湾少数民族来说，是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每个民族每年都会在固定的时间举行各种祭祀仪式，例如，赛夏族的“矮人祭”、邹族的“小米祭”、排湾人的“五年祭”、达悟人的“飞鱼祭”等等。这些祭祀承载着族人对祖先的敬重、丰收的喜悦和绝不因生存破坏自然法则的理念，蕴涵着各个民族深厚的文化内涵。
例如被誉为“世界珍贵音乐遗产”的八部合音，就是布农族在祭典中演唱的歌曲——《祈祷小米丰收歌》。起先由部落长老起低音，其他歌者分成二至三部合音陆续加入。当音调越来越高时，就会出现多个不同的声部加入唱和，甚至达到8个不同的音部，歌声雄浑回荡，如同天籁。关于这种唱法的起源，有一种说法是模仿瀑布从山上倾斜而下的声音，还有一种说法，是嗡嗡鸣响的野蜂教会了布农人唱这首歌。
文化的保护不是一加一等于二
比起感触颇多的参观者，更加激动的是从台湾过来的各族头目和长老。他们和参观者一样在展品前伫立良久。其中一位七十多岁的排湾族头目说：“看到这些，我死了也不会遗憾了。”
身为赛夏族长老的根志优，理解他的这种心情。“台湾原住民是没有文字的，文化的传承只有靠口述。”根志优说，“现在部落里的年轻人都迫于生存外出工作，老人很怕文化会断层。当看到我们去部落拍片，他们就会恨不得把所有的东西都告诉我们，让我们帮着记录下来，有一天可以告诉他们的子孙。”
对于这些展品，根志优有着深厚的感情。“对于我们来说，这些器物、礼仪维持着一个代代相传的记忆。这种记忆，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当记忆完全消失的时候，这个民族等同于没有了生命，只剩一个称谓而已。”
提到台湾少数民族的文化流失，根志优用的是“急速”两个字。他认为，这几十年来环境的急剧转变，尤其是族语的禁用和生活方式的变迁，加速了少数民族文化的流失。
据资料显示，早在日据时代，殖民者就开始在少数民众当中推行日语，以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统治。而国民党政府在抵达台湾之后，为了消除日本殖民时期所遗留的日本教育、文化和思想，也在教育上对台湾少数民族进行同化。
1963年，台湾当局颁发了《山地行政改进方案》，意在促进“原住民与一般社会结合”，迫使原住民迁出世代居住的地方，放弃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同时大量取缔了原住民的祭祀及庆典活动。
1980年台湾当局颁布了《台湾省加强山地国民教育辦法》，鼓励教师前往山地任教，并对山地学生提供各项补助，希望能够提升原住民教育。虽然是致力于“有效提升整体原住民的教育素质”，但这个时期强力推动的国语教育，也进一步导致了少数民族母语的流失，以及少数民族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淡漠。
“在70年代，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规定不准讲族语。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跟我堂弟讲族语，老师打了我，然后把我叫到讲台上，在胸前吊个牌子，上面写着： ‘我讲山地话’——老师在全班同学的面前，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告诉我不可以讲族语。”事到如今，回忆起这些事情，根志优依然觉得很痛心。“其实那对原住民文化和语言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除了族语流失之外，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也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1949年到70年代，台湾少数民族的生活环境急速地改变，许多部落的年轻人为了更好地生活，陆陆续续离开部落到城市去打工。根志优的爷爷和父亲也在其中。 “他们虽然是部落的头，但到都市里也因为没读书而被嘲笑，只能做最粗重的工作。现在台北很多知名建筑：台北火车站、桃园机场、中正纪念堂……都是原住民工人建设的。”
到了20世纪80年代，台湾各个族群的族群意识高涨，促使台湾当局不得不重视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和教育问题。1988年，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将原住民的教育目标定位“适应现代生活，维护传统文化”，并从1993年起开始提倡发扬并保存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和艺术。1996年，台湾当局第一次设立了专门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政府机构——“原住民族委员会”。
“这几年政府也在推动原住民的族语复兴，但太久以来造成的语言流失，导致现在要复兴很艰难。所以民族政策一定要很宏观，要考虑到非常远。一步错，真的是把这个民族给断了根，现在你想要救它，付出的代价非常大，甚至是完全救不回的。”根志优说。
参观展览的一位布农族长老也有同 样的感慨：“文化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东西，没有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寻回来。但我必须承认，原住民文化一旦遇到了城市文明和市场经济，必然会被冲击到——所以我不过分悲伤，重点是这些文化能够传给下一代。”
孩子，用5分鐘介绍下自己的民族
然而，下一代的情况或许并不像这位布农族长老所想的那么乐观。根志优时常喜欢考考少数民族的孩子们，给他们5分钟，让他们介绍一下自己的民族。让他忧虑的是，能做到的孩子并不多。
“每个人都应该在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介绍出自己民族的特色，这样才够资格当这个民族的人。”根志优说。更让他感到忧虑的是，很多孩子对自己的文化不止是淡漠，而且感到自卑。 “我们的孩子往往不够自信，因为社会上还有很多人看不起原住民。这种自卑感往往让孩子没有办法很好地融入社会。”
长期以来文化的边缘化和经济地位的低下，使台湾社会对少数民族有不少歧视和偏见。根志优说： “台湾整个社会对原住民的了解还是很肤浅的，并且还是有隔阂的，不认为我们和他们都是一样的。”虽然少数民族里也出了一些的各界的精英，但由于普遍教育水平不高，大部分人在城市里从事的是中下阶层的工作，其收入待遇也只有汉人的三分之一。近年来，越南、菲律宾等国家劳动力的涌入，使得他们丧失了很多原有的就业机会，进一步加速了边缘化。
但在根志优看来，造成孩子们不自信的最大原因，在于不认识自己。 “上一辈为了生活来到了都市，所以很多二十多岁的孩子部在都市长大，对自己的民族知之甚少。有些父母还会隐藏自己的身份，不让孩子来认识自己的民族。没有自我认同，怎么可能不感到自卑?”
为什么我们能生活在山里在海里
相比于那些不太认同自己民族的大人和孩子，幼时生活在大山里的根志优则没有这个困惑。
儿时在山上生活的日子，是他的美好记忆。每逢下雨，爷爷都让他到后山去把掉落的树枝或散落的石头捡到一边。爷爷说，因为下雨的时候雨水也走固定的水路，跟人的道路一样 如果石头挡到它，它就会改变方向，如果遇上松动的土石，久而久之就会造成土石流。
而奶奶带着他上山劳作，在一亩地上一定会依据东西南北方位选择好几棵树，这几棵树是绝对不砍的，要留下来把泥土抓住，以免造成崩山。
根志优说：“这就是我们从小受的教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原住民能够生活在山里、在海里，这就是生活智慧。”
“这种教育在现有生活里边太少了，造成我们的孩子不认识自己。我之所以为自己是赛夏人而自豪，就是因为我很清楚这个民族的智慧。我今天做的这个工作，就是希望这14个族的历史文化能够为大家知道。我想，任何一个孩子只要对自己的文化有所认识，就不仅会有自信心，更会充满骄傲。”
“台湾少数民族”，这个提法略有些陌生。在台湾，他们被称为“原住民”；而在大陆，过去被统称为“高山族”。但此次展览让参观者们发现：以往用高山族来称呼这些同胞实在过于笼统。实际上他们属于14个文化各具特色的族群—阿美、泰雅、赛夏、布农、邹、鲁凯、排湾、卑南、达悟、太鲁阁、噶玛兰、邵、撒奇莱雅以及赛德克。
根据台湾2007年的统计，这14个族群的总人口约为48万，占台湾总入口数的2.1％。其中，人口最多的阿美族约有17.3万人，而人口最少的邵族，只有约600人。
展品中没有一件仿品
“我希望让来参观的朋友们，感受到台湾原住民的热情，就好像到部落里一样。”这次展览的岛内合作者、赛夏族长老根志优说。20多年来，他以电视工作者的身份跑遍了台湾828个部落，拍摄了大量的少数民族纪录片。此次展出的400多件实物、1000。多幅图片以及40多部影像资料，有九成来自他多年来的收藏。
整个展览对台湾少数民族的历史变迁、文化特色以及生活习俗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主办方全国台联说，规模如此之大的台湾少数民族展览，迄今为止还是第一次，即使在台湾岛内也没有过。根志优说：“即便在台湾，很多人对原住民的文化也是陌生的。这种陌生让很多人觉得原住民没有文化可言。”
从去年决定跟台联合作以来，根志优跑北京不下十次，画草图、量尺寸、布置展馆。为了保证原汁原味，此次展出的实物没有一件是仿品，包括部落老人亲手织的服饰、有百年历史的泰雅族织布机、镶嵌着珍稀羚羊角的头目帽等等，甚至连悬挂在达悟族拼板舟上的飞鱼干，也是族人腌制好从台湾带来的，还带着大海的成腥气息。
由于早期生活在相对闭塞的山区，台湾少数民族至今仍保留着一个庞大而又厚朴的原始文化系统，但现如今这种文化正在不断地流失。
展品中有一套泰雅妇女的纹面工具，不同于汉族人因为受罚而遭受的黥面，纹面在泰雅妇女看来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而且面积越大，颜色越深越是尊贵。如今这个传统已经逐渐消失，泰雅族现仅存7位纹面的女性。
由于信仰神灵，祭祀对于台湾少数民族来说，是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每个民族每年都会在固定的时间举行各种祭祀仪式，例如，赛夏族的“矮人祭”、邹族的“小米祭”、排湾人的“五年祭”、达悟人的“飞鱼祭”等等。这些祭祀承载着族人对祖先的敬重、丰收的喜悦和绝不因生存破坏自然法则的理念，蕴涵着各个民族深厚的文化内涵。
例如被誉为“世界珍贵音乐遗产”的八部合音，就是布农族在祭典中演唱的歌曲——《祈祷小米丰收歌》。起先由部落长老起低音，其他歌者分成二至三部合音陆续加入。当音调越来越高时，就会出现多个不同的声部加入唱和，甚至达到8个不同的音部，歌声雄浑回荡，如同天籁。关于这种唱法的起源，有一种说法是模仿瀑布从山上倾斜而下的声音，还有一种说法，是嗡嗡鸣响的野蜂教会了布农人唱这首歌。
文化的保护不是一加一等于二
比起感触颇多的参观者，更加激动的是从台湾过来的各族头目和长老。他们和参观者一样在展品前伫立良久。其中一位七十多岁的排湾族头目说：“看到这些，我死了也不会遗憾了。”
身为赛夏族长老的根志优，理解他的这种心情。“台湾原住民是没有文字的，文化的传承只有靠口述。”根志优说，“现在部落里的年轻人都迫于生存外出工作，老人很怕文化会断层。当看到我们去部落拍片，他们就会恨不得把所有的东西都告诉我们，让我们帮着记录下来，有一天可以告诉他们的子孙。”
对于这些展品，根志优有着深厚的感情。“对于我们来说，这些器物、礼仪维持着一个代代相传的记忆。这种记忆，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当记忆完全消失的时候，这个民族等同于没有了生命，只剩一个称谓而已。”
提到台湾少数民族的文化流失，根志优用的是“急速”两个字。他认为，这几十年来环境的急剧转变，尤其是族语的禁用和生活方式的变迁，加速了少数民族文化的流失。
据资料显示，早在日据时代，殖民者就开始在少数民众当中推行日语，以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统治。而国民党政府在抵达台湾之后，为了消除日本殖民时期所遗留的日本教育、文化和思想，也在教育上对台湾少数民族进行同化。
1963年，台湾当局颁发了《山地行政改进方案》，意在促进“原住民与一般社会结合”，迫使原住民迁出世代居住的地方，放弃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同时大量取缔了原住民的祭祀及庆典活动。
1980年台湾当局颁布了《台湾省加强山地国民教育辦法》，鼓励教师前往山地任教，并对山地学生提供各项补助，希望能够提升原住民教育。虽然是致力于“有效提升整体原住民的教育素质”，但这个时期强力推动的国语教育，也进一步导致了少数民族母语的流失，以及少数民族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淡漠。
“在70年代，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规定不准讲族语。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跟我堂弟讲族语，老师打了我，然后把我叫到讲台上，在胸前吊个牌子，上面写着： ‘我讲山地话’——老师在全班同学的面前，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告诉我不可以讲族语。”事到如今，回忆起这些事情，根志优依然觉得很痛心。“其实那对原住民文化和语言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除了族语流失之外，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也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1949年到70年代，台湾少数民族的生活环境急速地改变，许多部落的年轻人为了更好地生活，陆陆续续离开部落到城市去打工。根志优的爷爷和父亲也在其中。 “他们虽然是部落的头，但到都市里也因为没读书而被嘲笑，只能做最粗重的工作。现在台北很多知名建筑：台北火车站、桃园机场、中正纪念堂……都是原住民工人建设的。”
到了20世纪80年代，台湾各个族群的族群意识高涨，促使台湾当局不得不重视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和教育问题。1988年，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将原住民的教育目标定位“适应现代生活，维护传统文化”，并从1993年起开始提倡发扬并保存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和艺术。1996年，台湾当局第一次设立了专门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政府机构——“原住民族委员会”。
“这几年政府也在推动原住民的族语复兴，但太久以来造成的语言流失，导致现在要复兴很艰难。所以民族政策一定要很宏观，要考虑到非常远。一步错，真的是把这个民族给断了根，现在你想要救它，付出的代价非常大，甚至是完全救不回的。”根志优说。
参观展览的一位布农族长老也有同 样的感慨：“文化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东西，没有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寻回来。但我必须承认，原住民文化一旦遇到了城市文明和市场经济，必然会被冲击到——所以我不过分悲伤，重点是这些文化能够传给下一代。”
孩子，用5分鐘介绍下自己的民族
然而，下一代的情况或许并不像这位布农族长老所想的那么乐观。根志优时常喜欢考考少数民族的孩子们，给他们5分钟，让他们介绍一下自己的民族。让他忧虑的是，能做到的孩子并不多。
“每个人都应该在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介绍出自己民族的特色，这样才够资格当这个民族的人。”根志优说。更让他感到忧虑的是，很多孩子对自己的文化不止是淡漠，而且感到自卑。 “我们的孩子往往不够自信，因为社会上还有很多人看不起原住民。这种自卑感往往让孩子没有办法很好地融入社会。”
长期以来文化的边缘化和经济地位的低下，使台湾社会对少数民族有不少歧视和偏见。根志优说： “台湾整个社会对原住民的了解还是很肤浅的，并且还是有隔阂的，不认为我们和他们都是一样的。”虽然少数民族里也出了一些的各界的精英，但由于普遍教育水平不高，大部分人在城市里从事的是中下阶层的工作，其收入待遇也只有汉人的三分之一。近年来，越南、菲律宾等国家劳动力的涌入，使得他们丧失了很多原有的就业机会，进一步加速了边缘化。
但在根志优看来，造成孩子们不自信的最大原因，在于不认识自己。 “上一辈为了生活来到了都市，所以很多二十多岁的孩子部在都市长大，对自己的民族知之甚少。有些父母还会隐藏自己的身份，不让孩子来认识自己的民族。没有自我认同，怎么可能不感到自卑?”
为什么我们能生活在山里在海里
相比于那些不太认同自己民族的大人和孩子，幼时生活在大山里的根志优则没有这个困惑。
儿时在山上生活的日子，是他的美好记忆。每逢下雨，爷爷都让他到后山去把掉落的树枝或散落的石头捡到一边。爷爷说，因为下雨的时候雨水也走固定的水路，跟人的道路一样 如果石头挡到它，它就会改变方向，如果遇上松动的土石，久而久之就会造成土石流。
而奶奶带着他上山劳作，在一亩地上一定会依据东西南北方位选择好几棵树，这几棵树是绝对不砍的，要留下来把泥土抓住，以免造成崩山。
根志优说：“这就是我们从小受的教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原住民能够生活在山里、在海里，这就是生活智慧。”
“这种教育在现有生活里边太少了，造成我们的孩子不认识自己。我之所以为自己是赛夏人而自豪，就是因为我很清楚这个民族的智慧。我今天做的这个工作，就是希望这14个族的历史文化能够为大家知道。我想，任何一个孩子只要对自己的文化有所认识，就不仅会有自信心，更会充满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