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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一条河。孔子曾慨叹：逝者如斯夫。夏坚勇的长篇历史散文《庆历四年秋》原载《钟山》2018年第3期，单行本由译林出版社2019年出版。开篇是从历史上那条极负盛名的河——汴河写起。对夏坚勇来说只是作为引子的汴河，让我有了一口气读下去的冲动。这条历史之河，在宋朝，叫汴河，在隋唐，叫通济渠，实为那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的重要一段。大运河以洛、汴为中心的架构本身極大地促进中原地区的高度繁荣。历史的变化和转折总是那么不期而至。中原的没落也可以说是从这条河的沉寂开始的。厓山之战后，元定都北京，运河开始取直，从江苏直接向北，途经山东越过黄河，不再经过汴梁、洛阳。从此，汴河还在，但船只如梭的桨声灯影不再，汴梁仍存，但《清明上河图》中东京繁华终成梦幻一场。
伴随着汴河沉寂的，是中国王朝社会从顶峰应声跌落。历史是河，而河也是历史。夏坚勇的历史文化散文在历史之河中回溯，从宋王朝的跌落（《绍兴十二年》）夏坚勇：《绍兴十二年》，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上溯到了跌落之前的巅峰（《庆历四年秋》）。所以，从夏坚勇的《庆历四年秋》来谈历史之河的变迁，历史文化散文如何“历史”、怎样“文化”等问题，想来是有意义的。
一、文学应如何返顾历史传统
众所周知，中国人向来对历史有着强烈的兴趣。几千年来，对历史的兴趣成为根深蒂固的民族无意识。中国文学也有着极为强大的史传传统。不知是文学的史传传统养成了国人的历史兴味，还是历史兴趣催生了史传传统，总之二者互为因果、互相滋养、循环交织。这种强大的集体无意识，并没有被百年前那场新文化运动、新文学革命斩断，而是依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新文学。
综而观之，现当代文学中的历史书写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对王朝解体之后的百余年来现代中国社会进程的记录和描摹，另一是对传统王朝社会的追溯和想象。前者的书写，尤为现当代文学的学院派研究者所关注，而对后者的关注度明显偏低。然而，可以预期的是：由于种种因素，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书写渐趋低落，与此相应的，随着返顾传统潮流的推助，当代文学创作对历史的书写将会越来越多。面对这个趋势，对这类书写如何应对、评判，如何纠偏，将是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
文学如何书写王朝历史，亟待正本清源。笔者认为，基于史料的全面掌握实现对真相最大限度的接近，从而对历史做出趋于客观公正的认知评判，并由此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念，这并不仅仅是对历史学著作的要求，这一基本要求，对文学的历史书写，同样无法回避。那么，在对中国王朝社会历史进行文学书写时，选择哪一段历史、哪一个王朝，其实相当重要。因为，选择即眼光，选择即观念。
说到王朝历史阶段的选择，我们知道，商、周因其年代过于久远，文献难征，很多故事近于神话，所以这段历史出现在当代文学中的机会不多。而秦统一之前诸侯争雄、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尽管这个轴心时代思想飞跃、文化繁荣，但也并非当代作家们着意的重点。大多数的历史书写，似乎更感兴趣的是有秦以来的王朝社会，亦即秦制时代。
本来秦制与儒家观念是有根本不同的，因为一方面是儒家“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价值观与秦立国主导思想的法家价值观对立，另一方面在于“焚书坑儒”的“家仇”矛盾，但是到了董仲舒，他进行了调和与变异。汉代“独尊儒术”实行后，儒家的地位陡升，但是在秦制的皇权体系中，儒家思想表面上被抬得很高，实际骨子里仍然是法家理路。也就是说秦亡以后的秦制时代，始终是儒表法里而已。
明乎此，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谈到当代文学的历史书写为什么对秦制以来的王朝的进行选择了。纵观这类历史书写多集中在曾经辉煌的王朝，除了秦之外，还有汉、唐、元、明、清。所选择的这些朝代，都属于王朝历史上大一统的时期，往往疆域广阔、国力雄厚、声名远播、万邦来朝。从一些作品的名字可以看出作家的兴趣取向，《汉武大帝》《成吉思汗》《康熙大帝》《雍正王朝》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更有若干作家对清代情有独钟，曾写出体量极大的皇皇作品。对这些王朝，作品是充满了肯定的、向往的、追怀的，这透射着作家的某种历史判断。总体看来，这些作品往往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歌颂该王朝开疆拓土的雄心伟业，将大一统作为赞美的主要理由;另一种是盲目地怀旧，简单地陶醉于万邦来朝的幻境之中。
然而，在这些大一统的王朝中，上镜率最低，最容易被遗忘和忽略的，是哪一个朝代呢？是宋朝。与开疆拓土的汉唐相比，宋朝给后人留下的形象似乎总是比较疲软。宋朝面对北方强敌，不断割地、纳贡，总给人积贫积弱的印象。当然，更不要说，整个宋朝还有二帝被掳、南渡偏安等一系列苦兮兮的过程和最终惨不忍睹的厓山覆亡结局。于是，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天平上，与疆域的广阔、帝王的伟业相比，《清明上河图》中的繁华、《东京梦华录》里的安逸，就悄然背了宋亡的黑锅——这一切不仅不值得赞美，甚至都成了宋亡的可耻原因。其实，对宋的评价偏低，甚至不屑，这种心理和看法并不仅仅是文学创作中独有的，在人们整体的印象中，宋朝似乎并不是一段光辉的历史，无法成为吹嘘和自豪的资本。
然而，宋朝却是一个检验历史观念和价值纬度的试金石。与汉唐元明清的武力雄起相比，宋朝确实显得疲软很多，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却并不一定如此。后人往往瞻仰和赞叹长城的奇迹，却遗忘了孟姜女的眼泪;在歌颂汉唐辽阔疆域时，常常忽略了穷兵黩武中士兵的累累白骨;在赞叹成吉思汗杀伐决断、歌颂康乾盛世时，却听不到百姓的哀音和士子的悲歌。事实上，评价历史，除了成王败寇的功利主义标准外，还应存在有温度的人性的文明纬度。
在人性观念的烛照下，宋朝不啻中国王朝社会的高峰，也是转捩点。宋朝的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程度，已有历史学家的大量证据和数据在前，无须赘言。中国的王朝历史告诉我们，社会安定往往伴随着大一统，大一统就意味着思想的统一，这是在秦制社会中始终没有解开的一个死结。而宋代则一定程度上比此前和此后的王朝都松动很多。这个方面，夏坚勇的《庆历四年秋》多有提及。比如其中多次谈到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等规则，这其实可以视作言论自由的小小开始。民间还有包青天故事的流传，那并不是法制，但包拯的龙头铡毕竟可以对上层皇族有所威慑。包拯的行事和口碑也折射出法律的观念在宋代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虽然还不能过高估计。所以，宋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是在秦制框架内达到了可以被允许的最大限度。当然，让人扼腕的是，它还没有来得及打破秦制，就被北方另一种文化给打败了，中国历史也由此发生了重大转折。随着宋的应声跌落，王朝历史从此之后每况愈下。 《庆历四年秋》所截取的正是宋王朝顶峰时期东京汴梁的历史镜头。而这一组组镜头中，君臣之间的关系在作品中有不少的呈现，如仁宗与范仲淹、仁宗与欧阳修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品中还笔带戏谑地描写了仁宗皇帝爱卖臣下人情的历史细节。这当然可以作为日常化写法视之，阅读时也能给读者以很好的调节，是在大历史风云之内的人情化的侧面展示。但另外一面，这看似不经意的闲笔实有深长意味，我们至少能从中读到一个皇帝的无奈。这恰恰反过来说明了皇权在宋朝不能如暴秦一样任性，也不能如此后的元、明两朝那么横行。皇权不能任性，当然不能归因于仁宗皇帝个人的修养有多么高。这其实是宋代开国以来形成的小传统——一种惯性和非成文的规则，当然还远远没有能够演化为体系化的规则。与剥皮楦草的明代相比，宋代的皇帝就无法如此任性。所以，君臣的关系是一个时代、一个王朝的风习的折射。从宋太祖谈笑间的“杯酒释兵权”，到明太祖的火烧庆功楼，从谏官可以拦着皇帝逼后者接受自己的奏章，到一字不合就会人头落地，王朝社会这个跌落的程度不能不让后人唏嘘扼腕。
梁漱溟曾说过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文化。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首提此说，见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379-385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后来他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对此作了修正和发挥，论述更详，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256-267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是的，中国文化太早熟了，在春秋战国就出现如此发达的思想争鸣，但却被秦制扼杀。而北宋这种在当时较高级的文明状态、社会模式却被更野蛮的文化所打断。所以，北宋的失败不是源于贫弱，不是因为落后，恰恰相反，而是因为宋王朝在当时早熟和超前，一个刚刚萌芽的文明形态偏偏落在了一个野蛮的丛林时代。这样看来，宋王朝的被扼杀其实又是秦制体系内的一种必然了。对于这样的一个历史认识，《庆历四年秋》有着逐渐展开的过程。作品的开始部分，还偶尔显出那种以宋为疲弱的通常看法，但随着叙述的推进，作者历史的观念和维度渐趋明晰，终于再没有回落到一般的皮相判断中。将这一点放置于近几十年文学的历史书写中来看，尤其值得肯定，这使得《庆历四年秋》在所谓的文化大散文作品中显得更加深刻。
二、散文的史诗书写如何落到细处、深处
某段历史、某个王朝，在后世的流传和记忆的重塑中难免损耗。其损耗的总体趋势是：大的脉络越来越清晰，具体细节则渐趋模糊，乃至扭曲变形。不仅历史学著述的建构过于注重骨架和线索，文学对历史的书写也往往无法摆脱这种简单化、骨干化的趋向。简化虽然难以避免，但文学书写毕竟要塑人物、讲故事，所以大多数历史题材书写不可能不关注历史中的大人物，这在传统的史传文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五四新文学革命初期，那种为英雄立传的历史书写，遭到普遍的批评。周作人等倡言的“平民文学”“人的文学”，就明确反對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作传，提出要写普通人的悲欢。尽管如此，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当代文学中的历史散文和历史小说，涉及历史尤其是古代王朝历史时，还是免不了主要在英雄人物、帝王将相身上着力泼墨。
事实上，“平民文学”观念至今仍可为当代文学的历史书写提供另一视角。着眼于普通下层的生活状态和鲜活感受等细节的描写看似无足轻重，但正是那些被忽略或被极力撇去的细微之处，与文学对整个历史和古代王朝的书写密切相关。因为“被认为是多余、冗杂的日常细节，以及无法被大起大落的传奇情节所吸收的日常性场景，通过‘诊断审美’的过滤、解译，同样可能令人从中洞察历史、人性、文化、政治的复杂形态。”余岱宗：《论“诊断审美”》，《文艺研究》2017年第5期。于是，将沉潜在史册或散佚于民间的日常细节及故事打捞起来，给后人重新审视正统的历史书写提供了参照。普通下层群体对日常生活的感受及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折射出古代王朝历史的复杂面向，也给当代文学的历史书写提供了更深刻、更丰富、更具意味的血肉。
《庆历四年秋》自觉意识到历史细节书写的重要，试图将一部分目光投注到帝王将相之外的人身上。比如作品一开篇的“将进酒”就花了大量的篇幅写进奏院里的下级官僚文人。作者将遥远的故事浓墨重彩地叙述成了一次现代酒局，栩栩如生地呈现了历史细节的波澜和曲折。作品还通过拆桥与护桥的斗争，刻画了富户乡绅、底层官僚的众生相与生态，丝丝入扣中将权力链条里各个环节的复杂关系清晰地描述出来。这些细节的用心着墨，无疑是使历史叙述得以丰满诱人的重要保障。可以说，作者在散文的框架内将叙事能力发挥得相当充分。所以，《庆历四年秋》虽然是散文，但故事的精彩性丝毫不输于小说。正如阿格妮丝·赫勒在《日常生活》中对不同身份的人的“感觉领域”的分析：“实际的感觉领域在形态上因社会阶级或身份团体而异。高级橱窗的陈列，在贫困的人看来只是昂贵与闪闪发光;然而，富有的人则研究不同物品之间的区别所在，而且他的感觉辨别甚至可深入到细节。我们所做的工作，我们在社会劳动分工中所占据的位置，我们的特殊需要，我们的特殊兴趣，所有这些在勾画我们的感觉领域和选择它的内涵方面都有指导作用。”〔匈牙利〕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第189页，衣俊卿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庆历四年秋》中，普通的下层官僚文人因特定阶级和生活环境的差异，他们的“感觉领域”显然有别于皇帝以及有着重要影响的大文人们，对周遭人事及社会关系的把握与考量也不尽相同。然而，从他们日常活动中的生死欲望、琐细纠缠及情绪状态中，我们可以窥见被以往宏大叙事所遮蔽或忽略的精神碎片，以此来洞察历史深处人性的幽微侧面。
尽管有不少对普通下层生态的描绘，但《庆历四年秋》的笔墨毕竟更多放在了对大人物的关注上。除皇帝之外，作者叙述的重心主要是那些有重要影响的大文人，这些人同时兼具大官僚的身份，如范仲淹、欧阳修、晏殊等等不仅文名显赫，而且在当时的政治影响力也相当大。当然，虽写大人物，但夏坚勇的出色之处在于，将这些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放在了平视的位置上，并且运用了透视的方法进行处理。平视，使得遥远的古人变得平易，形象生动有趣，毫无隔膜。透视，则能够最大限度穿透这些文人政治家的内心，对其内心活动、精神状貌有了较为深度的开掘和呈现。对此，夏坚勇有着自觉意识，他在作品中有这样一段论述堪称精彩：“说到庆历年间的政坛纷争，人们总喜欢刀劈豆腐两面光，把当时的人事分成改革和保守两个阵营，然后让他们对号入座。但历史毕竟不是厨师手中的一块豆腐，历史活动是人的活动，只有透过各种人物幽微隐曲的心理动机，才能窥见历史的底色。”夏坚勇：《庆历四年秋》，第152、153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所以，虽然是叙事，但实际仍不外乎写人。人物的透视和立体化的呈现，就使整部长篇散文丰满起来，而避免了平面展开或者线性叙述的乏味和单调。这种关注人、关注人内在心理的复杂性，使得夏坚勇的散文在一般的历史书写中超拔而出。 这也使此部历史大散文在文学书写的意义上与一般历史学著述清晰地区分开来。历史学著作与文学的历史书写是性质截然有别的两种建构。历史学著作侧重历史骨架的搭建，注重历史脉络的清晰描述，关心得更多是历史结果的评判。而作为文学的历史书写，文学的性质决定了一个成功的历史书写应该注重过程而非结果，注重细节而非粗略的骨架，注重偶然的多种可能而非必然的线性发展，注重人物内心的深度开掘而非单一的事实选择，注重动机的分析而非简单的成败评判。从这个意义上说，与通常的历史学著作相比，文学的历史书写本应确立的是历史中的人性真相。与单一的事实真实的追求不同，这应是一种更高的真实。当然，理想与现实总有差距，事实上太多的历史书写远远无法达到笔者所说的这种真实，而《庆历四年秋》则是在朝向这种更高的真实的途中。
《庆历四年秋》在这个正确的方向上行走，但仍有空间可以进一步拓展。如何拓展，在哪些方面拓展，对此问题，就有宋一代而言，可以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进一步深挖。这里提出的从日常生活出发对宋王朝加以刻画和展现，亦即“美学向当下实际生活还原，向由多种呈现、多种层次所构成的、多元的现存生活还原”。王确：《中国美学转型与生活研究新范式》，《哲学动态》2013年第1期。正是因为日常生活的多元和复杂，那么文学的历史书写关注于此，对拓展文学空间和贴近历史真实显得极为重要。尊重血肉丰满的、毛茸茸的历史，接近和还原被尘封的真实、丰富与复杂，则美即在其中。在对日常生活加以审美观照时，回到真实的历史现场，展现出特定历史语境下人性本身的复杂，这是文学如何书写历史需要切实注意的地方。
尤其就宋朝的特点而言，与这一视角非常契合。在其有效程度上，写宋朝要大于写任何其他的王朝社会。因为与此前、此后的王朝相比，宋朝最突出的特点是市井文化的兴起，或者说在整个王朝社会历程中，商业文化、大众文化、享乐主义在宋朝时方达到了高峰，民间社会开始真正登场。里坊制的推倒、宵禁的放开，使得城市的夜生活兴起。这是一种极为重要的信号，即管制的松动、自由的发端。民间消费享乐的盛行，是娱乐文化的表现。而口腹之欲的满足，实意味着平民的欲望、需求得到正视和肯定（开封夜市至今兴盛不衰，实在有其悠久的传统）。邻近皇宫的民间酒楼樊楼的生意兴旺、彻夜喧闹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而市井文化的勃兴，在一定程度上则是以皇权的退守和节制为前提。
所以，如何突破以往政治史、文人史的樊篱，在这些领域之外从地理志、市井相的视角来写，是有效的选择。在大人物之外，作品多著墨如宋四嫂这些小贩，写一写经营旅店、澡堂的老板、商人、顾客，比如《清明上河图》中的孙羊正店、王员外家等民间社会以及其他的公共空间，想必描绘出的宋都浮世绘更加立体、丰富和生动。《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清明上河图》等文字和图像作品，都在一定意义上给这些普通人的身影留下了珍贵的痕迹，这也给我们今天的作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源和路径。那么，从这些普通人来折射一个王朝，或许他们身上正体现出宋王朝的某种真正精神。民间的欲望、细民的心态，或许会给《庆历四年秋》这样的宏大历史散文提供更具人性化、更具个体性、更富细节性的可能与空间。
三、散文如何回归本色
夏坚勇的长篇散文从总体风格上而言，显得阔大和厚重。这不完全依靠其对象——大历史、其着眼——王朝的兴衰两个方面实现的，虽然这两方面确实会使作品易显阔大厚重。史诗性的选材、用心与作品的阔大厚重并不存在必然和直接的关系。换言之，作品的质地和重量，并不主要在于选材，而是取决于写作本身有无纵深感，有无厚度。
新文学发展至今已逾百年，散文该怎么写，这本不应再是一个问题了，但实际上却仍有追问的必要。因为百余年来散文发展的流向和散文理论观念在总体上呈现了某种偏向。大致说来，这种偏向就是偏于过度抒情，偏于繁复修饰。人们往往认为具有这种突出特点的是散文，不具备这两点的则不是散文，或者不那么“散文”了。恰恰相反，实际上这两种偏向导致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即散文在文体空间上越来越狭窄，在重量上越来越轻飘。但很多人将轻飘当成了轻盈灵动，这正是缺乏纵深感和厚度的集中表现。
出现偏于过度抒情和偏于繁复修饰这两种趋势的原因，与后世对五四“美文”概念接受上出现的误解和偏颇有关，以及之后形成的文学过度抒情化倾向及其历史惯性有关。实际上，五四时期的散文观是相当开放和包容的，提供了后来散文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这从周作人的“美文”等理论中可以认识。周作人指出：“美文”需“用自己的文句与思想”，做到“真实简明”。周作人：《美文》，《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第356、35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对“平民文学”理念的阐述，则强调“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通的思想与事实”，还“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此为两条基本的要求，但还需做到“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周作人：《平民的文学》，《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第103、104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同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主编的郁达夫从中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散文的创作实绩出发，对现代散文的特征做出了具体的归纳和总结。他认为：“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对个性的追求和精神自由的表达构成了五四时期散文写作中最为核心的部分。这一时期的散文写作不只是“狂飙突进”的时代浪潮的体现，更是五四知识分子作家追求独立与自由的人格的外化。现代散文的另一个特征，在郁达夫看来，“是在它的范围的扩大”。散文的写作，自然不应仅仅局限于写景或抒情一类，更应扩大范围，向广阔的大自然及无所不包的宇宙开掘和提炼创作素材。散文写作始终保证其内在生命活力的重要途径之一，“是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第446、449、451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 由此可见，周作人、郁达夫所倡导的五四散文观，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多元性，为当代散文创作奠定了理论基础，也打开了多种可能，为散文未来的发展和走向拓展了更大空间。然而可惜的是，在后世接受过程中，人们倾向于将周作人美文概念的表述砍掉一半，只剩下抒情一脉被视为散文正宗。之后散文在某些方面渐趋失去了“文”性，而是向着“诗歌性”变异。“诗歌性”中的“歌性”，也就是可诵的特质体现得尤其集中明显。失去了散文文体精神的散文，不是散文。如果说胡适之当年《尝试集》所显示的文体误会是“以文为诗”的话，那么当代散文的问题则是“以诗为文”。当然，这种偏向，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地被纠正，但是还远远不够，很多散文依然充斥着抒情化、滥情化的表达。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的“散文热”中，以《文化苦旅》为代表的文化散文，在一定程度上虽拓展了写作路径，丰富了当时的书写内容，但是其中附着于自然山水、历史人文这一载体上抒情的泛滥和空洞倾向，则显出当代散文的某种症候。
夏坚勇的行文也偶尔出现过于显露的抒情倾向，尤其是写到后半部分时，对历史评点的价值取向和恣肆流淌的情感，在反问的修辞表达中体现得较为明显。但是，夏坚勇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有意识地将目光投向历史的细节中去，从细处、深处下功夫，这使得主体情感的表达隐藏于日常生活的叙述中，从而情感表达就受到了节制。在开篇“将进酒”中，作者从“达官贵人的马鞍已经换上了狨座”这一充满政治意味的细节展开，接着便对“狨座”展开介绍和分析，由此勾連出整个北宋王朝的兴衰更迭和命运走向。作者还在“六州歌头”一章的结尾处，紧扣前文的细节，留下了一处颇有意味的闲笔：“今年的秋凉又似乎来得更早些，达官贵人的鞍鞯已经换上狨座了吧？”由此，日常生活性的历史细节和宏大的王朝兴衰之间，构成了一种张力，具有深刻的反讽意味，这也就显示出作者对历史的敏锐判断。倘使不具备如此的思想见识，缺乏对历史的判断，是不容易发现这些细节背后的深意的，这也正是《庆历四年秋》超离于那种抒情化、滥情化的散文写作的原因。
当然，情本不可怕，问题在于只有所谓的“抒”情。如果散文缺少了思想、见识做支撑，抒情就是空洞的喊叫。空洞的吼叫，掩盖不了内容的贫乏和思想的贫弱。所以，散文如果没有了纵深和厚度，那么阔大和厚重也就不可能实现。对于当代散文，这个症候并不少见。那么对此症候，可从技巧层面和根本问题两个方面来剖析之。
先谈技巧层面。若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现象，有效的途径是尝试隐去抒情，也就是说尝试散文写作的“去抒情化”。很多作家，往往习惯于通过重复、排比叠加来强化情感，这种赋得的结果常常适得其反。因为语言的重复叠加、累赘冗余，不仅不能强化情感，反而会稀释掉本来就不浓厚的温度。
说到此，这涉及中国文学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有情”的文学。文学创作尤其是散文写作应该是“有情”的，而非“抒情”的。文学可以是“情学”，但绝不是应该是“抒情学”。尤其是散文，其表达应该是有情而不抒，将情存乎行文之中，字里行间处处蕴情、字字又不直接言情。有情而不直抒，才能让情更有冲击力，这样的情才是真正的一往而情深。
是故，散文写作进行非抒情化、去抒情化的努力，实际上是将感性的浮云祛除，从而将理性思考和内在体验逼出。只有经历了这个过程，散文才能走向立体和纵深，而非平面和表层的抚摸。如此，散文才能走出狭窄、走出偏狭的抒情。在这个意义上，散文如何在“去抒情化”和重拾有情传统的基础上，找回散文的阔大和厚重，这是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进一步言之，在散文写作中，仅仅做到“去抒情化”以及重拾有情传统，似乎还不够。要想真正地疗愈当代散文写作中缺乏阔大厚重的弊病，还必须正视散文的根本问题。这个根本问题，就是回到散文的本体性上来，重新找回失落了的散文的本色。因为，散文最根本的特征应该是本色。尽管散文篇幅有长有短、类型写法各不相同，但好的散文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本色。本色就是不搔首弄姿、卖弄风骚，也不庄严肃穆、故作深沉，简单说就是不端、不装、不作伪。如果说散文有所谓的修辞的话，那么所有的修辞都有一个限度：即要以不能掩盖和损害其本色的特性为准。
与其他的文体相比，散文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容易藏拙。正如梁实秋在《论散文》中所言：“散文是没有一定的格式的，是最自由的，同时也最不容易处置，因为一个人的人格思想，在散文里绝无隐饰的可能，提起笔来便把作者的整个的性格纤毫毕现地表示出来。”梁实秋：《论散文》，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第35、36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而其他的文体，可以利用故事、抒情、结构、色彩等手段，将内在见识的不足等短处遮盖隐藏，但是散文则几无藏拙的可能，你的思想、见识、体悟、才情都会相当直接地呈现在读者面前，造不得假的。类似的，如果说其他文体的创作技巧几乎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训练来习得，唯有散文的写作是没有办法教的。如果要训练，那么有效的途径就是积累文化素养、训练思想见识。
好的散文，必然是本色的。而这本色，也并没有什么神秘和深奥的标准，无外乎三点：生命体验的底色，思想见识的超拔，辅以适度的表达。如何做到这三点，关键之处在于作家的修养，亦即文、学的熔铸会通。具体到历史散文的写作，更是如此，更需要作家们正视散文的根本问题，强化散文本体意识的自觉，从而使散文真正以本色呈现。在此意义上，《庆历四年秋》的写作试图让散文走出狭窄，回归散文的本体，以其对历史的烛照，拓展出当代散文历史书写的更大可能。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百年中国
书话重要文献整理研究与数据库建设”（19AZW01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赵普光，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王宁）
伴随着汴河沉寂的，是中国王朝社会从顶峰应声跌落。历史是河，而河也是历史。夏坚勇的历史文化散文在历史之河中回溯，从宋王朝的跌落（《绍兴十二年》）夏坚勇：《绍兴十二年》，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上溯到了跌落之前的巅峰（《庆历四年秋》）。所以，从夏坚勇的《庆历四年秋》来谈历史之河的变迁，历史文化散文如何“历史”、怎样“文化”等问题，想来是有意义的。
一、文学应如何返顾历史传统
众所周知，中国人向来对历史有着强烈的兴趣。几千年来，对历史的兴趣成为根深蒂固的民族无意识。中国文学也有着极为强大的史传传统。不知是文学的史传传统养成了国人的历史兴味，还是历史兴趣催生了史传传统，总之二者互为因果、互相滋养、循环交织。这种强大的集体无意识，并没有被百年前那场新文化运动、新文学革命斩断，而是依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新文学。
综而观之，现当代文学中的历史书写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对王朝解体之后的百余年来现代中国社会进程的记录和描摹，另一是对传统王朝社会的追溯和想象。前者的书写，尤为现当代文学的学院派研究者所关注，而对后者的关注度明显偏低。然而，可以预期的是：由于种种因素，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书写渐趋低落，与此相应的，随着返顾传统潮流的推助，当代文学创作对历史的书写将会越来越多。面对这个趋势，对这类书写如何应对、评判，如何纠偏，将是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
文学如何书写王朝历史，亟待正本清源。笔者认为，基于史料的全面掌握实现对真相最大限度的接近，从而对历史做出趋于客观公正的认知评判，并由此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念，这并不仅仅是对历史学著作的要求，这一基本要求，对文学的历史书写，同样无法回避。那么，在对中国王朝社会历史进行文学书写时，选择哪一段历史、哪一个王朝，其实相当重要。因为，选择即眼光，选择即观念。
说到王朝历史阶段的选择，我们知道，商、周因其年代过于久远，文献难征，很多故事近于神话，所以这段历史出现在当代文学中的机会不多。而秦统一之前诸侯争雄、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尽管这个轴心时代思想飞跃、文化繁荣，但也并非当代作家们着意的重点。大多数的历史书写，似乎更感兴趣的是有秦以来的王朝社会，亦即秦制时代。
本来秦制与儒家观念是有根本不同的，因为一方面是儒家“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价值观与秦立国主导思想的法家价值观对立，另一方面在于“焚书坑儒”的“家仇”矛盾，但是到了董仲舒，他进行了调和与变异。汉代“独尊儒术”实行后，儒家的地位陡升，但是在秦制的皇权体系中，儒家思想表面上被抬得很高，实际骨子里仍然是法家理路。也就是说秦亡以后的秦制时代，始终是儒表法里而已。
明乎此，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谈到当代文学的历史书写为什么对秦制以来的王朝的进行选择了。纵观这类历史书写多集中在曾经辉煌的王朝，除了秦之外，还有汉、唐、元、明、清。所选择的这些朝代，都属于王朝历史上大一统的时期，往往疆域广阔、国力雄厚、声名远播、万邦来朝。从一些作品的名字可以看出作家的兴趣取向，《汉武大帝》《成吉思汗》《康熙大帝》《雍正王朝》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更有若干作家对清代情有独钟，曾写出体量极大的皇皇作品。对这些王朝，作品是充满了肯定的、向往的、追怀的，这透射着作家的某种历史判断。总体看来，这些作品往往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歌颂该王朝开疆拓土的雄心伟业，将大一统作为赞美的主要理由;另一种是盲目地怀旧，简单地陶醉于万邦来朝的幻境之中。
然而，在这些大一统的王朝中，上镜率最低，最容易被遗忘和忽略的，是哪一个朝代呢？是宋朝。与开疆拓土的汉唐相比，宋朝给后人留下的形象似乎总是比较疲软。宋朝面对北方强敌，不断割地、纳贡，总给人积贫积弱的印象。当然，更不要说，整个宋朝还有二帝被掳、南渡偏安等一系列苦兮兮的过程和最终惨不忍睹的厓山覆亡结局。于是，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天平上，与疆域的广阔、帝王的伟业相比，《清明上河图》中的繁华、《东京梦华录》里的安逸，就悄然背了宋亡的黑锅——这一切不仅不值得赞美，甚至都成了宋亡的可耻原因。其实，对宋的评价偏低，甚至不屑，这种心理和看法并不仅仅是文学创作中独有的，在人们整体的印象中，宋朝似乎并不是一段光辉的历史，无法成为吹嘘和自豪的资本。
然而，宋朝却是一个检验历史观念和价值纬度的试金石。与汉唐元明清的武力雄起相比，宋朝确实显得疲软很多，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却并不一定如此。后人往往瞻仰和赞叹长城的奇迹，却遗忘了孟姜女的眼泪;在歌颂汉唐辽阔疆域时，常常忽略了穷兵黩武中士兵的累累白骨;在赞叹成吉思汗杀伐决断、歌颂康乾盛世时，却听不到百姓的哀音和士子的悲歌。事实上，评价历史，除了成王败寇的功利主义标准外，还应存在有温度的人性的文明纬度。
在人性观念的烛照下，宋朝不啻中国王朝社会的高峰，也是转捩点。宋朝的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程度，已有历史学家的大量证据和数据在前，无须赘言。中国的王朝历史告诉我们，社会安定往往伴随着大一统，大一统就意味着思想的统一，这是在秦制社会中始终没有解开的一个死结。而宋代则一定程度上比此前和此后的王朝都松动很多。这个方面，夏坚勇的《庆历四年秋》多有提及。比如其中多次谈到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等规则，这其实可以视作言论自由的小小开始。民间还有包青天故事的流传，那并不是法制，但包拯的龙头铡毕竟可以对上层皇族有所威慑。包拯的行事和口碑也折射出法律的观念在宋代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虽然还不能过高估计。所以，宋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是在秦制框架内达到了可以被允许的最大限度。当然，让人扼腕的是，它还没有来得及打破秦制，就被北方另一种文化给打败了，中国历史也由此发生了重大转折。随着宋的应声跌落，王朝历史从此之后每况愈下。 《庆历四年秋》所截取的正是宋王朝顶峰时期东京汴梁的历史镜头。而这一组组镜头中，君臣之间的关系在作品中有不少的呈现，如仁宗与范仲淹、仁宗与欧阳修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品中还笔带戏谑地描写了仁宗皇帝爱卖臣下人情的历史细节。这当然可以作为日常化写法视之，阅读时也能给读者以很好的调节，是在大历史风云之内的人情化的侧面展示。但另外一面，这看似不经意的闲笔实有深长意味，我们至少能从中读到一个皇帝的无奈。这恰恰反过来说明了皇权在宋朝不能如暴秦一样任性，也不能如此后的元、明两朝那么横行。皇权不能任性，当然不能归因于仁宗皇帝个人的修养有多么高。这其实是宋代开国以来形成的小传统——一种惯性和非成文的规则，当然还远远没有能够演化为体系化的规则。与剥皮楦草的明代相比，宋代的皇帝就无法如此任性。所以，君臣的关系是一个时代、一个王朝的风习的折射。从宋太祖谈笑间的“杯酒释兵权”，到明太祖的火烧庆功楼，从谏官可以拦着皇帝逼后者接受自己的奏章，到一字不合就会人头落地，王朝社会这个跌落的程度不能不让后人唏嘘扼腕。
梁漱溟曾说过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文化。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首提此说，见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379-385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后来他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对此作了修正和发挥，论述更详，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256-267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是的，中国文化太早熟了，在春秋战国就出现如此发达的思想争鸣，但却被秦制扼杀。而北宋这种在当时较高级的文明状态、社会模式却被更野蛮的文化所打断。所以，北宋的失败不是源于贫弱，不是因为落后，恰恰相反，而是因为宋王朝在当时早熟和超前，一个刚刚萌芽的文明形态偏偏落在了一个野蛮的丛林时代。这样看来，宋王朝的被扼杀其实又是秦制体系内的一种必然了。对于这样的一个历史认识，《庆历四年秋》有着逐渐展开的过程。作品的开始部分，还偶尔显出那种以宋为疲弱的通常看法，但随着叙述的推进，作者历史的观念和维度渐趋明晰，终于再没有回落到一般的皮相判断中。将这一点放置于近几十年文学的历史书写中来看，尤其值得肯定，这使得《庆历四年秋》在所谓的文化大散文作品中显得更加深刻。
二、散文的史诗书写如何落到细处、深处
某段历史、某个王朝，在后世的流传和记忆的重塑中难免损耗。其损耗的总体趋势是：大的脉络越来越清晰，具体细节则渐趋模糊，乃至扭曲变形。不仅历史学著述的建构过于注重骨架和线索，文学对历史的书写也往往无法摆脱这种简单化、骨干化的趋向。简化虽然难以避免，但文学书写毕竟要塑人物、讲故事，所以大多数历史题材书写不可能不关注历史中的大人物，这在传统的史传文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五四新文学革命初期，那种为英雄立传的历史书写，遭到普遍的批评。周作人等倡言的“平民文学”“人的文学”，就明确反對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作传，提出要写普通人的悲欢。尽管如此，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当代文学中的历史散文和历史小说，涉及历史尤其是古代王朝历史时，还是免不了主要在英雄人物、帝王将相身上着力泼墨。
事实上，“平民文学”观念至今仍可为当代文学的历史书写提供另一视角。着眼于普通下层的生活状态和鲜活感受等细节的描写看似无足轻重，但正是那些被忽略或被极力撇去的细微之处，与文学对整个历史和古代王朝的书写密切相关。因为“被认为是多余、冗杂的日常细节，以及无法被大起大落的传奇情节所吸收的日常性场景，通过‘诊断审美’的过滤、解译，同样可能令人从中洞察历史、人性、文化、政治的复杂形态。”余岱宗：《论“诊断审美”》，《文艺研究》2017年第5期。于是，将沉潜在史册或散佚于民间的日常细节及故事打捞起来，给后人重新审视正统的历史书写提供了参照。普通下层群体对日常生活的感受及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折射出古代王朝历史的复杂面向，也给当代文学的历史书写提供了更深刻、更丰富、更具意味的血肉。
《庆历四年秋》自觉意识到历史细节书写的重要，试图将一部分目光投注到帝王将相之外的人身上。比如作品一开篇的“将进酒”就花了大量的篇幅写进奏院里的下级官僚文人。作者将遥远的故事浓墨重彩地叙述成了一次现代酒局，栩栩如生地呈现了历史细节的波澜和曲折。作品还通过拆桥与护桥的斗争，刻画了富户乡绅、底层官僚的众生相与生态，丝丝入扣中将权力链条里各个环节的复杂关系清晰地描述出来。这些细节的用心着墨，无疑是使历史叙述得以丰满诱人的重要保障。可以说，作者在散文的框架内将叙事能力发挥得相当充分。所以，《庆历四年秋》虽然是散文，但故事的精彩性丝毫不输于小说。正如阿格妮丝·赫勒在《日常生活》中对不同身份的人的“感觉领域”的分析：“实际的感觉领域在形态上因社会阶级或身份团体而异。高级橱窗的陈列，在贫困的人看来只是昂贵与闪闪发光;然而，富有的人则研究不同物品之间的区别所在，而且他的感觉辨别甚至可深入到细节。我们所做的工作，我们在社会劳动分工中所占据的位置，我们的特殊需要，我们的特殊兴趣，所有这些在勾画我们的感觉领域和选择它的内涵方面都有指导作用。”〔匈牙利〕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第189页，衣俊卿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庆历四年秋》中，普通的下层官僚文人因特定阶级和生活环境的差异，他们的“感觉领域”显然有别于皇帝以及有着重要影响的大文人们，对周遭人事及社会关系的把握与考量也不尽相同。然而，从他们日常活动中的生死欲望、琐细纠缠及情绪状态中，我们可以窥见被以往宏大叙事所遮蔽或忽略的精神碎片，以此来洞察历史深处人性的幽微侧面。
尽管有不少对普通下层生态的描绘，但《庆历四年秋》的笔墨毕竟更多放在了对大人物的关注上。除皇帝之外，作者叙述的重心主要是那些有重要影响的大文人，这些人同时兼具大官僚的身份，如范仲淹、欧阳修、晏殊等等不仅文名显赫，而且在当时的政治影响力也相当大。当然，虽写大人物，但夏坚勇的出色之处在于，将这些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放在了平视的位置上，并且运用了透视的方法进行处理。平视，使得遥远的古人变得平易，形象生动有趣，毫无隔膜。透视，则能够最大限度穿透这些文人政治家的内心，对其内心活动、精神状貌有了较为深度的开掘和呈现。对此，夏坚勇有着自觉意识，他在作品中有这样一段论述堪称精彩：“说到庆历年间的政坛纷争，人们总喜欢刀劈豆腐两面光，把当时的人事分成改革和保守两个阵营，然后让他们对号入座。但历史毕竟不是厨师手中的一块豆腐，历史活动是人的活动，只有透过各种人物幽微隐曲的心理动机，才能窥见历史的底色。”夏坚勇：《庆历四年秋》，第152、153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所以，虽然是叙事，但实际仍不外乎写人。人物的透视和立体化的呈现，就使整部长篇散文丰满起来，而避免了平面展开或者线性叙述的乏味和单调。这种关注人、关注人内在心理的复杂性，使得夏坚勇的散文在一般的历史书写中超拔而出。 这也使此部历史大散文在文学书写的意义上与一般历史学著述清晰地区分开来。历史学著作与文学的历史书写是性质截然有别的两种建构。历史学著作侧重历史骨架的搭建，注重历史脉络的清晰描述，关心得更多是历史结果的评判。而作为文学的历史书写，文学的性质决定了一个成功的历史书写应该注重过程而非结果，注重细节而非粗略的骨架，注重偶然的多种可能而非必然的线性发展，注重人物内心的深度开掘而非单一的事实选择，注重动机的分析而非简单的成败评判。从这个意义上说，与通常的历史学著作相比，文学的历史书写本应确立的是历史中的人性真相。与单一的事实真实的追求不同，这应是一种更高的真实。当然，理想与现实总有差距，事实上太多的历史书写远远无法达到笔者所说的这种真实，而《庆历四年秋》则是在朝向这种更高的真实的途中。
《庆历四年秋》在这个正确的方向上行走，但仍有空间可以进一步拓展。如何拓展，在哪些方面拓展，对此问题，就有宋一代而言，可以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进一步深挖。这里提出的从日常生活出发对宋王朝加以刻画和展现，亦即“美学向当下实际生活还原，向由多种呈现、多种层次所构成的、多元的现存生活还原”。王确：《中国美学转型与生活研究新范式》，《哲学动态》2013年第1期。正是因为日常生活的多元和复杂，那么文学的历史书写关注于此，对拓展文学空间和贴近历史真实显得极为重要。尊重血肉丰满的、毛茸茸的历史，接近和还原被尘封的真实、丰富与复杂，则美即在其中。在对日常生活加以审美观照时，回到真实的历史现场，展现出特定历史语境下人性本身的复杂，这是文学如何书写历史需要切实注意的地方。
尤其就宋朝的特点而言，与这一视角非常契合。在其有效程度上，写宋朝要大于写任何其他的王朝社会。因为与此前、此后的王朝相比，宋朝最突出的特点是市井文化的兴起，或者说在整个王朝社会历程中，商业文化、大众文化、享乐主义在宋朝时方达到了高峰，民间社会开始真正登场。里坊制的推倒、宵禁的放开，使得城市的夜生活兴起。这是一种极为重要的信号，即管制的松动、自由的发端。民间消费享乐的盛行，是娱乐文化的表现。而口腹之欲的满足，实意味着平民的欲望、需求得到正视和肯定（开封夜市至今兴盛不衰，实在有其悠久的传统）。邻近皇宫的民间酒楼樊楼的生意兴旺、彻夜喧闹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而市井文化的勃兴，在一定程度上则是以皇权的退守和节制为前提。
所以，如何突破以往政治史、文人史的樊篱，在这些领域之外从地理志、市井相的视角来写，是有效的选择。在大人物之外，作品多著墨如宋四嫂这些小贩，写一写经营旅店、澡堂的老板、商人、顾客，比如《清明上河图》中的孙羊正店、王员外家等民间社会以及其他的公共空间，想必描绘出的宋都浮世绘更加立体、丰富和生动。《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清明上河图》等文字和图像作品，都在一定意义上给这些普通人的身影留下了珍贵的痕迹，这也给我们今天的作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源和路径。那么，从这些普通人来折射一个王朝，或许他们身上正体现出宋王朝的某种真正精神。民间的欲望、细民的心态，或许会给《庆历四年秋》这样的宏大历史散文提供更具人性化、更具个体性、更富细节性的可能与空间。
三、散文如何回归本色
夏坚勇的长篇散文从总体风格上而言，显得阔大和厚重。这不完全依靠其对象——大历史、其着眼——王朝的兴衰两个方面实现的，虽然这两方面确实会使作品易显阔大厚重。史诗性的选材、用心与作品的阔大厚重并不存在必然和直接的关系。换言之，作品的质地和重量，并不主要在于选材，而是取决于写作本身有无纵深感，有无厚度。
新文学发展至今已逾百年，散文该怎么写，这本不应再是一个问题了，但实际上却仍有追问的必要。因为百余年来散文发展的流向和散文理论观念在总体上呈现了某种偏向。大致说来，这种偏向就是偏于过度抒情，偏于繁复修饰。人们往往认为具有这种突出特点的是散文，不具备这两点的则不是散文，或者不那么“散文”了。恰恰相反，实际上这两种偏向导致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即散文在文体空间上越来越狭窄，在重量上越来越轻飘。但很多人将轻飘当成了轻盈灵动，这正是缺乏纵深感和厚度的集中表现。
出现偏于过度抒情和偏于繁复修饰这两种趋势的原因，与后世对五四“美文”概念接受上出现的误解和偏颇有关，以及之后形成的文学过度抒情化倾向及其历史惯性有关。实际上，五四时期的散文观是相当开放和包容的，提供了后来散文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这从周作人的“美文”等理论中可以认识。周作人指出：“美文”需“用自己的文句与思想”，做到“真实简明”。周作人：《美文》，《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第356、35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对“平民文学”理念的阐述，则强调“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通的思想与事实”，还“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此为两条基本的要求，但还需做到“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周作人：《平民的文学》，《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第103、104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同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主编的郁达夫从中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散文的创作实绩出发，对现代散文的特征做出了具体的归纳和总结。他认为：“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对个性的追求和精神自由的表达构成了五四时期散文写作中最为核心的部分。这一时期的散文写作不只是“狂飙突进”的时代浪潮的体现，更是五四知识分子作家追求独立与自由的人格的外化。现代散文的另一个特征，在郁达夫看来，“是在它的范围的扩大”。散文的写作，自然不应仅仅局限于写景或抒情一类，更应扩大范围，向广阔的大自然及无所不包的宇宙开掘和提炼创作素材。散文写作始终保证其内在生命活力的重要途径之一，“是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第446、449、451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 由此可见，周作人、郁达夫所倡导的五四散文观，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多元性，为当代散文创作奠定了理论基础，也打开了多种可能，为散文未来的发展和走向拓展了更大空间。然而可惜的是，在后世接受过程中，人们倾向于将周作人美文概念的表述砍掉一半，只剩下抒情一脉被视为散文正宗。之后散文在某些方面渐趋失去了“文”性，而是向着“诗歌性”变异。“诗歌性”中的“歌性”，也就是可诵的特质体现得尤其集中明显。失去了散文文体精神的散文，不是散文。如果说胡适之当年《尝试集》所显示的文体误会是“以文为诗”的话，那么当代散文的问题则是“以诗为文”。当然，这种偏向，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地被纠正，但是还远远不够，很多散文依然充斥着抒情化、滥情化的表达。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的“散文热”中，以《文化苦旅》为代表的文化散文，在一定程度上虽拓展了写作路径，丰富了当时的书写内容，但是其中附着于自然山水、历史人文这一载体上抒情的泛滥和空洞倾向，则显出当代散文的某种症候。
夏坚勇的行文也偶尔出现过于显露的抒情倾向，尤其是写到后半部分时，对历史评点的价值取向和恣肆流淌的情感，在反问的修辞表达中体现得较为明显。但是，夏坚勇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有意识地将目光投向历史的细节中去，从细处、深处下功夫，这使得主体情感的表达隐藏于日常生活的叙述中，从而情感表达就受到了节制。在开篇“将进酒”中，作者从“达官贵人的马鞍已经换上了狨座”这一充满政治意味的细节展开，接着便对“狨座”展开介绍和分析，由此勾連出整个北宋王朝的兴衰更迭和命运走向。作者还在“六州歌头”一章的结尾处，紧扣前文的细节，留下了一处颇有意味的闲笔：“今年的秋凉又似乎来得更早些，达官贵人的鞍鞯已经换上狨座了吧？”由此，日常生活性的历史细节和宏大的王朝兴衰之间，构成了一种张力，具有深刻的反讽意味，这也就显示出作者对历史的敏锐判断。倘使不具备如此的思想见识，缺乏对历史的判断，是不容易发现这些细节背后的深意的，这也正是《庆历四年秋》超离于那种抒情化、滥情化的散文写作的原因。
当然，情本不可怕，问题在于只有所谓的“抒”情。如果散文缺少了思想、见识做支撑，抒情就是空洞的喊叫。空洞的吼叫，掩盖不了内容的贫乏和思想的贫弱。所以，散文如果没有了纵深和厚度，那么阔大和厚重也就不可能实现。对于当代散文，这个症候并不少见。那么对此症候，可从技巧层面和根本问题两个方面来剖析之。
先谈技巧层面。若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现象，有效的途径是尝试隐去抒情，也就是说尝试散文写作的“去抒情化”。很多作家，往往习惯于通过重复、排比叠加来强化情感，这种赋得的结果常常适得其反。因为语言的重复叠加、累赘冗余，不仅不能强化情感，反而会稀释掉本来就不浓厚的温度。
说到此，这涉及中国文学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有情”的文学。文学创作尤其是散文写作应该是“有情”的，而非“抒情”的。文学可以是“情学”，但绝不是应该是“抒情学”。尤其是散文，其表达应该是有情而不抒，将情存乎行文之中，字里行间处处蕴情、字字又不直接言情。有情而不直抒，才能让情更有冲击力，这样的情才是真正的一往而情深。
是故，散文写作进行非抒情化、去抒情化的努力，实际上是将感性的浮云祛除，从而将理性思考和内在体验逼出。只有经历了这个过程，散文才能走向立体和纵深，而非平面和表层的抚摸。如此，散文才能走出狭窄、走出偏狭的抒情。在这个意义上，散文如何在“去抒情化”和重拾有情传统的基础上，找回散文的阔大和厚重，这是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进一步言之，在散文写作中，仅仅做到“去抒情化”以及重拾有情传统，似乎还不够。要想真正地疗愈当代散文写作中缺乏阔大厚重的弊病，还必须正视散文的根本问题。这个根本问题，就是回到散文的本体性上来，重新找回失落了的散文的本色。因为，散文最根本的特征应该是本色。尽管散文篇幅有长有短、类型写法各不相同，但好的散文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本色。本色就是不搔首弄姿、卖弄风骚，也不庄严肃穆、故作深沉，简单说就是不端、不装、不作伪。如果说散文有所谓的修辞的话，那么所有的修辞都有一个限度：即要以不能掩盖和损害其本色的特性为准。
与其他的文体相比，散文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容易藏拙。正如梁实秋在《论散文》中所言：“散文是没有一定的格式的，是最自由的，同时也最不容易处置，因为一个人的人格思想，在散文里绝无隐饰的可能，提起笔来便把作者的整个的性格纤毫毕现地表示出来。”梁实秋：《论散文》，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第35、36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而其他的文体，可以利用故事、抒情、结构、色彩等手段，将内在见识的不足等短处遮盖隐藏，但是散文则几无藏拙的可能，你的思想、见识、体悟、才情都会相当直接地呈现在读者面前，造不得假的。类似的，如果说其他文体的创作技巧几乎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训练来习得，唯有散文的写作是没有办法教的。如果要训练，那么有效的途径就是积累文化素养、训练思想见识。
好的散文，必然是本色的。而这本色，也并没有什么神秘和深奥的标准，无外乎三点：生命体验的底色，思想见识的超拔，辅以适度的表达。如何做到这三点，关键之处在于作家的修养，亦即文、学的熔铸会通。具体到历史散文的写作，更是如此，更需要作家们正视散文的根本问题，强化散文本体意识的自觉，从而使散文真正以本色呈现。在此意义上，《庆历四年秋》的写作试图让散文走出狭窄，回归散文的本体，以其对历史的烛照，拓展出当代散文历史书写的更大可能。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百年中国
书话重要文献整理研究与数据库建设”（19AZW01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赵普光，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王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