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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晚育的中国儿童文学与文本表达的国家叙事特征
自唐代变文至明清话本小说，白话文学从简约的佛教故事到明清之际高度自觉的民间生活经验表达，其间随着中国文官制度和文言语体的兴衰，直至五四白话文运动，现代白话文学才随着现代民族国家和教育观念的普及而开始日渐成为最为重要的语体表达方式。1922年郑振铎创办《儿童世界》，《儿童世界》由郑振铎主编，商务印书馆于1922年在上海创办，是中国现代第一个白话文儿童文学期刊。叶圣陶在其上发表儿童文学作品，标志着“中国自觉的儿童文学”开始诞生。中国儿童的文学发现产生于唐代白话文佛经故事的一千多年之后，从白话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儿童文学依然是不到百年的新生儿，相对于整个中国文学历史来说，儿童文学更是一个真正的晚育儿。“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管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什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周作人：《儿童的文学》，《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伴随传统中国文学与社会进入现代，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现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发现是一体的，由此儿童文学语言和宏大的国家叙事相辅相成，儿童文学创作的成人话语表达方式就成为一种无法回避的现实。
现代作家们在对现代民族国家进行文学想象和建构的过程中，兒童成为最恰切的文学新人形象之一，从而引发一系列的关于儿童本体诉求和成长的讨论。例如“什么是儿童”“儿童的价值”和“儿童的社会使命”等。五四时代的作家们将“儿童文学”和“人的文学”并置在时代问题中进行探讨，由此人的主体性价值、诉求和道德等重要命题天然地和儿童形象发生联系。中国传统宗法社会中崇尚君臣父子的纲常伦理，儿童是缩小的成人，从而使得儿童和童年几乎隐匿在成人社会纲常伦理的阴影里，由此梁启超等先觉者提倡在家庭、宗族之外培养和铸炼“新民”。梁启超：《梁启超新民说》，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现代作家们开始关注儿童在社会伦理体系中的困境，推动对于“儿童本位观”的理解，从而在现代历史上开始以新的眼光来打量儿童和儿童文学。五四是一个“发现人的时代”，自然也开始了“儿童的发现”。
自近代以来，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与儿童的发现以及儿童形象的塑造密切相关。在这个意义上，儿童形象关乎现代中国的形象，儿童文学语言的表达自然也呈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独有的伤痛和悲情色彩。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一个发现儿童的过程，在众多作家笔下出现了具有独特儿童主体性特征和独立审美价值的儿童形象，鲁迅笔下的闰土、双喜、阿发，冰心眼里的禄儿、小岚，凌叔华塑造的枝儿、小英，沈从文笔下的翠翠、三三，萧红小说中活泼天真的儿童叙述者“我”，《城南旧事》中的林英子，等等。现代儿童文学的开山之作——叶圣陶的《稻草人》童话集，显示出作家自觉的现实主义叙事倾向，和现代文学为人生的艺术观念殊途同归，体现了更多的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国族认同。张乐平漫画中的三毛在流浪的人生羁旅中背负着整个国家遭受侵略侮辱的深重苦难和疼痛。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中，大林和小林的成长叙事恰恰凸显了道路选择对于个体成长的重要性，文中的儿童故事与国家叙事联系密切，儿童成长和国家建构近乎同质。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红色经典中的儿童英雄形象，如潘冬子、小英雄雨来、草原英雄小姐妹等，从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的角度深度阐释了儿童文学是如何通过儿童形象来建构自己的国族想象的，并且和这一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叙事保持高度一致。在革命理想主义叙事中，儿童形象趋于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也即所谓儿童形象的“国家性”叙事。
二、新时期常态儿童与成长本位的回归
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巨大变迁，20世纪八九十年代儿童形象也随之世俗化、生活化。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国儿童文学取得切实发展的时期，文学创作在深入现实的基调上，取得了艺术和审美上的重要突破，其文学史意义重大，但是迄今仍然没有进行非常好的文学史阐释和经典化论述。
这个时期以复刊的《少年文艺》《少年文艺》创刊于1953年7月，由宋庆龄题写刊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创刊最早的儿童文学刊物。《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是由共青团中央和中国作家协会于1963年共同创办的杂志，被誉为“中国儿童文学的一面旗帜”。为文学阵地，出现了一大批执着于儿童本位和儿童主体性的文学叙事。五四的儿童本位更多是在童心、童趣和儿童生存权的角度，而此时的儿童本位则是上升到儿童成长性的高度，同时又增加了更为丰厚的社会生活内容和日常生活经验，尤其在儿童精神、情感和心理成长等方面对现代民族国家制度下常态生存的中国儿童给予人性的关照和人情人性之美的浸润。中国儿童终于穿越战争、饥饿、流浪的非常态生存，在安稳的校园和家庭中开始了身心的正常成长。如果说中国儿童文学此前经历了发现“儿童本位”、塑造“红色儿童”的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则是观照“常态儿童”。作家们以儿童们各种日常性经验和常态生长为摹写对象，尤其对少年男女普遍性的成长问题进行了非常及物的文学叙事，从而显示出更深层面的对于儿童本位和儿童性的理解和认知，在儿童文学语言表达上也呈现出新的特质。
新时期有两个非常独特的“皮皮”形象，这两个顽童形象得到文学界和广大儿童的广泛认同，显示着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向着儿童天性的回归。郑渊洁的皮皮鲁系列塑造了一个1980年代的顽童形象，在好孩子和乖孩子之外，为中国儿童文学提供了一个充满闹剧性格的男孩形象，那种狡黠中的顽劣、憨厚中的闹腾、冒险中的逞能，才是正常生活样态下儿童的自然天性。与此同时，任溶溶先生翻译了瑞典作家阿斯特丽德·林格伦的《长袜子皮皮》，这个西方的皮皮缺乏教养，没有礼貌，又很顽皮，但她正直、善良、见义勇为，勇于改正自己的缺点。西方文学中的这个反好孩子形象和皮皮鲁一样，让中国儿童在文学中看到了更加真实的自己，从而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了对于儿童天性的深度理解。与此同时，孙幼军、周锐等童话作家也摹写了众多天真、率性和幽默的儿童形象。由此，彼时儿童文学对于幻想和想象力有了更深层面的要求，尤其在童话写作中，天马行空的文学想象和充溢着奇思妙想的幻想世界都映射着那个时代思想解放的风气。儿童文学语言也更趋于童心、童趣等儿童天性的复归与表达。 当代作家评论 2020年第2期 新时期出现了一批以儿童成长为写作本位的重要作家，如曹文轩、张之路、秦文君等，他们的儿童小说在情感和人性深度上抵达了时代的最高值。这一时期的儿童小说创作成为新时期“人的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爱与善中的成长是这一时期儿童文学创作重要的母题。在《男生贾里》《女生贾梅》《男生贾里新传》等作品里，秦文君塑造了一个少男少女自然生長的校园环境，儿童的成长和校园学习、同学老师们有着密切的关系，她的文本非常生动地反映了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的中国初中校园生活：充满务实的理想主义色彩，又有着现代生活价值观念的浸润和抚慰，儿童和少年的成长都沐浴着一种温暖的光亮。曹文轩创作了一系列中短篇和长篇小说作品，如《再见了，我的小星星》《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红瓦》《根鸟》等。这些文学性纯度很高的文本构成了独特的少年男女的成长世界，在乡村野地和乡土的伦理风俗中，中国式少年和少女沐浴在醇厚的人性之美中。这一时期还有众多的实力派儿童文学作家，比如张之路、黄蓓佳、殷健灵等，成长小说在各个不同的维度打破了校园生活表层的宁静，摹写外表波澜不惊而内部波涛汹涌的青春期身体和性心理。
这一时期，众多作家的创作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儿童形象的内涵和意蕴，也在中国文学发现“儿童”一百多年之后，开始了中国儿童的现代性叙事，儿童的成长成为一个时代“人的文学”的延展，这一时期成长小说的创作极大地丰富了当代中国人对于成长的当代性理解。
三、新世纪汉语童心的多元叙事
中国社会进入新世纪以来，儿童的生活和教育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整个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社会生活的去传统化、高度物质化以及新媒体的广泛使用等等，构成了新的社会文化语境。儿童在嬗变的社会生活中体验到更多现代生存状态和现代性后果，儿童的心性和成长也经历着质变的过程。近10年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更加注重现代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对于儿童的影响。中国现代儿童形象也发生了质变，儿童文学创作经历了从捍卫儿童的生存权、童心的纯真天然、儿童的阳光成长到反映儿童遭遇当代社会各类问题之后的“复杂的成长”的过程，作家们力图呈现这种复杂成长中多元面目的少年男女形象，从而进入汉语童心的多元叙事。这一时期是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发展的黄金期，出现了一批实力派儿童文学作家，创作了一大批优秀儿童文学作品。
当下中国儿童的成长困境更在于心理的亚健康和心智的巨婴状态。社会物质日渐丰裕，然而社会文化教育情境却日渐单向度和同质化，情感道德和伦理教育难以深入到儿童心灵，挫折教育和逆境中的意志锻炼几乎完全缺失，中国少年的成长在心性、品质和意志等方面遭遇了很大的精神性困境。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当下的一批实力派儿童文学作家以自己的写作建构了新世纪中国儿童的精神成长生态，日渐进入与中国儿童精神成长同步的写作中。
（一）暖童的明亮与快乐
中国社会的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常态儿童的生活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在从传统到现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嬗变中，儿童形象也随之发生了质变。中国都市儿童的生活场景更多呈现出明亮的暖色调，接受良好现代教育的父母也更加尊重儿童的天性，很大一部分中国孩子拥有了相对幸福快乐的童年。一批作家集中笔力摹写现代城市生活中明亮快乐的暖童形象，在现代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叙事中，表达儿童本位和主体性人格成长。如韩青辰的《小茉莉》通过城市女孩小茉莉的日常生活经验叙事，塑造了一个充满着自尊、随性和独立人格的城市女孩形象。汤素兰的笨狼系列通过幽默诙谐的方式将现代生活经验和情感伦理以童话的方式呈现出来，塑造了一个充满儿童天性和童趣的男孩形象。在一大批这样的作品中，温暖而阳光的儿童天性充溢着儿童的日常生活经验，现代原生家庭和现代生活情感方式带来温暖而明亮的童年生活。
（二）晦暗成长的坚韧与力量
成长的挫折和创伤无疑也是儿童成长的现实之一种，不同于之前的苦难叙事，当下的儿童文学作家更注重晦暗成长中的坚韧与力量表达。比如于立极的励志小说《美丽心灵》叙述了少女在身心遭受巨大摧残之际，直面自己的精神伤痛与成长艰难，在坚强面对厄运的过程中，坚韧地走向人性的和解与悲悯。小说从心理健康咨询的角度摹写了少年男女的诸多心理困惑，也给出了一系列现代性的精神情感治疗方案。韩青辰的《小证人》通过对乡村小学一起突发性事件的叙事，呈现出少年男女面对自己内心真实的复杂感知。在强大的乡土伦理价值体系中，少女冬青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内心真实，呈现出少年心性和人格伦理的艰难成长。翌平新的阳刚少年系列则呈现出少年成长的建构性力量，作家笔下少年形象有着仗义豪侠和仁义真挚的情感底蕴，成长是对于自我和他者更多体谅的关照，是对于自己情感和性格的砥砺与打磨。
（三）历史叙事中的童年和成长
一批作家开始关注特殊历史情境中的儿童成长，童年叙事和历史叙事有了深度叠加，儿童文学创作表达出更加深厚和宽广的历史意蕴。李东华的《少年的荣耀》叙述了二战背景下中国少年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独特经历，在民族和国家遭受巨大伤害的同时，普通中国儿童在战争中对于民族、家国、仇恨和人性有了更加复杂和深刻的认知，小说充溢着对于苦难的超越意识，在民族灾难面前体认民族文化和品性的高贵。史雷的《将军胡同》摹写了战争中日常的北京胡同生活，刻画了小人物在大时代中的卑微、无助与平庸。在儿童视角中，战火硝烟的幕后，老北京依然呈现出独特的京味文化，带着苍凉悲愤的意蕴。
总而言之，中国近百年来的嬗变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是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变迁。社会经济和文化转型必然带来人及其情感、伦理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中国社会文化中的现代人和现代人格也慢慢形成。与此同时，在消费文化和功利主义的冲击下，成人社会充斥着利己主义的成功学气息。对于当下的中国儿童来说，他们是物质主义生存环境和现代教育制度驯养下的儿童，承受着来自现代功利主义和传统因袭的双重重负。作为具备现代观念的成人（尤其是儿童文学作家）理应深度体认当下儿童的生存和教育环境，关注儿童的“现代主体性”成长，尤其是作为现代个体的精神、情感和心理的成长，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儿童现代性叙事的基础上，重构中国儿童文学成长叙事的深度、难度和厚度。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创作角度从单一转向多维度多面相，精神情感表达从清浅单一转向深沉复杂。作家们的生活经验表达更加切合时代与社会现实本身，当代的经济生活和伦理情境以更加纷繁复杂的方式进入儿童文学创作。儿童文学作家对自然与世界的认知不再以儿童的认知标准为标准，而是在自然、社会、成人和儿童的多边关系中，寻找哲思与诗意的表达。一大批作家通过对当代儿童成长特质的文学性观照，发现时代儿童整体性精神气质，建构具备现代性品格的儿童文学形象，赋予当下儿童文学叙事更为丰厚的现代性审美品质，重塑多元叙事的汉语童心，从真的必要性、善的滋养性和美的可能性等角度丰盈儿童的精神和情感世界表达。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近代中国语文运动及其国家认同研究”（17BYY078）成果〕
【作者简介】黄晓蕾，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周 荣）
自唐代变文至明清话本小说，白话文学从简约的佛教故事到明清之际高度自觉的民间生活经验表达，其间随着中国文官制度和文言语体的兴衰，直至五四白话文运动，现代白话文学才随着现代民族国家和教育观念的普及而开始日渐成为最为重要的语体表达方式。1922年郑振铎创办《儿童世界》，《儿童世界》由郑振铎主编，商务印书馆于1922年在上海创办，是中国现代第一个白话文儿童文学期刊。叶圣陶在其上发表儿童文学作品，标志着“中国自觉的儿童文学”开始诞生。中国儿童的文学发现产生于唐代白话文佛经故事的一千多年之后，从白话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儿童文学依然是不到百年的新生儿，相对于整个中国文学历史来说，儿童文学更是一个真正的晚育儿。“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管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什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周作人：《儿童的文学》，《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伴随传统中国文学与社会进入现代，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现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发现是一体的，由此儿童文学语言和宏大的国家叙事相辅相成，儿童文学创作的成人话语表达方式就成为一种无法回避的现实。
现代作家们在对现代民族国家进行文学想象和建构的过程中，兒童成为最恰切的文学新人形象之一，从而引发一系列的关于儿童本体诉求和成长的讨论。例如“什么是儿童”“儿童的价值”和“儿童的社会使命”等。五四时代的作家们将“儿童文学”和“人的文学”并置在时代问题中进行探讨，由此人的主体性价值、诉求和道德等重要命题天然地和儿童形象发生联系。中国传统宗法社会中崇尚君臣父子的纲常伦理，儿童是缩小的成人，从而使得儿童和童年几乎隐匿在成人社会纲常伦理的阴影里，由此梁启超等先觉者提倡在家庭、宗族之外培养和铸炼“新民”。梁启超：《梁启超新民说》，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现代作家们开始关注儿童在社会伦理体系中的困境，推动对于“儿童本位观”的理解，从而在现代历史上开始以新的眼光来打量儿童和儿童文学。五四是一个“发现人的时代”，自然也开始了“儿童的发现”。
自近代以来，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与儿童的发现以及儿童形象的塑造密切相关。在这个意义上，儿童形象关乎现代中国的形象，儿童文学语言的表达自然也呈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独有的伤痛和悲情色彩。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一个发现儿童的过程，在众多作家笔下出现了具有独特儿童主体性特征和独立审美价值的儿童形象，鲁迅笔下的闰土、双喜、阿发，冰心眼里的禄儿、小岚，凌叔华塑造的枝儿、小英，沈从文笔下的翠翠、三三，萧红小说中活泼天真的儿童叙述者“我”，《城南旧事》中的林英子，等等。现代儿童文学的开山之作——叶圣陶的《稻草人》童话集，显示出作家自觉的现实主义叙事倾向，和现代文学为人生的艺术观念殊途同归，体现了更多的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国族认同。张乐平漫画中的三毛在流浪的人生羁旅中背负着整个国家遭受侵略侮辱的深重苦难和疼痛。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中，大林和小林的成长叙事恰恰凸显了道路选择对于个体成长的重要性，文中的儿童故事与国家叙事联系密切，儿童成长和国家建构近乎同质。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红色经典中的儿童英雄形象，如潘冬子、小英雄雨来、草原英雄小姐妹等，从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的角度深度阐释了儿童文学是如何通过儿童形象来建构自己的国族想象的，并且和这一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叙事保持高度一致。在革命理想主义叙事中，儿童形象趋于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也即所谓儿童形象的“国家性”叙事。
二、新时期常态儿童与成长本位的回归
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巨大变迁，20世纪八九十年代儿童形象也随之世俗化、生活化。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国儿童文学取得切实发展的时期，文学创作在深入现实的基调上，取得了艺术和审美上的重要突破，其文学史意义重大，但是迄今仍然没有进行非常好的文学史阐释和经典化论述。
这个时期以复刊的《少年文艺》《少年文艺》创刊于1953年7月，由宋庆龄题写刊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创刊最早的儿童文学刊物。《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是由共青团中央和中国作家协会于1963年共同创办的杂志，被誉为“中国儿童文学的一面旗帜”。为文学阵地，出现了一大批执着于儿童本位和儿童主体性的文学叙事。五四的儿童本位更多是在童心、童趣和儿童生存权的角度，而此时的儿童本位则是上升到儿童成长性的高度，同时又增加了更为丰厚的社会生活内容和日常生活经验，尤其在儿童精神、情感和心理成长等方面对现代民族国家制度下常态生存的中国儿童给予人性的关照和人情人性之美的浸润。中国儿童终于穿越战争、饥饿、流浪的非常态生存，在安稳的校园和家庭中开始了身心的正常成长。如果说中国儿童文学此前经历了发现“儿童本位”、塑造“红色儿童”的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则是观照“常态儿童”。作家们以儿童们各种日常性经验和常态生长为摹写对象，尤其对少年男女普遍性的成长问题进行了非常及物的文学叙事，从而显示出更深层面的对于儿童本位和儿童性的理解和认知，在儿童文学语言表达上也呈现出新的特质。
新时期有两个非常独特的“皮皮”形象，这两个顽童形象得到文学界和广大儿童的广泛认同，显示着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向着儿童天性的回归。郑渊洁的皮皮鲁系列塑造了一个1980年代的顽童形象，在好孩子和乖孩子之外，为中国儿童文学提供了一个充满闹剧性格的男孩形象，那种狡黠中的顽劣、憨厚中的闹腾、冒险中的逞能，才是正常生活样态下儿童的自然天性。与此同时，任溶溶先生翻译了瑞典作家阿斯特丽德·林格伦的《长袜子皮皮》，这个西方的皮皮缺乏教养，没有礼貌，又很顽皮，但她正直、善良、见义勇为，勇于改正自己的缺点。西方文学中的这个反好孩子形象和皮皮鲁一样，让中国儿童在文学中看到了更加真实的自己，从而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了对于儿童天性的深度理解。与此同时，孙幼军、周锐等童话作家也摹写了众多天真、率性和幽默的儿童形象。由此，彼时儿童文学对于幻想和想象力有了更深层面的要求，尤其在童话写作中，天马行空的文学想象和充溢着奇思妙想的幻想世界都映射着那个时代思想解放的风气。儿童文学语言也更趋于童心、童趣等儿童天性的复归与表达。 当代作家评论 2020年第2期 新时期出现了一批以儿童成长为写作本位的重要作家，如曹文轩、张之路、秦文君等，他们的儿童小说在情感和人性深度上抵达了时代的最高值。这一时期的儿童小说创作成为新时期“人的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爱与善中的成长是这一时期儿童文学创作重要的母题。在《男生贾里》《女生贾梅》《男生贾里新传》等作品里，秦文君塑造了一个少男少女自然生長的校园环境，儿童的成长和校园学习、同学老师们有着密切的关系，她的文本非常生动地反映了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的中国初中校园生活：充满务实的理想主义色彩，又有着现代生活价值观念的浸润和抚慰，儿童和少年的成长都沐浴着一种温暖的光亮。曹文轩创作了一系列中短篇和长篇小说作品，如《再见了，我的小星星》《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红瓦》《根鸟》等。这些文学性纯度很高的文本构成了独特的少年男女的成长世界，在乡村野地和乡土的伦理风俗中，中国式少年和少女沐浴在醇厚的人性之美中。这一时期还有众多的实力派儿童文学作家，比如张之路、黄蓓佳、殷健灵等，成长小说在各个不同的维度打破了校园生活表层的宁静，摹写外表波澜不惊而内部波涛汹涌的青春期身体和性心理。
这一时期，众多作家的创作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儿童形象的内涵和意蕴，也在中国文学发现“儿童”一百多年之后，开始了中国儿童的现代性叙事，儿童的成长成为一个时代“人的文学”的延展，这一时期成长小说的创作极大地丰富了当代中国人对于成长的当代性理解。
三、新世纪汉语童心的多元叙事
中国社会进入新世纪以来，儿童的生活和教育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整个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社会生活的去传统化、高度物质化以及新媒体的广泛使用等等，构成了新的社会文化语境。儿童在嬗变的社会生活中体验到更多现代生存状态和现代性后果，儿童的心性和成长也经历着质变的过程。近10年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更加注重现代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对于儿童的影响。中国现代儿童形象也发生了质变，儿童文学创作经历了从捍卫儿童的生存权、童心的纯真天然、儿童的阳光成长到反映儿童遭遇当代社会各类问题之后的“复杂的成长”的过程，作家们力图呈现这种复杂成长中多元面目的少年男女形象，从而进入汉语童心的多元叙事。这一时期是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发展的黄金期，出现了一批实力派儿童文学作家，创作了一大批优秀儿童文学作品。
当下中国儿童的成长困境更在于心理的亚健康和心智的巨婴状态。社会物质日渐丰裕，然而社会文化教育情境却日渐单向度和同质化，情感道德和伦理教育难以深入到儿童心灵，挫折教育和逆境中的意志锻炼几乎完全缺失，中国少年的成长在心性、品质和意志等方面遭遇了很大的精神性困境。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当下的一批实力派儿童文学作家以自己的写作建构了新世纪中国儿童的精神成长生态，日渐进入与中国儿童精神成长同步的写作中。
（一）暖童的明亮与快乐
中国社会的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常态儿童的生活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在从传统到现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嬗变中，儿童形象也随之发生了质变。中国都市儿童的生活场景更多呈现出明亮的暖色调，接受良好现代教育的父母也更加尊重儿童的天性，很大一部分中国孩子拥有了相对幸福快乐的童年。一批作家集中笔力摹写现代城市生活中明亮快乐的暖童形象，在现代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叙事中，表达儿童本位和主体性人格成长。如韩青辰的《小茉莉》通过城市女孩小茉莉的日常生活经验叙事，塑造了一个充满着自尊、随性和独立人格的城市女孩形象。汤素兰的笨狼系列通过幽默诙谐的方式将现代生活经验和情感伦理以童话的方式呈现出来，塑造了一个充满儿童天性和童趣的男孩形象。在一大批这样的作品中，温暖而阳光的儿童天性充溢着儿童的日常生活经验，现代原生家庭和现代生活情感方式带来温暖而明亮的童年生活。
（二）晦暗成长的坚韧与力量
成长的挫折和创伤无疑也是儿童成长的现实之一种，不同于之前的苦难叙事，当下的儿童文学作家更注重晦暗成长中的坚韧与力量表达。比如于立极的励志小说《美丽心灵》叙述了少女在身心遭受巨大摧残之际，直面自己的精神伤痛与成长艰难，在坚强面对厄运的过程中，坚韧地走向人性的和解与悲悯。小说从心理健康咨询的角度摹写了少年男女的诸多心理困惑，也给出了一系列现代性的精神情感治疗方案。韩青辰的《小证人》通过对乡村小学一起突发性事件的叙事，呈现出少年男女面对自己内心真实的复杂感知。在强大的乡土伦理价值体系中，少女冬青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内心真实，呈现出少年心性和人格伦理的艰难成长。翌平新的阳刚少年系列则呈现出少年成长的建构性力量，作家笔下少年形象有着仗义豪侠和仁义真挚的情感底蕴，成长是对于自我和他者更多体谅的关照，是对于自己情感和性格的砥砺与打磨。
（三）历史叙事中的童年和成长
一批作家开始关注特殊历史情境中的儿童成长，童年叙事和历史叙事有了深度叠加，儿童文学创作表达出更加深厚和宽广的历史意蕴。李东华的《少年的荣耀》叙述了二战背景下中国少年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独特经历，在民族和国家遭受巨大伤害的同时，普通中国儿童在战争中对于民族、家国、仇恨和人性有了更加复杂和深刻的认知，小说充溢着对于苦难的超越意识，在民族灾难面前体认民族文化和品性的高贵。史雷的《将军胡同》摹写了战争中日常的北京胡同生活，刻画了小人物在大时代中的卑微、无助与平庸。在儿童视角中，战火硝烟的幕后，老北京依然呈现出独特的京味文化，带着苍凉悲愤的意蕴。
总而言之，中国近百年来的嬗变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是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变迁。社会经济和文化转型必然带来人及其情感、伦理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中国社会文化中的现代人和现代人格也慢慢形成。与此同时，在消费文化和功利主义的冲击下，成人社会充斥着利己主义的成功学气息。对于当下的中国儿童来说，他们是物质主义生存环境和现代教育制度驯养下的儿童，承受着来自现代功利主义和传统因袭的双重重负。作为具备现代观念的成人（尤其是儿童文学作家）理应深度体认当下儿童的生存和教育环境，关注儿童的“现代主体性”成长，尤其是作为现代个体的精神、情感和心理的成长，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儿童现代性叙事的基础上，重构中国儿童文学成长叙事的深度、难度和厚度。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创作角度从单一转向多维度多面相，精神情感表达从清浅单一转向深沉复杂。作家们的生活经验表达更加切合时代与社会现实本身，当代的经济生活和伦理情境以更加纷繁复杂的方式进入儿童文学创作。儿童文学作家对自然与世界的认知不再以儿童的认知标准为标准，而是在自然、社会、成人和儿童的多边关系中，寻找哲思与诗意的表达。一大批作家通过对当代儿童成长特质的文学性观照，发现时代儿童整体性精神气质，建构具备现代性品格的儿童文学形象，赋予当下儿童文学叙事更为丰厚的现代性审美品质，重塑多元叙事的汉语童心，从真的必要性、善的滋养性和美的可能性等角度丰盈儿童的精神和情感世界表达。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近代中国语文运动及其国家认同研究”（17BYY078）成果〕
【作者简介】黄晓蕾，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周 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