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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不断冲击传统的地域疆界、国家和民族的藩篱,两个世纪以来全球支配性的组织原则民族国家自身似乎日趋成为一种退化的力量,而部族的某些特征仍顽强地保留了下来,并发扬光大,与经济全球化同步延展、相互促进。
全球族——新全球经济中的种族、宗教与文化认同
乔尔·科特金著,王旭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大潮一浪高过一浪,已成不可逆转之势,相关研究也不绝如缕,俨然成为一门显学。在林林总总的著述中,乔尔·科特金的《全球族》深受学界推崇。这部发表于1992年的著作,以其独特的视角,从经济全球化扑朔迷离的表象中揭示了很多有价值的认识,并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得到验证,18年后读来依然颇有新意和启迪。
《全球族》是以人类学视角为切入点展开讨论的。Tribe一词,本意为部落或部族,一般指历史上于部落之后、民族形成之前存在的具有不甚稳定的共同地域、语言、文化和经济等共性特征的族群。在部族形成的过程中,人们的血缘联系逐渐为地域联系所取代,并形成了特殊的文化结构,产生了自己属于某一部族的共同意识。后来国家的形成促进了部族的巩固,部族发展成为民族。但在乔尔·科特金的笔下,却赋予Tribe以深刻而丰富的内涵。他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不断冲击传统的地域疆界、国家和民族的藩篱,两个世纪以来全球支配性的组织原则民族国家自身似乎日趋成为一种退化的力量,而部族的某些特征仍顽强地保留了下来,并发扬光大,与经济全球化同步延展、相互促进。这些全球化的部族在今天已具有典型的世界性特征,与原有的那种独处一隅的地方化部族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认识当然并非科特金首创。但更胜人一筹的是,他看到,有一些部族在全球化过程中,仍能够顽强地保留自身独特的文化、宗教与信仰,成为全球经济演进中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这些全球族,一方面能够适应全球化的需求、保持必要的开放性;另一方面,坚持本族群的标签,弘扬本族群的优秀特质,在全球化过程中丰富自我。“随着传统的民族、国家以及区域的屏障在全球经济力量的重压之下越来越淡化,可能这些分散的全球化族群——以及他们遍及世界的商业与文化网络——将日益左右人类经济的命运。”可以说,在科特金的笔下,全球族的地位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译者最后决定把Tribe一词译为“全球族”。
在弘扬全球族这些新特征方面,有一些民族是非常成功的,其中以科特金着力探讨的五个主要群体,即犹太人、英国人、日本人、中国人、印度人最为突出。虽然这五个群体各自历史存在诸多差异,但具有三个关键的共性特征:
其一,具有强烈的族裔认同感和共同依存的意识,这有助于使该群体在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变化中从善如流,而不是失去自身的基本凝聚力;其二,具有一个以共同信任为基础的全球网络,这种共同信任使该群体能有效地发挥集体作用,超出了国家或区域的界限;其三,具有一种执著地从所有可能得到的资源中获取技术和其他知识的能力,同时能开放地培植升华文化和发展科学,这对于20世纪后半期的世界经济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科特金认为,并非这五个群体的基本道德或其种族本身有什么超越其他种族的优越之处。他们之所以成为全球族的典范,关键在于通过与其他文明密切的接触和交往,获得文化上的跨越,而不是孤芳自赏地保持种族纯洁。事实上,英国人或日本人都是最卓越的模仿者,这是显而易见的,已得到世人公认。同样,犹太人、中国人、印度人也远不是纯而又纯的仅限于某一特定天才的种族,他们自身是多样化的。冷战的结束更开启了这些全球族体现其全球性的新机会,因为冷战后,军事力量在经济地位上的决定性作用日益消退,冷战的意识形态和种族主义包袱也被抛弃。
科特金用了大半的篇幅论述这五个群体的历史,在此基础上,不仅总结他们成功的经验,也通过比较发现他们的某些不足。
犹太人在很多方面都可看成是代表全球族的原型。犹太人自古就是一个分散的族群。追求利润的天性使它们大部分充当掮客、工匠和商人或高利贷者,还占据了农民大众和上层贵族之间所有的中间阶层的位置。从亚伯拉罕时代起,或者可以上溯到神话时代,犹太人就已经因其历史独特性而卓尔不群,这种独特性在很大程度上都和其宗教信仰有关。他们对自身信仰的坚持,既导致他们上千年在世界被迫流散,也更促使他们顽强保持其特定的属性。在世界历史上,帝国兴衰更替,经济互有沉浮,庞大的宗教势力一浪一浪席卷各个大陆,但是犹太人的社会体制、历法和家庭传统都保持下来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犹太人作为杰出的企业家和革新者兴起。例如在一战前的德意志帝国中,犹太人占该国国有企业领导人的近四分之一,而其人口仅占该国总人口的1%。在彼时的美国,从波兰和意大利到美国的新移民75%是农民或体力劳动者,而犹太移民中有三分之二是技术工人。犹太人在1848年淘金热之前就进入了旧金山,“无所不在”,非常引人瞩目,在电影、出版、广告和影院等行业中都有不成比例的影响,今天,在媒体行业上层人物中有四分之一是犹太人,是他们的人口比例的10倍多。四分之一以上的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是犹太人。至于以色列建国,更是其惊人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早已传为美谈。
如果说犹太人是全球族原型的话,那么不列颠群岛就是最重要、最持久的移民发源地。从1832年到1932年的100年间,不列颠群岛的移民占欧洲移民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他们的身影遍及世界各地,从北美到非洲、大洋洲和印度,到处传播和运用他们的技术和经营之道。1750年到1950年间,两个讲英语的国家,即美国和英国的发明发现和革新成果占世界的五分之三。这些散在各地的移民与母国英格兰直接的独特联系,帮助英国在其全球霸权丧失后很长时间里还维系着其文化、金融和政治上的影响。通过其移民,特别是美国人,不列颠部族创造了大部分全球经济的关键标准——从世界语言到政治经济、科学和基础商务,无所不包。他们与其后裔美利坚人共同构成风采卓异的群体,先后成为世界霸主,傲视群雄。鉴于两个族群的内在联系,科特金专门发明了一个新术语“盎格鲁—美利坚人”(Anglo-Americans)。甚至在美国或英国经济、政治影响式微的地方,盎格鲁—美利坚企业行为和文化模式的标准以及英国语言依然占居主导地位。他们在世界范围的支配力——在国际投资、跨国企业、文化和政治影响等方面都有反映——远比德国人、意大利人或法国人巨大,后几个群体尽管其经济或文化上拥有巨大能量,但现在仅限于以欧洲为中心的影响半径内。例如,法国基本上是农业国,它选择了土地;而英国选择了海洋和贸易。法国把殖民扩张首先看成是一种扩张国力和炫耀的手段;盎格鲁—美利坚人从近代开始,则注重人员流动和文化流通的开放性,与法国人的孤芳自赏有本质区别。英国人遍布世界各地并与其他许多民族通婚。英语,这种在11世纪仅150万生活在边远小岛上的人讲的语言,今天其使用者的数量已经仅次于中文使用者的数量,拥有7亿使用者。而今天的法兰西帝国除了一丝历史记忆外已不复存在。托克维尔曾这样评价美洲的英国移民:“他们商业财富的源泉并不在其他地方,而是在他自己身上。”最早为美国工业革命作出突出贡献的斯莱特,他所掌握的机器纺纱技术使他以技术为代价获得了波特基特第一个工厂的部分所有权。即使到了20世纪90年代,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国家电话业务量仍居世界首位,彼此还是对方的首选旅行目的地。即使大西洋经济的重要性已经淡化,但盎格鲁—美利坚人所发展起来的科技、观念和方法依然在塑造未来世界过程中拥有不可小觑的能量。
至于科特金选择亚洲诸国的日本人、中国人和印度人作为典型的全球族,其着眼点并不仅仅停留在这几个族群在当今世界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看重它们对下一个世纪历史进程具有潜在的影响力。这里仅以教育领域为例即可见一斑。如在加州州立大学,每三个主修工科的学生中就有一个以上是亚裔。亚洲人在加州洛杉矶分校中占据了支配地位,无怪主修数学和理科的白人学生有时称他们的学校是“淹没在亚洲人海洋中的白人大学”。
在亚洲,日本经济率先与世界经济发达国家接轨,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在经济上大获成功,这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个中正面经验,科特金进行了概要的梳理。但同时,科特金也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他着重指出,作为全球化部族中最有岛民特色的部族,日本可能是对于日见增长的多种族化经济现实准备最不充分的国家。即使散居在别处,日本人仍然与其他民族保持着相对的距离,日本是通过特殊构造的制度体系来维系这种隔离的。这种制度使在国外的日本人能够待在自己的宾馆和温泉浴室中,可以在本国人开设的球场上打高尔夫球,可以把孩子送到伦敦日本学校去上学。这样的学校在全世界有230所,共招收4万多名学生。几乎每个日本人的海外聚居地都有自己的宗教组织、电影院、书店、饭店、酒吧和市场。对于在英国的日本人来说,组建专为日本移民开设的学校对日本子女的认同教育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像历史上的犹太人一样,即使日本族群已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他们仍然认为保护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摩门教历史学家斯宾塞·帕默指出,“日本人和犹太人的成长教育伴随着一种隔离意识,这种意识同时又与向外部世界开放自己结合在一起。这让日本人和犹太人一方面非常保守,另一方面又非常具有创新意识。”这句话有一定道理,但事实上日本人的保守程度远远大于犹太人。犹太用了2000年时间和其他文化融合,而日本人仍然坚持用其狭隘的种族观念与全球接触。他们不信任外国人,因此在很多日本公司里,有很多“影子管理人”。这种种族优越感,常常影响着日本人对亚洲邻国的态度。更有甚者,在八佰伴马来西亚公司管理层中百分之百是日本人,而当地土著合伙人则显得人微言轻。总的看,日本的经济扩张在本质上是封闭、吝啬和以自我为中心的,几乎可视为全球族中的另类。也正因如此,科特金认为,“有一些迹象表明,日本的全球扩张已经达到了极限”。今天看来,这个判断有一定道理。
在亚洲的这几个群体中,华人凭借其良好的教育,较低的失业率,四通八达的海外网络而异军突起,经济全球化进程自启动起便一发而不可收拾。据科特金撰写该书时估算,仅东南亚与香港地区华人的财富就高达2500亿美元。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美国、欧洲、日本的银行业面临严重紧缩,拥有巨额现金的华人格外受到人们的青睐。华人在很多行业都有不俗的建树。“在纽约,有百万华人,他们几乎无所不能。”许多加州顶尖的工程师与科学家都是华人的后代,仅在硅谷一地就有1.2万多。他们之中有很多人自己创业,在北美和亚洲之间穿梭往来,被形象地称为“太空人”。海外华人依靠个人的责任和义务感,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跨国和跨地区经济体系。华人经济体系发展主要依靠不同成员间自生的非正式纽带关系。“正是海外华人,而不是任何民族、国家或企业集团实体,构成了华人经济力量崛起的基础。”当然,此书发表的1992年,中国崛起尚在起步阶段,开始受到人们瞩目,同时也不乏质疑的声音,科特金能做出如此高的肯定,确实独具慧眼。
华人全球扩张的模式与日本截然不同。日本的海外职员与母国之间一般都有极其密切的联系纽带,而华人的全球网络则与之相反,他们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乃至东南亚国家,而不是单一发源地,他们的走向也是多维度的。不过,华人全球扩张与日本也有共同点,那就是一度被华人及西方人嘲笑为落后于迷信根源的儒家思想,现在得到了复兴,主要是由于它为当代华人、韩国人以及日本人的成功提供了道德基础。
印度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属于迟到的族群。尽管其文明已延续了数千年,但他们的全球性扩张仅开始于19世纪,直到近年才有所进展。20世纪60年代初,在国外生活的印度人总数为500万,而到90年代初,这一数字已飙升到1500—2000万人之间。无论定居何处,他们都属于职业与经济上升最快的族群。不同寻常的是,他们在犹太人传统上取得成功的许多领域也游刃有余,其中包括服装、房地产、贸易、金融、娱乐、钻石等行业。他们几乎无所不在。一位信德人这样形容:“当你在火星上着陆时,可能发现那里已经有一信德家族的成员在那里做生意了。”另一个突出案例是有400万之众的耆那苦行教派。他们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就占据了全球钻石贸易第二位的位置,地位仅次于犹太人。印度人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科技人才储藏。如果他们家园能够自由化和改革,他们拥有的潜力完全可以开发成另一个最重要的全球经济体之一。从某种程度上说,只要印度更好地对接经济全球化的模式和要求,印度人可能比日本人或中国人更为深入地融入西方企业的主流生活中。因为印度人有语言和文化上独特的优势。印度人的商业在很大程度上遵循着“共同家族企业”的模式。即使是哈雷拉斯这样最具影响力的印度商业帝国,从本质上来说依然是一个依靠全球血缘关系的家族企业。
与其他亚洲族群相比,印度侨民与母国之间距离的不断拉大显示出全球族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独特的偏差现象。犹太人、中国人、日本人都保留了与母国间的坚固的纽带,而对于印度人而言,当他们回到家乡时,往往所有的一切看起来似乎是退回到第三世界国家,与母国的联系无形中有所淡化。有些学者把这类人称为“拔根者”(the uprooted),用来形容印度移民也是比较准确的。但在海外的印度人是团结的。香港印度人协会主席说,“无论我们身在何方,社群规模有多小,我们印度人都会团结一心。我们都喜欢相同的食物,一个印度人必须要有咖喱粉,如果没有其他的印度人,那么他到哪里去得到咖喱粉。”海外印度人还有可观的借用力量,那就是世界各地以共同文化为纽带的泛印度资源。如在新加坡,“印度”社群与商业领袖不仅充当印度教徒的代言人,有时也为巴基斯坦人、孟加拉人以及斯里兰卡人说话。
诚然,在历史上,其他族群也有不俗的表现。如文艺复兴发源地的意大利人,凭无敌舰队一度扬威海上的荷兰人,在南美殖民地各据一方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染指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人,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把其文化和技术影响扩展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再后来,其他群体如亚美尼亚人、巴勒斯坦人、现代希腊人、古巴人、韩国人、依波人也超越国家疆界扩散影响,往往具有潜在的经济和文化影响力。不过,综合起来看,他们都很难与科特金在本书中专门探讨的五个部族相提并论。
总之,从科特金的论述中我们可领悟到,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流动人口已取代自然资源,成为城市兴衰的主要因素,而且其重要性越来越凸显。“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劳动力与人才的单一市场,一个极其适合全球族发展的市场,这是一幅19世纪犹太商人或美国技师绝对无法预见的图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图景在今天已经越来越清晰了。评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
全球族——新全球经济中的种族、宗教与文化认同
乔尔·科特金著,王旭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大潮一浪高过一浪,已成不可逆转之势,相关研究也不绝如缕,俨然成为一门显学。在林林总总的著述中,乔尔·科特金的《全球族》深受学界推崇。这部发表于1992年的著作,以其独特的视角,从经济全球化扑朔迷离的表象中揭示了很多有价值的认识,并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得到验证,18年后读来依然颇有新意和启迪。
《全球族》是以人类学视角为切入点展开讨论的。Tribe一词,本意为部落或部族,一般指历史上于部落之后、民族形成之前存在的具有不甚稳定的共同地域、语言、文化和经济等共性特征的族群。在部族形成的过程中,人们的血缘联系逐渐为地域联系所取代,并形成了特殊的文化结构,产生了自己属于某一部族的共同意识。后来国家的形成促进了部族的巩固,部族发展成为民族。但在乔尔·科特金的笔下,却赋予Tribe以深刻而丰富的内涵。他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不断冲击传统的地域疆界、国家和民族的藩篱,两个世纪以来全球支配性的组织原则民族国家自身似乎日趋成为一种退化的力量,而部族的某些特征仍顽强地保留了下来,并发扬光大,与经济全球化同步延展、相互促进。这些全球化的部族在今天已具有典型的世界性特征,与原有的那种独处一隅的地方化部族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认识当然并非科特金首创。但更胜人一筹的是,他看到,有一些部族在全球化过程中,仍能够顽强地保留自身独特的文化、宗教与信仰,成为全球经济演进中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这些全球族,一方面能够适应全球化的需求、保持必要的开放性;另一方面,坚持本族群的标签,弘扬本族群的优秀特质,在全球化过程中丰富自我。“随着传统的民族、国家以及区域的屏障在全球经济力量的重压之下越来越淡化,可能这些分散的全球化族群——以及他们遍及世界的商业与文化网络——将日益左右人类经济的命运。”可以说,在科特金的笔下,全球族的地位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译者最后决定把Tribe一词译为“全球族”。
在弘扬全球族这些新特征方面,有一些民族是非常成功的,其中以科特金着力探讨的五个主要群体,即犹太人、英国人、日本人、中国人、印度人最为突出。虽然这五个群体各自历史存在诸多差异,但具有三个关键的共性特征:
其一,具有强烈的族裔认同感和共同依存的意识,这有助于使该群体在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变化中从善如流,而不是失去自身的基本凝聚力;其二,具有一个以共同信任为基础的全球网络,这种共同信任使该群体能有效地发挥集体作用,超出了国家或区域的界限;其三,具有一种执著地从所有可能得到的资源中获取技术和其他知识的能力,同时能开放地培植升华文化和发展科学,这对于20世纪后半期的世界经济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科特金认为,并非这五个群体的基本道德或其种族本身有什么超越其他种族的优越之处。他们之所以成为全球族的典范,关键在于通过与其他文明密切的接触和交往,获得文化上的跨越,而不是孤芳自赏地保持种族纯洁。事实上,英国人或日本人都是最卓越的模仿者,这是显而易见的,已得到世人公认。同样,犹太人、中国人、印度人也远不是纯而又纯的仅限于某一特定天才的种族,他们自身是多样化的。冷战的结束更开启了这些全球族体现其全球性的新机会,因为冷战后,军事力量在经济地位上的决定性作用日益消退,冷战的意识形态和种族主义包袱也被抛弃。
科特金用了大半的篇幅论述这五个群体的历史,在此基础上,不仅总结他们成功的经验,也通过比较发现他们的某些不足。
犹太人在很多方面都可看成是代表全球族的原型。犹太人自古就是一个分散的族群。追求利润的天性使它们大部分充当掮客、工匠和商人或高利贷者,还占据了农民大众和上层贵族之间所有的中间阶层的位置。从亚伯拉罕时代起,或者可以上溯到神话时代,犹太人就已经因其历史独特性而卓尔不群,这种独特性在很大程度上都和其宗教信仰有关。他们对自身信仰的坚持,既导致他们上千年在世界被迫流散,也更促使他们顽强保持其特定的属性。在世界历史上,帝国兴衰更替,经济互有沉浮,庞大的宗教势力一浪一浪席卷各个大陆,但是犹太人的社会体制、历法和家庭传统都保持下来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犹太人作为杰出的企业家和革新者兴起。例如在一战前的德意志帝国中,犹太人占该国国有企业领导人的近四分之一,而其人口仅占该国总人口的1%。在彼时的美国,从波兰和意大利到美国的新移民75%是农民或体力劳动者,而犹太移民中有三分之二是技术工人。犹太人在1848年淘金热之前就进入了旧金山,“无所不在”,非常引人瞩目,在电影、出版、广告和影院等行业中都有不成比例的影响,今天,在媒体行业上层人物中有四分之一是犹太人,是他们的人口比例的10倍多。四分之一以上的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是犹太人。至于以色列建国,更是其惊人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早已传为美谈。
如果说犹太人是全球族原型的话,那么不列颠群岛就是最重要、最持久的移民发源地。从1832年到1932年的100年间,不列颠群岛的移民占欧洲移民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他们的身影遍及世界各地,从北美到非洲、大洋洲和印度,到处传播和运用他们的技术和经营之道。1750年到1950年间,两个讲英语的国家,即美国和英国的发明发现和革新成果占世界的五分之三。这些散在各地的移民与母国英格兰直接的独特联系,帮助英国在其全球霸权丧失后很长时间里还维系着其文化、金融和政治上的影响。通过其移民,特别是美国人,不列颠部族创造了大部分全球经济的关键标准——从世界语言到政治经济、科学和基础商务,无所不包。他们与其后裔美利坚人共同构成风采卓异的群体,先后成为世界霸主,傲视群雄。鉴于两个族群的内在联系,科特金专门发明了一个新术语“盎格鲁—美利坚人”(Anglo-Americans)。甚至在美国或英国经济、政治影响式微的地方,盎格鲁—美利坚企业行为和文化模式的标准以及英国语言依然占居主导地位。他们在世界范围的支配力——在国际投资、跨国企业、文化和政治影响等方面都有反映——远比德国人、意大利人或法国人巨大,后几个群体尽管其经济或文化上拥有巨大能量,但现在仅限于以欧洲为中心的影响半径内。例如,法国基本上是农业国,它选择了土地;而英国选择了海洋和贸易。法国把殖民扩张首先看成是一种扩张国力和炫耀的手段;盎格鲁—美利坚人从近代开始,则注重人员流动和文化流通的开放性,与法国人的孤芳自赏有本质区别。英国人遍布世界各地并与其他许多民族通婚。英语,这种在11世纪仅150万生活在边远小岛上的人讲的语言,今天其使用者的数量已经仅次于中文使用者的数量,拥有7亿使用者。而今天的法兰西帝国除了一丝历史记忆外已不复存在。托克维尔曾这样评价美洲的英国移民:“他们商业财富的源泉并不在其他地方,而是在他自己身上。”最早为美国工业革命作出突出贡献的斯莱特,他所掌握的机器纺纱技术使他以技术为代价获得了波特基特第一个工厂的部分所有权。即使到了20世纪90年代,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国家电话业务量仍居世界首位,彼此还是对方的首选旅行目的地。即使大西洋经济的重要性已经淡化,但盎格鲁—美利坚人所发展起来的科技、观念和方法依然在塑造未来世界过程中拥有不可小觑的能量。
至于科特金选择亚洲诸国的日本人、中国人和印度人作为典型的全球族,其着眼点并不仅仅停留在这几个族群在当今世界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看重它们对下一个世纪历史进程具有潜在的影响力。这里仅以教育领域为例即可见一斑。如在加州州立大学,每三个主修工科的学生中就有一个以上是亚裔。亚洲人在加州洛杉矶分校中占据了支配地位,无怪主修数学和理科的白人学生有时称他们的学校是“淹没在亚洲人海洋中的白人大学”。
在亚洲,日本经济率先与世界经济发达国家接轨,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在经济上大获成功,这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个中正面经验,科特金进行了概要的梳理。但同时,科特金也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他着重指出,作为全球化部族中最有岛民特色的部族,日本可能是对于日见增长的多种族化经济现实准备最不充分的国家。即使散居在别处,日本人仍然与其他民族保持着相对的距离,日本是通过特殊构造的制度体系来维系这种隔离的。这种制度使在国外的日本人能够待在自己的宾馆和温泉浴室中,可以在本国人开设的球场上打高尔夫球,可以把孩子送到伦敦日本学校去上学。这样的学校在全世界有230所,共招收4万多名学生。几乎每个日本人的海外聚居地都有自己的宗教组织、电影院、书店、饭店、酒吧和市场。对于在英国的日本人来说,组建专为日本移民开设的学校对日本子女的认同教育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像历史上的犹太人一样,即使日本族群已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他们仍然认为保护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摩门教历史学家斯宾塞·帕默指出,“日本人和犹太人的成长教育伴随着一种隔离意识,这种意识同时又与向外部世界开放自己结合在一起。这让日本人和犹太人一方面非常保守,另一方面又非常具有创新意识。”这句话有一定道理,但事实上日本人的保守程度远远大于犹太人。犹太用了2000年时间和其他文化融合,而日本人仍然坚持用其狭隘的种族观念与全球接触。他们不信任外国人,因此在很多日本公司里,有很多“影子管理人”。这种种族优越感,常常影响着日本人对亚洲邻国的态度。更有甚者,在八佰伴马来西亚公司管理层中百分之百是日本人,而当地土著合伙人则显得人微言轻。总的看,日本的经济扩张在本质上是封闭、吝啬和以自我为中心的,几乎可视为全球族中的另类。也正因如此,科特金认为,“有一些迹象表明,日本的全球扩张已经达到了极限”。今天看来,这个判断有一定道理。
在亚洲的这几个群体中,华人凭借其良好的教育,较低的失业率,四通八达的海外网络而异军突起,经济全球化进程自启动起便一发而不可收拾。据科特金撰写该书时估算,仅东南亚与香港地区华人的财富就高达2500亿美元。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美国、欧洲、日本的银行业面临严重紧缩,拥有巨额现金的华人格外受到人们的青睐。华人在很多行业都有不俗的建树。“在纽约,有百万华人,他们几乎无所不能。”许多加州顶尖的工程师与科学家都是华人的后代,仅在硅谷一地就有1.2万多。他们之中有很多人自己创业,在北美和亚洲之间穿梭往来,被形象地称为“太空人”。海外华人依靠个人的责任和义务感,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跨国和跨地区经济体系。华人经济体系发展主要依靠不同成员间自生的非正式纽带关系。“正是海外华人,而不是任何民族、国家或企业集团实体,构成了华人经济力量崛起的基础。”当然,此书发表的1992年,中国崛起尚在起步阶段,开始受到人们瞩目,同时也不乏质疑的声音,科特金能做出如此高的肯定,确实独具慧眼。
华人全球扩张的模式与日本截然不同。日本的海外职员与母国之间一般都有极其密切的联系纽带,而华人的全球网络则与之相反,他们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乃至东南亚国家,而不是单一发源地,他们的走向也是多维度的。不过,华人全球扩张与日本也有共同点,那就是一度被华人及西方人嘲笑为落后于迷信根源的儒家思想,现在得到了复兴,主要是由于它为当代华人、韩国人以及日本人的成功提供了道德基础。
印度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属于迟到的族群。尽管其文明已延续了数千年,但他们的全球性扩张仅开始于19世纪,直到近年才有所进展。20世纪60年代初,在国外生活的印度人总数为500万,而到90年代初,这一数字已飙升到1500—2000万人之间。无论定居何处,他们都属于职业与经济上升最快的族群。不同寻常的是,他们在犹太人传统上取得成功的许多领域也游刃有余,其中包括服装、房地产、贸易、金融、娱乐、钻石等行业。他们几乎无所不在。一位信德人这样形容:“当你在火星上着陆时,可能发现那里已经有一信德家族的成员在那里做生意了。”另一个突出案例是有400万之众的耆那苦行教派。他们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就占据了全球钻石贸易第二位的位置,地位仅次于犹太人。印度人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科技人才储藏。如果他们家园能够自由化和改革,他们拥有的潜力完全可以开发成另一个最重要的全球经济体之一。从某种程度上说,只要印度更好地对接经济全球化的模式和要求,印度人可能比日本人或中国人更为深入地融入西方企业的主流生活中。因为印度人有语言和文化上独特的优势。印度人的商业在很大程度上遵循着“共同家族企业”的模式。即使是哈雷拉斯这样最具影响力的印度商业帝国,从本质上来说依然是一个依靠全球血缘关系的家族企业。
与其他亚洲族群相比,印度侨民与母国之间距离的不断拉大显示出全球族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独特的偏差现象。犹太人、中国人、日本人都保留了与母国间的坚固的纽带,而对于印度人而言,当他们回到家乡时,往往所有的一切看起来似乎是退回到第三世界国家,与母国的联系无形中有所淡化。有些学者把这类人称为“拔根者”(the uprooted),用来形容印度移民也是比较准确的。但在海外的印度人是团结的。香港印度人协会主席说,“无论我们身在何方,社群规模有多小,我们印度人都会团结一心。我们都喜欢相同的食物,一个印度人必须要有咖喱粉,如果没有其他的印度人,那么他到哪里去得到咖喱粉。”海外印度人还有可观的借用力量,那就是世界各地以共同文化为纽带的泛印度资源。如在新加坡,“印度”社群与商业领袖不仅充当印度教徒的代言人,有时也为巴基斯坦人、孟加拉人以及斯里兰卡人说话。
诚然,在历史上,其他族群也有不俗的表现。如文艺复兴发源地的意大利人,凭无敌舰队一度扬威海上的荷兰人,在南美殖民地各据一方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染指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人,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把其文化和技术影响扩展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再后来,其他群体如亚美尼亚人、巴勒斯坦人、现代希腊人、古巴人、韩国人、依波人也超越国家疆界扩散影响,往往具有潜在的经济和文化影响力。不过,综合起来看,他们都很难与科特金在本书中专门探讨的五个部族相提并论。
总之,从科特金的论述中我们可领悟到,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流动人口已取代自然资源,成为城市兴衰的主要因素,而且其重要性越来越凸显。“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劳动力与人才的单一市场,一个极其适合全球族发展的市场,这是一幅19世纪犹太商人或美国技师绝对无法预见的图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图景在今天已经越来越清晰了。评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