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听上去是个好消息。
　　中央政府继续把农村改革政策出台当作每年的“一号文件”，今年让人看到了实质的措辞上的变化。
　　简而言之，农民从被允许流动，到被允许移民—这份文件描述了一个未来农民对财产套现的路径：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农民集体土地变为城市经营用地，要“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与此同时，各地方政府也放开了针对流动人口的居住证制度，以北京为例，未来可能不再设置申请门槛，并且将居住证的市民条件扩宽，比如拿着居住证可以买房、买车、逛公园。一些诸如社保及医疗保险可跨地区及城乡间转移的行动也将展开。
　　假如这些说法真能认真执行，这将是个不小的变化。一直以来，农民因其土地所有权问题而被绑死在农村，即便可以到城市去打工，甚至可以获取一些城市的户口，但其最重要的宅基地资产始终无法变现。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自由选择可进入的城市。你基本可以看清楚一个大的方向，农民可以实现的仅是相对自由的流动—大的方向是规定好了的。
　　以人口大省四川为例，它所开放的城镇户籍并不包括成都。而北京、上海近日也陆续发布了2014年要严格控制常住人口的计划。这意味着，农民工可以进入中小城市或小城镇，但是将被限制进入那些机会更多的大城市。北京没有提到将用什么办法对外来人口进行控制，但最近几年，它已经通过限房和限车等手段对本地人和外地人进行了划分。最近的一份北京政府报告中指出，“人口资源环境矛盾是现阶段躲不开、绕不过的发展难题”，控制人口还关系到“首都形象”。
　　这座城市在2012年常住人口就已经超过2000万，其中居住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口占据总数近40%。一些人大委员认为这是矛盾所在，“北京要地没地，要水没水，要电没电，要油没油”。尽管北京缺乏自然资源，其他资源却高度集中，比如教育，一个城市就拥有全国211高校总数的近1/4，医疗—能治疑难杂症的名医名医院都集中在首都，大公司占比就更高了。而上海的情况也类似，作为中国的另一个超级大城市，它的规模和聚集效应已经形成，这个资源及配套丰富的大市场，一方面吸引公司，另一方面也提供了巨大的就业机会。总的来说，它们仍是中国给人以希望的城市。
　　农民工当然也会被这种魅力所吸引。通常情况下，城市存在一定的悖论：为改善穷人居住条件，城市投资更多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上；而反过来，公共设施越便利也越吸引贫穷人的到来。但这其实并不是坏事，因为每个外来者都要努力在这座城市生存下去，他们对城市做出的贡献和干劲儿自然大于本地的老居民。城市便是被这样的动力推动的。
　　但现在大城市开始排斥这些人口了，社科院计算了每个农民工进城的公共成本大约为13万元，也提到了随他们进城的子女“抢占”了部分教育资源。只算成本，不算产出—这基本上是一种令人寒心的逻辑。某个特定的人群被视为城市的拖累然后只计算它给城市添了多少麻烦，这与当年一刀切把城市年轻人口逼到乡下“不要在城里吃闲饭”的逻辑是一样的：他们完全无视人是生产力根本的经济规律—当年所有中学毕业生都要被赶出去，变成农民，以行政化的手段逼迫他们成为另一类人，或者，限制他们的选择，甚至，人生。
　　按照现在的路线图农民最好把土地抵押出去，最好进到中心城市买房置业—两个来回下来，土地资源都可以盘活，至于失地或者体面一点说进城的农民做什么谋生，小城市是否有这样的机会，没人说得清。你现在在北京远郊区县和城乡结合部看到大量的黑车都会给你讲同样的故事；即使在北京这么大的城市也没有消化掉这样一个人群的生存问题，更不要说那些开放的小城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