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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陶潜(365年至427年)生活在东晋末期和南朝刘宋易代之际,届时战乱频仍,民不聊生。靖节先生曾作《桃花源诗并记》,叙述武陵渔人驾舟出游,为两岸桃花所吸引,遂缘溪而行,最后舍船入山口,亲眼目睹为避战乱而逃居此地的世外村落,亲身享受村民的好客招待。历史学家陈寅恪在《〈桃花源记〉旁证》一文中指出:“西晋末年,其不能远离本土迁至他乡者,则纠合宗族乡党,屯聚堡坞据险自守,以避戎狄寇盗之难。”靖节先生很可能从类似的社会现象和传说中汲取灵感,创作出这篇描绘中国式乌托邦的典型作品,后世遂以“世外桃源”称呼太平胜景。
作为中华文化星空里一颗璀璨的明星,陶渊明引得唐代以来众多诗人文豪用诗歌文字表达对自己的崇敬仰慕之情,数十代华夏子孙皆视“桃花源”为心目中和谐社会之象征,诗人的事迹作品成为无数画家、工艺美术匠人的创作源泉,继而同处于汉字文化圈中的日本和朝鲜等地也将这笔文化遗产看作脱离尘世、归隐理想世界之寄托。有关陶渊明事迹作品的图像有过多种范式,传承有绪、源远流长,其中有一大类称为《桃花源图》,典型版本都围绕两个基本场景展开:渔人离舟和渔人与村民晤谈。
在存世诗词中得以一窥历代所见《桃花源记》图像的记载。唐代权德舆(759年至818年)曾作《桃源篇》诗,其中有“小年尝读《桃源记》,忽睹良工施绘事”,明确提到亲眼所见根据《桃花源记》内容所绘的精致画面,诗句中有对画面景象具体而微的描述,其中“渔舟远远逐桃花”和“庞眉秀骨争迎客”两句即点明了《桃花源图》主流版本中的两个关键情节:渔人所驾小艇和渔人村民相遇。除此以外,诗中还提及“刘晨阮肇入天台”等仙界典故:“石髓云英甘且香,仙翁留饭出青囊。相逢自是松乔侣,良会应殊刘阮郎”,反映出当时的道家神仙信仰,将“桃源”视为传说中的诸多仙境之一。同朝著名诗人韩愈(768年至824年)留下了一首赓和之作《桃源图》诗。诗中有一对子不但描绘了图画内容,还提到了当时以此为题材所创作图卷的真实模样:“流水盘回山百转,生绡数幅垂中堂”。不过,如此占据多幅画绢、高悬于厅堂内的《桃源图》后世罕见。
在历代画学典籍中,《桃花源》图最早见于北宋人著作。据《图画见闻志》记载,生于唐朝末年、卒于五代后唐时期的画家荆浩“有《四时山水》、《三峰》、《桃源》、《天台》等图传于世”,相关题材同前引权德舆诗作中提及的内容一脉相承。唐朝李姓皇帝寻根溯源,归宗先秦道家宗师老子李耳,其崇尚道家神仙的风气延及五代,所以在荆浩所画题材中,道教名山罗浮山的“上界三峰”,刘晨、阮肇采药遇仙的天台山,和当时同样被视为“灵境”、“仙源”(王维《桃源行》诗中语)的桃花源都被归为一类。
宋朝学者洪迈发现了韩愈的《桃源图》诗中有不同凡响之处,因为在韩愈所处的唐朝,“诗人多赋《桃源行》,不过称赞仙家之乐。唯韩公云:‘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容斋随笔·三笔·卷十》)继唐代韩愈之后,北宋最负盛名的文士苏东坡更是从历代叙述中发现了明显的矛盾之处,从而彻底为《桃花源记》“祛魅”:“世传桃源事,多过其实。考渊明所记,止言先世避秦乱来此,则渔人所见,似是其子孙,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杀鸡作食,岂有仙而杀者乎?”(《和桃源诗(并序)》)无巧不成书,在《桃源图》的绘事传统中,恰巧正是在为桃源“祛魅”的宋代出现了一个新的变体,画面中所描绘的从原来“架岩凿谷开宫室,接屋连墙千万日”(韩愈诗句)的“灵境”或“渔舟远远逐桃花”的“仙源”轉变为人间的阡陌村舍,“世俗版”桃源图就此诞生。
作为中华文化星空里一颗璀璨的明星,陶渊明引得唐代以来众多诗人文豪用诗歌文字表达对自己的崇敬仰慕之情,数十代华夏子孙皆视“桃花源”为心目中和谐社会之象征,诗人的事迹作品成为无数画家、工艺美术匠人的创作源泉,继而同处于汉字文化圈中的日本和朝鲜等地也将这笔文化遗产看作脱离尘世、归隐理想世界之寄托。有关陶渊明事迹作品的图像有过多种范式,传承有绪、源远流长,其中有一大类称为《桃花源图》,典型版本都围绕两个基本场景展开:渔人离舟和渔人与村民晤谈。
在存世诗词中得以一窥历代所见《桃花源记》图像的记载。唐代权德舆(759年至818年)曾作《桃源篇》诗,其中有“小年尝读《桃源记》,忽睹良工施绘事”,明确提到亲眼所见根据《桃花源记》内容所绘的精致画面,诗句中有对画面景象具体而微的描述,其中“渔舟远远逐桃花”和“庞眉秀骨争迎客”两句即点明了《桃花源图》主流版本中的两个关键情节:渔人所驾小艇和渔人村民相遇。除此以外,诗中还提及“刘晨阮肇入天台”等仙界典故:“石髓云英甘且香,仙翁留饭出青囊。相逢自是松乔侣,良会应殊刘阮郎”,反映出当时的道家神仙信仰,将“桃源”视为传说中的诸多仙境之一。同朝著名诗人韩愈(768年至824年)留下了一首赓和之作《桃源图》诗。诗中有一对子不但描绘了图画内容,还提到了当时以此为题材所创作图卷的真实模样:“流水盘回山百转,生绡数幅垂中堂”。不过,如此占据多幅画绢、高悬于厅堂内的《桃源图》后世罕见。
在历代画学典籍中,《桃花源》图最早见于北宋人著作。据《图画见闻志》记载,生于唐朝末年、卒于五代后唐时期的画家荆浩“有《四时山水》、《三峰》、《桃源》、《天台》等图传于世”,相关题材同前引权德舆诗作中提及的内容一脉相承。唐朝李姓皇帝寻根溯源,归宗先秦道家宗师老子李耳,其崇尚道家神仙的风气延及五代,所以在荆浩所画题材中,道教名山罗浮山的“上界三峰”,刘晨、阮肇采药遇仙的天台山,和当时同样被视为“灵境”、“仙源”(王维《桃源行》诗中语)的桃花源都被归为一类。
宋朝学者洪迈发现了韩愈的《桃源图》诗中有不同凡响之处,因为在韩愈所处的唐朝,“诗人多赋《桃源行》,不过称赞仙家之乐。唯韩公云:‘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容斋随笔·三笔·卷十》)继唐代韩愈之后,北宋最负盛名的文士苏东坡更是从历代叙述中发现了明显的矛盾之处,从而彻底为《桃花源记》“祛魅”:“世传桃源事,多过其实。考渊明所记,止言先世避秦乱来此,则渔人所见,似是其子孙,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杀鸡作食,岂有仙而杀者乎?”(《和桃源诗(并序)》)无巧不成书,在《桃源图》的绘事传统中,恰巧正是在为桃源“祛魅”的宋代出现了一个新的变体,画面中所描绘的从原来“架岩凿谷开宫室,接屋连墙千万日”(韩愈诗句)的“灵境”或“渔舟远远逐桃花”的“仙源”轉变为人间的阡陌村舍,“世俗版”桃源图就此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