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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2月25日苏联正式解体，至今已有20年。苏联解体如同苏联诞生一样是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房宁认为，谈具体内容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一重大事件认识历史。
苏联解体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迁有关
在我看来，苏联解体与战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迁有密切关系。要说苏联模式解体，就要说到苏联模式。苏联模式是在斯大林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它是高度的动员体制、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
这种模式建立之初其实比较顺利，它推动了苏联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正是由于这样的模式，作为主战场的苏联才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顶住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最后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二战结束后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模式其实仍然是比较奏效的，但后来这个模式失去了它的光彩。
这其中的原因和整个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变化有关，或者说跟经济全球化有关。苏联的出现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要经历一个从上升到灭亡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终究会束缚生产力发展，当其到达一定发展极限后，资本主义就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乃至二战结束之初，这种局面似乎还在发展。毛主席当时曾经说过，东风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那个时代比较混乱，充满了战争与冲突，列宁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这种危机是呈规律性出现的，两次世界大战相隔不远，一战从1914年到1918年，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开始了，而且更加严重，持续到1945年，破坏非常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世界的影响非常大，资本主义陷入了危机。但这种情况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了变化，60年代以后，西方逐步稳住了阵脚，从美国到欧洲，以及朝鲜战争之后的日本，西方阵营不仅稳住了阵脚，而且又有了新的发展。
苏联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被边缘化
反观苏联模式，反而到了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期。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来看很清楚，经济全球化是重要原因。什么是经济全球化？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经济就是资本的再生产，就是资本的循环与周转，资本循环与周转的规模不断扩大。
资本有三种主要形态：商业资本、借贷资本和产业资本。在马克思的时代主要是商业资本的跨国运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讲过。列宁的时代又有了借贷资本的跨国运动，列宁写过高利贷帝国主义，法国、德国都是。但在二战前，产业资本始终没有大规模投向早期工业化国家以外的地区，从资本运动的角度看，那时完全意义上的全球经济还没有出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历史的最重要变化之一就是产业资本开始超越发达国家，向第三世界扩张，形成了世界性的、全形态的资本流动，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
这一变化大大扩张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利润空间，战后1960年代到197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效果展现了出来。按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两个资源、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加国外市场，国内资源加国外资源。西方经济包括技术获得了一次新的突破，从而使世界经济有了非常大的变化，西方不仅摆脱了两次世界大战的阴影，还获得了很大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所谓的福利社会，相比之下苏联却失去了早年的风采。
苏联实际上并没有加入到这个进程中。中国某种程度上加入了，苏联没有，苏联经济主要还是在苏联和东欧那个小范围里循环，经济慢慢停滞下来。苏联在全球化浪潮中并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相反被边缘化了。所以我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苏联的政治交接制度一直存在问题
如果从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的层面看，苏联有一个突出的问题，那就是苏联的政治继承问题，苏联一直没有一个合理的政治继承制度。政治继承问题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问题，苏联一直没有搞好，到最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勃列日涅夫后期，苏联进入了老人政治时代。因为老人政治带来了严重问题，所以大家都认为应该找一个年轻人，戈尔巴乔夫就是一个年轻而有活力的人，戈尔巴乔夫就是他们所要找的人。
戈尔巴乔夫的问题出在他没有政治基础。虽然老的领袖去世了，但整个党内的老人政治还存在，老政治家还在，戈尔巴乔夫作为年轻干部，上来以后受到很大牵制，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他通过标新立异来建立自己的合法性，而这种标新立异的趋向是迎合社会上的、非主流非苏共的意识形态，他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引入社会资源，寻求社会支持。他要扮演一个所谓的改革者形象。这是苏联解体在政治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苏联意识形态僵化与知识分子发生冲突
这样的状况在人民群众中自然会造成不满，首先就是和知识分子发生冲突，因为知识分子比较活跃，比较了解国外。
写《让历史来审判》的麦德维杰夫兄弟，写《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仁尼琴，“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他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了解世界，知道苏联在落伍，所以对苏联有意见。刚开始也就是有意见，苏联当局压制他们，结果闹对立了。
苏联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僵化与了解外国、思想活跃而又比较追求个性的知识分子阶层发生了冲突。苏联当局采取了比较简单的办法，为什么有《日瓦戈医生》？为什么有《古拉格群岛》？这些是苏联文学的反抗，包括死掉的哈维尔那些东欧人，1956年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
知识分子不满意，当局压制他们，知识分子首先变成了反叛力量（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现在看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并不是反苏的而是爱国的，他们和苏联共产党发生了矛盾。在西方的支持下，在倡导“公开性”的戈尔巴乔夫时代，这一切都爆发了，他们站到了批判者、对立者的立场上。
知识分子批判苏联的那些弊端，大都是有道理的，他们揭露和鞭挞的主要是社会的弊端，但倒下的却是自己的祖国。
苏联上层精英集团自我意识很模糊
在苏联，官僚主义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有诸多争论的问题。人们经常会说苏联有上千万党员，苏共有那么长的历史，为什么苏联的精英阶层在国家面临解体的时候没有去抗争？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长期思考的问题。目前在这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是大卫·科兹教授写的《来自上层的革命》。 科兹认为苏联上层精英们已经脱离了人民群众。已经蜕变了，通过苏联体制，他们变成了资产者、私有者，通过管理苏联的财产，完成了奥村宏所说的那种“经理革命”，经营权侵占所有权，本来受人民委托的代理人，变成了事实上的主人，而真正的主人由于某种制度上的缺陷，反倒缺位。
一定程度上，科兹的解释可以部分地说明当时苏联上层精英集团的问题。由于苏联的体制，上层集团确实有特权化的问题。但另一方面，我感觉在历史重大关头，这个群体的自我意识很模糊，角色意识很模糊。
尽管科兹讲得有道理，但我感觉苏联的精英集团其实很麻木。在几十年历史中，他们已经听惯了套话，缺乏思考。也许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来得太过匆忙，太过急剧，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苏联行将解体，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严重问题，以至于在这种比较麻木的状态下毫无反应。
苏联解体后出现极少数的寡头，但这些寡头并不是原来官僚集团里的人，是各种莫名其妙的人。现在看来，苏联官僚集团更像是由于僵化而没有出来阻止这场变化，不见得是由于利益上的考量或意识形态上出现了转向。在这个问题上，我更倾向于偶然性。
从戈尔巴乔夫1986年上台，到苏联解体不过是五六年时间，苏联是在地方分离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包括选举的冲击下解体。实际上我认为苏联官僚集团是在麻木和猝不及防中，被历史甩到了一边，不见得是由于他们的蜕变导致了革命，上层精英集团的无所作为，他们实际上成了历史巨变的旁观者，这的确在历史上很少出现，是令人费解的。
苏联解体教训：
改革必须有深刻的理性，要循序渐进
苏联改革的弱点是它的浪漫主义，它在不清楚原有体制是如何造成令人不满意的状况下，就想去改变，那是不可能的。改革必须有深刻的理性，改革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改革也要循序渐进，要让改革所带来的生产力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逐渐去消除问题，而不是通过改革直接消除问题。
就像今天的中国，中国今天问题很多，能改吗？现在很多人提出了很多药方，但在中国没有市场，为什么？因为这些药方似乎是在消除弊端，但问题是采用这些药方要有条件。我们与其去提出很多消除病症的药方，不如去创造能够采取药方的条件。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很多改革措施是不能采取的。
中国在苏联解体以后，强化了社会主义，加强了共产党领导的体制，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当然也有其他的改革），中国才有这20年的机遇期，20年的充分发展，中国与原苏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事实证明苏联的道路是错误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总体是错误的，中国的方向是正确的，中国的改革是正确的，中国应该沿着自己现在的道路继续前进，通过改革不断地调整和修正，但不是推倒重来。
摘自凤凰网
苏联解体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迁有关
在我看来，苏联解体与战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迁有密切关系。要说苏联模式解体，就要说到苏联模式。苏联模式是在斯大林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它是高度的动员体制、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
这种模式建立之初其实比较顺利，它推动了苏联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正是由于这样的模式，作为主战场的苏联才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顶住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最后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二战结束后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模式其实仍然是比较奏效的，但后来这个模式失去了它的光彩。
这其中的原因和整个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变化有关，或者说跟经济全球化有关。苏联的出现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要经历一个从上升到灭亡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终究会束缚生产力发展，当其到达一定发展极限后，资本主义就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乃至二战结束之初，这种局面似乎还在发展。毛主席当时曾经说过，东风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那个时代比较混乱，充满了战争与冲突，列宁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这种危机是呈规律性出现的，两次世界大战相隔不远，一战从1914年到1918年，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开始了，而且更加严重，持续到1945年，破坏非常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世界的影响非常大，资本主义陷入了危机。但这种情况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了变化，60年代以后，西方逐步稳住了阵脚，从美国到欧洲，以及朝鲜战争之后的日本，西方阵营不仅稳住了阵脚，而且又有了新的发展。
苏联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被边缘化
反观苏联模式，反而到了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期。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来看很清楚，经济全球化是重要原因。什么是经济全球化？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经济就是资本的再生产，就是资本的循环与周转，资本循环与周转的规模不断扩大。
资本有三种主要形态：商业资本、借贷资本和产业资本。在马克思的时代主要是商业资本的跨国运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讲过。列宁的时代又有了借贷资本的跨国运动，列宁写过高利贷帝国主义，法国、德国都是。但在二战前，产业资本始终没有大规模投向早期工业化国家以外的地区，从资本运动的角度看，那时完全意义上的全球经济还没有出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历史的最重要变化之一就是产业资本开始超越发达国家，向第三世界扩张，形成了世界性的、全形态的资本流动，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
这一变化大大扩张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利润空间，战后1960年代到197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效果展现了出来。按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两个资源、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加国外市场，国内资源加国外资源。西方经济包括技术获得了一次新的突破，从而使世界经济有了非常大的变化，西方不仅摆脱了两次世界大战的阴影，还获得了很大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所谓的福利社会，相比之下苏联却失去了早年的风采。
苏联实际上并没有加入到这个进程中。中国某种程度上加入了，苏联没有，苏联经济主要还是在苏联和东欧那个小范围里循环，经济慢慢停滞下来。苏联在全球化浪潮中并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相反被边缘化了。所以我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苏联的政治交接制度一直存在问题
如果从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的层面看，苏联有一个突出的问题，那就是苏联的政治继承问题，苏联一直没有一个合理的政治继承制度。政治继承问题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问题，苏联一直没有搞好，到最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勃列日涅夫后期，苏联进入了老人政治时代。因为老人政治带来了严重问题，所以大家都认为应该找一个年轻人，戈尔巴乔夫就是一个年轻而有活力的人，戈尔巴乔夫就是他们所要找的人。
戈尔巴乔夫的问题出在他没有政治基础。虽然老的领袖去世了，但整个党内的老人政治还存在，老政治家还在，戈尔巴乔夫作为年轻干部，上来以后受到很大牵制，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他通过标新立异来建立自己的合法性，而这种标新立异的趋向是迎合社会上的、非主流非苏共的意识形态，他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引入社会资源，寻求社会支持。他要扮演一个所谓的改革者形象。这是苏联解体在政治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苏联意识形态僵化与知识分子发生冲突
这样的状况在人民群众中自然会造成不满，首先就是和知识分子发生冲突，因为知识分子比较活跃，比较了解国外。
写《让历史来审判》的麦德维杰夫兄弟，写《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仁尼琴，“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他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了解世界，知道苏联在落伍，所以对苏联有意见。刚开始也就是有意见，苏联当局压制他们，结果闹对立了。
苏联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僵化与了解外国、思想活跃而又比较追求个性的知识分子阶层发生了冲突。苏联当局采取了比较简单的办法，为什么有《日瓦戈医生》？为什么有《古拉格群岛》？这些是苏联文学的反抗，包括死掉的哈维尔那些东欧人，1956年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
知识分子不满意，当局压制他们，知识分子首先变成了反叛力量（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现在看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并不是反苏的而是爱国的，他们和苏联共产党发生了矛盾。在西方的支持下，在倡导“公开性”的戈尔巴乔夫时代，这一切都爆发了，他们站到了批判者、对立者的立场上。
知识分子批判苏联的那些弊端，大都是有道理的，他们揭露和鞭挞的主要是社会的弊端，但倒下的却是自己的祖国。
苏联上层精英集团自我意识很模糊
在苏联，官僚主义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有诸多争论的问题。人们经常会说苏联有上千万党员，苏共有那么长的历史，为什么苏联的精英阶层在国家面临解体的时候没有去抗争？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长期思考的问题。目前在这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是大卫·科兹教授写的《来自上层的革命》。 科兹认为苏联上层精英们已经脱离了人民群众。已经蜕变了，通过苏联体制，他们变成了资产者、私有者，通过管理苏联的财产，完成了奥村宏所说的那种“经理革命”，经营权侵占所有权，本来受人民委托的代理人，变成了事实上的主人，而真正的主人由于某种制度上的缺陷，反倒缺位。
一定程度上，科兹的解释可以部分地说明当时苏联上层精英集团的问题。由于苏联的体制，上层集团确实有特权化的问题。但另一方面，我感觉在历史重大关头，这个群体的自我意识很模糊，角色意识很模糊。
尽管科兹讲得有道理，但我感觉苏联的精英集团其实很麻木。在几十年历史中，他们已经听惯了套话，缺乏思考。也许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来得太过匆忙，太过急剧，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苏联行将解体，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严重问题，以至于在这种比较麻木的状态下毫无反应。
苏联解体后出现极少数的寡头，但这些寡头并不是原来官僚集团里的人，是各种莫名其妙的人。现在看来，苏联官僚集团更像是由于僵化而没有出来阻止这场变化，不见得是由于利益上的考量或意识形态上出现了转向。在这个问题上，我更倾向于偶然性。
从戈尔巴乔夫1986年上台，到苏联解体不过是五六年时间，苏联是在地方分离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包括选举的冲击下解体。实际上我认为苏联官僚集团是在麻木和猝不及防中，被历史甩到了一边，不见得是由于他们的蜕变导致了革命，上层精英集团的无所作为，他们实际上成了历史巨变的旁观者，这的确在历史上很少出现，是令人费解的。
苏联解体教训：
改革必须有深刻的理性，要循序渐进
苏联改革的弱点是它的浪漫主义，它在不清楚原有体制是如何造成令人不满意的状况下，就想去改变，那是不可能的。改革必须有深刻的理性，改革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改革也要循序渐进，要让改革所带来的生产力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逐渐去消除问题，而不是通过改革直接消除问题。
就像今天的中国，中国今天问题很多，能改吗？现在很多人提出了很多药方，但在中国没有市场，为什么？因为这些药方似乎是在消除弊端，但问题是采用这些药方要有条件。我们与其去提出很多消除病症的药方，不如去创造能够采取药方的条件。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很多改革措施是不能采取的。
中国在苏联解体以后，强化了社会主义，加强了共产党领导的体制，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当然也有其他的改革），中国才有这20年的机遇期，20年的充分发展，中国与原苏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事实证明苏联的道路是错误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总体是错误的，中国的方向是正确的，中国的改革是正确的，中国应该沿着自己现在的道路继续前进，通过改革不断地调整和修正，但不是推倒重来。
摘自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