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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勇兄的突然离去，让我们失去了一位睿智的好兄弟、好伙伴、好朋友，让中国教育在测评领域失去了一位拓荒牛、盗火者，也让公众教育这份事业失去了一位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创始人和领头雁。
在生命当中，我们遭遇过很多挫折或者打击、甚至不幸，但是没有一次像这样让我们剧痛。
我曾担心他跟我一样血脂高，心脑血管会出问题，要他像我一样吃一点降压片或者降血脂的药物，他总是跟我说他的各项指标要比我的好很多。他的血压和血脂都不高，但是他的压力太大了。他干的这件事情，真不是一个个体能够干的。
十年前，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浓浓的口音，让我听了半天不知道他说的啥，但是他列出的那些图表——书面的表达我看懂了。他致力于中国教育的科学化，他要用评价这个指挥棒，让中国教育的现实能夠走向更好。这一下子给我们的内心深处找到了巨大的契合。
我一直在基层学校工作，我对应试的整个流程非常清楚，我太知道中国基础教育的现状是什么样子。应试的教育要做题，应景的教育要做秀，应付的教育要做假。基层的学校工作者始终在这个过程之中纠结着。
但是，教育到底应该走向哪里？当我跟张勇兄一起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有了高度的共识。
我四次被邀请参加“WISE”（世界教育创新峰会），实际到多哈参会三次。2013年的那次峰会，会议上有一个采访，我说了一个观点，这个观点，也是我和张勇的共识。推动教育进步的力量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有三个力量：一个是理念的力量，它是教育内涵价值的提升;第二个是结构的力量，那是教育体制机制的创新;第三个是科技的力量，是教育内外技术的进步。这三个力量推动教育进步和发展。梳理了这些，我们就明白各自可以在哪些方向上努力。
我对张勇说，我选择了两件事在做。第一，我从公办学校里跳出来，干一个民办教育，我拥抱的是体制机制的创新。我觉得这个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教育。农民还是那个农民，气候还是那个气候，种子还是那个种子，为什么联产承包以后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结构的力量。第二，我为什么从一开始就支持朱永新先生的新教育实验？我的支持是投时间、投精力、投金钱的那种支持，二十年不离不弃，为什么？因为，朱永新老师在用理念的力量改变教育。一个先进理念指导的教育实践，它一定是好的。更多学校和老师用先进的教育理念武装起来，我们的教育现实就会变得更加美好，理念的力量是强大的。
张勇兄在干什么呢？他重点干了第三件事：科技创新推动教育进步。我曾对他说：“你事实上三件事都干了，所以，你比我们都伟大。”
第一件事，理念创新。
新的评价和考试标准的建立，没有先进的理念指导，那是一句空话。他把欧美最先进的考试和测评理念引进到中国来，跟本土教育教学实践结合，然后提出新的实施路径。我把张勇兄带到新教育实验的团队里面，见了朱永新老师。当他深入了解了新教育，他非常兴奋，他觉得新教育实验这个理念系统对他的测评从根本上解决了宏观思路的方向性问题。因为新教育倡导让师生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幸福是教育的目的，成功不是。新教育强调教育质量的完整，这个完整我们进行了细化。有三个质量，学习质量、发展质量和生命质量。学习质量关注孩子今天走得快不快，发展质量关注孩子明天走得远不远，生命质量关注孩子每天过得好不好。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把他的测评系统的方向跟新教育理念高度契合。我们在新教育研究院下面成立了新考试与评价研究所，张勇担任了首任所长，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新考试、新评价研究。我们还成功举办了两届“新教育新考试性评价”学术研讨会和中美素质教育论坛。
第二件事是什么呢？就是机制创新。
当年从公办学校到民办学校，我认为我拥抱了一个先进的机制。我跟张勇在一起交流以后发现，他干的也是机制创新的事。他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呢？是一个用改革“考试和评价”这个指挥棒，来引导中国教育现实的改变。
我认为，民办这个机制，对促进学校效率提高和品质提升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于是，在民办教育领域中做了一点努力。经过这二十年的发展，我们看到了中国民办教育发展的状况。但是，今天我们也看到，它只能局部地在一定程度上做改变，民办的比例也不可能高。从国家大的方向来看，主体一定是公办学校。
那么，公办学校的教育实践怎么影响？张勇早就认识到了，用考试评价去引领。这一点我们也非常契合。
高考的指挥棒效应大家都知道，人们总认为高考、中考是应试教育之源，想解决应试问题就要取消升学考试。我们认为，这不是指挥棒本身的错误。不是把指挥棒取消了，十字路口的交通就有秩序了，而是如何让指挥棒正确指挥。这一点我们的意见非常一致。让考试这个指挥棒正确地指挥，才是中国教育改革的正确方向。
这个方向确定下来以后，可以这么说，我们仿佛找到了一盏明灯。要实施素质教育，那我们就来考素质，你的分数就是素质的反映。然后，考素质，那就要应试素质，对不对？考分反映的就是素质，分数高就是素质高。这个时候，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是一致的。但是，我们发现，考素质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解决不了，太难了。
我们现在是怎么做的呢？我们现在是用考学科代替考素质，我们不知道考素质怎么考，于是就用考学科来代替考素质。学科怎么考？不知道，我们就用考双基来代替考学科。双基怎么考？不知道，于是用“考识记”和“考技巧”来代替考双基。应试教育的现实，实际上是不科学的考试逼出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基础知识、基本技能，这就是双基。基础知识怎么考？基础知识以记忆为主，于是就考识记！技能怎么考？为了提高考试的区分度，考基本技能，最终变成了考技巧，技巧可以拉开区分。于是中国教育应试的基本结构就成型了。
考识记，我们可以用加班加点、死记硬背来解决。有一个常见的办法，就是提前学习。幼儿园添加小学的内容，小学提前学初中的，初三的放在初二学，毕业年级，用一整年时间复习。你学的多你就有竞争力，这就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关于技巧。大家知道，技巧的提升路径是熟能生巧，于是就通过高强度练习，题海战术，生搬硬套解决问题。提升素质，异化成了提高分数。而提高分数，可以通过加班加点和题海战术实现，所以整个中国基础教育就卷进了这样一个应试的浪潮当中去。 我们提出来，要干一件事，只要把这件事干成就可以解决问题——即考试的科学化，解决如何考素质的问题。我们从教育科学的角度出发，把学业素质切分成三个维度，就是知识、技能和智能。学业素质的提升表现为：知识的增长，技能的增强，智能的开发。每个维度当中给它设定三个能级，这样形成“三维九基”的学业素质测评结构。为了坚定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的决心，应该说，他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因为我们都是民间的力量，说实话，做不了这样的事。但是，这些年，随着数据的不断积累，一千多万样本量，奠定了这个事业背后的一个坚实的数据基础，使得中国教育在测评这个领域当中做出了一个过去我们无法想象的成绩。
我们一直认为这件事不是民间力量可以做成的，这一定是政府的事。大家知道，国家、省、市都有各级考试院，负责所有重要的考试和测评。我们经常会说老张跟常人有点不一样，是个怪人。如果没有他的这种不一样，如果他是一个我们常人眼里的理性的人、社会的人、高情商的人，我坚信这个事情早就停下来。所以，老张真的是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这项事业，耗尽了他自己的全部。
可以说，张勇对不起家人，也有很多对不起朋友的地方，甚至也有对不起投资人的地方，但是，他对得起中国教育，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他的理想。我们所有的人都理解他，我们支持他，我们不后悔。在通过机制创新推动教育进步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内心深处的想法是一致的。
第三件事，科技创新。
关于理念创新，我参加新教育实验，在机制和结构创新上，我做民办教育。张勇除了这两项，在教育科技创新方面，用力更多。测评需要教育科学技术做基础。他把教育内外技术结合起来深研攻关。关于教育内外技术的结合，我跟老张在一起碰，受益很大。
过去我们从来不把技术分为内技术和外技术，但是，在教育领域当中，我们有必要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在教育领域当中，人们普遍把外技术当成了内技术，当成了教育技术的全部。比如说计算机、互联网、多媒体的应用。一说教育科技进步，大家一定都看这几个方面的应用程度。然后也拿这个来证明教育技术的进步。事实上，多媒体的媒体并不多。计算机、互联网这些都是教育的外技术在教育领域的一些应用。它们不是教育本身的技术。教育的内技术才是根本。内技术，是基于人的认知规律、成长规律所形成教育技术。所以张勇致力于教育内技术的现代化，致力于中国教育内技术的进步。我们在考试与测评领域的探索，就是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和思考。这一点给我的触动是非常大的。
我看2010年张勇跟我的聊天记录，2010年最后一天深夜，还有10分钟2011年的钟声就要敲响了，他激情澎湃，豪情万丈。我们一直聊到将近夜里一点钟才结束。很多个日子我们都是这样的。
他对教育的变革充满了激情。他是理科思维，非常缜密，但是，他一样有文科的激情，文科功底也非常好。我有一点点跟他相近，理科专业喜欢艺术。两个人聊得非常投机。如今，他在事业最关键的这一刻停下了脚步，我们心里有无数的痛！
这是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如何延续这番事业？如何让张勇的理想在未来得以实现？可以这样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难的事。我每天处理教育集团那么多复杂的事，让我感到最难的事情就是这一件事。但是，我们内心深处还是坚定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是一个值得用我们的全部精力和时间去为它做贡献的事业。
5月12日，在储朝辉先生的召集下，我们一起组织了这次活动，围绕对张勇的追思和对第三方评价事业，做一个梳理。在座的所有人中，我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很多往事都历历在目。还有很多没有到场的朋友，他们也对张勇兄的这份事业不离不弃，他们的付出让我感动，无法用语言表达。大家都是这项事业的坚定的支持者。所有人都无怨无悔，为什么？因为张勇不是为一己谋幸福，他把自己的生命都搭进去，为了中国教育测评事业的进步。衷心希望这份事业能够后继有人，我们共同完成张勇未竟的教育梦。
两副挽联悼念张勇兄！
夙兴夜寐，一心测评锦章传后世;
肝披胆沥，半生激荡雄笔序来人。
堅执是吾师，教苑卅年推钜手;
春秋祭兄魂，烟波一片想清标。
（作者单位：翔宇教育集团。本文根据作者5月1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张勇追思会暨第三方评价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录音整理）
高考的指挥棒效应大家都知道，人们总认为高考、中考是应试教育之源，想解决应试问题就要取消升学考试。我们认为，这不是指挥棒本身的错误。不是把指挥棒取消了，十字路口的交通就有秩序了，而是如何让指挥棒正确指挥。这一点我们的意见非常一致。让考试这个指挥棒正确地指挥，才是中国教育改革的正确方向。
我们从教育科学的角度出发，把学业素质切分成三个维度，就是知识、技能和智能。学业素质的提升表现为：知识的增长，技能的增强，智能的开发。每个维度当中给它设定三个能级，这样形成“三维九基”的学业素质测评结构。为了坚定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的决心，应该说，他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因为我们都是民间的力量，说实话，做不了这样的事。但是，这些年，随着数据的不断积累，一千多万样本量，奠定了这个事业背后的一个坚实的数据基础，使得中国教育在测评这个领域当中做出了一个过去我们无法想象的成绩。
在生命当中，我们遭遇过很多挫折或者打击、甚至不幸，但是没有一次像这样让我们剧痛。
我曾担心他跟我一样血脂高，心脑血管会出问题，要他像我一样吃一点降压片或者降血脂的药物，他总是跟我说他的各项指标要比我的好很多。他的血压和血脂都不高，但是他的压力太大了。他干的这件事情，真不是一个个体能够干的。
十年前，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浓浓的口音，让我听了半天不知道他说的啥，但是他列出的那些图表——书面的表达我看懂了。他致力于中国教育的科学化，他要用评价这个指挥棒，让中国教育的现实能夠走向更好。这一下子给我们的内心深处找到了巨大的契合。
我一直在基层学校工作，我对应试的整个流程非常清楚，我太知道中国基础教育的现状是什么样子。应试的教育要做题，应景的教育要做秀，应付的教育要做假。基层的学校工作者始终在这个过程之中纠结着。
但是，教育到底应该走向哪里？当我跟张勇兄一起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有了高度的共识。
我四次被邀请参加“WISE”（世界教育创新峰会），实际到多哈参会三次。2013年的那次峰会，会议上有一个采访，我说了一个观点，这个观点，也是我和张勇的共识。推动教育进步的力量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有三个力量：一个是理念的力量，它是教育内涵价值的提升;第二个是结构的力量，那是教育体制机制的创新;第三个是科技的力量，是教育内外技术的进步。这三个力量推动教育进步和发展。梳理了这些，我们就明白各自可以在哪些方向上努力。
我对张勇说，我选择了两件事在做。第一，我从公办学校里跳出来，干一个民办教育，我拥抱的是体制机制的创新。我觉得这个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教育。农民还是那个农民，气候还是那个气候，种子还是那个种子，为什么联产承包以后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结构的力量。第二，我为什么从一开始就支持朱永新先生的新教育实验？我的支持是投时间、投精力、投金钱的那种支持，二十年不离不弃，为什么？因为，朱永新老师在用理念的力量改变教育。一个先进理念指导的教育实践，它一定是好的。更多学校和老师用先进的教育理念武装起来，我们的教育现实就会变得更加美好，理念的力量是强大的。
张勇兄在干什么呢？他重点干了第三件事：科技创新推动教育进步。我曾对他说：“你事实上三件事都干了，所以，你比我们都伟大。”
第一件事，理念创新。
新的评价和考试标准的建立，没有先进的理念指导，那是一句空话。他把欧美最先进的考试和测评理念引进到中国来，跟本土教育教学实践结合，然后提出新的实施路径。我把张勇兄带到新教育实验的团队里面，见了朱永新老师。当他深入了解了新教育，他非常兴奋，他觉得新教育实验这个理念系统对他的测评从根本上解决了宏观思路的方向性问题。因为新教育倡导让师生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幸福是教育的目的，成功不是。新教育强调教育质量的完整，这个完整我们进行了细化。有三个质量，学习质量、发展质量和生命质量。学习质量关注孩子今天走得快不快，发展质量关注孩子明天走得远不远，生命质量关注孩子每天过得好不好。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把他的测评系统的方向跟新教育理念高度契合。我们在新教育研究院下面成立了新考试与评价研究所，张勇担任了首任所长，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新考试、新评价研究。我们还成功举办了两届“新教育新考试性评价”学术研讨会和中美素质教育论坛。
第二件事是什么呢？就是机制创新。
当年从公办学校到民办学校，我认为我拥抱了一个先进的机制。我跟张勇在一起交流以后发现，他干的也是机制创新的事。他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呢？是一个用改革“考试和评价”这个指挥棒，来引导中国教育现实的改变。
我认为，民办这个机制，对促进学校效率提高和品质提升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于是，在民办教育领域中做了一点努力。经过这二十年的发展，我们看到了中国民办教育发展的状况。但是，今天我们也看到，它只能局部地在一定程度上做改变，民办的比例也不可能高。从国家大的方向来看，主体一定是公办学校。
那么，公办学校的教育实践怎么影响？张勇早就认识到了，用考试评价去引领。这一点我们也非常契合。
高考的指挥棒效应大家都知道，人们总认为高考、中考是应试教育之源，想解决应试问题就要取消升学考试。我们认为，这不是指挥棒本身的错误。不是把指挥棒取消了，十字路口的交通就有秩序了，而是如何让指挥棒正确指挥。这一点我们的意见非常一致。让考试这个指挥棒正确地指挥，才是中国教育改革的正确方向。
这个方向确定下来以后，可以这么说，我们仿佛找到了一盏明灯。要实施素质教育，那我们就来考素质，你的分数就是素质的反映。然后，考素质，那就要应试素质，对不对？考分反映的就是素质，分数高就是素质高。这个时候，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是一致的。但是，我们发现，考素质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解决不了，太难了。
我们现在是怎么做的呢？我们现在是用考学科代替考素质，我们不知道考素质怎么考，于是就用考学科来代替考素质。学科怎么考？不知道，我们就用考双基来代替考学科。双基怎么考？不知道，于是用“考识记”和“考技巧”来代替考双基。应试教育的现实，实际上是不科学的考试逼出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基础知识、基本技能，这就是双基。基础知识怎么考？基础知识以记忆为主，于是就考识记！技能怎么考？为了提高考试的区分度，考基本技能，最终变成了考技巧，技巧可以拉开区分。于是中国教育应试的基本结构就成型了。
考识记，我们可以用加班加点、死记硬背来解决。有一个常见的办法，就是提前学习。幼儿园添加小学的内容，小学提前学初中的，初三的放在初二学，毕业年级，用一整年时间复习。你学的多你就有竞争力，这就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关于技巧。大家知道，技巧的提升路径是熟能生巧，于是就通过高强度练习，题海战术，生搬硬套解决问题。提升素质，异化成了提高分数。而提高分数，可以通过加班加点和题海战术实现，所以整个中国基础教育就卷进了这样一个应试的浪潮当中去。 我们提出来，要干一件事，只要把这件事干成就可以解决问题——即考试的科学化，解决如何考素质的问题。我们从教育科学的角度出发，把学业素质切分成三个维度，就是知识、技能和智能。学业素质的提升表现为：知识的增长，技能的增强，智能的开发。每个维度当中给它设定三个能级，这样形成“三维九基”的学业素质测评结构。为了坚定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的决心，应该说，他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因为我们都是民间的力量，说实话，做不了这样的事。但是，这些年，随着数据的不断积累，一千多万样本量，奠定了这个事业背后的一个坚实的数据基础，使得中国教育在测评这个领域当中做出了一个过去我们无法想象的成绩。
我们一直认为这件事不是民间力量可以做成的，这一定是政府的事。大家知道，国家、省、市都有各级考试院，负责所有重要的考试和测评。我们经常会说老张跟常人有点不一样，是个怪人。如果没有他的这种不一样，如果他是一个我们常人眼里的理性的人、社会的人、高情商的人，我坚信这个事情早就停下来。所以，老张真的是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这项事业，耗尽了他自己的全部。
可以说，张勇对不起家人，也有很多对不起朋友的地方，甚至也有对不起投资人的地方，但是，他对得起中国教育，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他的理想。我们所有的人都理解他，我们支持他，我们不后悔。在通过机制创新推动教育进步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内心深处的想法是一致的。
第三件事，科技创新。
关于理念创新，我参加新教育实验，在机制和结构创新上，我做民办教育。张勇除了这两项，在教育科技创新方面，用力更多。测评需要教育科学技术做基础。他把教育内外技术结合起来深研攻关。关于教育内外技术的结合，我跟老张在一起碰，受益很大。
过去我们从来不把技术分为内技术和外技术，但是，在教育领域当中，我们有必要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在教育领域当中，人们普遍把外技术当成了内技术，当成了教育技术的全部。比如说计算机、互联网、多媒体的应用。一说教育科技进步，大家一定都看这几个方面的应用程度。然后也拿这个来证明教育技术的进步。事实上，多媒体的媒体并不多。计算机、互联网这些都是教育的外技术在教育领域的一些应用。它们不是教育本身的技术。教育的内技术才是根本。内技术，是基于人的认知规律、成长规律所形成教育技术。所以张勇致力于教育内技术的现代化，致力于中国教育内技术的进步。我们在考试与测评领域的探索，就是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和思考。这一点给我的触动是非常大的。
我看2010年张勇跟我的聊天记录，2010年最后一天深夜，还有10分钟2011年的钟声就要敲响了，他激情澎湃，豪情万丈。我们一直聊到将近夜里一点钟才结束。很多个日子我们都是这样的。
他对教育的变革充满了激情。他是理科思维，非常缜密，但是，他一样有文科的激情，文科功底也非常好。我有一点点跟他相近，理科专业喜欢艺术。两个人聊得非常投机。如今，他在事业最关键的这一刻停下了脚步，我们心里有无数的痛！
这是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如何延续这番事业？如何让张勇的理想在未来得以实现？可以这样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难的事。我每天处理教育集团那么多复杂的事，让我感到最难的事情就是这一件事。但是，我们内心深处还是坚定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是一个值得用我们的全部精力和时间去为它做贡献的事业。
5月12日，在储朝辉先生的召集下，我们一起组织了这次活动，围绕对张勇的追思和对第三方评价事业，做一个梳理。在座的所有人中，我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很多往事都历历在目。还有很多没有到场的朋友，他们也对张勇兄的这份事业不离不弃，他们的付出让我感动，无法用语言表达。大家都是这项事业的坚定的支持者。所有人都无怨无悔，为什么？因为张勇不是为一己谋幸福，他把自己的生命都搭进去，为了中国教育测评事业的进步。衷心希望这份事业能够后继有人，我们共同完成张勇未竟的教育梦。
两副挽联悼念张勇兄！
夙兴夜寐，一心测评锦章传后世;
肝披胆沥，半生激荡雄笔序来人。
堅执是吾师，教苑卅年推钜手;
春秋祭兄魂，烟波一片想清标。
（作者单位：翔宇教育集团。本文根据作者5月1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张勇追思会暨第三方评价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录音整理）
高考的指挥棒效应大家都知道，人们总认为高考、中考是应试教育之源，想解决应试问题就要取消升学考试。我们认为，这不是指挥棒本身的错误。不是把指挥棒取消了，十字路口的交通就有秩序了，而是如何让指挥棒正确指挥。这一点我们的意见非常一致。让考试这个指挥棒正确地指挥，才是中国教育改革的正确方向。
我们从教育科学的角度出发，把学业素质切分成三个维度，就是知识、技能和智能。学业素质的提升表现为：知识的增长，技能的增强，智能的开发。每个维度当中给它设定三个能级，这样形成“三维九基”的学业素质测评结构。为了坚定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的决心，应该说，他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因为我们都是民间的力量，说实话，做不了这样的事。但是，这些年，随着数据的不断积累，一千多万样本量，奠定了这个事业背后的一个坚实的数据基础，使得中国教育在测评这个领域当中做出了一个过去我们无法想象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