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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贵(1891～1977)字玉麟，名园亚，广东钦县(今广西钦州市)钦北区贵台镇那统村人，壮族，国民党陆军中将军长，素有“生张飞”之称。
弃工从军
张瑞贵出生于十万山中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其母生下张第三天就得背着他下地干活，终年勤劳，全家仍不得一饱。张逐渐长大，除务农外，还上山打柴，挑至贵台圩卖，帮助父母维持家计。少年时，还受雇于人，牧牛看鸭，由于看鸭时间较长，乡人都叫他“看鸭张”。后因家庭生活困难，随父母前往南宁谋生，在一家酱料店做工。晚上常与同伴到武术馆学武术，还常到说书寮去听故事。他特别喜欢听各朝代英雄人物和各种小说中武侠人物的故事。
张瑞贵于钦防军官讲习所肄业，1909年受孙中山两次组织领导钦州王岗山、马山反清武装起义的影响，加入同盟会。1910年弃工从军，投入旧桂系部队当兵。由于作战有功，提任伍长、十长、排长。辛亥革命后随桂军林虎部入粤，任连长。当连长时，回南宁探亲，与以前已相识的韦秀英结婚。1919年，张在广东江防司令申葆藩(钦州人)的部属任营长，1921年任游击统领，后改任团长。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次年，邓本殷、申葆藩向广东南路扩张，自封八国联军正副总指挥。申葆藩设行辕于钦州白虎庙(今市实验小学)，升任张为第二旅旅长，旅部设在钦城符家祠(原县级钦州市大院内)。1925年春，八国联军被国民革命军打败，张率残部400余人退回贵台马山附近的那夜洞等村负隅反抗。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一师陈济棠的部队进驻钦廉四属，1925年底张接受陈济棠改编，任第十一师补充团少将团长，团部驻廉州城。离团部不远有个菜市场，内有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位女子卖豆腐。这女子名叫陈培兰，18岁，人称“豆腐西施”，正在廉州中学读书。张经常路过市场，看见这个漂亮的女子，神魂颠倒，即叫副官谋划撮合，竟如所愿，陈培兰便成为张的二房太太。1927年，陈济棠部队调防广州，陈晋升第四军军长，张升任第四军十二师副师长。次年任第六十二师一二三旅旅长，第一独立旅旅长。这时，陈培兰入广州光华医科学院读书。1929年冬，粤桂战争爆发，第四军阵势不支，情况不妙，陈济棠坐立不安。张闻讯请战获准，率部属官兵一丝不挂，奋勇冲杀，击退桂军，从此成为陈的心腹爱将。1933年秋，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率各将领巡视潮汕东防区，一刺客手握俄式手榴弹，在陈跟前拉开保险闩，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张瑞贵猛冲上去，一脚踢开，双手将那刺客连同手榴弹掷出数米外，手榴弹爆炸，刺客抱弹而亡，陈济棠仅足部受轻伤。陈济棠为感谢张救命之恩，除赠送洋房和金钱外，还决定把张提升为军长(未果)；张1935年任第四路军第三师师长；1936年2月授陆军少将；8月任第63军153师师长，10月授陆军中将；1937年8月起任第63军军长；1946年4月，任广东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同年10月退役。
关心教育
1928年前，贵台乡没有一所小学，没有一个中小学生。张瑞贵深知没有文化的苦楚，极力提倡兴办学校。他召集地方绅士，决议建立贵台小学。他率先垂范，慷慨捐献白银陆千元，并发动地方人士募捐建校，于1932年建成前后两座教学大楼(校址今贵台粮所)。是年秋，贵台小学开学上课，全校师生在校门摄影一张集体像寄给张瑞贵，张接到该小学的像片和信函后，万分喜悦。不久，即购买大批书籍、仪器寄回，内有：万有文库、辞源、辞海和各种杂志，世界地图、全国地图、动物图、植物图、矿物图、科学图、人体构造生物卫生等挂图200多幅，共数大箱。还有中型风琴一台，天津制排、篮、足球两大箱数百只，洋鼓全套，长短洋号两对，美当时最时髦汽灯一盏。此外，每月按时寄回各种报纸、杂志，报纸中除国内报纸外还有《香港大公报》、《星岛报》、《探海灯》等。1935年，张瑞贵还乡进新居，还到学校广场开会演讲，鼓励地方父老乡亲要热心教育，勉励学生勤奋学习，争取成为国家有用人才，并为学校书写“宁静致远”四个大字。此举，备受乡人钦敬，学校碑记中云：“张公以英武雄才，热诚兴学，喜惠士林，其功足以不朽”。
1939年11月15日，日寇在钦防的龙门、企沙登陆。16日下午，日寇占领黄屋屯、大寺。刚从钦城东郊白虎庙(今市实验小学)迁来的广东省立钦州师范的师生员工140人，在伍瑞锴校长的带领下，从大寺经桂林到广东连县东陂镇宝梵寺古庙复课。不久，伍校长调离学校，省教育厅派张开照(广东龙川县人)来接任校长。1940年11月钦州光复，省钦师的钦防子弟，要求把学校迁回钦县。张开照怕迁回钦州当不成校长，便极力反对和阻挠。学生会向各界人士发出了“为把省钦师迁回钦县的呼吁书”，张瑞贵接到呼吁书后，积极支持，复电学生会，赞成迁校返钦，并汇给钦防子弟每人100元旅费。1941年6月中旬，省钦师准备迁校，张开照又勾结省教育厅领导，企图把省钦师并入韶关师范。张瑞贵接到钦防籍学生联合“坚决要求迁校、反对并校”的请求书后，即打电话给省教育厅长，表示支持省钦师迁回钦县，厅长只得同意迁校。同时，以63军军部的名义，从坪石派出火车(客车)一节，专程搭送师生员工到柳州，终于8月中旬胜利地回到了钦州江畔的白虎庙原校址。从此，钦师得到不断的发展。
保护《汕报》
1933年，张瑞贵部驻广东潮汕一带，是年朝鲜发生义士尹奉吉行刺日本天皇失败以身殉国的事件。汕头市的《汕报》社长兼总编辑张怀真在《汕报》上发表题为《惜乎不中》的社论，指出由此事证明朝鲜国魂犹存，今后必将有更多的人投身革命，倡议我国民众向朝鲜义士尹奉吉学习，团结一致，共御外侮。此事竟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史称“汕头事件”。
开初，日本驻汕头总领事，以《备忘录》通知汕头市政府，大意是《汕报》侮辱了日本天皇，即封《汕报》，并扣留《汕报》负责人张怀真。汕头当局对日方的无理要求，予以拒绝。事隔数日，忽然驶来大小日舰20艘，其中7艘已驶入汕头港内，卸下大炮炮衣，威胁我方。同时，日本驻汕头总领事向汕头市政府发出“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限汕头市当局于48小时内实行：一、封闭《汕报》；二、拘捕《汕报》负责人张怀真，并送至日舰听候惩处；三、赔偿日舰开来汕头的军费；四、保证日侨安全；五、禁止任何反日言论，并保证今后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汕头市长黄子信不知所向，一时全市人心惶惶。张怀真颇有骨气，第二天便在《汕报》发表申明：“①《惜乎不中》社论并无错误，即无侮辱日本天皇字句，亦无妨碍中日邦交之处。但为避免汕头人民遭浩劫，如果政府要封闭《汕报》或停版，他愿意接受；②如果政府认为他的言论有妨碍中日邦交，他愿意接受国家给予的任何惩处；③当局如果拘捕他送往日舰，则日本不只是侮辱他个人，而是侮辱我国的尊严。为了国家的体面、记者的尊严和个人的人格，他宁愿自杀殉职，以保气节，而决不能被送到日舰。
张瑞贵当时是独立第二师的师长，驻防汕头。张得知即表示坚决支持《汕报》的正义立场，面对日本的“哀的美敦书”，他毅然采取了果断措施：①立即宣布汕头全市紧急戒严；②强迫疏散全市民众到潮安、潮阳、揭阳等地，使汕头一夜之间变成死市。同时，张怀真一家大小亦由部队护送到潮州国民旅店妥善安顿；③派部队把全市数百名日侨的住房包围、监视，不准他们出门一步；④深夜在沿海各险要地区堆置沙包，构筑防御工事；⑤星夜往妈屿口凿沉多艘大木船，并布下水雷封锁港口。这些措施办妥后，一面经正式外交途径宣布拒绝接受日本的“哀的美敦书”，一面又经非正式外交途径暗示日方，谓不理什么国际公法私法，只要日舰敢开第一炮，我张瑞贵的部队便会把在监视中的日侨杀个精光，一切后果由我张瑞贵个人承担。这样理直气壮的强硬对策，竟把日方弄呆了。日本人只得退让，双方发表误会声明，“汕头事件”和平解决。日舰无条件撤走，《汕报》照常出版，张怀真受到各方函电嘉勉，张瑞贵“生张飞”的英名扬四方。
粤北抗日
抗战爆发，陈济棠反蒋失败，蒋介石收编粤军，任张瑞贵为第63军军长。张率部出发抗日前，电告远在德国留学的陈培兰归国抚育子女。陈培兰回国后，由穗携10个儿女(其中3个为韦秀英所生)迁居广西桂林，后到香港。韦秀英则回到老家十万大山中的贵台乡居住。
张瑞贵抗日主要在“三次粤北会战”。1938年秋，日军强行在广东澳头、淡水登陆西进，张率63军在守备地迎敌，终因无兵增援，惨遭击溃。广州沦陷后，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命各军转移粤北布防。63军在增城、从化外沿修筑工事，与敌对峙。1939年冬，日军全力进犯粤北，63军在从化、新丰间，时于敌前，时于敌后，与敌击战。张瑞贵命153师于新丰之羊石坳、江尾头、蒲昌等地，侧击敌之背腹。十二集团军在中央增援一个师配合，全面展开激战，敌不支而退，余汉谋令各军分头追杀。张瑞贵亲率153师所辖的459团追至增城之腊圃、曾洞时，命该团配合群众组织的百人大刀队，乘敌甜睡，冲入敌营，斩杀日军不少，但突围归来损失亦重，这是“第一次粤北会战”。
1940年夏，日军再度北犯。主力沿从化、新丰公路北进。张瑞贵令152、153师疏开于良口地段之石榴花顶、五指山、上江东、黄牛山等高地抵敌。以186师集结于牛背脊策应，战斗激烈，双方损失惨重。黄牛山被敌两度攻陷，终被我军克复。战斗中，连日大雨，敌机无法投入战斗。从化河水位高涨，敌为达到北犯的目的，用机船拖驳增援，张急令炮兵营集中火力轰击，敌船中弹沉没，敌兵溺死不少。敌军在我火力压制之下，全部遗退，这是“第二次粤北会战”。第三次粤北会战是在1944年冬开始的，当时第七战区情报报道：“敌企图打通粤汉线，集结主力于湘赣之间，向南推进”，情况紧急。63军待命于新丰，不久，战时广东省会韶关失陷。张率63军日夜兼程出发，先头部队459团，进至始兴县南之东湖坪、马头洞地带，与敌发生遭遇战。张以据点式的部署，将兵力分布于山地，由始兴、南雄延伸至赣边南浦，力挫敌锋。敌被缠于山地，无法前进。十二集团军另以两个军于韶关附近，与敌周旋，敌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惨遭失败。
八年抗战，张瑞贵驰骋沙场，临危不惧，力挫强倭，立下了不少战功，但仍有不周。1940年冬，重庆军事委员会给张瑞贵考核评语：“英勇有余，远见不周”。
附蒋反共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挑起内战，张瑞贵以年老力衰为由，请求退役获准，退居从化七星果园，过着悠闲日子。蒋介石闻知，心里不安，认为张瑞贵一生戎马，旧部流散两广不少，恐怕被人利用，为了对付两广的共产党游击队，于1948年1月委任张为“粤桂南区清剿总指挥”，在湛江设立指挥部。张瑞贵上任后，召开广东七、八区和广西三、四区行署专员、县长会议，部署第一期“绥靖”计划，重点对十万山区进行更大规模的“围剿”。接着，调集广东省保安第二团、第九团，钦防警察大队以及地方反动武装和他的警卫营等近万人，开赴十万山区外围，采取“肃清平原，围困山区”的战略措施，企图消灭共产党领导的粤桂边区游击队。1948年6月，蒋介石又派来军统要员中将张君嵩(合浦人)为副总指挥(11月在遂溪被击毙)。张瑞贵疑是监视他，即电请将湛江指挥部交给张君嵩负责，自己回钦州设立指挥所。获准后，于1948年秋率部分人员回钦，在刘永福故居三宣堂设立“前进指挥所”，调集约4000人的武装力量，对十万山区游击队进行反复扫荡。
1949年春，蒋介石电促张瑞贵“搜剿”十万山区的游击队，张即复电“已分令防城、钦州、上思等县地方武装，及进驻各县的保安团向十万山区推进，职亲临十万山脚之贵台‘督剿’，战情待后续报。”张赴贵台后，除上述部署外，另采取三条措施：一是政治诱降，散发《张瑞贵劝降书》，以乡亲关系写信给贵台人黄焕华(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二十一团二营营长)，劝其合作；二是加快修筑由黄屋屯经贵台到洞利的备战公路(后未建成)；三是扫墓祭祖大摆筵席，宴请当地商绅、乡保甲长，散布反共言论。1949年8月，张又带警卫营亲临贵台指挥，并将其家中保存的部分军用物资船运钦州。不料，在百龙岭被游击队截获。同年深秋，张奉令将钦州指挥所合并湛江总部，迁驻北海。行前，命警卫营开赴贵台，与韦秀英配合作战。1949年12月，北海总部被人民解放军攻陷，张狼狈逃走。1950年初，张奉令率部分兵力驻守围洲岛，不久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围攻下，登舰逃往海南岛。1950年2月，蒋介石为配合反攻大陆，委任韦秀英为“粤桂边区民众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张瑞贵在海南即派外甥李成威带“密令”潜回贵台，张还亲自草拟了一份《告同胞书》，谩骂“共匪”，是“苏俄的走狗”，吹嘘“国民政府派大量飞机配合大军反攻大陆”，煽动民众“携枪裹粮，踊跃参加，到处袭击共匪”。韦秀英接令后，即成立“粤桂边区民众反共救国军”6个纵队，在贵台拉起一支数千人的反共队伍，扼杀我新生人民政权，制造了惨无人道的“那袅惨案”，韦秀英也最终被人民解放军击毙于大那休村。
海南岛解放时，张瑞贵随陈济棠飞机飞往香港，后转台湾，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张在蒋经国的授意下，曾两次派其部下空投或窜入钦防一带，企图在十万山建立“游击根据地”，继续与人民为敌，但最终被歼灭。1977年3月26日，张瑞贵病逝于台湾省台北耕萃医院。
弃工从军
张瑞贵出生于十万山中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其母生下张第三天就得背着他下地干活，终年勤劳，全家仍不得一饱。张逐渐长大，除务农外，还上山打柴，挑至贵台圩卖，帮助父母维持家计。少年时，还受雇于人，牧牛看鸭，由于看鸭时间较长，乡人都叫他“看鸭张”。后因家庭生活困难，随父母前往南宁谋生，在一家酱料店做工。晚上常与同伴到武术馆学武术，还常到说书寮去听故事。他特别喜欢听各朝代英雄人物和各种小说中武侠人物的故事。
张瑞贵于钦防军官讲习所肄业，1909年受孙中山两次组织领导钦州王岗山、马山反清武装起义的影响，加入同盟会。1910年弃工从军，投入旧桂系部队当兵。由于作战有功，提任伍长、十长、排长。辛亥革命后随桂军林虎部入粤，任连长。当连长时，回南宁探亲，与以前已相识的韦秀英结婚。1919年，张在广东江防司令申葆藩(钦州人)的部属任营长，1921年任游击统领，后改任团长。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次年，邓本殷、申葆藩向广东南路扩张，自封八国联军正副总指挥。申葆藩设行辕于钦州白虎庙(今市实验小学)，升任张为第二旅旅长，旅部设在钦城符家祠(原县级钦州市大院内)。1925年春，八国联军被国民革命军打败，张率残部400余人退回贵台马山附近的那夜洞等村负隅反抗。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一师陈济棠的部队进驻钦廉四属，1925年底张接受陈济棠改编，任第十一师补充团少将团长，团部驻廉州城。离团部不远有个菜市场，内有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位女子卖豆腐。这女子名叫陈培兰，18岁，人称“豆腐西施”，正在廉州中学读书。张经常路过市场，看见这个漂亮的女子，神魂颠倒，即叫副官谋划撮合，竟如所愿，陈培兰便成为张的二房太太。1927年，陈济棠部队调防广州，陈晋升第四军军长，张升任第四军十二师副师长。次年任第六十二师一二三旅旅长，第一独立旅旅长。这时，陈培兰入广州光华医科学院读书。1929年冬，粤桂战争爆发，第四军阵势不支，情况不妙，陈济棠坐立不安。张闻讯请战获准，率部属官兵一丝不挂，奋勇冲杀，击退桂军，从此成为陈的心腹爱将。1933年秋，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率各将领巡视潮汕东防区，一刺客手握俄式手榴弹，在陈跟前拉开保险闩，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张瑞贵猛冲上去，一脚踢开，双手将那刺客连同手榴弹掷出数米外，手榴弹爆炸，刺客抱弹而亡，陈济棠仅足部受轻伤。陈济棠为感谢张救命之恩，除赠送洋房和金钱外，还决定把张提升为军长(未果)；张1935年任第四路军第三师师长；1936年2月授陆军少将；8月任第63军153师师长，10月授陆军中将；1937年8月起任第63军军长；1946年4月，任广东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同年10月退役。
关心教育
1928年前，贵台乡没有一所小学，没有一个中小学生。张瑞贵深知没有文化的苦楚，极力提倡兴办学校。他召集地方绅士，决议建立贵台小学。他率先垂范，慷慨捐献白银陆千元，并发动地方人士募捐建校，于1932年建成前后两座教学大楼(校址今贵台粮所)。是年秋，贵台小学开学上课，全校师生在校门摄影一张集体像寄给张瑞贵，张接到该小学的像片和信函后，万分喜悦。不久，即购买大批书籍、仪器寄回，内有：万有文库、辞源、辞海和各种杂志，世界地图、全国地图、动物图、植物图、矿物图、科学图、人体构造生物卫生等挂图200多幅，共数大箱。还有中型风琴一台，天津制排、篮、足球两大箱数百只，洋鼓全套，长短洋号两对，美当时最时髦汽灯一盏。此外，每月按时寄回各种报纸、杂志，报纸中除国内报纸外还有《香港大公报》、《星岛报》、《探海灯》等。1935年，张瑞贵还乡进新居，还到学校广场开会演讲，鼓励地方父老乡亲要热心教育，勉励学生勤奋学习，争取成为国家有用人才，并为学校书写“宁静致远”四个大字。此举，备受乡人钦敬，学校碑记中云：“张公以英武雄才，热诚兴学，喜惠士林，其功足以不朽”。
1939年11月15日，日寇在钦防的龙门、企沙登陆。16日下午，日寇占领黄屋屯、大寺。刚从钦城东郊白虎庙(今市实验小学)迁来的广东省立钦州师范的师生员工140人，在伍瑞锴校长的带领下，从大寺经桂林到广东连县东陂镇宝梵寺古庙复课。不久，伍校长调离学校，省教育厅派张开照(广东龙川县人)来接任校长。1940年11月钦州光复，省钦师的钦防子弟，要求把学校迁回钦县。张开照怕迁回钦州当不成校长，便极力反对和阻挠。学生会向各界人士发出了“为把省钦师迁回钦县的呼吁书”，张瑞贵接到呼吁书后，积极支持，复电学生会，赞成迁校返钦，并汇给钦防子弟每人100元旅费。1941年6月中旬，省钦师准备迁校，张开照又勾结省教育厅领导，企图把省钦师并入韶关师范。张瑞贵接到钦防籍学生联合“坚决要求迁校、反对并校”的请求书后，即打电话给省教育厅长，表示支持省钦师迁回钦县，厅长只得同意迁校。同时，以63军军部的名义，从坪石派出火车(客车)一节，专程搭送师生员工到柳州，终于8月中旬胜利地回到了钦州江畔的白虎庙原校址。从此，钦师得到不断的发展。
保护《汕报》
1933年，张瑞贵部驻广东潮汕一带，是年朝鲜发生义士尹奉吉行刺日本天皇失败以身殉国的事件。汕头市的《汕报》社长兼总编辑张怀真在《汕报》上发表题为《惜乎不中》的社论，指出由此事证明朝鲜国魂犹存，今后必将有更多的人投身革命，倡议我国民众向朝鲜义士尹奉吉学习，团结一致，共御外侮。此事竟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史称“汕头事件”。
开初，日本驻汕头总领事，以《备忘录》通知汕头市政府，大意是《汕报》侮辱了日本天皇，即封《汕报》，并扣留《汕报》负责人张怀真。汕头当局对日方的无理要求，予以拒绝。事隔数日，忽然驶来大小日舰20艘，其中7艘已驶入汕头港内，卸下大炮炮衣，威胁我方。同时，日本驻汕头总领事向汕头市政府发出“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限汕头市当局于48小时内实行：一、封闭《汕报》；二、拘捕《汕报》负责人张怀真，并送至日舰听候惩处；三、赔偿日舰开来汕头的军费；四、保证日侨安全；五、禁止任何反日言论，并保证今后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汕头市长黄子信不知所向，一时全市人心惶惶。张怀真颇有骨气，第二天便在《汕报》发表申明：“①《惜乎不中》社论并无错误，即无侮辱日本天皇字句，亦无妨碍中日邦交之处。但为避免汕头人民遭浩劫，如果政府要封闭《汕报》或停版，他愿意接受；②如果政府认为他的言论有妨碍中日邦交，他愿意接受国家给予的任何惩处；③当局如果拘捕他送往日舰，则日本不只是侮辱他个人，而是侮辱我国的尊严。为了国家的体面、记者的尊严和个人的人格，他宁愿自杀殉职，以保气节，而决不能被送到日舰。
张瑞贵当时是独立第二师的师长，驻防汕头。张得知即表示坚决支持《汕报》的正义立场，面对日本的“哀的美敦书”，他毅然采取了果断措施：①立即宣布汕头全市紧急戒严；②强迫疏散全市民众到潮安、潮阳、揭阳等地，使汕头一夜之间变成死市。同时，张怀真一家大小亦由部队护送到潮州国民旅店妥善安顿；③派部队把全市数百名日侨的住房包围、监视，不准他们出门一步；④深夜在沿海各险要地区堆置沙包，构筑防御工事；⑤星夜往妈屿口凿沉多艘大木船，并布下水雷封锁港口。这些措施办妥后，一面经正式外交途径宣布拒绝接受日本的“哀的美敦书”，一面又经非正式外交途径暗示日方，谓不理什么国际公法私法，只要日舰敢开第一炮，我张瑞贵的部队便会把在监视中的日侨杀个精光，一切后果由我张瑞贵个人承担。这样理直气壮的强硬对策，竟把日方弄呆了。日本人只得退让，双方发表误会声明，“汕头事件”和平解决。日舰无条件撤走，《汕报》照常出版，张怀真受到各方函电嘉勉，张瑞贵“生张飞”的英名扬四方。
粤北抗日
抗战爆发，陈济棠反蒋失败，蒋介石收编粤军，任张瑞贵为第63军军长。张率部出发抗日前，电告远在德国留学的陈培兰归国抚育子女。陈培兰回国后，由穗携10个儿女(其中3个为韦秀英所生)迁居广西桂林，后到香港。韦秀英则回到老家十万大山中的贵台乡居住。
张瑞贵抗日主要在“三次粤北会战”。1938年秋，日军强行在广东澳头、淡水登陆西进，张率63军在守备地迎敌，终因无兵增援，惨遭击溃。广州沦陷后，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命各军转移粤北布防。63军在增城、从化外沿修筑工事，与敌对峙。1939年冬，日军全力进犯粤北，63军在从化、新丰间，时于敌前，时于敌后，与敌击战。张瑞贵命153师于新丰之羊石坳、江尾头、蒲昌等地，侧击敌之背腹。十二集团军在中央增援一个师配合，全面展开激战，敌不支而退，余汉谋令各军分头追杀。张瑞贵亲率153师所辖的459团追至增城之腊圃、曾洞时，命该团配合群众组织的百人大刀队，乘敌甜睡，冲入敌营，斩杀日军不少，但突围归来损失亦重，这是“第一次粤北会战”。
1940年夏，日军再度北犯。主力沿从化、新丰公路北进。张瑞贵令152、153师疏开于良口地段之石榴花顶、五指山、上江东、黄牛山等高地抵敌。以186师集结于牛背脊策应，战斗激烈，双方损失惨重。黄牛山被敌两度攻陷，终被我军克复。战斗中，连日大雨，敌机无法投入战斗。从化河水位高涨，敌为达到北犯的目的，用机船拖驳增援，张急令炮兵营集中火力轰击，敌船中弹沉没，敌兵溺死不少。敌军在我火力压制之下，全部遗退，这是“第二次粤北会战”。第三次粤北会战是在1944年冬开始的，当时第七战区情报报道：“敌企图打通粤汉线，集结主力于湘赣之间，向南推进”，情况紧急。63军待命于新丰，不久，战时广东省会韶关失陷。张率63军日夜兼程出发，先头部队459团，进至始兴县南之东湖坪、马头洞地带，与敌发生遭遇战。张以据点式的部署，将兵力分布于山地，由始兴、南雄延伸至赣边南浦，力挫敌锋。敌被缠于山地，无法前进。十二集团军另以两个军于韶关附近，与敌周旋，敌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惨遭失败。
八年抗战，张瑞贵驰骋沙场，临危不惧，力挫强倭，立下了不少战功，但仍有不周。1940年冬，重庆军事委员会给张瑞贵考核评语：“英勇有余，远见不周”。
附蒋反共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挑起内战，张瑞贵以年老力衰为由，请求退役获准，退居从化七星果园，过着悠闲日子。蒋介石闻知，心里不安，认为张瑞贵一生戎马，旧部流散两广不少，恐怕被人利用，为了对付两广的共产党游击队，于1948年1月委任张为“粤桂南区清剿总指挥”，在湛江设立指挥部。张瑞贵上任后，召开广东七、八区和广西三、四区行署专员、县长会议，部署第一期“绥靖”计划，重点对十万山区进行更大规模的“围剿”。接着，调集广东省保安第二团、第九团，钦防警察大队以及地方反动武装和他的警卫营等近万人，开赴十万山区外围，采取“肃清平原，围困山区”的战略措施，企图消灭共产党领导的粤桂边区游击队。1948年6月，蒋介石又派来军统要员中将张君嵩(合浦人)为副总指挥(11月在遂溪被击毙)。张瑞贵疑是监视他，即电请将湛江指挥部交给张君嵩负责，自己回钦州设立指挥所。获准后，于1948年秋率部分人员回钦，在刘永福故居三宣堂设立“前进指挥所”，调集约4000人的武装力量，对十万山区游击队进行反复扫荡。
1949年春，蒋介石电促张瑞贵“搜剿”十万山区的游击队，张即复电“已分令防城、钦州、上思等县地方武装，及进驻各县的保安团向十万山区推进，职亲临十万山脚之贵台‘督剿’，战情待后续报。”张赴贵台后，除上述部署外，另采取三条措施：一是政治诱降，散发《张瑞贵劝降书》，以乡亲关系写信给贵台人黄焕华(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二十一团二营营长)，劝其合作；二是加快修筑由黄屋屯经贵台到洞利的备战公路(后未建成)；三是扫墓祭祖大摆筵席，宴请当地商绅、乡保甲长，散布反共言论。1949年8月，张又带警卫营亲临贵台指挥，并将其家中保存的部分军用物资船运钦州。不料，在百龙岭被游击队截获。同年深秋，张奉令将钦州指挥所合并湛江总部，迁驻北海。行前，命警卫营开赴贵台，与韦秀英配合作战。1949年12月，北海总部被人民解放军攻陷，张狼狈逃走。1950年初，张奉令率部分兵力驻守围洲岛，不久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围攻下，登舰逃往海南岛。1950年2月，蒋介石为配合反攻大陆，委任韦秀英为“粤桂边区民众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张瑞贵在海南即派外甥李成威带“密令”潜回贵台，张还亲自草拟了一份《告同胞书》，谩骂“共匪”，是“苏俄的走狗”，吹嘘“国民政府派大量飞机配合大军反攻大陆”，煽动民众“携枪裹粮，踊跃参加，到处袭击共匪”。韦秀英接令后，即成立“粤桂边区民众反共救国军”6个纵队，在贵台拉起一支数千人的反共队伍，扼杀我新生人民政权，制造了惨无人道的“那袅惨案”，韦秀英也最终被人民解放军击毙于大那休村。
海南岛解放时，张瑞贵随陈济棠飞机飞往香港，后转台湾，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张在蒋经国的授意下，曾两次派其部下空投或窜入钦防一带，企图在十万山建立“游击根据地”，继续与人民为敌，但最终被歼灭。1977年3月26日，张瑞贵病逝于台湾省台北耕萃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