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田飞龙看来，站在国际政治博弈的角度，民主德国与苏联遭受了不可逆转的政治失败：“从当时的历史状况、民意基础来看，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的单向政治吸收，难以避免。”

迫使美军撤出南越

　　此前在亚洲大陆上，持续20年的越南战争使得中南半岛的局势更为血腥惨烈。早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在越南南方扶植吴庭艳建立“越南共和国”，与北方社会主义性质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形成对峙，从而造成越南分裂。
　　整場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共向越南投下了800万吨炸弹，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个战场投弹量的总和，最高估计造成越南160多万人死亡。
　　在对越问题前期实施支持分裂的政策时，美、苏在东南亚地区尚处于权力均衡的局面。意识到东南亚地处印度洋和太平洋交通要冲的战略重要性，在积极介入越南战争后，1961年美国开始派出军事顾问开展“代理人”战争，到了1965年，美国直接出兵越南，加固越南的分裂态势。 　　而就在20世纪60年代末，深陷原始热带丛林和东北亚寒冬的美国被拖入战争泥潭，出现改变对越政策的迹象。至1976年9月，亚太地区美军人数下降至18.8万人，仅占其海外驻军总数的34.5%。
　　据美国官方统计，美国用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直接、间接费用，高达5100多亿美元。除了高昂的财政支出，美国又遭到第二次美元危机的打击，这使得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第一极美国的国际地位发生衰落。
　　与之相对应的是，这段时期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水平快速提升。公开资料显示，1962年到1972年，苏联的战略核武器增加了7倍以上，而美国只增加了1倍，两国的战略核武器数量近乎持平。也就是在国家实力消长的背景下，1969年尼克松总统开始寻求与苏联缓和关系。至于曾经的军事盟友南越阮文绍政权，则在美军逐渐撤离后，沦陷在北越如潮的攻势中。
　　1975年4月30日，美军最后一批直升机飞离西贡，仅仅5个小时后，北越的坦克就轰鸣着撞进南越总统府。西贡市由此被更名为胡志明市，越南战争终结于此。
　　“二战后的美苏全球权力平衡有多个支点，在中南半岛是南越和北越。”田飞龙认为，美国在朝鲜半岛与中南半岛的持续扩张政策，打破了战略平衡，破坏了地区和平与稳定，透支了美国的战略力量与道德资本。

多边主义治理秩序

　　在东德并入西德和北越攻克南越之外，中东地区，20世纪60年代起，苏联施以大量援手的“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和倒向资本主义阵营的“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纠缠纷争不休，直至1990年5月，南北也门的分裂局势在苏联收回援助后方寻得和平统一的转机；而在远东，围绕斜贯朝鲜半岛的北纬38度线的三年热战，遗留下来的分裂问题至今仍是东北亚安全局势的最大隐患。
　　两极权力结构形成之后，和过往历史时期相比，最大的特征在于对民族国家主权的冲击明显。美苏的外交政策，覆盖了越南、德国、也门从冲突对峙（不限于军事领域）到一体化的全过程。阿富汗、安哥拉、尼加拉瓜没有分裂，但内战多年，而埃塞俄比亚，后来分出了厄立特里亚。
　　不过，美苏关系缓和时期，双方也会约束各自阵营部分国家的挑衅冲动。这给我们当今维持和平及国际合作，带来哪些启示？

“美苏旧式冷战总体上是破坏性的，是以冷战前沿有关国家与地区的局部热战、长期分裂、民族反目、自决权受压制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遭受严重破坏为代价的。”

　　田飞龙表示，世界的持续和平与发展，应建立在多边主义的治理哲学与制度基础之上；冷战满足了超级大国的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利益的诉求，巩固了各自的霸权基础和收益空间，但对其他各国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却是偏向消极的。“美苏旧式冷战总体上是破坏性的，是以冷战前沿有关国家与地区的局部热战、长期分裂、民族反目、自决权受压制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遭受严重破坏为代价的。”
　　美苏两极尖锐博弈，会对大国各自势力范围内的国际政治行为体造成严重干预，对民族自决准则和国家主权形成强烈挑战。两极权力对比一旦出现失衡苗头，会在很大程度上主导博弈前线的代理国对抗态势的走向。意图在全面对抗局面展开后的斗争中“站队”得利，获利也只是暂时的。
　　相对于主动或被动“站队”到西方或東方阵营，不结盟运动是一种松散的团队形式。它成立于1961年，绝大部分成员是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在某些历史时刻，它发挥了舆论裁判一锤定音的作用。中国在冷战后期最终摆脱苏东阵营，奉行不结盟政策，于1992年成为不结盟运动的观察员国。
　　回到当下，田飞龙认为，如果中美进一步陷入高风险的紧张状态，不仅对中美两国不利，也必然波及世界其他各国。“第三方力量是庞大和具有建设性的，为了自身利益及国际和平，不能简单追随美国的新冷战立场，不能刻意加入哪一方来制造新冷战的森严壁垒，从而破坏全球化与全球和平发展的既有格局。”
　　“第三方力量，应当注意遵守和维护二战后形成的多边主义治理秩序，理解和支持中国为避免‘新冷战’及维护‘和平发展的国际秩序’所做的相关努力，与中国一道反击美国的冷战鹰派的战略挑衅和冒险行为。”田飞龙强调，“机会主义地追随冷战，与自身及人类长远利益背道而驰”。
　　“今天谁要再重启‘新冷战’，就是要重复20世纪后半期的国际政治悲剧故事。为此，各国应予以警惕和抵制，反对单边主义、冷战主义与霸权主义。”田飞龙表示，“中国的正当抗争，第三方的理性自守，多边主义治理秩序的共同维护与更新，是反击新冷战威胁的国际政治理性之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