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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田飞龙看来,站在国际政治博弈的角度,民主德国与苏联遭受了不可逆转的政治失败:“从当时的历史状况、民意基础来看,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的单向政治吸收,难以避免。”
迫使美军撤出南越
此前在亚洲大陆上,持续20年的越南战争使得中南半岛的局势更为血腥惨烈。早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在越南南方扶植吴庭艳建立“越南共和国”,与北方社会主义性质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形成对峙,从而造成越南分裂。
整場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共向越南投下了800万吨炸弹,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个战场投弹量的总和,最高估计造成越南160多万人死亡。
在对越问题前期实施支持分裂的政策时,美、苏在东南亚地区尚处于权力均衡的局面。意识到东南亚地处印度洋和太平洋交通要冲的战略重要性,在积极介入越南战争后,1961年美国开始派出军事顾问开展“代理人”战争,到了1965年,美国直接出兵越南,加固越南的分裂态势。 而就在20世纪60年代末,深陷原始热带丛林和东北亚寒冬的美国被拖入战争泥潭,出现改变对越政策的迹象。至1976年9月,亚太地区美军人数下降至18.8万人,仅占其海外驻军总数的34.5%。
据美国官方统计,美国用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直接、间接费用,高达5100多亿美元。除了高昂的财政支出,美国又遭到第二次美元危机的打击,这使得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第一极美国的国际地位发生衰落。
与之相对应的是,这段时期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水平快速提升。公开资料显示,1962年到1972年,苏联的战略核武器增加了7倍以上,而美国只增加了1倍,两国的战略核武器数量近乎持平。也就是在国家实力消长的背景下,1969年尼克松总统开始寻求与苏联缓和关系。至于曾经的军事盟友南越阮文绍政权,则在美军逐渐撤离后,沦陷在北越如潮的攻势中。
1975年4月30日,美军最后一批直升机飞离西贡,仅仅5个小时后,北越的坦克就轰鸣着撞进南越总统府。西贡市由此被更名为胡志明市,越南战争终结于此。
“二战后的美苏全球权力平衡有多个支点,在中南半岛是南越和北越。”田飞龙认为,美国在朝鲜半岛与中南半岛的持续扩张政策,打破了战略平衡,破坏了地区和平与稳定,透支了美国的战略力量与道德资本。
多边主义治理秩序
在东德并入西德和北越攻克南越之外,中东地区,20世纪60年代起,苏联施以大量援手的“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和倒向资本主义阵营的“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纠缠纷争不休,直至1990年5月,南北也门的分裂局势在苏联收回援助后方寻得和平统一的转机;而在远东,围绕斜贯朝鲜半岛的北纬38度线的三年热战,遗留下来的分裂问题至今仍是东北亚安全局势的最大隐患。
两极权力结构形成之后,和过往历史时期相比,最大的特征在于对民族国家主权的冲击明显。美苏的外交政策,覆盖了越南、德国、也门从冲突对峙(不限于军事领域)到一体化的全过程。阿富汗、安哥拉、尼加拉瓜没有分裂,但内战多年,而埃塞俄比亚,后来分出了厄立特里亚。
不过,美苏关系缓和时期,双方也会约束各自阵营部分国家的挑衅冲动。这给我们当今维持和平及国际合作,带来哪些启示?
“美苏旧式冷战总体上是破坏性的,是以冷战前沿有关国家与地区的局部热战、长期分裂、民族反目、自决权受压制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遭受严重破坏为代价的。”
田飞龙表示,世界的持续和平与发展,应建立在多边主义的治理哲学与制度基础之上;冷战满足了超级大国的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利益的诉求,巩固了各自的霸权基础和收益空间,但对其他各国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却是偏向消极的。“美苏旧式冷战总体上是破坏性的,是以冷战前沿有关国家与地区的局部热战、长期分裂、民族反目、自决权受压制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遭受严重破坏为代价的。”
美苏两极尖锐博弈,会对大国各自势力范围内的国际政治行为体造成严重干预,对民族自决准则和国家主权形成强烈挑战。两极权力对比一旦出现失衡苗头,会在很大程度上主导博弈前线的代理国对抗态势的走向。意图在全面对抗局面展开后的斗争中“站队”得利,获利也只是暂时的。
相对于主动或被动“站队”到西方或東方阵营,不结盟运动是一种松散的团队形式。它成立于1961年,绝大部分成员是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在某些历史时刻,它发挥了舆论裁判一锤定音的作用。中国在冷战后期最终摆脱苏东阵营,奉行不结盟政策,于1992年成为不结盟运动的观察员国。
回到当下,田飞龙认为,如果中美进一步陷入高风险的紧张状态,不仅对中美两国不利,也必然波及世界其他各国。“第三方力量是庞大和具有建设性的,为了自身利益及国际和平,不能简单追随美国的新冷战立场,不能刻意加入哪一方来制造新冷战的森严壁垒,从而破坏全球化与全球和平发展的既有格局。”
“第三方力量,应当注意遵守和维护二战后形成的多边主义治理秩序,理解和支持中国为避免‘新冷战’及维护‘和平发展的国际秩序’所做的相关努力,与中国一道反击美国的冷战鹰派的战略挑衅和冒险行为。”田飞龙强调,“机会主义地追随冷战,与自身及人类长远利益背道而驰”。
“今天谁要再重启‘新冷战’,就是要重复20世纪后半期的国际政治悲剧故事。为此,各国应予以警惕和抵制,反对单边主义、冷战主义与霸权主义。”田飞龙表示,“中国的正当抗争,第三方的理性自守,多边主义治理秩序的共同维护与更新,是反击新冷战威胁的国际政治理性之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