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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现代的眼光解读水浒的108位英雄，写出了林冲的无奈、鲁智深的慈悲。
身边熟悉的同学、朋友、同事，总是戏称鲍鹏山“鲍子”。他善写，一手好文章，下笔生辉，作品《庄子：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很早就入选高中语文教材；他也善说，一副好口才，妙语连珠，2008年登上《百家讲坛》新说水浒，一讲成名。平日里，他著书立说，传道授业，像传统的夫子那样，一派儒风；但他也有“武”的一面，观点犀利、敢说敢评，喜欢把眼光从书斋转向社会，“心怀文人侠客梦，愿将碧血写丹青”。
鲍鹏山的古文兴趣，也是从父亲那里启蒙。长大后，鲍鹏山和哥哥们都读书。大队书记上门找他父亲：“你这几个儿子都读书，有什么用？读到高中还不是回来做农活？家里穷成这样，生产队每年你家超支最多。让他们回来挣工分！”
他父亲回答：“我跟我几个孩子讲过的，只要你们有本事念，我一个一个都让你们读到高中毕业。生产队超支都记着账，我背着，慢慢还！”
就这样，在那个年代的安徽农村，鲍鹏山兄弟三个，都读到了高中，后来高考恢复，又都读了大学。
大学毕业那年，鲍鹏山选择了支边，到了青海。那个年代高原上艰苦，对高学历人才格外优待，可以任意挑选单位，同学们大多去了省直机关，鲍鹏山则选择了在青海师范大学任教，讲授中国古代文学。 那时候老师待遇差，地位也不高。当时作家路遥的小说里有一个情节：村干部对村小学里的老师说，书教好了，就把你调到小卖部当售货员。“但是，我就喜欢当老师，没有办法。”他说读书与教书是最好的工作，孟子讲人生三大快乐，其中之一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在青海待了17年，鲍鹏山始终觉得自己是要离开的。“很多同学都陆陆续续走了，回内地了。尤其年岁渐长，越有一种漂泊他乡的感觉。那时候很羡慕青海当地人，那边的风俗习惯、思想观念还是和内地有很大的差别。”
在青海，他安安静静读了很多书。边地辽阔，安静的环境可以给人一颗沉静的心。从1998年起，他开始在青海师范大学的筒子楼里写《寂寞圣贤》，，并在贾平凹创办的《美文》杂志上以专栏的形式连续发表。鲍鹏山渐渐有了名气。
在青海，他也越来越寂寞。有一次，鲍鹏山发表了文章，兴冲冲地领到了稿费，想找人喝酒。但是很多朋友们都离开青海了，他推着一辆自行车，孤零零地站在大街上，不知道该去找谁，很失落。
成长的时代、成长的经历，让鲍鹏山对权力、对制度产生了很多思考，读书时他格外关注这方面的内容。
他对“文革”期间读过的一篇文章印象很深刻，内容是说某地修水库，要用炸药炸山取石，可作者却义正辞严加以制止，硬要用钢钎和大锤一点一点凿石头，理由是：“用炸药炸，会炸掉我们贫下中农改天换地的意志，会炸掉我们艰苦奋斗的传统。”那时鲍鹏山才上初中，但已参加过类似修水库的劳动，几乎是累得死去活来，读到文章时绝望的感觉，深深地刻在脑海里。“很多事，都是想了好久想不通，我就读古代的书。然后我的问题和古代的书碰撞，和今天的事件纠缠，就产生出了一个新的思考。”
鲍鹏山的父亲为他取名为“鹏山”，希望他有大鹏一样的志向与前程。后来，鲍鹏山才知道“大鹏”是一个叫作庄子的人虚构的。
庄子也是鲍鹏山最初的兴趣所在。他曾在一篇文章中透露，自己最喜欢的有关庄子的作品是后来被收进人教版高三《语文读本》的《庄子：永恒的乡愁》。那是他的倾情之作。早年间他还发表过《哭与笑的历史》等，都是关于庄子的。
鲍鹏山把庄子看成历史上第一個以笑代哭的人，“天下污浊，不能用庄重正派的语言与之对话，只好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来与之周旋。他好像在和这个世界比试谁更无赖，谁更无理，谁更无情，谁更无聊，谁更无所顾忌，谁更无所关爱。这是庄子自己的‘哲学困境’。”
他也崇尚孔孟，尤其崇拜孔孟所开创的古代教育。孔子所讲的仁爱、智慧、慈悲、宽恕、同情心……在鲍鹏山看来，是维系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品性的基本元素。
在这些古代圣贤的书中，鲍鹏山找到了一片天地。“我不是一个物质欲望特别强烈的人，读书使我摆脱了在这过度物质化了的世界上过分的孜孜以求，用庄子的话说，是‘未数数然也。’从而我就有了闲暇，也有了闲暇的心境。”
但鲍鹏山也绝不是一个文文弱弱的读书人、唯唯诺诺的老好人，生活中他常有超过一般人的愤怒，在家人和朋友眼中，他常常是个找气受而又偏激的人。在《江湖不远》里，鲍鹏山有一段议论，大意是：能生气的人，才有良知。
对教育，他格外犀利。比如他不认为应该遵照西方儿童心理学那一套，对少儿“百般呵护”。在“少年得到”上讲水浒，他并没有刻意调整内容。“古代小说里，主人公年纪轻轻就很成熟了，为什么我们要把孩子教得越来越幼稚？”
他欣赏的学者是头角峥嵘、走出书斋的。“我以为学者应该有脑子，而不是只有袋子（书袋），既然是学者，读了书，便要明理，然后用这明了理的脑子去应对世事，才会其应无穷。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哪怕他读了多少书，也是个书呆子。就像麻袋装书，麻袋并不因此就有了书的身价，倒出书来，它仍然是一个瘪破麻袋。”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英国学者柯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两位史学大师之言，鲍鹏山非常认同，并在写作和讲学时一直遵循。“学者必须站在自己的这个时代，用这个时代给你提供的这个视角，然后你才能够看出古典的意思。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你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学者。”
孔孟之道也好，《水浒传》《红楼梦》也好，在鲍鹏山看来，“我们看古代的经典作品，并不是为了猎奇。这是对我们自己生活的观照，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我们在看别人的悲剧时，能不能想到这种悲剧在我们身上还有没有？如果有的话怎么摆脱？只有从这样的角度，人类才能避免重蹈覆辙，继续前进。所以文学，到最后实际上是人学。？”
身边熟悉的同学、朋友、同事，总是戏称鲍鹏山“鲍子”。他善写，一手好文章，下笔生辉，作品《庄子：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很早就入选高中语文教材；他也善说，一副好口才，妙语连珠，2008年登上《百家讲坛》新说水浒，一讲成名。平日里，他著书立说，传道授业，像传统的夫子那样，一派儒风；但他也有“武”的一面，观点犀利、敢说敢评，喜欢把眼光从书斋转向社会，“心怀文人侠客梦，愿将碧血写丹青”。
鲍鹏山的古文兴趣，也是从父亲那里启蒙。长大后，鲍鹏山和哥哥们都读书。大队书记上门找他父亲：“你这几个儿子都读书，有什么用？读到高中还不是回来做农活？家里穷成这样，生产队每年你家超支最多。让他们回来挣工分！”
他父亲回答：“我跟我几个孩子讲过的，只要你们有本事念，我一个一个都让你们读到高中毕业。生产队超支都记着账，我背着，慢慢还！”
就这样，在那个年代的安徽农村，鲍鹏山兄弟三个，都读到了高中，后来高考恢复，又都读了大学。
大学毕业那年，鲍鹏山选择了支边，到了青海。那个年代高原上艰苦，对高学历人才格外优待，可以任意挑选单位，同学们大多去了省直机关，鲍鹏山则选择了在青海师范大学任教，讲授中国古代文学。 那时候老师待遇差，地位也不高。当时作家路遥的小说里有一个情节：村干部对村小学里的老师说，书教好了，就把你调到小卖部当售货员。“但是，我就喜欢当老师，没有办法。”他说读书与教书是最好的工作，孟子讲人生三大快乐，其中之一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在青海待了17年，鲍鹏山始终觉得自己是要离开的。“很多同学都陆陆续续走了，回内地了。尤其年岁渐长，越有一种漂泊他乡的感觉。那时候很羡慕青海当地人，那边的风俗习惯、思想观念还是和内地有很大的差别。”
在青海，他安安静静读了很多书。边地辽阔，安静的环境可以给人一颗沉静的心。从1998年起，他开始在青海师范大学的筒子楼里写《寂寞圣贤》，，并在贾平凹创办的《美文》杂志上以专栏的形式连续发表。鲍鹏山渐渐有了名气。
在青海，他也越来越寂寞。有一次，鲍鹏山发表了文章，兴冲冲地领到了稿费，想找人喝酒。但是很多朋友们都离开青海了，他推着一辆自行车，孤零零地站在大街上，不知道该去找谁，很失落。
成长的时代、成长的经历，让鲍鹏山对权力、对制度产生了很多思考，读书时他格外关注这方面的内容。
他对“文革”期间读过的一篇文章印象很深刻，内容是说某地修水库，要用炸药炸山取石，可作者却义正辞严加以制止，硬要用钢钎和大锤一点一点凿石头，理由是：“用炸药炸，会炸掉我们贫下中农改天换地的意志，会炸掉我们艰苦奋斗的传统。”那时鲍鹏山才上初中，但已参加过类似修水库的劳动，几乎是累得死去活来，读到文章时绝望的感觉，深深地刻在脑海里。“很多事，都是想了好久想不通，我就读古代的书。然后我的问题和古代的书碰撞，和今天的事件纠缠，就产生出了一个新的思考。”
文学到最后是人学
鲍鹏山的父亲为他取名为“鹏山”，希望他有大鹏一样的志向与前程。后来，鲍鹏山才知道“大鹏”是一个叫作庄子的人虚构的。
庄子也是鲍鹏山最初的兴趣所在。他曾在一篇文章中透露，自己最喜欢的有关庄子的作品是后来被收进人教版高三《语文读本》的《庄子：永恒的乡愁》。那是他的倾情之作。早年间他还发表过《哭与笑的历史》等，都是关于庄子的。
鲍鹏山把庄子看成历史上第一個以笑代哭的人，“天下污浊，不能用庄重正派的语言与之对话，只好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来与之周旋。他好像在和这个世界比试谁更无赖，谁更无理，谁更无情，谁更无聊，谁更无所顾忌，谁更无所关爱。这是庄子自己的‘哲学困境’。”
他也崇尚孔孟，尤其崇拜孔孟所开创的古代教育。孔子所讲的仁爱、智慧、慈悲、宽恕、同情心……在鲍鹏山看来，是维系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品性的基本元素。
在这些古代圣贤的书中，鲍鹏山找到了一片天地。“我不是一个物质欲望特别强烈的人，读书使我摆脱了在这过度物质化了的世界上过分的孜孜以求，用庄子的话说，是‘未数数然也。’从而我就有了闲暇，也有了闲暇的心境。”
但鲍鹏山也绝不是一个文文弱弱的读书人、唯唯诺诺的老好人，生活中他常有超过一般人的愤怒，在家人和朋友眼中，他常常是个找气受而又偏激的人。在《江湖不远》里，鲍鹏山有一段议论，大意是：能生气的人，才有良知。
对教育，他格外犀利。比如他不认为应该遵照西方儿童心理学那一套，对少儿“百般呵护”。在“少年得到”上讲水浒，他并没有刻意调整内容。“古代小说里，主人公年纪轻轻就很成熟了，为什么我们要把孩子教得越来越幼稚？”
他欣赏的学者是头角峥嵘、走出书斋的。“我以为学者应该有脑子，而不是只有袋子（书袋），既然是学者，读了书，便要明理，然后用这明了理的脑子去应对世事，才会其应无穷。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哪怕他读了多少书，也是个书呆子。就像麻袋装书，麻袋并不因此就有了书的身价，倒出书来，它仍然是一个瘪破麻袋。”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英国学者柯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两位史学大师之言，鲍鹏山非常认同，并在写作和讲学时一直遵循。“学者必须站在自己的这个时代，用这个时代给你提供的这个视角，然后你才能够看出古典的意思。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你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学者。”
孔孟之道也好，《水浒传》《红楼梦》也好，在鲍鹏山看来，“我们看古代的经典作品，并不是为了猎奇。这是对我们自己生活的观照，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我们在看别人的悲剧时，能不能想到这种悲剧在我们身上还有没有？如果有的话怎么摆脱？只有从这样的角度，人类才能避免重蹈覆辙，继续前进。所以文学，到最后实际上是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