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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石印、书册式、丛报，与我国近代报刊出版主流理念不甚相融。维新时期，同人群体举办的以《时务报》为代表的石印书册式丛报形成一种独特的媒介景观，嵌入晚清报刊出版的褶层。出版界同人接纳了以分科为标志的近代知识，继而在复合性思维指引下，创立了以“分科之学”为旨趣的丛报，将西式报刊知识移植入本土的知识架构中，实现了创造性的转化。作为一种为社会提供基础设施的技术，石印术在一定程度上锻造了中国报刊知识的新形态，丰富了近代新闻出版文化。晚清同人群体多为传统知识的捍卫者，然而恰恰从他们身上开始，展开了传统的裂口。复合性思维可以表征晚清社会精英在面对报刊新媒介时的复杂心态和对报刊功能的结构性认知的调整。
【关键词】石印报刊 晚清 复合性思维 书册式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1）10-105-08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1.10.017
石印、书册式、丛报，单独审视三词，可以发现其与我国近代报刊出版理念不甚相融。比之石印，《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等大型日报采取铅印，每日逾十万的发行量唯铅印适用，石印在速度上有明显的劣势，曾有西方学者指其“不适合用来生产图书和报刊”。[1]而我国近代“报”与“刊”长期杂糅，一些以“报”为名的出版物实则为现在所谓的“杂志”，书册式的杂志形态并不为印刷物所独有。本文的书册式不专指报刊的外观形制，更多指涉一种编排体例，即分门别类结集成书，指向书籍编排的知识序列。丛报可被理解为出版主体通过深思熟虑的、处理过的或系统化的知识，[2]（12）但不能等同于“新闻”。后者是近代报刊的主要内容。吊诡的是，当三个矛盾的因素杂糅在一起，共存于晚清同人报刊的褶层中，出版业出现了一种独特的复合性样式，即石印书册式丛报。
1896年，《时务报》首次把上述三要素镶嵌在一起，晚清舆论的变革也与此相关。笔者统计发现，自《时务报》诞生至百日维新失败的两年余，一共出版了《时务报》《农学报》《算学报》《集成报》《女学报》《新学报》《求我报》《经世报》《格致新报》《类类报》《蒙学报》《采风报》《萃报》《实学报》《工商学报》15份石印书册式丛报。这是我国新闻出版史上第一个石印报刊集群，集中在近代印刷中心——上海。这些石印报刊在中国出版史上富于开拓性，覆盖了我国最早的一批专门期刊和晚清最具影响力的同人报刊。在这张报刊网络中，石印报刊与先前媒体的样态形成了断裂，内部存在与《点石斋画报》不尽一致的媒介样态。其以文字为主要载体，以报刊的名义搜集新知，形式上与线装书趋同。一场颇具媒介革命意义的出版实践在华夏大地展开。
本文在着力厘清晚清石印报刊媒介现象发生脉络的背景下，探讨其中多元要素与出版业的交融及矛盾，分析报人群体将前述要素与矛盾嵌入报刊出版的主要原因，论述石印书册式丛报在与近代报刊出版主流互动中的本土发展与消亡所蕴含的规律。
本研究使用学者王汎森的复合性思维理论进行分析。本文所谓的复合性，是指把有明显出入或矛盾的思想叠合、镶嵌、焊接，甚至并置在一个结构中，思想主体却视之为一个逻辑连贯的有机体。[3]（566）近代同人办报群体将石印、书册式、丛报三个矛盾的因素，“绾合成一个在行动者看来自成逻辑的框架结构之中”，可表征一种复合性思维。缘于我国历史上的绝大部分石印书册式丛报产生于维新时期，故在分析对象上，主要论及维新时期的同人报刊，同时兼及维新前后的同类型报刊。试图跳出简单的线性因果关联，寻求复合性思维牵引之下报刊出版的集体行动逻辑，去发现“思想方式”与“集体行动的背景”的关联。[4]
既往对于晚清同人报刊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报刊媒介的舆论动员、同人报刊的运作机理、阅读与发行网络等方面，而立足于媒介外部形态的探讨则是单薄的。首先，研究晚清石印报刊，可集中考察媒介技术对晚清报刊出版的影响，在重构中国近代报刊知识形态上成为不容忽视的客观因素;其次，石印报刊这种非常态的报刊生命历程，可折射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面对报刊新媒介与传统知识序列的集体复杂心态;再次，石印报刊与晚清社会的互动，还能映射社会的进步与保守的社会活动对晚清知识精英的精神撕裂。要发现正常的社会意义，或许应考察在不正常的领域发生了什么。[5]
一、丛报：报纸杂志化的出版实践
何谓丛报？“丛，聚也”，[6]有“聚在一起的人或物”[7]之意，从喻义上说，积水成渊方能成为丛报，既广且博。一般说来，讲求时效性的“报”有异于“丛”，并不意在信息或文献的非首次集合。相形之下，“丛”若执着于信息或文献的遴选而复刊，则与“期刊”之“刊”及“图书”之“书”更为贴近。而丛报一词，实为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所创。[8]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中，梁启超将报划分为日报、丛报两类，首次澄清丛报的特点：丛报者，指旬报、月报、来复报等日本所谓杂志是也。[9]（477）我國古代文化的“杂志”与正史、诗文等“正统”著述相对，梁氏所用的“杂志”语义来自东瀛，系作为媒体分类的期刊的专有名词。[10]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祝辞全文中使用“杂志”一词仅一次，其余则用新词丛报代指，还特别强调日报与丛报皆所当务，“而丛报为尤要”，其表述主要着眼于中华语境。回到近代同人群体办报的历史语境中，分析丛报语义的发生，有助于妥善把握丛报意涵及相关的出版实践。
梁启超的丛报实践，可追溯到《时务报》时期。进入梁氏视野中的西方报刊，不是报道新闻的报纸，而是刊载“分科之学”的杂志。他列举了议院言论、国用会计、人数生死、地理险要等十二种“西人大报”的内容。言政务者，可阅官报。言地理者，可阅地学……“有一学即有一报”。显然，梁启超讨论的所谓“西方大报”，着眼于内容。他把连续出版物全部划归为“报”，或季报、或月报，或每月报，或旬报……或每日报，或半日报，[9]（66）则着眼于刊期而非内容。当中的旬报之所以值得专门思考，主要在于其源自中华文化的时间系统。1896年7月，旬报《时务报》问世，连史纸石印。毫无疑义，中国人农事立国，不进教堂礼拜，以三旬为一月以生命轮回。而西方以四周为一月，七天为一个生活、工作周期基本单位，西方有周报而无旬报同样有其客观依据。旬报是国人依据具体国情对泰西报刊知识的创造性的转化，一定程度上化解异域知识，再融入本土知识体系，透视出近代中国社会精英面对西方文化闯入的无奈更替与更替中的坚守。 汪康年最初欲把《时务报》办成日报，反对者不少。梁启超和黄遵宪“力主旬报”，[11]原因大致有二。第一，旬报体量更大，注重知识信息传播，可刊载“分科之学”。后继的《新民丛报》仍在竭力推崇“办报宜以学科分”。[12]第二，梁启超对日报的观感一向不佳，日报在他眼中近乎毫无优点，报道新闻“明目张胆”，“自欺欺人”，至于论说更是“辗转抄袭”，“读之唯恐卧”。同人普遍认为，将《时务报》办成旬报、五日报皆可，“旬报为妥”，[13]（427）盖在“日报之杂不如旬报之精粹”。[14]（2429）如此主张折射出其对报刊社会功能的敏感。不过，在近现代意义报刊的发展过程中，初始排斥报刊的新闻功能在西方新闻史上同样存在。英法社会精英也是在报刊影响力日甚一日后方转变观念，开始高度重视新闻舆论力量。[15]
旬报的“丛”有标准。《时务报》提出四条报之例：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艺之书。其中，“广”“博”成为梁启超评判报章优劣的标准，后来则表述为“材料富而当”。他认为，“各国之大丛报”，皆“搜罗极博”，“门类极繁”。《时务报》虽系丛报，但每期三四万字，内容丰富，政论为本，论说和译报两项便占去大半篇幅。晚清丛报自此开始分流，除着重于以大众为基本受众的新闻纸外，面向特定人群市场细分的专门性报刊也蔚为壮观。汪、梁等人“又思为学校报，通中西两学”，[16]遂有《蒙学报》之举。专译农业知识的《农学报》、言实学的《实学报》、刊载工商专业信息的《工商学报》、我国最早的数学类期刊《算学报》、纵谈经世之学的《经世报》，除前述依内容分类的出版物外，还有我国最早的文摘性期刊《集成报》、最早的妇女报刊《女学报》。石印丛报接连问世，多达15种，其中维新运动期间创建的学报，半数以上采取石印。[17]
我国最早进行报纸杂志化出版实践的大众传媒，为晚清石印报刊集群。中国报纸杂志化的道路可追溯至维新时期。晚清丛报开启我国“厚报”萌芽。这些丛报每期数十版，字数过万，内容驳杂。《集成报》每册约30页，采录中外各报内容之长，报首恭录，次新闻，后各国杂电。杭州的《经世报》划分了“皇言”“庶政”“农政”“中外近事”等十二大类目。不少报刊还带附页，播植副刊的萌芽。这些石印报刊的新闻出版业务，融入了杂志的编辑体例及其元素。不过，晚清的文化界、出版界，尚未集中关注报纸、期刊及杂志的异同。
晚清报刊与近代报刊要素的互动是不完整的。新闻、言论、副刊、广告，是近现代报刊的四大要素。丛报，往往未同时具备前述四大要素。《算学报》《农学报》等集中刊载本学科的专门化知识信息，依靠发行收入，无商业广告，与现代专业期刊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一致的。《蒙学报》实际是专供学堂幼童使用的教育类出版物。同人报刊倚靠集资创建，发行收入是这类报刊的基本经济来源。《时务报》长期依靠报费，至第57册方开始商业广告，停刊时，商业广告的收入为40元。[18]（72）显然，该报后期扩大经济来源，开始依循现代报业的盈利模式。由此判断，丛报的内容与其说是新闻，不如说是新知。就受众而言，我国近代报刊有专门群体与大众群体之别，但均需具有一定的教育背景。丛报中发行最广的《时务报》，阅者“士约百分之九，商约四五千分之一，农、工绝焉”，[14]（2405）说明其媒体功能以政治为首，故重言论是社会、受众并作的结果。丛报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杂志（magazine），也不全是评论（review），梁启超的标准为刊期而不是内容，故究竟属于专业期刊（journal），抑或报纸（newspaper）均需具体分析。丛报一词，从媒体发展史看，内涵是不稳定的。
晚清报刊与时局密不可分。甲午战败后，大众传媒的功能被重估。内容繁杂的丛报，与社会对各类新知的渴求容易出现同构。社会精英主导下的出版界，通过丛报出版意在对民众进行较全方位的智识启蒙，灌输常识，构造一个逐渐偏向西学的知识世界，也与戊戌变法及其之后的社会变革潮流诉求是同向的。戊戌变法失败后，同人不得不以《强学报》为前车之鉴，再办报事必小心翼翼，徐徐图之，“事不可骤，名不可大，有基弗坏，自能成功，弗为箭把子被人排击也”。[13]（633）丛报体例的执行，合乎同人低调办报的时代心态，无形中宣示了丛报内容的合法性。
同人群体有意或无意地模糊了新知与新闻的界限，以新知面目出现在丛报中的西学，自身也是一種“新”闻，包罗万象，但终为新知识，读者可反复研读，精心珍藏，惜“报”如“书”，惠及后人。对新知的向往，以及“书”“刊”“报”三类媒介元素的混杂，使维新时期的同人无意间开启近代首次报纸杂志化的出版实践。同人办报群体来自传统的士大夫阶层，以接受旧学为主，对新闻出版行业的包括日报在内的商业模式或文化—商业模式产生隔膜是必然的。他们努力借助王权践行经国之大业，依凭传统社会的惯性开展出版事业，进而谋取政治宏图。同人群体奉行媒体工具说，无论政治工具，还是教育工具，媒体均不为本体。因此，晚清丛报实质上是对中国传统图书出版的知识空间的一种极为有限的延伸，其介入虽为传统书籍增加了一些新内容，但仍不足以挑战华夏传统价值体系的根基。
二、书册式：报刊出版的图书表征
报刊出版的书册式，构成复合性思维的第二个矛盾点。晚清时期的报刊并没有创建一个新的媒体范型，不论出版方的编辑、出版，还是受众的阅读，丛报仍局限在书籍主宰的传媒知识空间内。就编辑工作范围的出版物版式及装帧设计看，丛报线装装订，以页为计量单位，一版两页，天头、版框、书衣、书签、版心、鱼尾等元素几乎都能在上面找到;就出版环节看，丛报连续出版，超出了图书出版的范围。这说明丛报新旧并存，其新在出版环节，旧在编辑工作。不过，内容为王，形式反作用于内容，判断丛报的媒体性质还是不能脱离内容要素的。 晚清报刊大部分为书册式，时人尝称册报。自《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始，中华具有近现代意义的报刊发轫于传统的出版物形态——书册式。新信息在旧环境中传播、成长，在旧媒介形态的物质容器内发育，媒体到一定时期水到渠成，除旧布新。具有近现代意义的报刊，本自基督东来。最早走向中国的传教士为躲避清廷传教禁令，尽力避免出版物给中土读者留下异邦印象，其物质外在效仿中国传统出版物，在纸张、油墨、排印、装订上依从中国传统图书样式。[19]后起的外商在华办报，在出版物的外在形态上，虽有所添加，但仍恪守中国传统书籍出版业的出版物形态规范。《申报》借用一定的书册式元素，维持颇久，对开分割为均等的八个版面，中缝颇像中国木版书的残叶，看上去古色古香，可让读者“发思古的幽情”。[20]阅者可将《申报》裁剪后对折，形成齐整的书页，累积后再自行装订成册。在华出版外商努力迎合中国受众的接受偏好，显示出高超的生意经与意识形态输出的本领。而国人主导出版的丛报所采取的线装书媒介形态，属古籍体系，循规蹈矩，其编辑工作方针一般在清廷所容忍的意识形态范围之内。
书册式报刊坚持遵循本土的传统出版。为方便读者根据自己的喜好自行拆分装订，各丛报一般都编排两种页码，一为整本连续性页码;二为根据内容差异而分门别类单独编排页面的页码。《集成报》杂录各方文章，特为门类繁多、次第错杂的内容向读者作出版式承诺：以后按类辑录以归简易。[21]自第三期起，《集成报》还每期刊印两页附订报尾，另编页数以便他日分订，颇具副刊之风。同时，丛报乐于“分篇成册，固甚妙”。[13]（661）《实学报》分天学、地学、人学、物学四大纲，“合为报分为书”。[22]《新民丛报》仍承继此种编排，“本报每类皆各自为业，各自为次，阅满全年后分拆而装潢之可得数十种绝妙佳书”。[23]CADAL数据库中有多家单位都收录了《时务报》，细加对比会发现，部分图书馆收录的底本差别巨大。这与当时丛报多样化的编排体系相关。既有初始报章版本，也有合订成书的版本，合订版又分按时间合订或分门类合订，另有常规的石印版，也有石印缩印版。这些成为维新时期丛报的出版常态。
编撰《西学书目表》时，梁启超将“报章”“游记”“格致”一同归入杂类，曰“无可归类之书”。[9]（82）即使办日报，他也坚持集张成书，“宜分张别行”，纪时务者为一张，纪新闻者为一张，纪商务者为一张，可以分购，可以合购。[24]（2674）丛报内容“新酒”，被置入传统文化出版行业体系之“旧瓶”。丛报出版者大多脱胎于士人，与阅者身份高度重合，容易引发主体间的共情。科举未废除前，考取功名是士子们的人生要义。欧风东渐，西学在科举的比重逐年增加。报刊在连通西学与科举上有两个显著的优势。一方面，报刊降低了科举知识的价格。报刊价格普遍比图书便宜，购买合集更为合算，“阅报而购书即在其中，价廉而所获不少”。[25]另一方面，报刊知识成为科举试题的直接来源，报刊是“知识仓库”和“利禄之路”的结合。湖南士子陈为镒曾奉命代销《时务报》，正是从《时务报》的相关报道中找到可以让他在科举命题作文中畅所欲言的依据。[26]《格致新报》上的问答栏目介绍西方科技，吸引了众多士子，也进入晚清科举考试命题者的视野中。
丛报最终采纳书籍的出版行业形态，在于以学科为标准，意图成为有用之书，而不是报纸。对阅者而言，丛报不仅是一本百科全书，还是一本参考书，可依据自己的喜好和需要，从中找到一些合适信息，打开那扇“通往知识殿堂”的“后门”。[2]（205）晚清丛报可反复阅读，还能够满足应试的不时之需，具有有用之书的市场号召力，也就具有图书的一些特点，彰显一定的图书功能。显然，晚清丛报并未具备近现代意义的报刊性质。
丛报出版的图书走向，体现了出版者的主动性。丛报的译报来源不乏《泰晤士报》《朝日新闻》等域外知名大報，晚清报人显然有充分的条件接触西式的散张报刊。然而，此时的晚清报人并未向近邻日本人学习，而是采纳西式出版业的行业规范，反将中国本土出版物的书册式装帧作为报刊内容的时空表达。显然，出版主体通过中国的出版传统与阅读惯习为报刊出版划定空间形式，没有走向与皇权对立的新式出版人，而是继续做臣服于皇权并在出版物内稍微掺入一点点新知的士大夫，继续尊重古老帝国的权力座椅。新闻纸的天性是追随时间，报刊文本若走向书中经典，追求被更多的人看见与牢记，就不能不与近代报刊业渐行渐远。
三、以石印技术为座架：精雕细琢的出版心态
支撑晚清书册式丛报出版活动的，有一项关键的媒介技术：石印术（lithography），这也是近代报刊生产的第三个矛盾之处。如果三个复合性因素叠合，会发现其呈现出一个倒三角的构型，位于上方的是丛报和书册式，在底部的则是石印术。这也正应验了海德格尔对于技术的理解：技术是一种“座架”。[27]
晚清书册式丛报暗合了石印术所负载的基础设施功用。基础设施在多数情况下静默无言，低调回避。[28]因此，重视石印术有益于准确把握晚清的石印出版物。科技属于生产力，技术是文化，尤其是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重大技术，能够推动社会变革，影响受众的工作与日常生活。分析技术既不应脱离人与技术的关系，又不能仅将技术视作人类生存的工具。石印技术在中国近代出版业中扮演了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石印业的鼎盛发展是在中国”。[29]这项西式印刷术落户中国后，命运优于其母国。技术属于文明，可视为根深蒂固的文化嵌入。[30]石印术在近代中国的作为，可谓嵌入中国传统文化而蓬勃一时，但不应是偶然的。
1798年，德国人塞内菲尔德发明了石印术。[31]石印利用了水油不相融的化学原理，采取两种制版方法：绘石法和落石法。前者需在石版上反写文字后印刷，后者通过转写纸制版。石印的过程需要较强的压力，须仰仗机器。整个19世纪上半叶，欧洲的石印都由手摇石印机完成，每小时仅能产100～120张，速度明显慢于铅印，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32]1859年，照相石印术的发明，提高了制版效率。照相石印术翻印之古本，文字原形，不差毫厘，书版尺寸又可随意缩小，蝇头小字，笔画清楚，在科举时代，颇得考生之欢迎。19世纪七八十年代，蒸汽石印机逐步取代手摇石印机，石印产量一小时可达上千张。[33]闯入近代中国的西方人也将中国带入石印出版时代。 维新时期兴办的石印丛报多为书局代印。19世纪末，中国的石印商以私营书局为主，主要出品举业用书。沪上一地，石印书局有数百家。四马路不仅报馆云集，《时务报》《农学报》《集成报》《算学报》等报都曾栖居于此，还是石印商的聚集地。石印商的逐利性使之不断拓展业务，其中一项就是代印。照相石印术的最大优势在于灵活性，其解构了传统的书籍的线性生产，组织形式迥异于木刻和铅印，实现了更高效的分包生产。书底制作、书底照相、晒制胶纸等印前准备工作都可能与石印书局无涉，如果书坯的装订工作也交由订书作坊完成，那么石印书局的工作就只是将胶纸落石付印而已。[34]这是一件双赢的事情，报馆省去了置办印刷设备所需的资金和人员，石印商赚取了利润。汪康年曾考虑用铅印，这与梁启超意见相左，梁启超以为“顷经费支绌，又非买机器时”，建议“或先作罢”。[24]（1671）铅印价昂，木刻慢，唯石印合用。时务报馆自行排版，聘请了一位写字人，“每日写字2 500以上，月费八元”。[14]（2133）石印机器“索价太昂”，报馆放弃了自置设备。《时务报》在创刊半年内几易代印商，自第18期起，代印者变更为鸿文书局。[14]（2150）《集成报》曾在报上刊登告白，招请精于楷法者抄写报纸，以便代印。《新学报》在章程中便说明，该报是由顺成书局代印的。《格致新报》则由商务印书馆直接出版。
照相石印术不仅复古了古籍式的报刊，还契合了晚清同人精雕细琢的出版偏好。《时务报》横空出世，阅者欣喜若狂，赞其“雕印之雅，尤为余事，足洗吾华历来各报馆之陋习”。[14]（2435）但“雕印之雅”实是误读，倒可视为赞赏。印刷术的发展离不开必要的条件与需求。活字印刷是凸版印刷，常用宋体字，金属活字必须具备一定的厚度，否则不适用于印刷机，因而易隐匿汉字笔锋，工艺要求高，没有一定的社会条件难以流行。宋元以来的社会长期钟爱雕版印刷，雕版印刷手工刻板耗时，虽字体棱角分明，吃墨均匀，但难以大批量快速印刷，这正切合古代中国农耕生活的慢节奏。古代社会对活字印刷缺乏急迫的社会需求。相形之下，石印可弥合铅印和木刻的缺点。晚清石印丛报的出版者对读者阅读体验的重视，超过了既往中国农耕社会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往往不惜成本以飨读者。《萃报》“定稿后精印装订，更须七日，乃能出报”，[35]《集成报》还特别要求用“精楷石印”，还原手写韵味。这般费工费力，就不能不考验出版者承受市场重压的能力。
纸张成本在石印出版物中占据重要位置。石印丛报的出版者可节省初次购买机器的资金，但出版造价总体上高于铅印报刊。造成其成本上升的主要诱因是纸张。这批丛报大都采用连史纸石印。连史纸是晚清国产纸中的精品，轻薄吸墨，石印效果佳，但售价高昂。因此，同时期日报都使用油光纸印刷。油光纸是日本人对中国连史纸的仿制，质地、吸墨度、廉纹等远逊于连史纸。不过，油光纸售价低廉，存在独特的竞争力，有自己的广阔市场。[36]相形之下，19世纪末连史纸价格持续攀升，调高用户的资金实力，不少晚清出版商被迫另选纸张。“一洗浮滥，笔墨雅极”[37]（3388）的《时务报》改由鸿文书局承印后，纸墨顿失既往水准。黄遵宪焦急万分指出：“宁可加价，断不可因惜费而误事也。必须改商照原墨原纸，庶阅报人无责备之辞，当精益求精，不可授人以隙也。”[14]（2153）然而，一厢情愿与士大夫情怀改变不了市场的冷酷无情。
晚清出版商用纸的变化，降低了出版者的经济收益。连史纸石印的丛报带给阅者高起点的阅读体验，出版物物质外在的品质下调，造成特定阅者的不满，最终影响终端，造成丛报销售量的持续下滑。面对报刊石印不斷抬高的成本，坚持连史纸张印刷的出版者却未调高售价，亏损持续，收支无法平衡，不得不面对破产结局。《时务报》后期换洋纸改铅印系无奈之举。其铅印的风貌大不如前，严复斥为“书丑、纸粗”，[18]（190）夏曾佑专门致信汪康年，要求“仍须石印，不可用铅字”。[24]（1199）如此双重挑战与挤压，最终将报馆推向经济泥潭。
晚清石印出版物的命运，折射出出版者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这些石印出版物证明，石印技术在画报业、文字报刊的领域同样能够大有作为。媒介技术既是工具，又因出版主体的使用，通过一定的出版物形态与一定的精神定势相呼应，仿佛有精神的主体。晚清石印术以《点石斋画报》和维新时期的丛报为突破口，打造、构筑了我国近代石印报刊生产的两座高峰，在新闻出版史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然而，脱离时代的审美趣味容易走向落后。媒介技术并不是精神本身，媒介形态也不是内容本身，但总是脱离不了具体的社会环境。维新时期石印报刊的短暂寿命，与出版者未能与时俱进息息相关。戊戌变法的失败，导致政治力量多元化介入报刊的社会空间大为缩减。
四、报刊的主流与非主流
石印书册式丛报是多种要素与时代的因缘际会，以复合性思维辩之或许更为恰适。新闻史中的媒介现象在当事人看来是“一”而不是“二”，[3]（571）但“后见之明”却可断为复合性的。
1. 石印书册式丛报与印刷术密切相关
在印刷史中，石印术不容忽视。首先，石印术扩展了人的感受力。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讯息”，这一判断表示“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媒介是人类感官的延伸，人类感官也是我们个人精力的基本支出。[38]这就是说，其一，先在的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一定程度上成为新兴的石印术的内容及来源，为石印书册式丛报注入前在图书要素，西式铅活字印刷术的东土落地因晚清的时间横截面而模糊了西方出版史的先刊后报的发生轨迹，促使刊报同期。书、刊、报三大要素成就了石印书册式丛报在中国而不是西土的发生。其二，由石印术将书刊报元素凝聚为一体而成就的石印书册式丛报，强化了晚清士大夫的眼球感受能力，拓展其视野，既超越雕版印刷，又具备在照相术未问世时期的铅活字印刷术所不具备的优势。其次，石印术凝聚了志同道合者。把报办成丛报，分门别类成书，选连史纸精心石印为刊，切乎同人的审美趣味，一个特殊的部落出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晚清社会空间内。 2. 石印书册式丛报与社会密切相关
（1）石印书册式丛报离不开一定的人。脱离政治的豢养，石印术在晚清的报刊市场里，终难免生存、发展资源的短缺。除《农学报》外，晚清丛报大都只存活一两年，最短者仅发行数月。石印书册式丛报是同人群体学问、信仰、道德三位一体的出版实践。甲午战败，惋愤时局，一向只观圣贤书的文人开始自省，“西人学术，未始不可资中学之助”。[39]文人们接纳了以分科为标志的近代知识，因应在近代所遭遇的“知识论危机”。[40]其创立以“分科之学”为旨趣的丛报，将其移植入本土的知识架构，实现西式报刊知识的创造性的转化。出版者看重清誉，论说署实名，译文标注出处，文章署名有误对“体面声名大有妨碍”。[37]（2988）丛报忌“剿说”“杜撰”[13]（460）和“无谓之议论”。[13]（461）《实学报》创刊时特禀官道出谕，禁止翻印，只因深恐翻印者不加详校，致误学者，“以致无益，是为至要”。[41]《集成报》发行半年后决定“购办精美机器专印报章”，自办石印，原因是“书局代印报章未能一律精良”。[42]
（2）石印书册式丛报离不开一定的时局。晚清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程度渐深，沿海与广大内地，工商社区与农耕社会，西洋文明与传统文化，如此撕裂造成中国近代的畸形，构成石印书册式丛报东方生存的特殊气候。“哲人畸士之心血沁于报纸中者，云胡可量”。[43]作为一种媒体，石印书册式丛报之“报”不止于日报，新闻纸所传播的信息也不尽为新闻。而办报和作文有联系，终属两行。在媒体的属性上，石印书册式丛报出版同人高度重视群体趣味，对媒介的市场属性是缺乏清醒的认识的。面对市场压力，石印书册式丛报缺乏成功应对。在报刊定价上，尽管形势有变，但出版者往往长年维持丛报零售1角5分、年订阅4元的售价格局。1897年下半年以来，纸价上涨的新闻频现报端，[44]连实力雄厚的商业报刊都感到压力。是年农历八月，《新闻报》自1894年5月以来首次涨价，从八文涨至十文。[45]相形之下，丛报仍多维持原价。在收取报费上，丛报缺乏有效的内部监管机制。先付报资的发行规则被人情社会击碎，丛报遭遇了严重的报费拖欠问题。以《时务报》第39册公布的收支表[46]为基准，其统计该报石印发行第一年的报费收取情况。根据寄报数和收款数计算，全国141个派报处应收报款总额47 495.1元，实收报款总额24 954元，收款率仅五成。更为夸张的是，141个派报处仅19处收齐报费，报费拖欠率近九成，多达35个派报处分文未收。此番遭遇绝非个案。《集成报》第34册仍在催收代派处速结清报款，不能再缓。如此经营，出版者已是“不惜垫应工本以广饷”，遗若日复一日，“虽有大力难乎为继”。[47]一语成谶，该期竟成为《集成报》的“绝唱”。在发行上，同人们表现出极度怪异的“任性”。时务报馆曾为读者设置了五年的预订期，“先行挂号交报费十两者送报五年”。[48]漫长的预订期也使报馆丧失中途加价的机会。《时务报》发行的第二年起，除上海外，其余各地不再零售。零售本为媒体收入的重要渠道，出版者为何要自断财路？依报馆的解释，一是“彼此易于核算”，二是“免余存各报有参差不齐之病”。[49]这般发行思路，近代报业史中不多见。
（3）石印书册式丛报与出版主体的认知与能力密切相关。媒体终由人来操办，需懂业务、识行业、解时代并善于因势利导的优秀专业人才。第一，晚清石印书册式丛报的出版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捍卫传统的行业出版规则，将近代报刊引向书籍的知识空间，不无短视、颟顸。另一方面，也有顺应时代的面相，在出版物的样态内注入新元素，能够徐徐图新，最终迈向散张，也在传统的墙壁上撕出裂口。即便如此，维新时期的石印书册式丛报距离成为真正意义上要素齐全的近代报刊，尚存一定距离，无法满足时代需求，一定程度上是脱离出版业发展规律的。石印文字报刊附着了晚清知识精英沉重的社会使命。从传递多样化的新知角度而言，丛报需容纳尽可能多的文字信息，附和传统读者，又时不我待，满足全社会急切的启蒙需求，不无内在撕裂。石印书册式丛报一开始就与石印技术最擅长的视觉领域渐行渐远，呈现出特殊的中国式面貌。
第二，晚清石印书册式丛报的出版者，存在明显的保守性。面对新旧时代更替、交织的局面，出版者的认知模式不无落伍成分，加之自我调适不足，以至于出版能力无法适应出版业的变化，自救无方，最终走向式微。谁都难免历史局限性，不可能跳出时代的手心。即便所谓的矛盾，系事后分析，同样摆脱不了时空局限。中国是儒文化的中心，是汉字文化圈的中坚与旗舰。面对中西近代互动有一个调适的过程，存在一定的滞后也在情理之中。晚清丛报虽尚未自暴自弃，出版者终有历史的局限性。出版物形态的变化落后于内容，中国出版者的自我调整在五四运动后方走向行业激进，但同样交付了不菲的学费。印刷术有生就会有灭，其历史轨迹非单一力量可以左右，复合性思维有助于后人更真切地逼近历史真相。
没有强劲的社会影响力，就不属于主流媒体;没有社会进步作用，也就无所谓主流报刊。科技、媒体形态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相联系的。媒体的发生是多元力量作用于一定的历史长河中而激溅的浪花。关注各种不同类型的报刊，或许有助于对报刊史的研究提出更有益于深思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De Vinne， Theodore Low.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M]. Amarica： Nabu Press， 2010： 22.
[2] 彼得·伯克. 知識社会史（上卷）：从古登堡到狄德罗[M]. 陈志宏，王婉旎，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3] 王汎森.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
[4] 卡尔·曼海姆.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 李步楼，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27.
[5] 米歇尔·福柯. 福柯文选III：自我技术[M]. 汪民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11.
[6] 许慎. 说文解字注（上）[M]. 段玉裁，注. 许惟贤，整理.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185.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新华字典（大字本）[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74.
[8] 马光仁. 上海新闻史（1850—1949）[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269.
[9] 梁启超. 梁启超全集[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0] 东亚观念史集刊编审委员会，台湾政治大学东亚观念史集刊编辑部，韩国翰林大学翰林科学院，等. 东亚观念史集刊：第四期[M]. 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13：391-415.
[11] 梁卓如孝廉述创办时务报源委[J]. 知新报，1898（66）：4.
[12] 丛报之进步[J]. 新民丛报汇编，1903：838.
[13] 上海图书馆. 汪康年师友书札（1）[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
[14] 上海图书馆. 汪康年师友书札（3）[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
[15] 欧阳明. 外国新闻传播业史稿[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73.
[16] 蒙学报演义报合叙[J]. 时务报，1897（44）：5.
[17] 韩琦，米盖拉. 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24.
[18] 闾小波. 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19] 米怜. 马礼逊文集：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M].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120.
[20] 本报原始[N]. 申报，1947-09-20（017）.
[21] 集成报章程[J]. 集成报，1897（1）：1.
[22] 实学报馆启事[N]. 新闻报，1897-09-04（001）.
[23] 本馆之特色[J]. 新民丛报，1902（1）：4.
[24] 上海图书馆. 汪康年师友书札（2）[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
[25] 渝报章程十五条[J]. 渝报，1897（1）：1.
[26] 潘光哲. 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261.
[27] Martin Heidegger.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M].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77： 3-35.
[28] 约翰·杜海姆·彼得斯. 奇云：媒介即存有[M]. 邓建国，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39.
[29] 芮哲非. 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M]. 张志强，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11.
[30] 唐·伊德. 技术哲学导论[M]. 骆明月，欧阳光明，译.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7：52.
[31] Alois Senefelder. The Invention of Lithography[M]. New York： The Fuchs&Lang Manufacturering Company， 1911： 18.
[32] Michael Twyman. Early Lithographed Books：A Study of the Design and Production of Books in the age of the Hand Press[M]. Viiginia： Bookpress， 1990： 21.
[33] 贺圣鼐，赖彦于. 近代印刷术[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19-20.
[34] 徐世博. 清末科举停罢前的上海“书局”考论[J]. 文史，2019（2）：241.
[35] 萃报馆简明章程[J]. 萃报，1897（1）：1.
[36] 杨大金. 现代中国实业志（上）[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318.
[37] 上海图书馆. 汪康年师友书札（4）[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
[38] 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 何道宽，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3-50.
[39] 罗振玉. 雪堂自传一[J]. 古今，1942（1）：11.
[40] 章清. 会通中西：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479.
[41] 本馆告白[J]. 实学报，1897（1）：1.
[42] 本馆告白[J]. 集成报，1897（23）：1.
[43] 梁启超. 饮冰室丛著第十一种：饮冰室自由书[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168.
[44] 紙行集议[J]. 集成报，1897（25）：19.
[45] 本馆告白[N]. 新闻报，1897-08-28（001）. [46] 本馆寄报收款清表[J]. 时务报，1897（39）：1-2.
[47] 本馆告白[J]. 集成报，1898（34）：1.
[48] 本馆告白[J]. 时务报，1897（17）：2.
[49] 本馆重定章程[J]. 时务报，1897（31）：1.
Lithographed Book-Type Journals： Compartmentalized Thoughts of Publish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ZENG Dan， OUYANG Ming（Journalism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School，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Lithography， book-type and journals are not very compatible with the concept of contemporary publishi ng. During the 1898 Reform Movement， some publishing houses of that time organized a series of newspapers and published lithographed book-type style of journals which formed a unique media landscape， represented by the Chinese Progress. These journals were embedded in the newspapers publish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accepted the modern knowledge marked by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different disciplines. With the guidance of compartmentalized thoughts， they transplanted the knowledge of western newspapers into the local knowledge framework， and realized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s a kind of infrastructure for printing technology， lithography reconstructed the modern press culture in China. These publishing houses were not only the defender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 but also the opponents. Compartmentalized thoughts represented the complex mentality and structural cognition of them.
Keywords： lithographed journal; late Qing Dynasty; compartmentalized thoughts; book-type
作者信息：曾丹（1987— ），女，重慶大足人，讲师，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新闻传播史;欧阳明（1957— ），男，湖南常宁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应用新闻学。
【关键词】石印报刊 晚清 复合性思维 书册式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1）10-105-08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1.10.017
石印、书册式、丛报，单独审视三词，可以发现其与我国近代报刊出版理念不甚相融。比之石印，《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等大型日报采取铅印，每日逾十万的发行量唯铅印适用，石印在速度上有明显的劣势，曾有西方学者指其“不适合用来生产图书和报刊”。[1]而我国近代“报”与“刊”长期杂糅，一些以“报”为名的出版物实则为现在所谓的“杂志”，书册式的杂志形态并不为印刷物所独有。本文的书册式不专指报刊的外观形制，更多指涉一种编排体例，即分门别类结集成书，指向书籍编排的知识序列。丛报可被理解为出版主体通过深思熟虑的、处理过的或系统化的知识，[2]（12）但不能等同于“新闻”。后者是近代报刊的主要内容。吊诡的是，当三个矛盾的因素杂糅在一起，共存于晚清同人报刊的褶层中，出版业出现了一种独特的复合性样式，即石印书册式丛报。
1896年，《时务报》首次把上述三要素镶嵌在一起，晚清舆论的变革也与此相关。笔者统计发现，自《时务报》诞生至百日维新失败的两年余，一共出版了《时务报》《农学报》《算学报》《集成报》《女学报》《新学报》《求我报》《经世报》《格致新报》《类类报》《蒙学报》《采风报》《萃报》《实学报》《工商学报》15份石印书册式丛报。这是我国新闻出版史上第一个石印报刊集群，集中在近代印刷中心——上海。这些石印报刊在中国出版史上富于开拓性，覆盖了我国最早的一批专门期刊和晚清最具影响力的同人报刊。在这张报刊网络中，石印报刊与先前媒体的样态形成了断裂，内部存在与《点石斋画报》不尽一致的媒介样态。其以文字为主要载体，以报刊的名义搜集新知，形式上与线装书趋同。一场颇具媒介革命意义的出版实践在华夏大地展开。
本文在着力厘清晚清石印报刊媒介现象发生脉络的背景下，探讨其中多元要素与出版业的交融及矛盾，分析报人群体将前述要素与矛盾嵌入报刊出版的主要原因，论述石印书册式丛报在与近代报刊出版主流互动中的本土发展与消亡所蕴含的规律。
本研究使用学者王汎森的复合性思维理论进行分析。本文所谓的复合性，是指把有明显出入或矛盾的思想叠合、镶嵌、焊接，甚至并置在一个结构中，思想主体却视之为一个逻辑连贯的有机体。[3]（566）近代同人办报群体将石印、书册式、丛报三个矛盾的因素，“绾合成一个在行动者看来自成逻辑的框架结构之中”，可表征一种复合性思维。缘于我国历史上的绝大部分石印书册式丛报产生于维新时期，故在分析对象上，主要论及维新时期的同人报刊，同时兼及维新前后的同类型报刊。试图跳出简单的线性因果关联，寻求复合性思维牵引之下报刊出版的集体行动逻辑，去发现“思想方式”与“集体行动的背景”的关联。[4]
既往对于晚清同人报刊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报刊媒介的舆论动员、同人报刊的运作机理、阅读与发行网络等方面，而立足于媒介外部形态的探讨则是单薄的。首先，研究晚清石印报刊，可集中考察媒介技术对晚清报刊出版的影响，在重构中国近代报刊知识形态上成为不容忽视的客观因素;其次，石印报刊这种非常态的报刊生命历程，可折射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面对报刊新媒介与传统知识序列的集体复杂心态;再次，石印报刊与晚清社会的互动，还能映射社会的进步与保守的社会活动对晚清知识精英的精神撕裂。要发现正常的社会意义，或许应考察在不正常的领域发生了什么。[5]
一、丛报：报纸杂志化的出版实践
何谓丛报？“丛，聚也”，[6]有“聚在一起的人或物”[7]之意，从喻义上说，积水成渊方能成为丛报，既广且博。一般说来，讲求时效性的“报”有异于“丛”，并不意在信息或文献的非首次集合。相形之下，“丛”若执着于信息或文献的遴选而复刊，则与“期刊”之“刊”及“图书”之“书”更为贴近。而丛报一词，实为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所创。[8]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中，梁启超将报划分为日报、丛报两类，首次澄清丛报的特点：丛报者，指旬报、月报、来复报等日本所谓杂志是也。[9]（477）我國古代文化的“杂志”与正史、诗文等“正统”著述相对，梁氏所用的“杂志”语义来自东瀛，系作为媒体分类的期刊的专有名词。[10]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祝辞全文中使用“杂志”一词仅一次，其余则用新词丛报代指，还特别强调日报与丛报皆所当务，“而丛报为尤要”，其表述主要着眼于中华语境。回到近代同人群体办报的历史语境中，分析丛报语义的发生，有助于妥善把握丛报意涵及相关的出版实践。
梁启超的丛报实践，可追溯到《时务报》时期。进入梁氏视野中的西方报刊，不是报道新闻的报纸，而是刊载“分科之学”的杂志。他列举了议院言论、国用会计、人数生死、地理险要等十二种“西人大报”的内容。言政务者，可阅官报。言地理者，可阅地学……“有一学即有一报”。显然，梁启超讨论的所谓“西方大报”，着眼于内容。他把连续出版物全部划归为“报”，或季报、或月报，或每月报，或旬报……或每日报，或半日报，[9]（66）则着眼于刊期而非内容。当中的旬报之所以值得专门思考，主要在于其源自中华文化的时间系统。1896年7月，旬报《时务报》问世，连史纸石印。毫无疑义，中国人农事立国，不进教堂礼拜，以三旬为一月以生命轮回。而西方以四周为一月，七天为一个生活、工作周期基本单位，西方有周报而无旬报同样有其客观依据。旬报是国人依据具体国情对泰西报刊知识的创造性的转化，一定程度上化解异域知识，再融入本土知识体系，透视出近代中国社会精英面对西方文化闯入的无奈更替与更替中的坚守。 汪康年最初欲把《时务报》办成日报，反对者不少。梁启超和黄遵宪“力主旬报”，[11]原因大致有二。第一，旬报体量更大，注重知识信息传播，可刊载“分科之学”。后继的《新民丛报》仍在竭力推崇“办报宜以学科分”。[12]第二，梁启超对日报的观感一向不佳，日报在他眼中近乎毫无优点，报道新闻“明目张胆”，“自欺欺人”，至于论说更是“辗转抄袭”，“读之唯恐卧”。同人普遍认为，将《时务报》办成旬报、五日报皆可，“旬报为妥”，[13]（427）盖在“日报之杂不如旬报之精粹”。[14]（2429）如此主张折射出其对报刊社会功能的敏感。不过，在近现代意义报刊的发展过程中，初始排斥报刊的新闻功能在西方新闻史上同样存在。英法社会精英也是在报刊影响力日甚一日后方转变观念，开始高度重视新闻舆论力量。[15]
旬报的“丛”有标准。《时务报》提出四条报之例：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艺之书。其中，“广”“博”成为梁启超评判报章优劣的标准，后来则表述为“材料富而当”。他认为，“各国之大丛报”，皆“搜罗极博”，“门类极繁”。《时务报》虽系丛报，但每期三四万字，内容丰富，政论为本，论说和译报两项便占去大半篇幅。晚清丛报自此开始分流，除着重于以大众为基本受众的新闻纸外，面向特定人群市场细分的专门性报刊也蔚为壮观。汪、梁等人“又思为学校报，通中西两学”，[16]遂有《蒙学报》之举。专译农业知识的《农学报》、言实学的《实学报》、刊载工商专业信息的《工商学报》、我国最早的数学类期刊《算学报》、纵谈经世之学的《经世报》，除前述依内容分类的出版物外，还有我国最早的文摘性期刊《集成报》、最早的妇女报刊《女学报》。石印丛报接连问世，多达15种，其中维新运动期间创建的学报，半数以上采取石印。[17]
我国最早进行报纸杂志化出版实践的大众传媒，为晚清石印报刊集群。中国报纸杂志化的道路可追溯至维新时期。晚清丛报开启我国“厚报”萌芽。这些丛报每期数十版，字数过万，内容驳杂。《集成报》每册约30页，采录中外各报内容之长，报首恭录，次新闻，后各国杂电。杭州的《经世报》划分了“皇言”“庶政”“农政”“中外近事”等十二大类目。不少报刊还带附页，播植副刊的萌芽。这些石印报刊的新闻出版业务，融入了杂志的编辑体例及其元素。不过，晚清的文化界、出版界，尚未集中关注报纸、期刊及杂志的异同。
晚清报刊与近代报刊要素的互动是不完整的。新闻、言论、副刊、广告，是近现代报刊的四大要素。丛报，往往未同时具备前述四大要素。《算学报》《农学报》等集中刊载本学科的专门化知识信息，依靠发行收入，无商业广告，与现代专业期刊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一致的。《蒙学报》实际是专供学堂幼童使用的教育类出版物。同人报刊倚靠集资创建，发行收入是这类报刊的基本经济来源。《时务报》长期依靠报费，至第57册方开始商业广告，停刊时，商业广告的收入为40元。[18]（72）显然，该报后期扩大经济来源，开始依循现代报业的盈利模式。由此判断，丛报的内容与其说是新闻，不如说是新知。就受众而言，我国近代报刊有专门群体与大众群体之别，但均需具有一定的教育背景。丛报中发行最广的《时务报》，阅者“士约百分之九，商约四五千分之一，农、工绝焉”，[14]（2405）说明其媒体功能以政治为首，故重言论是社会、受众并作的结果。丛报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杂志（magazine），也不全是评论（review），梁启超的标准为刊期而不是内容，故究竟属于专业期刊（journal），抑或报纸（newspaper）均需具体分析。丛报一词，从媒体发展史看，内涵是不稳定的。
晚清报刊与时局密不可分。甲午战败后，大众传媒的功能被重估。内容繁杂的丛报，与社会对各类新知的渴求容易出现同构。社会精英主导下的出版界，通过丛报出版意在对民众进行较全方位的智识启蒙，灌输常识，构造一个逐渐偏向西学的知识世界，也与戊戌变法及其之后的社会变革潮流诉求是同向的。戊戌变法失败后，同人不得不以《强学报》为前车之鉴，再办报事必小心翼翼，徐徐图之，“事不可骤，名不可大，有基弗坏，自能成功，弗为箭把子被人排击也”。[13]（633）丛报体例的执行，合乎同人低调办报的时代心态，无形中宣示了丛报内容的合法性。
同人群体有意或无意地模糊了新知与新闻的界限，以新知面目出现在丛报中的西学，自身也是一種“新”闻，包罗万象，但终为新知识，读者可反复研读，精心珍藏，惜“报”如“书”，惠及后人。对新知的向往，以及“书”“刊”“报”三类媒介元素的混杂，使维新时期的同人无意间开启近代首次报纸杂志化的出版实践。同人办报群体来自传统的士大夫阶层，以接受旧学为主，对新闻出版行业的包括日报在内的商业模式或文化—商业模式产生隔膜是必然的。他们努力借助王权践行经国之大业，依凭传统社会的惯性开展出版事业，进而谋取政治宏图。同人群体奉行媒体工具说，无论政治工具，还是教育工具，媒体均不为本体。因此，晚清丛报实质上是对中国传统图书出版的知识空间的一种极为有限的延伸，其介入虽为传统书籍增加了一些新内容，但仍不足以挑战华夏传统价值体系的根基。
二、书册式：报刊出版的图书表征
报刊出版的书册式，构成复合性思维的第二个矛盾点。晚清时期的报刊并没有创建一个新的媒体范型，不论出版方的编辑、出版，还是受众的阅读，丛报仍局限在书籍主宰的传媒知识空间内。就编辑工作范围的出版物版式及装帧设计看，丛报线装装订，以页为计量单位，一版两页，天头、版框、书衣、书签、版心、鱼尾等元素几乎都能在上面找到;就出版环节看，丛报连续出版，超出了图书出版的范围。这说明丛报新旧并存，其新在出版环节，旧在编辑工作。不过，内容为王，形式反作用于内容，判断丛报的媒体性质还是不能脱离内容要素的。 晚清报刊大部分为书册式，时人尝称册报。自《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始，中华具有近现代意义的报刊发轫于传统的出版物形态——书册式。新信息在旧环境中传播、成长，在旧媒介形态的物质容器内发育，媒体到一定时期水到渠成，除旧布新。具有近现代意义的报刊，本自基督东来。最早走向中国的传教士为躲避清廷传教禁令，尽力避免出版物给中土读者留下异邦印象，其物质外在效仿中国传统出版物，在纸张、油墨、排印、装订上依从中国传统图书样式。[19]后起的外商在华办报，在出版物的外在形态上，虽有所添加，但仍恪守中国传统书籍出版业的出版物形态规范。《申报》借用一定的书册式元素，维持颇久，对开分割为均等的八个版面，中缝颇像中国木版书的残叶，看上去古色古香，可让读者“发思古的幽情”。[20]阅者可将《申报》裁剪后对折，形成齐整的书页，累积后再自行装订成册。在华出版外商努力迎合中国受众的接受偏好，显示出高超的生意经与意识形态输出的本领。而国人主导出版的丛报所采取的线装书媒介形态，属古籍体系，循规蹈矩，其编辑工作方针一般在清廷所容忍的意识形态范围之内。
书册式报刊坚持遵循本土的传统出版。为方便读者根据自己的喜好自行拆分装订，各丛报一般都编排两种页码，一为整本连续性页码;二为根据内容差异而分门别类单独编排页面的页码。《集成报》杂录各方文章，特为门类繁多、次第错杂的内容向读者作出版式承诺：以后按类辑录以归简易。[21]自第三期起，《集成报》还每期刊印两页附订报尾，另编页数以便他日分订，颇具副刊之风。同时，丛报乐于“分篇成册，固甚妙”。[13]（661）《实学报》分天学、地学、人学、物学四大纲，“合为报分为书”。[22]《新民丛报》仍承继此种编排，“本报每类皆各自为业，各自为次，阅满全年后分拆而装潢之可得数十种绝妙佳书”。[23]CADAL数据库中有多家单位都收录了《时务报》，细加对比会发现，部分图书馆收录的底本差别巨大。这与当时丛报多样化的编排体系相关。既有初始报章版本，也有合订成书的版本，合订版又分按时间合订或分门类合订，另有常规的石印版，也有石印缩印版。这些成为维新时期丛报的出版常态。
编撰《西学书目表》时，梁启超将“报章”“游记”“格致”一同归入杂类，曰“无可归类之书”。[9]（82）即使办日报，他也坚持集张成书，“宜分张别行”，纪时务者为一张，纪新闻者为一张，纪商务者为一张，可以分购，可以合购。[24]（2674）丛报内容“新酒”，被置入传统文化出版行业体系之“旧瓶”。丛报出版者大多脱胎于士人，与阅者身份高度重合，容易引发主体间的共情。科举未废除前，考取功名是士子们的人生要义。欧风东渐，西学在科举的比重逐年增加。报刊在连通西学与科举上有两个显著的优势。一方面，报刊降低了科举知识的价格。报刊价格普遍比图书便宜，购买合集更为合算，“阅报而购书即在其中，价廉而所获不少”。[25]另一方面，报刊知识成为科举试题的直接来源，报刊是“知识仓库”和“利禄之路”的结合。湖南士子陈为镒曾奉命代销《时务报》，正是从《时务报》的相关报道中找到可以让他在科举命题作文中畅所欲言的依据。[26]《格致新报》上的问答栏目介绍西方科技，吸引了众多士子，也进入晚清科举考试命题者的视野中。
丛报最终采纳书籍的出版行业形态，在于以学科为标准，意图成为有用之书，而不是报纸。对阅者而言，丛报不仅是一本百科全书，还是一本参考书，可依据自己的喜好和需要，从中找到一些合适信息，打开那扇“通往知识殿堂”的“后门”。[2]（205）晚清丛报可反复阅读，还能够满足应试的不时之需，具有有用之书的市场号召力，也就具有图书的一些特点，彰显一定的图书功能。显然，晚清丛报并未具备近现代意义的报刊性质。
丛报出版的图书走向，体现了出版者的主动性。丛报的译报来源不乏《泰晤士报》《朝日新闻》等域外知名大報，晚清报人显然有充分的条件接触西式的散张报刊。然而，此时的晚清报人并未向近邻日本人学习，而是采纳西式出版业的行业规范，反将中国本土出版物的书册式装帧作为报刊内容的时空表达。显然，出版主体通过中国的出版传统与阅读惯习为报刊出版划定空间形式，没有走向与皇权对立的新式出版人，而是继续做臣服于皇权并在出版物内稍微掺入一点点新知的士大夫，继续尊重古老帝国的权力座椅。新闻纸的天性是追随时间，报刊文本若走向书中经典，追求被更多的人看见与牢记，就不能不与近代报刊业渐行渐远。
三、以石印技术为座架：精雕细琢的出版心态
支撑晚清书册式丛报出版活动的，有一项关键的媒介技术：石印术（lithography），这也是近代报刊生产的第三个矛盾之处。如果三个复合性因素叠合，会发现其呈现出一个倒三角的构型，位于上方的是丛报和书册式，在底部的则是石印术。这也正应验了海德格尔对于技术的理解：技术是一种“座架”。[27]
晚清书册式丛报暗合了石印术所负载的基础设施功用。基础设施在多数情况下静默无言，低调回避。[28]因此，重视石印术有益于准确把握晚清的石印出版物。科技属于生产力，技术是文化，尤其是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重大技术，能够推动社会变革，影响受众的工作与日常生活。分析技术既不应脱离人与技术的关系，又不能仅将技术视作人类生存的工具。石印技术在中国近代出版业中扮演了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石印业的鼎盛发展是在中国”。[29]这项西式印刷术落户中国后，命运优于其母国。技术属于文明，可视为根深蒂固的文化嵌入。[30]石印术在近代中国的作为，可谓嵌入中国传统文化而蓬勃一时，但不应是偶然的。
1798年，德国人塞内菲尔德发明了石印术。[31]石印利用了水油不相融的化学原理，采取两种制版方法：绘石法和落石法。前者需在石版上反写文字后印刷，后者通过转写纸制版。石印的过程需要较强的压力，须仰仗机器。整个19世纪上半叶，欧洲的石印都由手摇石印机完成，每小时仅能产100～120张，速度明显慢于铅印，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32]1859年，照相石印术的发明，提高了制版效率。照相石印术翻印之古本，文字原形，不差毫厘，书版尺寸又可随意缩小，蝇头小字，笔画清楚，在科举时代，颇得考生之欢迎。19世纪七八十年代，蒸汽石印机逐步取代手摇石印机，石印产量一小时可达上千张。[33]闯入近代中国的西方人也将中国带入石印出版时代。 维新时期兴办的石印丛报多为书局代印。19世纪末，中国的石印商以私营书局为主，主要出品举业用书。沪上一地，石印书局有数百家。四马路不仅报馆云集，《时务报》《农学报》《集成报》《算学报》等报都曾栖居于此，还是石印商的聚集地。石印商的逐利性使之不断拓展业务，其中一项就是代印。照相石印术的最大优势在于灵活性，其解构了传统的书籍的线性生产，组织形式迥异于木刻和铅印，实现了更高效的分包生产。书底制作、书底照相、晒制胶纸等印前准备工作都可能与石印书局无涉，如果书坯的装订工作也交由订书作坊完成，那么石印书局的工作就只是将胶纸落石付印而已。[34]这是一件双赢的事情，报馆省去了置办印刷设备所需的资金和人员，石印商赚取了利润。汪康年曾考虑用铅印，这与梁启超意见相左，梁启超以为“顷经费支绌，又非买机器时”，建议“或先作罢”。[24]（1671）铅印价昂，木刻慢，唯石印合用。时务报馆自行排版，聘请了一位写字人，“每日写字2 500以上，月费八元”。[14]（2133）石印机器“索价太昂”，报馆放弃了自置设备。《时务报》在创刊半年内几易代印商，自第18期起，代印者变更为鸿文书局。[14]（2150）《集成报》曾在报上刊登告白，招请精于楷法者抄写报纸，以便代印。《新学报》在章程中便说明，该报是由顺成书局代印的。《格致新报》则由商务印书馆直接出版。
照相石印术不仅复古了古籍式的报刊，还契合了晚清同人精雕细琢的出版偏好。《时务报》横空出世，阅者欣喜若狂，赞其“雕印之雅，尤为余事，足洗吾华历来各报馆之陋习”。[14]（2435）但“雕印之雅”实是误读，倒可视为赞赏。印刷术的发展离不开必要的条件与需求。活字印刷是凸版印刷，常用宋体字，金属活字必须具备一定的厚度，否则不适用于印刷机，因而易隐匿汉字笔锋，工艺要求高，没有一定的社会条件难以流行。宋元以来的社会长期钟爱雕版印刷，雕版印刷手工刻板耗时，虽字体棱角分明，吃墨均匀，但难以大批量快速印刷，这正切合古代中国农耕生活的慢节奏。古代社会对活字印刷缺乏急迫的社会需求。相形之下，石印可弥合铅印和木刻的缺点。晚清石印丛报的出版者对读者阅读体验的重视，超过了既往中国农耕社会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往往不惜成本以飨读者。《萃报》“定稿后精印装订，更须七日，乃能出报”，[35]《集成报》还特别要求用“精楷石印”，还原手写韵味。这般费工费力，就不能不考验出版者承受市场重压的能力。
纸张成本在石印出版物中占据重要位置。石印丛报的出版者可节省初次购买机器的资金，但出版造价总体上高于铅印报刊。造成其成本上升的主要诱因是纸张。这批丛报大都采用连史纸石印。连史纸是晚清国产纸中的精品，轻薄吸墨，石印效果佳，但售价高昂。因此，同时期日报都使用油光纸印刷。油光纸是日本人对中国连史纸的仿制，质地、吸墨度、廉纹等远逊于连史纸。不过，油光纸售价低廉，存在独特的竞争力，有自己的广阔市场。[36]相形之下，19世纪末连史纸价格持续攀升，调高用户的资金实力，不少晚清出版商被迫另选纸张。“一洗浮滥，笔墨雅极”[37]（3388）的《时务报》改由鸿文书局承印后，纸墨顿失既往水准。黄遵宪焦急万分指出：“宁可加价，断不可因惜费而误事也。必须改商照原墨原纸，庶阅报人无责备之辞，当精益求精，不可授人以隙也。”[14]（2153）然而，一厢情愿与士大夫情怀改变不了市场的冷酷无情。
晚清出版商用纸的变化，降低了出版者的经济收益。连史纸石印的丛报带给阅者高起点的阅读体验，出版物物质外在的品质下调，造成特定阅者的不满，最终影响终端，造成丛报销售量的持续下滑。面对报刊石印不斷抬高的成本，坚持连史纸张印刷的出版者却未调高售价，亏损持续，收支无法平衡，不得不面对破产结局。《时务报》后期换洋纸改铅印系无奈之举。其铅印的风貌大不如前，严复斥为“书丑、纸粗”，[18]（190）夏曾佑专门致信汪康年，要求“仍须石印，不可用铅字”。[24]（1199）如此双重挑战与挤压，最终将报馆推向经济泥潭。
晚清石印出版物的命运，折射出出版者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这些石印出版物证明，石印技术在画报业、文字报刊的领域同样能够大有作为。媒介技术既是工具，又因出版主体的使用，通过一定的出版物形态与一定的精神定势相呼应，仿佛有精神的主体。晚清石印术以《点石斋画报》和维新时期的丛报为突破口，打造、构筑了我国近代石印报刊生产的两座高峰，在新闻出版史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然而，脱离时代的审美趣味容易走向落后。媒介技术并不是精神本身，媒介形态也不是内容本身，但总是脱离不了具体的社会环境。维新时期石印报刊的短暂寿命，与出版者未能与时俱进息息相关。戊戌变法的失败，导致政治力量多元化介入报刊的社会空间大为缩减。
四、报刊的主流与非主流
石印书册式丛报是多种要素与时代的因缘际会，以复合性思维辩之或许更为恰适。新闻史中的媒介现象在当事人看来是“一”而不是“二”，[3]（571）但“后见之明”却可断为复合性的。
1. 石印书册式丛报与印刷术密切相关
在印刷史中，石印术不容忽视。首先，石印术扩展了人的感受力。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讯息”，这一判断表示“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媒介是人类感官的延伸，人类感官也是我们个人精力的基本支出。[38]这就是说，其一，先在的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一定程度上成为新兴的石印术的内容及来源，为石印书册式丛报注入前在图书要素，西式铅活字印刷术的东土落地因晚清的时间横截面而模糊了西方出版史的先刊后报的发生轨迹，促使刊报同期。书、刊、报三大要素成就了石印书册式丛报在中国而不是西土的发生。其二，由石印术将书刊报元素凝聚为一体而成就的石印书册式丛报，强化了晚清士大夫的眼球感受能力，拓展其视野，既超越雕版印刷，又具备在照相术未问世时期的铅活字印刷术所不具备的优势。其次，石印术凝聚了志同道合者。把报办成丛报，分门别类成书，选连史纸精心石印为刊，切乎同人的审美趣味，一个特殊的部落出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晚清社会空间内。 2. 石印书册式丛报与社会密切相关
（1）石印书册式丛报离不开一定的人。脱离政治的豢养，石印术在晚清的报刊市场里，终难免生存、发展资源的短缺。除《农学报》外，晚清丛报大都只存活一两年，最短者仅发行数月。石印书册式丛报是同人群体学问、信仰、道德三位一体的出版实践。甲午战败，惋愤时局，一向只观圣贤书的文人开始自省，“西人学术，未始不可资中学之助”。[39]文人们接纳了以分科为标志的近代知识，因应在近代所遭遇的“知识论危机”。[40]其创立以“分科之学”为旨趣的丛报，将其移植入本土的知识架构，实现西式报刊知识的创造性的转化。出版者看重清誉，论说署实名，译文标注出处，文章署名有误对“体面声名大有妨碍”。[37]（2988）丛报忌“剿说”“杜撰”[13]（460）和“无谓之议论”。[13]（461）《实学报》创刊时特禀官道出谕，禁止翻印，只因深恐翻印者不加详校，致误学者，“以致无益，是为至要”。[41]《集成报》发行半年后决定“购办精美机器专印报章”，自办石印，原因是“书局代印报章未能一律精良”。[42]
（2）石印书册式丛报离不开一定的时局。晚清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程度渐深，沿海与广大内地，工商社区与农耕社会，西洋文明与传统文化，如此撕裂造成中国近代的畸形，构成石印书册式丛报东方生存的特殊气候。“哲人畸士之心血沁于报纸中者，云胡可量”。[43]作为一种媒体，石印书册式丛报之“报”不止于日报，新闻纸所传播的信息也不尽为新闻。而办报和作文有联系，终属两行。在媒体的属性上，石印书册式丛报出版同人高度重视群体趣味，对媒介的市场属性是缺乏清醒的认识的。面对市场压力，石印书册式丛报缺乏成功应对。在报刊定价上，尽管形势有变，但出版者往往长年维持丛报零售1角5分、年订阅4元的售价格局。1897年下半年以来，纸价上涨的新闻频现报端，[44]连实力雄厚的商业报刊都感到压力。是年农历八月，《新闻报》自1894年5月以来首次涨价，从八文涨至十文。[45]相形之下，丛报仍多维持原价。在收取报费上，丛报缺乏有效的内部监管机制。先付报资的发行规则被人情社会击碎，丛报遭遇了严重的报费拖欠问题。以《时务报》第39册公布的收支表[46]为基准，其统计该报石印发行第一年的报费收取情况。根据寄报数和收款数计算，全国141个派报处应收报款总额47 495.1元，实收报款总额24 954元，收款率仅五成。更为夸张的是，141个派报处仅19处收齐报费，报费拖欠率近九成，多达35个派报处分文未收。此番遭遇绝非个案。《集成报》第34册仍在催收代派处速结清报款，不能再缓。如此经营，出版者已是“不惜垫应工本以广饷”，遗若日复一日，“虽有大力难乎为继”。[47]一语成谶，该期竟成为《集成报》的“绝唱”。在发行上，同人们表现出极度怪异的“任性”。时务报馆曾为读者设置了五年的预订期，“先行挂号交报费十两者送报五年”。[48]漫长的预订期也使报馆丧失中途加价的机会。《时务报》发行的第二年起，除上海外，其余各地不再零售。零售本为媒体收入的重要渠道，出版者为何要自断财路？依报馆的解释，一是“彼此易于核算”，二是“免余存各报有参差不齐之病”。[49]这般发行思路，近代报业史中不多见。
（3）石印书册式丛报与出版主体的认知与能力密切相关。媒体终由人来操办，需懂业务、识行业、解时代并善于因势利导的优秀专业人才。第一，晚清石印书册式丛报的出版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捍卫传统的行业出版规则，将近代报刊引向书籍的知识空间，不无短视、颟顸。另一方面，也有顺应时代的面相，在出版物的样态内注入新元素，能够徐徐图新，最终迈向散张，也在传统的墙壁上撕出裂口。即便如此，维新时期的石印书册式丛报距离成为真正意义上要素齐全的近代报刊，尚存一定距离，无法满足时代需求，一定程度上是脱离出版业发展规律的。石印文字报刊附着了晚清知识精英沉重的社会使命。从传递多样化的新知角度而言，丛报需容纳尽可能多的文字信息，附和传统读者，又时不我待，满足全社会急切的启蒙需求，不无内在撕裂。石印书册式丛报一开始就与石印技术最擅长的视觉领域渐行渐远，呈现出特殊的中国式面貌。
第二，晚清石印书册式丛报的出版者，存在明显的保守性。面对新旧时代更替、交织的局面，出版者的认知模式不无落伍成分，加之自我调适不足，以至于出版能力无法适应出版业的变化，自救无方，最终走向式微。谁都难免历史局限性，不可能跳出时代的手心。即便所谓的矛盾，系事后分析，同样摆脱不了时空局限。中国是儒文化的中心，是汉字文化圈的中坚与旗舰。面对中西近代互动有一个调适的过程，存在一定的滞后也在情理之中。晚清丛报虽尚未自暴自弃，出版者终有历史的局限性。出版物形态的变化落后于内容，中国出版者的自我调整在五四运动后方走向行业激进，但同样交付了不菲的学费。印刷术有生就会有灭，其历史轨迹非单一力量可以左右，复合性思维有助于后人更真切地逼近历史真相。
没有强劲的社会影响力，就不属于主流媒体;没有社会进步作用，也就无所谓主流报刊。科技、媒体形态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相联系的。媒体的发生是多元力量作用于一定的历史长河中而激溅的浪花。关注各种不同类型的报刊，或许有助于对报刊史的研究提出更有益于深思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De Vinne， Theodore Low.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M]. Amarica： Nabu Press， 2010： 22.
[2] 彼得·伯克. 知識社会史（上卷）：从古登堡到狄德罗[M]. 陈志宏，王婉旎，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3] 王汎森.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
[4] 卡尔·曼海姆.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 李步楼，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27.
[5] 米歇尔·福柯. 福柯文选III：自我技术[M]. 汪民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11.
[6] 许慎. 说文解字注（上）[M]. 段玉裁，注. 许惟贤，整理.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185.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新华字典（大字本）[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74.
[8] 马光仁. 上海新闻史（1850—1949）[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269.
[9] 梁启超. 梁启超全集[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0] 东亚观念史集刊编审委员会，台湾政治大学东亚观念史集刊编辑部，韩国翰林大学翰林科学院，等. 东亚观念史集刊：第四期[M]. 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13：391-415.
[11] 梁卓如孝廉述创办时务报源委[J]. 知新报，1898（66）：4.
[12] 丛报之进步[J]. 新民丛报汇编，1903：838.
[13] 上海图书馆. 汪康年师友书札（1）[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
[14] 上海图书馆. 汪康年师友书札（3）[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
[15] 欧阳明. 外国新闻传播业史稿[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73.
[16] 蒙学报演义报合叙[J]. 时务报，1897（44）：5.
[17] 韩琦，米盖拉. 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24.
[18] 闾小波. 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19] 米怜. 马礼逊文集：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M].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120.
[20] 本报原始[N]. 申报，1947-09-20（017）.
[21] 集成报章程[J]. 集成报，1897（1）：1.
[22] 实学报馆启事[N]. 新闻报，1897-09-04（001）.
[23] 本馆之特色[J]. 新民丛报，1902（1）：4.
[24] 上海图书馆. 汪康年师友书札（2）[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
[25] 渝报章程十五条[J]. 渝报，1897（1）：1.
[26] 潘光哲. 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261.
[27] Martin Heidegger.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M].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77： 3-35.
[28] 约翰·杜海姆·彼得斯. 奇云：媒介即存有[M]. 邓建国，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39.
[29] 芮哲非. 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M]. 张志强，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11.
[30] 唐·伊德. 技术哲学导论[M]. 骆明月，欧阳光明，译.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7：52.
[31] Alois Senefelder. The Invention of Lithography[M]. New York： The Fuchs&Lang Manufacturering Company， 1911： 18.
[32] Michael Twyman. Early Lithographed Books：A Study of the Design and Production of Books in the age of the Hand Press[M]. Viiginia： Bookpress， 1990： 21.
[33] 贺圣鼐，赖彦于. 近代印刷术[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19-20.
[34] 徐世博. 清末科举停罢前的上海“书局”考论[J]. 文史，2019（2）：241.
[35] 萃报馆简明章程[J]. 萃报，1897（1）：1.
[36] 杨大金. 现代中国实业志（上）[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318.
[37] 上海图书馆. 汪康年师友书札（4）[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
[38] 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 何道宽，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3-50.
[39] 罗振玉. 雪堂自传一[J]. 古今，1942（1）：11.
[40] 章清. 会通中西：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479.
[41] 本馆告白[J]. 实学报，1897（1）：1.
[42] 本馆告白[J]. 集成报，1897（23）：1.
[43] 梁启超. 饮冰室丛著第十一种：饮冰室自由书[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168.
[44] 紙行集议[J]. 集成报，1897（25）：19.
[45] 本馆告白[N]. 新闻报，1897-08-28（001）. [46] 本馆寄报收款清表[J]. 时务报，1897（39）：1-2.
[47] 本馆告白[J]. 集成报，1898（34）：1.
[48] 本馆告白[J]. 时务报，1897（17）：2.
[49] 本馆重定章程[J]. 时务报，1897（31）：1.
Lithographed Book-Type Journals： Compartmentalized Thoughts of Publish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ZENG Dan， OUYANG Ming（Journalism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School，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Lithography， book-type and journals are not very compatible with the concept of contemporary publishi ng. During the 1898 Reform Movement， some publishing houses of that time organized a series of newspapers and published lithographed book-type style of journals which formed a unique media landscape， represented by the Chinese Progress. These journals were embedded in the newspapers publish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accepted the modern knowledge marked by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different disciplines. With the guidance of compartmentalized thoughts， they transplanted the knowledge of western newspapers into the local knowledge framework， and realized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s a kind of infrastructure for printing technology， lithography reconstructed the modern press culture in China. These publishing houses were not only the defender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 but also the opponents. Compartmentalized thoughts represented the complex mentality and structural cognition of them.
Keywords： lithographed journal; late Qing Dynasty; compartmentalized thoughts; book-type
作者信息：曾丹（1987— ），女，重慶大足人，讲师，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新闻传播史;欧阳明（1957— ），男，湖南常宁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应用新闻学。